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说明〕此文虽是首发，实为10年前之旧作，与小文《毛泽东早期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主题蝉联。在昔董子有言：“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治古典，亦不得谓天人古今之道为失其守。然其间虽曾有意作进一步申论，终而力不从心。今姑假“孔子2000”网站发布，以祈学界言“文化”者教正焉。
〔提要〕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的理论问题，是评价毛泽东晚期功过的焦点，也是社会长久关注的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提出过文化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则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有系统的论述。文化革命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宏大愿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概念应该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区分开来，不应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而讳言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正文〕
文化革命是毛泽东一生都十分注重的理论问题，是评价毛泽东晚期功过的焦点，也是社会长久关注的带有现实性和普遍性的一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提出过文化革命的理论。列宁在1923年《论合作制》一文中首先提出了文化革命概念，他说：“有了完全合作化的条件，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我们目前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斯大林在1927年至1939年，多次重申了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
列宁、斯大林文化革命理论的核心是要把文化“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1）它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学说和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文化建设经验的总结，是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开始以后提出来的。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则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新文化运动中就提出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又有系统的论述。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毛泽东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三个阶段。1920年秋冬以前，毛泽东处在求学阶段，对中外文化的吸收、比较和批判最为集中。这时期毛泽东虽然没有正式提出文化革命的概念，但已表述了文化革命的明确含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吸取党内集体智慧，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其中也包括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内容及其与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的相互关系。“文化大革命”前后，毛洋东认为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根本政变以后，文化革命仍未完成，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就还没有最后确立，从而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从文化革命开始，很快就被林彪、四人帮利用，成为他们全面夺权的借口。
本文认为，文化革命理论反映了毛泽东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和一个知识分子的宏大愿望，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革命概念应该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区分开来，不应因为有“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内乱而讳言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以下分三个阶段概述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
一、毛泽东早期的文化革命概念
1912年6月在保留下来的毛泽东最早一篇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有“数千年来民智黑暗”的话。1917年夏在《〈一切入一〉序》中，毛泽东说：“今世学问之途愈益加辟，文化日益进步。”又说：“吾国古学之弊……累数千年而无进也。”提到了“文化进步”和“无进”的概念。到1917年2月23日《致黎锦熙信》时，毛泽东说：“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其中虽然没有文化革命的正式表述，但“根本变换全国思想”的含义，也就是要进行文化革命，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文化革命的概念。
此后，毛泽东对于文化革命，不时有各种表述。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时，确定学会的最初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提出了“革新学术”的概念。l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论述世界革命时，提出思想解放、宗教改革，“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在学术方面，主张澈底研究”。1919年7月21日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称新文化运动为“新学”，称蔡元培、陈独秀等人是首倡革新，“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提出了“新学革新”的概念。该文同时还引录健学会发起人陈润霖的话说：自从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以来，向学校注入哲学思想，人生观念，“使旧思想完全变换”。1919年8月4日《民众的大联合（三）》中提出了思想开放、思想解放的概念，说：“于今却不同了，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在1919年9月《〈新湖南〉周刊第七号刷新宣言》中，提出该周刊有四项宗旨，第二项为改造思想。这些概念和提法，都具有文化革命的含义。
这时期关于文化革命的具体内容和毛泽东所持的态度，有四个方面值得注意，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理论还是不清晰的，毛泽东早期文化观还处在不断充实和探索之中，中间多有反复和扬弃。
第一，对中国古代学术的态度，有一个从向往、赞同到否定、批判的转变。毛泽东在青少年时期最先受到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有许多研求古代学术的言论。1915年6月《致湘生信》中，毛泽东引述他所崇拜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求学经历说：“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同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中称道国学说：“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1916年2月29日《致萧子升信》中开列了经史子集77种古籍书目，说：“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但是到1917年夏《〈一切入一〉序》中，毛泽东就转而批评古代学术的知识体系，说：“吾国古学之弊，在于混杂而无章，分类则以经、史、子、集，政教合一，玄著不分，此所以累数千年而无进也。”同时称道西方学术说：“若夫西洋则不然，其于一学，有所谓纯正者焉，有所谓应用者焉，又有所谓说明者焉，有所谓规范者焉，界万有之学而立为科。于一科之中，复剖分为界、为门、为纲、为属、为种，秩乎若瀑布之悬岩而振也。”到
1919年7月《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更是严厉指出：“中国什么‘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统’，‘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
