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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家学说的反思——杨子彬先生遗文一则

杨子彬

先秦诸子书中有许多富有哲理的寓言故事,很发人深省。像《韩非子》的守株待兔,《孟子》的拔苗助长,早就作为成语为群众所习用了。也许宋为亡殷之后,被嘲弄的多是宋人。其实,真如宋人,守株待兔也罢,拔苗助长也罢,关系都不大:不过浪费自己的一点时间,糟踏自己的一小块庄稼。更蠢的是郑人,其行为一如宋人,但还有振振有词地辩解。“郑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试之以足?’曰:‘宁信度,无自信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三》)看来郑人是个书呆子。问题也不大,不过浪费一点自己的时间,第二次就不会忘了。不论宋人、郑人,愚蠢中透露出一种可爱的稚憨气,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其实,真正可笑的倒是我们自己。人,真是个怪东西,是万物之灵,而有时又愚不可及,很不开窍,净干些事后才恍然大悟甚至碰得头破血流了仍不觉悟的事。智者千虑,而其一失往往才是最本质的和致命的。例如,人类社会的根本道理,当然是人的道理,即人道;但长期以来,我们却把人道主义当初资产阶级思想来批判。又如,民富才能国强,这在历史上本是通识,所以,即使剥削阶级统治者都把富民当作强国的必要条件;但建国以来却认为历史上只有愚民,不可能有富民。等等。

郑人虽蠢,但他“宁信”的“度”,是亲手根据自己的脚量来的,确实可信。而我们却长期对别人也未必亲自量过的“度”,再传、三传甚至误传的“度”,或者当初确实正确,但并无普遍意义,现在早已过时的“度”,甚至实践已证明其错误的“度”,还宁信不疑;并且用这种“度”去指导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亿万人的实践;直到把国家推向崩溃边缘的“史无前例的”民族浩劫,有些人还坚持这个“度”;不仅自己宁信不疑,还要强迫别人宁信不疑。

关于国家学说的旧观念,也应该重新认识。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1、国家既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2、所以,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如果阶级矛盾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所以国家不能调和阶级矛盾。3、国家只能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暴力工具。4、既然阶级矛盾不能调和,被压迫阶级的解放,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

上述四点,只有第一点作为前提是正确的。由此推论出的第二点就错了:逆定理不真。不能反过来说: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国家不能调和阶级矛盾。如果国家不能调和阶级矛盾,它又怎能作为调和阶级矛盾工具而产生呢?好比说,医药是人的生理机能失调而又不能自己调节的产物,所以医药能调整生理机能(治病);而不能反过来说,既然医药是生理机能失调的产物,所以医药不能治病。
马恩所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只是说国家产生前,阶级矛盾用原始社会的旧方法不可能调和了,所以才产生能够调和阶级矛盾的国家。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马恩选集》第四卷166页)这里的“社会”,是国家产生前的原始社会。应该说,正因为国家能调和阶级矛盾,所以它才能在阶级矛盾用旧方法不能调和时,作为调和阶级矛盾的新工具而产生。当然,调和阶级矛盾并非消灭阶级矛盾,犹如能治病而不能长生一样。

因为第二点是错误的,所以从这推导出的第三点、第四点都是片面的。第三代只说了国家的实质和职能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调和阶级矛盾和组织生产、管理经济的职能。虽然前资本主义社会是自然经济,国家对经济生活、生产活动干预不多,但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水利工程、道路的修建,对农业和工商业的鼓励或贬抑的政策,货币的铸造和地下资源的开发利用等等。如果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说成是国家的唯一只能,那就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的了。

国家的实质和只能是什么?恩格斯说:原始社会后期,“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马恩选集》第四卷168)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谈了国家的两种职能。

第一种职能,国家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种形态,它的职能是调和阶级矛盾,维护公共利益。马恩说:“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正因为各个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说来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马恩选集》第一卷,38-39页)这种调和作用就是以国家姿态出现的社会普遍的共同利益对个人的、集团的、阶级的特殊利益的干涉和约束。把它限制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即限制在维护、促进,或起码不危害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限度之内。受到干涉和约束的特殊利益,并不象我们形而上学地理解的那样,只限于被统治阶级的;而是既可能是被统治阶级的,也可能是统治阶级的,恐怕主要还是统治阶级的,因为有力量反抗共同利益的主要是统治阶级。比如在希腊原始社会末期,当“氏族制度对于被剥削的人民不能有任何帮助,于是就只有期望正在产生的国家。而国家也确实以梭伦制度的形式给予了这种帮助……在梭伦所进行的革命中,应当是损害债权人的财产以保护债务人的财产。债务简单地被宣布无效了。”(《马恩选集》第四卷110-111页)

