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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迷信的经典理论的探源——杨子彬先生遗文一则

杨子彬

学习《恩格斯致威·李卜克内西》
——对现代迷信的经典理论的探源*

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当天写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都应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马恩选集》四卷438)虽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1、恩格斯“对在世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于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列宁选集》一卷93)2、恩格斯特别谦虚,“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同上)但是,应该指出,恩格斯这里写的是私人信件,而不是理论文章。对于事实上体现了历史的必然的偶然因素的马克思,在同志和朋友之间这样颂扬他并不过分。这是个人的事。但是,把它当作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原则,甚至当作搞个人迷信的经典依据,那应不对了。应该指出,恩格斯的这句话并不对。因为,第一、它违犯了马、恩自己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同上,82)第二、它不符合历史实际。这里谈两件事实:1、正如马克思所说,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马恩选集》,二卷83),就是说,和马克思结识以前,恩格斯已经独立地得出了后来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如果没有马克思,恩格斯会于当时或稍后创立该学说。2、不仅马、恩几乎同时创立了该学说,远非知识分子的德国制革工人狄慈根独立地研究了许多哲学问题,并且得出了和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极其相近的结论。恩格斯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已经用了多年的这个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是我们发现的;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根本就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而重新发现了它”。(同上,四卷239)请注意,正像列宁总是用“他们”一样,恩格斯在这里用的也是“我们”。实际上,恩格斯这里谈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就包括恩格斯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因为,“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同上,一卷86)列宁在谈到恩格斯在1847年11月23日写信告诉马克思,说他已经拟好了《共产党宣言》的草稿时说:“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名字作为现代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是很正当的。”(《列宁全集》19卷562)其实,不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当时还是以后,对于真正熟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人,这都是常识。这就是说,恩格斯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恩格斯自己。而恩格斯显然是不会也不应该这样颂扬自己的。第三,实践证明,这种思想产生了很坏的后果。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的普遍现象。特别是取得政权的,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把党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都搞终身制。其最高领导核心,到了一定时期都变成了“老寿星俱乐部”。而其选举都是徒有其名。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斯大林总是在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表示任期已满,请求解除其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突然有一个代表激动地大声提议,请求斯大林连任,接着,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最后转为欢呼。于是,一场自导自演自看的闹剧宣告结束。中国则发展至领袖指定接班人,并写入党章。最新的世态发展则是,一些所谓最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变成了家族政权。当今世界上有种奇异的现象:“最先进 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这种现象,和亚非拉一些刚从殖民枷锁下独立的、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国家的做法一模一样。他们有的也搞“终身总统”,有的还为总统建庙。这种奇怪的雷同绝不是偶然的。很值得研究。“皇帝的新装”的谎言一旦被揭穿,在光天化日下丢人现眼的不过是个光屁股的男人。

总之,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时代会造就出自己的伟大人物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是历史的必然。恰巧是马克思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没有马克思,那就会有恩格斯,或狄慈根,或其他什么人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而绝不会“没有他,我们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其实,“黑暗中徘徊”出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不比阳光下的“三年困难”、“十年浩劫”强得多么?!

每当一个新的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历史处在转变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这种人物是成批出现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如此。为什么按其变革的深度和广度都更大的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变革却只能出现一个,而“没有他,我们还会在黑暗中徘徊”呢?退一步说,即使一个巨人也没有,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常人也能扮演英雄豪杰的角色。而创造这种条件的却永远是人民。请看马克思对林肯的论述,“一个善良的常人……也能担负旧大陆需要英雄豪杰才能担负的任务”。而在旧大陆,波拿巴则证明,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也能扮演英雄的角色。

恩格斯这句话被尔后的造神论者奉为夸大领袖作用的经典的理论根据,让“历史的主人”把国家、民族,甚至人类的安危系于一人,在马列辞句的粉饰下,重复历史上的造神运动。一旦某人死了,人们又在惶恐中赶造新的神。诚如孔夫子所说,“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处于领袖和群众之间的各级领导,当然也就成了大大小小的神,于是又有“干部特殊论”、“领导高明论”。为了既得利益,这些人当然要拼命维护至上的神。

唯物史观承认杰出人物的伟大作用,但绝不能把社会发展归结为帝王将相的行动。马克思主义早就使社会科学成为科学了;遗憾的只是,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以马克思主义者自诩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其中的哲学工作者,把社会科学,甚至把马列主义当作论证领袖言论的释义学和注释学,特别是在“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有些人则完全堕落为“不过是神学家手下的有学问的帮办”。不是向人民揭示真理,而是制造现代迷信。如果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谁的骨头是最软的呢?