第二，在文学革命方面，毛泽东既表述了关切的愿望，同时又流露出某种抵触的情绪。当时致力于文学革命而又和毛泽东关系切近的一个人，就是黎锦熙。1915年9月，黎锦熙担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主张把小学国文（即文言文）改为国语（即白话文），发表了《论教育之根本问题》等文章。毛泽东向黎锦熙请教学问，同时说到北京臭腐，不可久居，对黎锦熙在北京做官表示“大惑不可解”。（2）等到黎锦熙主张实行白话文时，毛泽东表示了不同意见，也曾想介入争论，但终于避开，转而同黎锦熙讨论体育问题，即德智体三者的平衡发展问题，写了长文《体育之研究》。毛泽东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即《论教育之根本问题》——引者注）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3）反映出毛泽东与黎锦熙关注点的不同。而毛泽东在论述德智体时，主要继承了中国古代仁智勇的思想，并且多次提到西式体操锻炼的弊病，说明毛泽东对新兴的白话文等运动的反应比较缓慢。以后毛泽东还曾向黎锦熙表示，他对国语、文字学、言语学都很想研究，两次向黎锦熙索取书籍资料，表示“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4）然而毛泽东研究白话文的时机并没有出现，毛泽东自己也说他是“太富感情”、“工夫难得持久”。（5）
第三，在教育制度方面，对学校教育十分不满。毛泽东既不喜欢传统的私塾教育，也不喜欢当时的西式教育，在这方面毛泽东的态度一开始就十分明朗。毛泽东曾经有过终生从事教育的打算，在这方面下的工夫也比较大。建国以后毛泽东厉行教育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毛泽东早期对学校教育的不满不无关系。
1912年春，毛泽东在几经选择之后，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不久又因该校课程有限，校规也使人反感，最终退学，在省图书馆自学了半年之久。（6）1915年6月在《致湘生信》中，毛泽东说他“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1917年8月在《致黎锦熙信》中又说：“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1920年11月《致罗璈阶信》中甚至说：“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毛泽东批评学校教育的目的，是要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一代新人。1927年11月在《夜学日志首卷》中毛泽东写道：“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从1917年到1920年，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的尝试，参加和组织了一师夜学、一师附小平民夜校，自修大学、新村、新民学会、湘潭教育促进会、健学会、文化书社、赴法勤工俭学、上海工读互助团等多种与教育改革相关的团体和活动，提出了耕读、工读等教育思想。而按照毛泽东自己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所说“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以及1920年11月26日《致罗学瓒信》（《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1集刊印）中仍在说“我已经决定了一种求学的办法”的情况，毛泽东关于教育改革的想法至少持续了七年之久。
第四，在中西文化观的比较和吸取西方文化精华方面，毛泽东既反对闭关自守，又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西方文化区别看待。他在1917年8月《致黎锦熙信》中说：“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这个观点是客观的、正确的。
然而就西方各国文化而言，毛泽东比较多的是赞成德国的文化，直到凡尔赛和约签订后，才由赞成德国的国民精神转为赞成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此同时，较多的批评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中叙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说：“西方似无大烈之战……现在德、奥始终未败……同盟国声威更振。”对德国抱有明显同情。1917年4月《体育之研究》中说：“现今文明诸国，德为最盛，其斗剑之风播于全国。”表示了对德国文化的高度赞赏。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也说：“国家有变化，乃国家日新之机，社会进化所必要也。今之德意志即从前之日耳曼，土地犹是也，人民犹是也。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高度赞赏德意志的建国，说它是婴孩新生，是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
到1919年7月凡尔赛和约签订前后，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好几篇评述德国投降的文章，包括《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高兴和沉痛》、《畏德如虎的法兰》等，还有发表在《世界杂评》栏目中的一系列短评。《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是一篇长达6500字的充满激情的文章，其中一段评价德国文化、哲学和民族精神的话最为典型。文章说：“我叙签约，我单叙德国的签约。我叙德国签约，单注重其国民精神上所感痛苦的一点。是什么意思？原来这回和约，除却国际同盟，全是对付德国的。德国为日耳曼民族，在历史上早蜚声誉，有一种崛强的特质。一朝决裂，新剑发硎，几乎要使全地球的人类都挡他不住。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德国民族，晚近为尼采，菲希特，颉德，泡尔生等‘向上的’‘活动的’哲学说所陶铸。声宏实大，待机而发。至于今日，他们还说是没有打败，‘非战之罪’。德国的民族，为世界最富于‘高’的精神的民族。惟‘高’的精神，最能排倒一切困苦，而惟求实现其所谓‘高’。我们对于德皇，一面恨他的穷兵黩武，滥用强权。一面仍不免要向他洒一掬同情的热泪，就是为着他‘高'的精神的感动。”随后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毛泽东还从德、法历史上的相互征战预言了德国对法国的报复：“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这实际上预言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入侵法国。
稍后，毛泽东才把目光从对一般文化、哲学和民族精神的关注转到社会主义革命上来。认为德国政党中的广义派即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人运动，会使德国成为共产主义的共和国，这是德国复兴的希望。
等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艾伯特上台以后，毛泽东才对德国完全放弃希望。1920年3月《致周世钊信》中就转而称“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称“俄国的旗子变成了红色，德国也染成了半红。”（7）称“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8）俄、德连称，俄国在前面。
与此同时，毛泽东多次批评法国，认为法国的政治革命在世界上最为显著，（9）但政治革命“绝无希望”，（10）主张从社会而非政治方面效法俄国革命。毛泽东还表达了他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异议，认为骨干分子不应都集中到法国，而应分散到各国，说：“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11）毛泽东自己则在1920年6月《致黎锦熙信》中表示他“有意往俄”。
二、新民主义时期的文化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文化革命有多处论述。土地革命时期，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3）中，论述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第十二件就是文化运动。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1）中，论述两年来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设施，第八项就是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在这两篇文章中毛泽东说：“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这个里面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为着创造革命的新时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
这里所要建立的文化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次新的文化革命了。这个文化革命的总方针，是“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文化革命的措施主要是建立农民学校：列宁小学、红色儿童团、成人补习夜校和农村俱乐部，建立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等干部学校，建立工农剧社、工农歌舞团，和开展红色体育运动。中心任务是普及教育，开展社会教育，扫盲和培养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文化运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等概念。指出：“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最为系统和具体地论述文化革命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文。《新民主主义论》原题《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为毛泽东在陕甘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最初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创刊号上。文中用了5节的篇幅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纲领，正式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概念。