马恩的思想容易引起中国人误解的,除了国际共运中一般的原因(上述理论错误),还有个特殊原因:这就是中国人对“虚幻的”理解和外国人迥异。中译者把德文illusorison这个形容词译为“虚幻的”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把虚幻的理解为空幻的、实际上不存在的,或仅只存在于头脑中的抽象的东西。但马恩此处所谓“虚幻的”是“普遍的东西的一种形式。(89页说:普遍的东西本来就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特殊利益始终在真正地反对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这些特殊利益的实际斗争使得以国家姿态出现的虚幻的‘普遍’利益对特殊利益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可见,“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指的就是“虚幻的‘普遍’利益”,即“普遍的东西”。37页还说:“这种共同的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为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可见和特殊利益相对置的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不是空幻的、抽象的,而是存在于现实之中的,实实在在的“彼此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所以马恩说:“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然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害关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证明的各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发生的。”所以马恩把“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都当作“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同上38页)谁也不能说这些政体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和争取选举权的斗争都是实际上不存在的东西吧!

本来,《老子》认为“虚”、“无”并非空无。“道冲(虚),而用之或不盈。”(《老子·4章》)虚状的道体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是万物所从出,并能在其中生生不息,蓬勃发展。“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5章》)可见,“虚”、“无”是含有无限创造因子的生存空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1章)《老子》认为,“有”和“无”是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无形的东西能产生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超现象界,超本体界,普遍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往往就是虚幻的。但虚幻的,绝非空无,零,或什么也没有;而是和“有”相互补充,相互发挥的。所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1章》)

可惜,这种深刻的辩证思维没有得到发展,更没有被普遍继承下来。

第二种职能,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和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长期以来,我们只承认国家的第二种职能,而否认其第一种只能。把承认第一种只能的观点称之为修正主义。这显然是错误的。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反对的修正主义者,走到了另一极端,把调和阶级矛盾当作国家的唯一职能,认为国家既然能调和阶级矛盾,暴力革命就是完全不必要的。这当然也是错误的。

问题是,国家既然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统治阶级怎么还会干涉和约束自己的利益而维护共同利益?如果它不仅不维护,反而损害共同利益,使其特殊利益超出“秩序的范围”,国家又如何干涉和约束它呢?换句话说,国家的两种职能是否相互矛盾?第二种职能是否否定了第一种职能?没有。国家的两种职能是密切相联的。它的关系是:1、国家能调和但不能取消、消灭阶级矛盾;但可能把阶级间的矛盾、斗争限制在“秩序”范围以内;2、当特殊利益不顾国家的干涉和约束,超出“秩序”的范围,而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也无力阻止它时,暴力手段就成为解决矛盾的唯一办法了。3、当特殊利益不超出秩序范围。或国家有力量干涉和约束它时,阶级矛盾仍将在国家的秩序范围内得到调整。这种调整不改变国家内部的阶级主次关系,即不改革国家的性质。4、如果被统治阶级的力量超过统治阶级的力量,它不仅有可能把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限制在秩序范围之内,而且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就改变阶级的主次关系,即改变社会的性质;当然也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如果通知阶级拒绝和平过渡的话。可见,暴力革命作为唯一的手段,只适用于第二种情况,作为可能的手段之一,适用于第四种情况。

由于国家维护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觉:虽然国家是必要的,但却仍然是一种恶。事实是否如此呢?

恩格斯1884年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把导致国家产生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叫做“无谓的斗争”,因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是人类的一部分,站在人类的立场来看,阶级斗争犹如左手和右手互相砍杀,直到死去,不仅是无谓的,简直是荒唐的。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即使分裂为不同的阶级、民族、国家,依然是对立的统一的整体。阶级的划分,并不是为了削弱,而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发展。它是人为了最终完全实现自己的向上、为公的本质属性的体现,所以才把这个历史阶段称为文明时代。人类的进化所以采取这种异化的形式,这是历史必然。异化是人类发展的形式。从人类整体的发展来看,异化的意义不在于它虐杀人性,而在于它使人性在更高的形态上实现其复归。为了保证人类通过异化实现复归的过程,“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于是人类创造了国家,用它来调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共同利益。当特殊利益不顾国家的干涉和约束,或者国家已丧失其调和阶级矛盾的职能,完全变成维护特殊利益的工具时,巨大的社会变革就将把这个特殊利益者,连同维护它的工具统统打到,代之以新的国家,重新负担起调和阶级矛盾,保护人类发展的使命。这种巨大的社会变革,可能是流血的,也可能是不流血的。即使是流血的暴力革命,也不过是人类协调阶级关系的一种方式。我们不应神经紧张,谈调和而变色,似乎一提调和就是修正主义,就是反革命。调和矛盾并不等于它对矛盾双方一视同仁,而丧失其阶级性;但国家的阶级性绝对不排斥其全民性。国家具有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和人本身的二重性。即使是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对被统治阶级来说,国家也主要是个好东西。请想象一下,如果没有国家抵御侵略,协调社会关系,我们的民族,整个人类又将是什么样子呢?

