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序一 刘泽华（1）
序二 刘宝才（2）
绪论 （1）
本书的选题动因、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1）
第一章 儒法的渊源 （5）
第一节 祀与戎——…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 （5）
一、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特点 （5）
二、宗教祭祀——礼产生的温床 （6）
三、部族战争——刑生长的土壤 （9）
四、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发源时的礼刑(法)关系 （12）
第二节 西周礼乐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模式 （15）
一、三代文化一体论 （15）
1、三代文化一体化的社会基础 （15）
2、古今论三代文化一体 （16）
3、三代一体与周之集大成 （20）
二、西周礼乐文化中的政治文化模式 （22）
1、礼乐合用 （23）
2、礼刑同构 （24）
3、明德慎罚 （26）
4、德礼相济 （28）
第二章 儒法的形成 （30）
第一节 春秋德礼思潮与礼法分化 （30）
一、春秋社会变迁与礼崩乐坏 （30）
二、德礼思潮兴起 （33）
1、德观念的拓展 （34）
2、礼思潮的兴盛 （36）
3、德礼思潮中的人文思想勃兴 （38）
三、礼法分化 （40）
1、从法律和道德角度论礼法分化 （41）
2、从地域文化传统论礼法分化 （42）
3、刑法公布与礼刑分化 （44）
第二节 礼乐文化与儒学创立 （45）
一、道儒墨与礼乐文化传统 （45）
二、孔子对礼乐文化的理论反思 （50）
三、孔子对礼乐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换 （54）
第三节 礼治下的法治尝试 （60）
一、管仲、子产的礼法合用 （60）
二、邓析与名家、法家 （64）
三、春秋盟誓活动与礼法转关 （68）
第四节 战国变法运动与法家的形成 ……………………………………………（72）
一、战国变法运动与法家形成 （72）
1、变法运动的历史背景及各国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72）
2、儒家西河之学与法家 （73）
3、魏韩变法与法家形成 （75）
二、晋文化传统与法治思想 （77）
三、秦文化传统与法治实践 （80）
第三章 儒法的流变 （83）
第一节、百家争鸣与儒法之争 （83）
一、百家争鸣与儒法之争 （83）
二、齐鲁文化与儒法之分合 （84）
三、儒家与齐法家和晋秦法家 （87）
第二节 礼法之争与王霸之辨 （91）
一、礼治与法治的对立与重迭 （91）
1、 儒法在礼治与法治问题上的对立 （91）
2、 儒法在礼治与法治问题上的重迭 （93）
二、儒法“人治”与“法治”的分歧与交叉 （95）
1、儒家“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95）
2、法家“抱法处势”的“法治”论 （96）
3、儒家讲“人治”但不绝对排斥“法治”，法家讲“法治”但也重视任贤能
三、王道与霸道的分立与兼用 （98）
1、王霸之辨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98）
2、儒法王霸之分立与兼用 （101）
余论 （105）
关于人治与法治问题的理论探讨和辨析 （105）
附录：参考文献 （109）
后记 （113）
序一
刘泽华
政治文化这个词很早就出现了，我印象中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本书，把中国文化的特点称之为“政治文化”。近二十年来说的政治文化主要受西方政治学理论的影响，而且又把它引入历史研究。人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作为方法论人们也有不同的运用方式。约略而言，国内对政治文化的理解大致有四种类型。第一种是广义的，涵盖政治方面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诸如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都属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对象。第二种是狭义的，主要是研究政治心理，诸如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等。第三种介于上述两者之间，以研究政治中的主观因素为主，诸如政治思想、政治信仰、政治价值、政治意识、政治心理等。第四种指涉及处于政治和文化的交界面上、兼有政治和文化性质有关事项和问题。
韩星所理解的政治文化有其特点，他说：“本书拟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即从政治思想、社会政治制度演变、分化及整合的史实来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先秦儒法思想源流问题。”又说政治文化是“指介于政治、法律和政治思想之间的稳固的有机结构体”，亦即“政治文化模式（形态）”，大致说来与上述第四类相近，但又有别。
现在有一种学术呼吁，要求概念的同一性。比如，呼吁把“政治文化”回到阿尔蒙德的“政治心理”意义上使用。这种呼吁不能说没有道理。就一个人的著作而言，基本概念绝对应该同一。但在学术界事实上这是做不到的。一个概念的含义有约定与成俗的一面，但概念又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创建的过程，后者更具有意义。韩星的特点是在“政治文化模式”上来把握政治文化的。