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七点：
（一）文化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是相互并列的关系，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二）依照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原理，社会政治和经济对文化起决定的作用。“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据此，毛泽东在抗战后期所写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1944.10）一文中，就提出“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其次是文化。”把文化列在第三位。
但是同时，文化的作用又反过来影响着政治和经济。文化“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的重要的战线。”
（三）划分了文化革命的时期，共五个时期。“五四”以前的文化革命，即新文化运动，属于旧民主主义性质，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以后至1940年，共20年，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19至1921年，从“五四”到中共成立。以“五四”运动为主要标志，以反对旧道德和旧文化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有具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无产阶级参加，是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是在俄国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属于世界无产阶级交化革命的一部分。第二个时期，1921至1927年，从中共成立到国民革命失败。
以中共成立、“五卅”运动、北伐战争为标志。在国共台作的形势下，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以反帝反封为主要内容，在教育界、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个时期，1927至1937年，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到红军北上抗日。在农村根据地，有文化革命和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在白区，有革命知识分子的反文化“围剿”，有“一二九”运动和鲁迅的斗争。第四个时期，1937至1940年，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标志，主要内容是反过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
（四）现阶段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
（五）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性质，是要革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文化，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其中虽然包含着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因素，
但就整个文化来说，它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文化。“以社会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文化必须是反映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反映到我们的国民文化也有社会主义的因素；但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所以现阶段的文化革命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而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六）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从思想到形式，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
（七）重申了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和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吸收和改造旧知识分子等主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着重论述了文化战线中文学和艺术两个重要部门。如人们所熟知的，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文艺创作的源泉、文艺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标准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建立一种革命的文学艺术，“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上论述在后来的《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斗》、《论联合政府》等文中又一再重申。这些论述是非常精辟和有系统的，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的精华。
三、“文化大革命”前夕的文化革命理论
毛泽东晚年错误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发展成了一场全面的政治动乱，但它确实是从对文化领域的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上发起的。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中也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文化革命的部分。
建国以后，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就。但是在错误思想指导下，由于用“过左”的政治标准作为衡量尺度，结果这些成就都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文艺界、教育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界，都开展了“文化革命”。
“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问题上的错误判断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认为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不反映、甚至反对过“左”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文化，存在着社会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斗争。认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2）“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13）
二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论断。新民主主义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属于小资产阶级。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后党中央明确认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这时毛泽东又重新把知识分子归入资产阶级，连小资产阶级也不提了。他说：“社会主义革命来得急促。在六、七年之内，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小生产者个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人的改造，虽然也改造了一些，那就还差。”（14）有些知识分子“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5）“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16）
这种错误判断的原因，也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用政治标准作为唯一的衡量标准，这个政治栋准是过“左”的，所以衡量的结果也跟着出现了偏差，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二是违反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以后，文化和意识形态仍然可以是旧的、资产阶级的。从意识形态出发，进而认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也是资产阶级的，而不论其经济地位和出身如何。最后更进而认为社会主义在政治、制度上尚未最后确立，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认为全国有三分一政权不在自己手里，等于是在用文化决定政治。