当前所谓“哲学的贫困”、“信仰危机”,就是这么来的。其实,这不过是神学的破产;反倒是哲学摆脱神学而新生;是哲学的解放。十年浩劫的歪打正着的伟大意义正在于,它使一条由来已久的极“左”路线、极“左”思潮恶性发展,自我爆炸,原形毕露,真相大白,从而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得到第二次解放。

既然在需要巨人的时代,巨人是成批出现的;既然巨人是人,不是神,因而也往往有弱点、缺点、错误,甚至沉重的历史性的负担,并且这种个人的性格、素质会给历史打上自己的烙印;既然巨人是人不是神。因而他的才智也受年龄等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制约,他的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他的即使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更何况有些人从来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参加革命的“彼可取而代也”的初衷,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不仅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反而因革命成功而得逞;或者虽然怀着一颗公心参加革命,但胜利后也主要因为体制有根本性的问题,再加以个人居功自骄,日益腐化变质。以致在近三十年的和平时期,竟然把党和国家推向崩溃的边缘也没有引起一点点“羞见江东父老的觉悟”,仍然“天下是老子打下的”,不仅理直气壮地死抱住既得利益不放,还要心安理得地为自己和儿女最后再捞一把。这种人,正象韩愈所说:“得一名,获一位,则弃其业而役役于持权者之门,故其事业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上考功崔虞部书》)被他们的品质性的错误带坏的社会风气所造成的社会道德面貌的沦丧,及其在民族精神上的深远影响,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所谓五千年的古国文化、民族精神的精魂,主要的不是文物典籍、伟大建筑和不朽的艺术珍品,而是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民族的气质,即所谓民风、民气,民族的精神。这才是,并且只有这才是使中华民族成其为中华民族的最根本的东西。正是这种民风民气,这种民族的气质和精神,被败坏的不成样子,元气大伤。这至少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逐渐恢复。

既然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即使没有巨人,不管“善良的常人”,还以“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都能扮演英雄的角色,那么,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为了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原则,为了对人民负责,也为了真心爱护自己的领袖人物,再也不要搞什么“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和实践的活动”了。因为,在无产阶级的世纪,还不能使“历史的主人”自觉的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人远非巨人。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表述: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列宁选集》一卷87、94)而如果一切成就归功于一人;那么,一切错误、问题也要理所当然地由某一人承担起码是第一位的责任。既然功劳大家有份,那就谁也不该逃避作为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的责任。

正确的说法还仍然应该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没有马克思,地球照样转,社会仍将进步,人们绝不会在黑暗中徘徊。难道导师们不正是为此而奋斗终生,并这样教导,这样希望于我们么?难道历史本身不正是这样发展着么?历史人物是一定阶级的代表。无产阶级,由于它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它的领袖马、恩、列,不仅是阶级的,而且是民族的、人类的代表,是“自己”中的一个自己;并且,唯其如此,他们才永远活在自己人的心中。