韩星申明，他的研究方法是“继承和发展侯外庐学派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 ，把思想史发展放在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来审视。”我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说到侯外庐先生，我多少有些悲哀，在新的西潮大流中，新生代的学者对他老人家有些淡忘或冷漠。这固然有情可原，比如，在侯先生文字中不能没有那个时代的八股气，但只要冷静地比较，可以说先生的八股气是那个时代最少的，他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是史学界最有勇气和成绩最为突出的代表之一。有过那一段历史经历的人都知道，侯先生曾或明或暗多次充当过修正主义的靶子。其实冷静想想，不修正如何发展，如何创新？侯先生给我们留下的遗产具有永久值得反刍和咀嚼的价值。把思想史与社会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就是侯先生的最大特点之一，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不朽的成果。今天看来，侯先生在论述思想与社会的结合时或许有阶级分析的机械之感，但其方向是不可移的，其思路仍然是我们今天认识问题的坐标之一。韩星自觉承继侯先生，我认为是学界的一件有意义的幸事。承继并不是简单地模仿，韩星在进行思想与社会相结合的过程中，更关注社会与思想的普遍现象。比如，他把祀与戎作为礼与法的源头，这是很有道理和说服力的。在近一二十年的研究中，人们比较关注宗教与祭祀问题，并视为中国的文明的源头。这种看法无疑有相当的依据，但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忽视了“戎”的历史作用与意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把戎的地位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应充分注意武力在中国历史上作用与意义。正如韩星在文中提到的，祀与戎是中国文明的两轮，缺一不可。现在许多学者特别看重三代的封建制，而封建制恰恰是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在封建制下盛行的奴役制（奴隶制、农奴制及其混合制等）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武力征服为必要条件的。我们不能忽视宗教祭祀在组建社会秩序上的作用，但更不能忽视武力征服的作用。三代的兵、刑是不分的，因此把戎视为法的源头是非常合乎情理的。其实，法家就是兵刑家。战国时期法家发动的社会改革都是以富国强兵为中心的，而强兵又是重中之重。韩星把戎与祭祀并列为古代政治文化的源头和社会依据，可谓切中肯綮。
有一种看法，把法家视为儒家的分孽，又把儒家视为宗教祭祀的流变，这样从文化源头上把法家给阉割了，韩星的大作有力地反驳了这种偏见。
把政治文化用于研究历史还在试验和摸索期，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样板。韩星的研究侧重于宏观的把握与分析，从目录看，这些问题并不陌生，人们从思想史、哲学史等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韩星的贡献恰恰在人们熟悉的问题上进行了新角度的探索。时下史学界的研究有一个值得注意现象，就是搞专深的问题，专深有专深的优长之处，然而也有把历史碎化之弊。在这种风气下，韩星举学之大端，析历史之要脉，诚可赞叹。
我曾是韩星博士论文的评阅人，他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成书，要我做个序，仅拉杂数句，滥竽充数。
2003年7月于南开大学
序二
刘宝才
人出生的时候遇到的是一个既定的世界，其中有自己的长辈和同辈。学术派别形成的时候遇到的也是一个既定的世界，其中有先于自身时代的思想学术和同时代的其他派别。
像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与前代的思想学术和当代的不同学术派别发生关系，并因这些关系影响自身发生变化。思想学术必有一个源流问题，道理也就在这里。
当然，思想学术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存在于社会史之中，人们观念变化“是由造成这一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决定的”（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承认社会关系决定观念变化决不否定探讨思想学术本身源流的必要性，相反只有透过考察学术思想本身源流变化，才能揭示社会发展决定观念变化的途径。
就先秦诸子思想学术而言，他们的“长辈”——先于自身时代的思想学术是西周的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是西周文化的概括。它以天命神学的形态包含着当时的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萌芽中的哲学思想等等，从而成为西周文化的统一整体。由于历史发展，礼乐文明在春秋时代逐渐分解，到了春秋末和战国的时候发展出了诸子学派。如此说来，诸子学派都与礼乐文明有着渊源关系，各派思想分别发展了礼乐文明的不同因素，各派思想学术观点都可以在礼乐文明中找到其胚胎。《庄子·天下》篇说：曾经有一个完备而又无所不在的“道术”，体现于典章制度、《诗》《书》《礼》《乐》以及中国社会设施之中。掌握这个“道术”的人，用它“配神明、纯天地、育万物、和天下”，一切都很完满。诸子学说则是“方术”，每一种“方术”看到的只是“道术”的个别部分、因素、方面。各派所见、所好的“方术”只是“道术”之局部而已。它们割裂了完整统一的“道术”，既不贯通又不全面，各执一端而不能相容。《庄子·天下》篇如此说，客观上承认了西周礼乐文明是诸子学说的共同理论渊源，承认了诸子学说是西周礼乐文明分化产生出来的。