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在文化革命概念上更多的是使用思想革命、思想改造、思想斗争、意识形态斗争等词汇。如《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1957.10）中说“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思想改造也可以看作是思想革命的同义语，如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就认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
这时期文化革命的正式表述，是从1963年对意识形态领域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开始的。1963年12月12日和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接连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和《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批示》两个批示。1964年7月初，文艺界开始第二整风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名，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彭真任组长，负责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这是这一时期文化革命正式概念的最早表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成立时间，又一说是1964年4、5月间，另一说是1964年初夏。）
此后，周恩来1964年12月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了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内，就一系列原则性问题进行了“大论战”的文化革命。
1966年3月，毛泽东的批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时曾经说：“再不支持（左派），就解散五人小组。”“再不发动文化大革命，老的、中的、小的都要挨整了。”
在此前后，江青《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出现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随后《五一六通知》中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提法。到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上，就最后确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概念，简称“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28日，重新设立了以陈伯达、康生、江青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至此，文化革命概念在词汇上得到了进一步的修饰，在内涵上也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如上所述，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文化革命概念前后共出现了两次变化。
第一次是在1963年，由思想革命、思想改造改为提文化革命。在此以前，为适应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派的需要，主要提思想革命。在此以后，逐渐把侧重点转到党内和文化领域内领导权上，因此改提文化革命。如前引1957年9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就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起资产阶级政治家还多一种资本，他们的大部分直接参加着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在经济文化的种种部门需要着他们。”毛泽东的两个批示，也主要是针对着文化部、文艺界各协会和文化部直属文艺单位的政权问题。由此可知，由党外斗争、思想斗争转到党内斗争、政治斗争是这次文化革命概念变化的原因和标志。
第二次是在1966年，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标志。它立名义上虽然是夺取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实际上是要进行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文化领域内从上到下的全面夺权。它已经改变了毛泽东文化革命概念的本来含义，而成为了一种与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无关的全面内乱。
以下分三个方面对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作一简短评论。
（一）和列宁、斯大林文化革命理论相比较，“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有两点明显错误。第一，列宁和毛泽东部认为，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点上二人是一致的。列宁在1921析10月17日《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一文中指出：“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应当懂得，现在前进的条件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在危机尖锐化时期，几个星期就可以取得政治上的胜利。在战争中几个月就可以取得胜利，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要取得文化上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根据实际情况来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但是在选择的对策上，毛泽东却采取了和列宁相反的对策。列宁是根据文化革命时期较长的情况，来制定较长时期的工作规划，主观上作好了长期努力的心理准备。而毛泽东则是在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长时期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要永远斗下去”、（17）“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主现主义（18）之后，更加强调形势的严重性表现出了紧张、急躁、急于求成、急于决战的情绪。
第二，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特别强调吸收和改造世界文明发展的全部遗产，指出：“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19）“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20）“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发扬现在文化的优秀的典范、传统和成果。”（21）毛泽东则是单纯以过“左”的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化的唯一标准，从而认为当时多数的优秀文化都是资产阶级文化。而他所设想的符合过“左”的政治标准的文化，实际上只能是臆想的，不可能存在的。表面上看是“高、大、全”，实际上是“假、大、空”。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二）和列宁、斯大林以及刘少奇等人在50年代末期所提出的文化革命的含义相比较，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概念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且有其合理性，有其积极意义。列宁、斯大林文化革命的含义主要是指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和消除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它是一个社会主义政治革命完成以后的概念。l958年5月，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问题，是作为经济、政治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全党所要面临的新的任务提出来并经会议决议通过的。稍后，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中，
1959年4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都提到了文化革命。当时确定的文化革命的内容，主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建设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改变我国教育、科学、文化的落后状态。如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就提出，全国应在3到5年内基本上完成扫盲，普及小学教育和幼儿园教育，争取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再用15年时间从事提高工作，这样来完成文化革命的任务。这和列宁、斯大林所讲的文化革命的含义是一致的。
