（修改稿）

孙景坛

提要：本文认为：五四反专制是正确的，但有很大的局限性。1、反专制只反儒家，不反法家。其实，“三纲”理论出自韩非，不出自孔、孟；2、法家的思想专制比儒家更专制，如“焚书坑儒”；3、没有触及专制体制。中国古代的专制体制是小农经济和郡、县制，小农经济虽与儒家有关，但与法家的关系更密切；而郡、县制则出自法家，不出自儒家。

关键词：三纲 三顺 董仲舒 韩非 思想专制 焚书坑儒 小农经济 郡县制

五四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是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首先是反专制，专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特点，是封建专制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五四首开反专制的先河，这在中国现代是个巨大的进步。但五四反专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1、没有真正挖出专制思想的理论渊源；2、在反思想专制上，只反儒，不反法；3、忽略了对专制体制的批判。本文想就这三方面谈点管见，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

一、谁是专制思想的“始作俑者”

提起封建专制，中国人无不深恶痛绝。孔子有句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1）谁是中国封建专制思想的“始作俑者”呢？当时都指斥孔子或儒家。

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政治道德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刚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三纲之说为之也。”（2）易白沙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3）吴虞说：“孔子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虽有公平之理，亦断不能行。”（4）

诚然，“三纲”是中国封建专制的思想根源，“三纲”的创始人是汉儒董仲舒，但这里有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不能把董仲舒的儒与孔子以及先秦儒家儒混为一谈。我们知道，儒同法、道、墨、阴阳等一样，都是先秦的一个学派。这些学派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并有其特定的含义的。离开了先秦特定的历史条件与含义，是无所谓儒、法、道、墨、阴阳等家的。西汉以来的儒，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叫儒，如果硬要以儒冠之，至多叫后儒。（5）后儒是封建统治阶级编造的骗人把戏，如说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个瞎话。

先看“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蚡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6），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

再看“独尊儒术”：《汉书·武帝纪》又载：由于武帝好儒，武帝五年，“置五经博士”；武帝六年，“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可见，不是董仲舒叫汉武帝尊儒，而是汉武帝尊儒才请出的董仲舒。而且，“独尊儒术”只是说说而已，董仲舒本人也未做到：他“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居舍，著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7）这真是个大笑话！一个“独尊儒术”的人却满口“阴阳灾变”，还要他的弟子来教训。事实上，董仲舒一生最好的不是儒，而是阴阳学说。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是以此来曲《春秋》的。

第二，“三纲”的始作俑者不是孔子或儒家。“三纲”是一种封建专制，但这种专制思想无论是在孔子或儒家的亚圣——孟子那里都找不到。

易白沙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讲学不许问难”等都缺乏根据。说孔子尊君权，证据只有一个，即《论语·颜渊》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只是君、臣、父、子内在的自我约束，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强制要求。涉及到君臣关系是，《论语·八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怎么能说“尊君权漫无限制”呢？孔子讲学，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8）；“不耻下问”；（9）“诲人不倦”（10），怎么能说不许问难呢？

孟子虽然有“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11）的思想，但他的“君臣上下”都是对应关系。如《孟子·万章下》说：“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不过，孟子更重视臣，“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12）“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3）“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4）孟子还有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5）这哪有一点专制味道？

在先秦，真正具有专制思想的是法家，特别是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提出：1、君权至上。“明主之国，令者，言贵者也”（16）；“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7）2、君臣关系是君对臣对臣的单方面的役使。“夫明君者，能畜其臣下者也”；（18）臣应“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19）。“君操其柄，臣效其形。”（20）3、在法、术、势中，特别重视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21）“主用术，则大臣不得擅断，近不敢卖重。”（22）4、废分封。因为分封“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23）5、忠、孝标准。“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24）。最后，他在全面总结专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25）这才是“三纲”的始俑。五四反专制思想不反韩非，是何等的错误！

第三，“三纲”的理论基础也不来自孔子或儒家。吴虞把“天尊地卑”做为“三纲”的理论基础，与董仲舒的原意不合。《春秋繁露·基义》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天之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天为君而复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主）之。阴为妇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可见，“三纲”是取“阴阳之道”，“天尊地卑”也是“阴阳之道”的体现。

“阴阳之道”是从哪里来的呢？最早传说伏羲氏作的“八卦”中有阴阳，再就是西周初年的《周易》中有阴阳。第一个用阴阳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是西周未年的伯阳父，如《国语·周语》说：“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失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但是，将阴阳观点理论化了的是战国中、晚期成书的《易传》，如《易经·系辞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做成物”；“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措。”董仲舒创立“三纲”时，吸收的正是这种理论。