先秦诸子的相互关系也就是“同辈”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它们互相排斥又互相吸取，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变化。历来用“百家争鸣”表述诸子各派相互关系，强调它们相异相斥一面。《天下》篇说各派都是“得一察焉以自好”，以为本派的学术好得无以复加，自然包含互相排斥的意思。看到这个方面没错，各派互相排斥始终存在。但从春秋末到战国末三四百年间，诸子各派关系是有变化的。战国末以前各派之间相争相斥十分激烈，到了战国末期则出现各派学术思想互相吸取、融合发展的趋势。《天下》篇批评各派学术思想的片面性，要求回到古已有之的全面真理——“古之道术”，实际即是洞察到互相吸取、融合发展的必要性。《易传》用“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二语概括诸子关系，为各派互相吸取提供了理论依据。《汉书·艺文志》讲诸子“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则是对于诸子关系最明确的全面总结。由此可见，诸子思想学术本身有个发展流变问题，而发生流变的学术推动因素就包括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在内。
习业多年，我对思想学术发展形成一点认识：思想学术是在融合与分化交替中发展的。融合的结果形成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分化的结果导致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瓦解，代之以不同学派并立的局面。先秦思想史上，西周文明是中国上古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一个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确切说应该是天命神学，因为西周礼乐文明不仅是思想体系，还包括社会制度），它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飞跃，因为它融合了上古文化发展取得的多方面的成就。春秋战国诸子学派是冲破礼乐文明思想体系形成的派别，它们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飞跃，因为礼乐文明的不同因素在诸子各学派的学说中分别得到了充分发展。而战国末出现的诸子各派互相吸取的新的融合趋势，发展到西汉又形成新的统一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董仲舒的新儒学，把中国思想史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思想学说在融合与分化交替中发展，是一种普遍现象，也可以说是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这说起来很简单，联系思想史实际，用它考察某个具体时代思想学术融合或分化过程就复杂多了，会涉及一连串相关问题和相关历史状况需要研究。例如，每次融合或分化是在怎样的社会史背景下发生的？前一个时代思想文化发展怎样为新的融合或分化准备了条件，准备了什么样的条件？原先存在的占统治地位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或多种学派并存的状况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从而产生了新的融合或分化的需要？新的融合或分化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范围内进行的还是同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此外，还有诸如这个时代杰出思想家个人状况（出身、知识、性格、爱好等等）之类偶然因素如何影响了融合或分化的进程和结果？这类相关问题和状况的研究是必要的，而且是最有意义的。如果抛开这类相关问题和状况，把思想学术发展中融合与分化现象理解为抽象的必然性，我们能够从中吸取的知识、启迪和智慧也就十分有限了。
韩星君著《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儒法思想的渊源、流变过程，又特别辨析儒法两家思想范畴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对于思想文化发展中融合与分化现象作具体研究取得的一项成果。两年前这项成果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提出时得到普遍好评，后来作者又做了修改，成为现在这本专著。作为作者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指导教师，我曾经就论文与作者反复交换意见，可以说与这本专著有“亲属”关系。这本专著的成就如何，相信读者自会给予公正评判，作为“亲属”的我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2003年5月22日于西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