即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所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讲的本来含义上的文化革命，通常是指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在落后的国家中还有一个扫除文盲的问题。”（22）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含义当然不是这样。毛泽东从土地革命时期到1966年《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抛出以前的文化革命的含义也与此不同。毛泽东文化革命概念所包括的时间更长，在他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就已包括了五个历史时期，其中也包括毛泽东自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提出来的“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那样一种文化革命，是接着新文化运动讲下来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文化革命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意义也更为深刻。毛本身就是革命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与政治革命、经济革命相列的和同时展开的，而不是在政治革命成功之后，一般文化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它所建立的是以新的经济和政治为基础的、以新的世界观为指导思想的全新的文化。
既然毛泽东文化革命概念与列宁、斯大林的文化革命概念不同，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是不是违背列宁、斯大林的文化革命理论呢?不是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经济革命纲领、文化革命纲领，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从这一方面看，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也是对列宁、斯大林文化革命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在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何看待1966年以前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中的错误?毛泽东文化革命理论中的错误和他晚年在其它方面所犯的错误一样，是由于他客观上做出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判断造成的，而他自己在主观上始终认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和林彪、江青等人的活动性质完全不同。因此，首先一定要把1966年以前毛泽东在文化革命理论中的错误和1966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概念截然分开。
其次，1966年以前，毛泽东在知识分子改造和反右派中提出思想革命，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中提出文化革命，虽然都出现了扩大化和过火批判的错误，但还没有达到全局的程度。1957年在整风过程中，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进行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1964年7月成立的由彭真任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工作中虽然也不可避免的有过“左”的倾向，但它主要还是试图对已经过火的批判加以约束，把批判置于党的统一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
（三）1966年以前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文化革命的理论，虽然在具体论述上和具体政策实施上有错误的倾向，但是文化革命问题本身的提出还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理论的提出，是新民主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理论的必然发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文化革命三者是并提的。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三者也是并提的，当时的提法叫做“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新员主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依据的，同样，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也是以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为依据的。因此，只要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命题还存在，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命题也就有存在的依据，这符合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证逻辑。文化革命概念的提出并没有错。毛泽东在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上虽然有错误，但从中也反映出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宏大愿望和宏伟气魄。
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文化革命也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需要不断地补充和发展。毛泽东忽视了这一点，他在指导思想上首先是构造了一个过“左”的政治目标，这是他的错误所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仍在继续，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问题也就没有最后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事实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沿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深入的，逐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重大理论，同时也出现了全盘西化论等需要澄清的文化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理论是可以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新的理论、新的概念互相启明和互相参照的。
〔注解〕
（1）列宁1918年5月26日《在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有关列宁的文化革命理论，参看林利《列宁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初探》，载《列宁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米丁《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学说和现时代》，载《列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戈尔布诺夫《从列宁的反映论看“无产阶级文化”的“前进派”观点》，和布什明《列宁论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载《列宁文艺思想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4月出版。
（2）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
（3）1918年12月9《致黎锦熙信》
（4）（5）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
（6）《西行漫记》第四篇毛泽东的自述
（7）1920年9月3日《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一一湖南共和国》
（8）1920年10月7日《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
（9）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
（10）1920年11月25日《致向警予信》
（11）1920年2月《致陶毅信》
（12）（16）《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3）（15）《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4）《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17）（18）《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19）列宁1919年4月《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
（20）列宁1920年10月2日《青年团的任务》
（21）列宁1920年10月9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
（2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第77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