《易传》的阴阳思想是先秦阴阳家的理论，不是孔子或儒家的学说。虽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於易则彬彬矣。’”但这种说法早已被理论界所否定。因此，用阴阳学说的“天尊地卑”来批评孔子或儒家是不对的。

二、哪家的思想专制更专制

“五四”反思想专制矛头也是对着孔子或儒家的。如吴虞说：“自也氏诛少正卯，著诲圣言，非圣无法之历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异端，自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明李卓吾以卑诲孔、孟，专尊释氏，为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26）思想专制的另一面是愚民政策。吴虞又说：孔学“就是教一般人恭恭顺顺地听他们一干在上的人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变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27）这些看法也值得商榷。

第一、如何理解孔子或儒家的思想专制？孔子诛少正卯是个历史悬案，自古及今都有争议。匡亚明先生的最新研究认为：此事见《荀子·宥坐》，不见《左传》、《国语》等离孔子时代较近的史籍，《宥坐》又是战国后期荀子后学的作品，不足置信；孔子为政七日，即杀大夫，不可设想；与孔子的“子用政，焉用杀”思想不合，因此此事为子虚乌有。（28）吴虞以此立说，根据不足。孟子辟杨、墨，虽实有其事，但应属学术批评，如硬要说成是思想专制，未免牵强。

第二，法家的思想专制比儒家更专制。先秦法家的重要代表商鞅，在秦变法时，“燔《诗》、《书》以明法令”（29），首次将思想专制政策化、法律化。商鞅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法家的另一个代表韩非的称赞，并做了理论论证：“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30）。焚书还不行，还要禁止言论自由：“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31）禁止言论自由还不行，还要禁止思想自由：“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32）如果有人胆敢犯禁：“破其群以散其党”，“灭其迹”。（33）这不是充满血腥的思想专制吗？

继商鞅之后，李斯在全中国范围内大规模地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曰：‘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进曰：‘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髃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看！不许讲话，焚书，杀人，乃至灭族，思想专制真是令人发指！

在“评法批儒”年代，有人将李斯的焚书说成是“儒法斗争”、是分封制与奴隶制的斗争，这与史实不符。首先，儒家从没有坚持分封制，反对郡、县制之说，在孔、孟活着的时候，郡、县制还没有问世。另外，分封制不等于奴隶制，郡、县制也不是封建制的唯一形式，坚持分封制，不等于就是要复辟奴隶制。其次，淳于越是儒生，但这只是书生的代名词，不是指儒家。淳于越提分封，完全是从巩固新生的秦政权为出发点的，根本不是为了复辟什么“西周奴隶制的分封制”。秦统一六国之初，丞相绾等人就提出过，“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34）这同淳于越的看法相同。再次，淳于越的看法不无道理。西周初年，“小邦周”统治“大邦殷”的经验，就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35）。尽管后来发展出了诸侯割据，但那已是东周后期的事了，在整个西周中前期的作用都是积极的。秦始皇不纳忠言，不吸取历史经验，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一呼，天下揭竿而起，秦无任何亲戚可屏，迅速灭亡。果然被淳于越中了！后来，汉高祖邦巩固政权的办法，就是淳于越提出的部分地分封同姓王的办法，汉正是由部分地分封同姓王逐步过渡到统一中央集权制的。

继李斯之后，秦始皇大规模坑儒（这里的儒，亦仅指书生，不是儒家）。《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秦始皇晚年好迷信，幻想长生，侯生、卢生欲为他求不死药，又对他的残暴不满，私下议论“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四]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於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逃之夭夭。始皇对他们的批评恼羞成怒：“诽谤我，以重吾不德”，“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下令捕杀。“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种思想专制可谓登峰造极矣！

五四反思想专制为什么只反儒家，不反法家？这不是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吗？难道只许法家放火，不许儒家点灯？自董仲舒开始，后来中国古代的思想专制，实均出于法家，而不是儒家。

第三，关于愚民政策。不能否认，孔、孟都有愚民思想。如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6）孟子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37）但是，对孔、孟的愚民思想还应做以下三点分析：1、孔、孟都是教师，如果真搞愚民政策，与他们的身份有予盾；2、孟子的“劳心”、“劳力”说还有合理因素，它首次肯定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3、孔子还有富民和发展教育的思想。“孔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38）4、孔、孟都没有将愚民思想变成愚民政策。应当指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将愚民思想变成愚民政策的是法家。如《商君书·垦令》说：“无以外权爵任与官，则民不贵学问，又不贱农，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安而不殆”；“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游于百县，则民无所闻变见方。民无所变见方，则知农无从商其故事，而愚民不知，不好学问。愚民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这里明确提出不让民贵学问，愚民好干活；韩非说：“事知者众则法败”（39），“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40），“古者黔首悗密惷愚，故可以虚名取也。”（41）这里明确提出愚民对专制有利。另外，商鞅、李斯焚书，秦皇坑儒，都以毁灭文化、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为目的，韩非还将知识分子看成白吃饭的蠢虫；韩非、李斯还都主张治国“无书简之文”、“以吏为师”，要倒退到蒙味时代去。天下还有比这等愚民政策更愚民的了吗？