不过,我们中国人搞个人迷信,除了国际共运的共性之外,还有自己的个性。这就是几千年的传统。早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就把自己比做太阳,惹得奴隶们诅咒:“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子贡说:“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论语·子张》)孟子也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自“圣人立教”以来,即使进步的思想家,也大多突不破这个框框。韩愈说:“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宋朝有个无名氏写诗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子语类》卷93)调门历古不衰。现代人谦恭多了,只是说,没有某人,大家仍在黑暗中徘徊,徘徊到何时?没说;有他以前,当然一直在黑暗中徘徊。但我觉得,这两种说法,在古文、白话文或外文、中文间相互意译,倒也确切。还有,凡是带头造神者,自己也都成了神。这就是为什么林彪、“四人帮”一伙,竟能在举国上下、掀起一股原始的蒙昧主义的宗教狂热,达十年之久。遍及全国的红海洋、宝像、语录碑、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忠字舞等等。不仅创造了现代迷信的顶峰;就是古代迷信也相形见绌。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凡是不能据为己有的就想尽一切办法加以毁灭。他们的逻辑是越愚蠢则朴素的阶级感情越深厚,知识越多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这种人做坏事并不一定为了利己,他们从破坏者感到一种下意识的、生理上的满足。狭隘落后、愚昧无知、残忍自私,这是极端反动的、封建社会的流氓无产者的思想意识。这些长期被压抑的奴性的阴暗心理,一旦在红色保护伞下尽情发泄,多少文物被破坏,多少典籍被焚毁,多少人才被虐杀。几千年的古国文化几乎毁于一旦。难怪秦始皇的在天之灵要“泪飞顿作倾盆雨”了:“尔今而后,勿复非朕之焚书坑儒者”。这一切,使我们苦难深重的民族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蒙受了奇耻大辱。

乱世信鬼神;鬼神出乱世。越乱、越穷、越苦越迷信;越迷信就越乱、越穷、越苦。而蓄意制造这种恶性循环的林彪、“四人帮”,所以能如此肆虐,就是因为他们“跟的最紧”、“举的最高”,有“上方宝剑”在手。这是一群在自己的牌坊下面招揽生意,还硬要人在50公尺以外脱帽致敬的魔鬼。

对比一下《国际歌》、《东方红》产生的历史背景也能说明问题。《国际歌》是工人诗人、巴黎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在公社被镇压后立即写的(可能在逃亡之中),作者是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工人,他从少年时代(他的《自己万岁》是14岁写的)就用自己的诗歌“唤醒落后的人们的觉悟,号召工人团结一致,鞭笞法国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府。”(《列宁全集》二卷435)。公社失败后,他斗志更坚,唱出了阶级的心声:“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

《东方红》是陕北贫苦的农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活不下去了,在刘志丹同志领导下“上横山”,自己也“打江山”了。这些人世代在山沟里务农,没有文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有革命要求,其中很多参加了革命。但他们在参加革命初期还是有神论者,相信中国传统的天命论,希望有个圣明天子、青天大老爷让他们过可以温饱的好日子。他们终于盼到了:“刘志丹来是青天”,于是在民歌里填上新词,舒发自己的感情。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同样环境中长大的陕北农民歌手把刘志丹换成了毛泽东,这就是现在的《东方红》。不论前者和后者,作为一首民歌、文艺作品,都无可厚非。但对于群众,特别是已经参加革命的农民的这种朴素的、糊涂的感情,应当引导到自觉革命的正路上来。否则,就不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依然是农民革命。可惜,歌颂者、被歌颂者都是中国人,尽管其中有不少人是“杰出的”、“天才的”,仍然没有跳出几千年的打天下坐江山的封建传统。不仅如此,还有意,也许无意,那就是本能地提倡这些落后的蒙昧主义的东西;并且,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何时开始,出于谁人的旨意,解放后《东方红》就成了党歌、国歌了,并且比党歌、国歌还党歌、国歌,成了新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精神,到处唱,时时唱,好像有个不成文的法规,不论什场合,只要唱歌,第一个歌必须是《东方红》。小孩咿呀学语,学唱的第一个歌是《东方红》,幼儿园、小学的第一支歌是《东方红》,聋哑人治好了病,唱的第一支歌也是《东方红》。难怪有人提议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东方红公社”了。不仅如此,外事场合也唱,和《国际歌》对着唱:“大救星”一完,接着就“全靠自己救自己”。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有神论和无神论、最先进的和最原始的来了一个一锅煮。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拿到太空去唱:对马克思造反有理。难怪马克思要无可奈何地说:“唉,我播下的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这种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空前荒诞的怪事。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可能是自然发生的。几千年的传统的自然的延续和发扬。要说错就错在我们是中国人:黄帝的子孙。要么坐轿,要么抬轿;不被颂扬,就去颂扬别人。坐轿者只注意抬轿者是否忠诚,以决定赏罚;抬轿者则竭尽愚忠,以求蒙受青睐;如果可能,也跻身于坐轿者的行列,做一个也有人抬的高级抬轿者。台上是神,台下是鬼,就是没有人。马克思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哪里君主制的原则占优势,那里的人就占少数;哪里君主制的原则是天经地义的,那里就根本没有人了。”(《马恩全集》一卷411)笔者就是忠实的颂者。即使中了“阳谋”,戴上右派帽子的二十多年中,还一直死心踏地地颂着。还自以为在坚持信仰、维护党的威信、热爱社会主义;实际正好相反。真如鬼迷心窍,其迂腐和愚昧,堪与布里丹的驴子比美。回想起来十分痛心,也十分惭愧。真是自作孽,活该。所幸长期劳动,聊以自欺而已。