三、为什么不反专制体制

五四反专制，只反了专制思想和思想专制，没有反专制体制。专制体制是封建专制的物质基础，没有专制体制，任何专制都是难以实现的，五四不反专制体制是个大漏洞。什么是专制体制呢？专制体制包括两方面，即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中国古代，专制体制的政治体制就是郡、县制，经济体制就是小农经济。

如果说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始于秦王朝的话，郡、县制也始于秦王朝，商鞅在秦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42）这是郡、县制的雏形。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43）这就是完善的郡、县制。秦虽二世而亡，项羽恢复了分封，但很快就是楚汉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汉胜。汉承秦制，又强化了这种体制，以后代代相传，沿袭了两千多年。

为什么郡、县制是专制体制呢？1、这种体制可使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经济、人事等大权于一身，中央机关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全国一盘棋，废除了由分封制可能造成的死角。2、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员都由皇帝直接任命，考核、监督、撤换和晋升，各级官员必须直接向皇帝负责。3、中央机关实行分权制，地方只有行政、司法和税务权。4、整个政治体制是金字塔，皇帝既是这个金字塔的轴心又是这个塔的塔尖，下面各官员都是塔身。5、各官员之间又按金字塔的结构分成许多阶梯，各阶梯之间的等级森严、不可逾越。这样君主至上，专制就不可避免。

与郡、县制不同的是分封制，中国春秋战国以前的体制就是分封制，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的体制也是这是种体制。这种体制就很难专制（以中国为例）：首先，分封是国中树国。每树一个国，即一块封地，都使原树封国的实力相对削弱；同时被树起来的封国，在其自己的领地都有独立的立法、司法、行政、军事、经济、人事大权，进而成为原树封国的异已力量。如春秋时期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等。其次，在本国之内，国人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左传》闵公二年载：“狄人伐卫。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 ：‘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 ！’”“遂灭卫。”国中有大事，要征询国人，如《周礼·大司寇》说：大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左传》定公八年载：“卫侯欲叛晋……公朝国人，使贾问焉，曰：‘若卫叛晋，晋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 ：‘五伐我，犹可以能哉！’……乃叛晋。”再次，如果搞专制，势必短命。如《国语·周语》载：“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 ：‘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 ：‘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第四，允许言论自由。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载：“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 ：‘毁乡校，何如？’子产曰 ：‘何为 ？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因此，在分封制下，只能实行民主政治。

小农经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于春秋，成熟于战国。首先，最早的小农经济思想，是孔子提出的“均无贫”。（44）其次，是孟子的“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孟子·梁惠王上》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在《孟子》中凡三见。另外。《孟子·滕文公上》孟子还有一种小农经济模式：“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始亲睦。”再次，就是法家学派的先驱——荀子，他也赞同孟子的小农经济模式：“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也。”（45）

将小农经济思想由理论变为现实的是战国时期的法家变法。李悝在魏“尽地力之教”，搞的就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的小农经济；（46）商鞅在秦变法，搞耕、战。耕，就是利用小农经济提供粮食；战，就是利用小农来打仗。商鞅发展小农经济的措施大致是：1、“制辕田”。（47）“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48）；2、来民。招三晋“上无通名、下无田宅”（49）的人来垦荒，谁垦归谁，并给立户；3、实行分户制度。“民有二男以上不

分异者，倍其赋。”（50）4、奖勤罚懒。“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51）秦就是靠小农经济的力量统一中国的。

自秦以后，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小农经济一直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国历代的太平盛世，无不是小农经济的繁荣，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北宋的“仁宗年代”，清朝的“康乾之治”等。历代的农业政策都与稳定小农经济有关，如“禁止土地买卖”，“抑制土地兼并”等。历代农民起义，都是小农反抗封建压迫、重建小农经济的斗争。小农经济同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命运息息相关。

小农经济为什么是专制的经济体制呢？因为：1、“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相互隔离。”（52）要把小农经济组织起来，必须要有强大的王权。商鞅当年的做法是，“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53）2、小农经济一定要以整体形式存在，分散的、少量的小农经济是维持不下去的。因为，它一方面很不稳定，极易两极分化；另一方面又受到地主、资本家经济的蚕食。为了维护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就需要强大的王权：一方面来保护其土地所有，另一方面来打击豪强势力。小农虽然也恨王权，但只恨昏君、赃官；他们更需要好皇帝和清官。3、小农经济由于自己有一块地，所以总是在种植理想。他们最高的理想就是“大同”， 最低理想是“小康”，如《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是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乌托邦”；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选也。”“是谓小康。”小农的理想是美妙的，但由于自身的政治、经济力量非常软弱，所以他们总把希望寄托给“救世主”或“大救星”，这就为专制提供了可乘之机。4、小农的需要层次低，容易满足。如果说马思洛将需要分成四个层次的话，小农则仅停留在第一个层次的第一个问题上，即吃。两千多年来，有了饭吃，他们就欢天喜地，高呼当权者“万寿无疆”（55），吃不上饭就造反。另外，由于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所以分散、保守、落后、自私就成了他们致命的缺点。从需要层次上说，他们没达到要求民主的程度，从物质生活状况上说，他们不具备实行民主的客观条件，这就使专制变成了现实。小农经济是专制政权的经基础。

与小农经济相反，完善的地主经济是领主制 ，领主制的经济是大分子结合体，它本身不需要专制。如同建造金字塔，用2.5吨重的石块堆积无需砌缝，若用一粒粒黄沙来堆积则要100万号的水泥。领主保卫自己的领土有军队，实现自己的愿望靠才智，发表自己的看法上议院，因此这种经济是专制不起来的。

但是，无论是小农经济还是郡、县制，在其生产之时，都有其进步意义。前者解决了我国古代奴隶制经济解体以后，社会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后者为由经济的变化而引起的社会动荡提供了稳定的机制。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二者的弊病都相当大，前者重农抑商，后者扼制民主，使中国历史徘徊了近十个怪圈也进入不了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五四反专制的局限性的确很大，它不仅严重影响了反专制的效果，而且对后来的思想界、乃至社会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1、“打倒孔家店”只讲政治性，不讲科学性，首开中国现代扣帽子、打棍子歪风之先河。虽然五四针对的都是死人，发展到了文革，挨整的都是活人。2、反封建专制就是砸碎了孔庙中的一个偶像，如同阿Q革命就是砸碎了一块“皇帝万万岁”的龙碑一样，都只注重外在化。发展到了文革，“扫四旧”就是乱打、乱砸，物质地毁坏古迹，毁灭文化。3、反儒不反法，致使法家封建思想横行，乃至泛滥成灾。发展到文革，“四人帮”一伙公开打出法家旗号，在中国大搞秦始皇的封建暴政，致使成千上万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饱受其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是五四不良倾向的遗风。中国有名俗话，“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在纪念五四70周年之际，我献上这篇拙作，就是希望人们在发扬五四精神的同时，吸取五四的教训，更好地搞好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历史文化的反思。

注：

（1）（11）（12）（13）（14）（15）（37）《孟子》：《梁惠王上》；《尽心上》；《离娄下》；《万章下》；《梁惠王下》；《尽心下》；《腾文公上》。

（2）《独秀文库》：卷一，《1916年》。

（3）易白沙：《孔子评议》（下），载《青年杂志》，1916年2月第1卷6号。

（4）（26）（27）《吴虞文录》：卷上，《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卷上；卷上。

（5）此处的儒特指董儒即董仲舒。

（6）（7）（34）（42）（43）（50）（51）（53）《史记》：《儒林列传》；《儒林列传》；《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秦始皇本纪》；《商君列传》；《商君列传》；《商君列传》。

（8）（9）（10）（36）（38）（44）《论语》：《为政》；《公冶长》；《述而》；《泰伯》；《子路》；《季氏》。

（16）（17）（18）（19）（20）（21）（22）（23）（24）（25）（29）（30）（31）（32）（33）（39）（40）（41）《韩非子》：《问辩》；《扬权》；《忠孝》；《有度》；《扬权》；《难三》；《和氏》；《和氏》；《忠孝》；《忠孝》；《和氏》；《五蠢》；《五蠢》；《说疑》；《诡使》；《五蠢》；《显学》；《忠孝》。

（28）匡亚明：《孔子评传》

（35）《左传》：定公四年。

（45）《荀子》：《大略》。

（46）（47）《汉书》：《食货志上》；《地理志下》。

（48）朱熹：《开阡陌辩》。

（49）《商君书》：《徕民》。

（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路易 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54）《诗经》：《七月》。

（修改说明：1、基本观点、论据、论证和结构未动，与原作无异；2、主要对语句、文字做了些加工；3、重理了一下注释；4、新补了《提要》和《关键词》。于南京“困 陋 斋”）

原载：《南京社联学刊》（内部刊物），1990年第1期（1989年增刊“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