这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解放以来和平的三十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比百余年死于革命和战乱的人还多:造神者被自己造出的神所虐杀,其广度和深度,在人类文明史上都是空前的。不过这又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的至死不悟,如死于武斗者;有的至死方悟,如某君死前大恸。重要的是悟而未死者:其中,有的在造神中也如愿以偿地修成正果,成了得其实惠的罗汉、金刚、菩萨之类,他们正竭尽全力把这个造神运动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并禁止人们去探讨这个异化过程。作为一个象征,甚至不惜在中华民族的天灵盖上扣上一口棺材;而另一部分人则要从根本上探究,并永远结束这个过程。这就是进步和保守,改革和反动的斗争。

过分地煊染“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却忘记我们民族固有的藏在很多人灵魄深处的皇权主义幽灵。毛泽东说,封建时代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其实,何止一般党员!

从“大救星”到“心中不落的红太阳”,那就不止是青天、明君,也不止是神了。确是到了“顶峰”。好像开玩笑,但事实如此,360度和0度在坐标上重合;又回到了两千多年前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的怀抱。

如此惨痛的教训,这么高的代价,还不能使我们清醒?难道我们已经丧失了认识事物的能力和自我批评的勇气》如果找不出所以然的根源,谁能保证皇权主义者不借尸还魂?过多地强调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革命,就逃不脱这个厄运。这不等于说本来就不该革命,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谁不知道蒋介石们的这个今天依然在台湾流行的谬论?经过一百多年的摸索,“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这个简单的结论,绝不能因接二连三的失误而轻易否定。错就错在我们违背了这个结论:没有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干的不是社会主义。

过高地估计林彪、“四人帮”的作用,实际上贬低了整个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用。“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时欤。”十年浩劫中的哪一件事在以前找不到它的“青少年时代”?公社化、大跃进、全民炼钢、吃饭不要钱、一平二调三收款、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引出了大挨饿、大死人又是谁的责任?再往上推,实践是否早已证明,“小脚女人”们的主张要比敲锣打鼓歌舞游行式的“胜利进军”高明?为什么久经考验而又有真知灼见的老一代一批接一批地被打倒,同样久经考验的老一代又都兴高采烈地把错误的东西奉若神明?

说到底,苦难的中华民族,艰苦卓绝地奋斗了几十年,经过无数次的失败,也赢得了不止一次全民欢腾,举世注目的成功。但是,最后,好像做了一场梦,抬头一看,五四时代的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依然悬在高空,可望而不可及。如果没有民主,科学很难发展,即使有科学,也不可能发挥积极作用。试想,关系到几亿人的生存和国家兴衰的事业,怎么能不以科学为依据,经过广泛深入的学术论证,就由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凭着直观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说一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作出决定,去摸着石头过河呢?

恩格斯说,一次大的民族灾难,往往是以一次巨大的历史进步为补偿的。但要得到补偿。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无数人的血和泪清醒了每个人的头脑,擦亮了每个人的眼睛。彻底清算这条路线已刻不容缓了。否则,辛苦多少年,回头一看,不是在原地转圈就是事倍功半。正如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到那时,谁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罪人?

应该在健全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在安定团结和搞四化的前提下,允许百家争鸣,全民议政。没有政治民主化,“四化”不可能顺利进行。不能划线、设置禁区。要彻底抛弃过去那种一言堂的霸道作风。对尽人皆知的事也没必要讳莫如深。不要把总结历史教训简单地归结为追究个人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把国家和民族推向崩溃的边缘,且后果如此严重和深远,如果真地为人民负责,怎能不搞清个人责任?!因为,历史的、社会的发展的必然性,是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来实现的。这些能体现历史必然性的关键人物,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能极大的促进、延缓或促退社会的进程。比如造成“史无前例的”林彪、四人帮,就集了传统文化和马列主义糟粕的大成。更不能把总结历史教训和安定团结、四化对立起来,拿打棍子打人。

从方法论上讲否定也是继承的一种方式。比如汉武帝“独尊儒术”,导致儒家危机。这种违背学术思想发展规律的历史错误,并没有引起政治家、思想家的重视,没有否定这种“独尊”的方式,没有把它作为遗产继承下来,宋代以后重蹈覆辙,引出千年的积贫积弱,导致边疆落后民族入主中原。兄弟民族粗犷质朴的性格,虽然冲击了汉民族的因循守旧的积习,使中华民族蹶而复振,但毕竟没能突破封建统治者“独尊”的窠臼。征服者反而被征服、同化。在欧洲冲决中世纪黑暗牢笼,迎来新时期的文明时,古老中国的独尊仍把中华民族禁锢在封建的牢狱之中。这就形成了近现代落后挨打的局面。经过百年的斗争,中国人才站起来,却又来了个“独尊马列”,“全盘苏化”。这其实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马克思说:“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说,它是批判的,革命的。”又说:“任何领域的发展不可能不否定自己从前存在的形式。”如果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那就对马列也不应崇拜,更不能独尊,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促其发展。所谓批判,并不是打倒,而是作为一种前人的思想,批判、扬弃其过时的东西,吸取其错误或失败的教训,开辟前进的新途径。如果没有这种否定,只是对前人的肯定和重复,哲学思想就无从发展。没有发展也就没有继承。如果只是把前人思想中有用的东西拿来就叫继承,那继承也就太容易了。

也不要把事情推给后代儿孙。虽然肯定他们会比我们聪明。柳宗元说:“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诿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柳河东集·与韩愈论史官书》)恩格斯说:后人看我们,会觉得好笑,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我们不能把自己评价当代人物的任务推给后人。否则,不论肯定或否定,都不仅是空话,还会事与愿违地产生相反的效果;或者正中下怀地达到相反的目的。因为有些人和他们口头上反对的东西,本来就是同根同源。

“让后代评说”论是不是根据当前实际情况,所可能采取的最佳策略呢?这正是理论者的根据。

巨大的历史灾难的唯一积极意义就是引起反思,进行自我批判,总结经验教训。这是关系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搞清,不清除,现在和今后仍可能重复过去的错误,使革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的大问题,是向人民负责还是只对个别人负责的大问题。人民是历史和国家的主人,却不被允许,因而也就不敢谈论自己的历史,不许也就不敢谈论国家、民族和自己的灾难,不许也就不敢谈论、清算造成灾难的根源,探讨避免重蹈覆辙的办法,更不许也就不敢追究造成空前民族灾难的责任者,这究竟是为什么?!
不许评论是可能犯的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它隐藏着新的灾难,并必然导致灾难。

历史人物,处于促进或促退社会发展,富国利民或祸国殃民的关键岗位。“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有的更处于时代甚至历史的关键时刻,肩负着历史发展选择、开拓道路的使命。如果客观条件有可能使社会沿着最佳途径前进,由于个别人的失误错失良机,而选择了二流、三流的方案,即使社会也能缓慢前进,这也是民族的、历史的巨大不幸。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1980年初,趁赴北大进修之便,将此文连同《党纪和国法》一并投《未定稿》,编辑虽是当年哲学所同事,且同罹“五七”之劫,也无奈而婉拒。1980年10月兰州大学论文周论文。

按:本文录自杨子彬先生《论文三篇(附寓言一则)》油印本。

杨子彬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yangzibinwenj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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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1-7-26<%=rs("date")%> 浏览人次: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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