国家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第一个伟大发明,伟大创造。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具有它所由产生的时代的主导阶级的影响和色彩。并一般地总是偏袒统治阶级,但它仍然首先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保护人类发展的。

现在谈谈唯暴力论的问题。

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共产党宣言》(1847-1848),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1·847)、《哥达纲领批判》(187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9),直到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都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自从资产阶级在欧洲确立其统治以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日趋尖锐,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双方都剑拔弩张,决心用武力解决问题。七十年代初发生了“巴黎公社”。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大肆向外扩张。列强间的战争接连不断,并准备着全球规模的大战。各国资产阶级都想一举两得:既打败国际竞争对手,又镇压国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各国无产阶级,特别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正好利用资产阶级进行对外战争的时机夺取政权。长痛不如短痛。实行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来说,在当时可能是最好的途径。此时,“当1917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列宁选集》第三卷176页)他们公开反对革命。正是这种关键时刻,列宁把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思想当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同上188页)可见,马恩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思想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的具体性。

修正主义把调和阶级矛盾当作国家的唯一职能而反对暴力革命,在当时,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不仅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和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是反动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此就断定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能调和,唯有暴力革命之一途,这在理论上也是片面的。这也为实践所证实:当时除俄国以外,其它国家的阶级矛盾都得到调和;并且,即使在社会主义在不少国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资本主义世界仍在调和其阶级矛盾,和社会主义并存至今。

造成这种理论失误的认识根源是“绝对贫困化”。1845年,马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消灭异化的前提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阶级的两级发展。一方面,“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产生“贫穷的普遍化”;这种贫穷并非相对的,而是绝对的“极端贫困”,即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另一方面则是与之相对的“有钱的有教养的”少数人的世界。并且,只有当这种两极发展世界化之后,共产主义才能在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从而消灭异化。(《马恩选集》第一卷39-40页)直到1884年,恩格斯还说:“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对一些人是好事的,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马恩选集》第四卷173页)正是这种“绝对贫困化”的思想,推导出了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唯暴力革命论,以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深信不疑的唯阶级论、唯阶级斗争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但在社会实践中却片面地强调对立面的矛盾斗争,而忽视对立面的统一,把阶级、阶级斗争当做文明时代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规律。唯阶级观本来就是片面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关系,除阶级关系,还有种族、民族、国家、信仰、地域、文化等等关系,也无一不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或大或小,有时还是决定性的作用。把阶级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再片面化为,只有矛盾斗争,没有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统一。

这种片面性可能产生于误解,或者错觉,被社会表面现象所迷惑。在现实和历史上,斗争夹杂着血和泪。刀光剑影,有时死尸遍野,赤地千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牵动着人们的心;而忘记了这一切都是在统一的前提和基础上进行;并且正是为了实现新的统一和发展。历来的史家未能免俗,后人读史又食古不化。史书上重点记载的只是历史转变关头的重大事件,大多是民族间、国家间阶级关系趋于破裂,阶级内部、阶级之间生死搏斗,社会失去常态时的情景。它在历史上所占的比重和时间,和正常情况相比,是少而且短的。更何况这种反常状态的发生,正是为了寻求新的常态的步骤。人们传统的历史观念,大部来自对反常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精彩的、惊险的片断的生动的描绘,带有浓重的文学色彩,绝非历史主体,更非全貌,应该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对过去用片面的观点,观察片断的社会形成的观念进行反思。

不理睬史学家、思想家的描述和误解,历史走着自己的路。人类社会始终是一个整体,相互对立的阶级一般是同时产生,同时消亡的。它们在并存的时期内,总是共存于统一体中;否则,它们共同组成的那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它们的生存和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虽然社会进步成果的享有是极不公正的。但从长远来看,随着社会的进步,整个人类,包括被统治的体力劳动者的物质、文化水平,也在不断提高。马恩所谓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相对贫困化,而且绝对贫困化的论断,只是对资本原始积累初期的血汗工厂(如《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所描述的)的情景的概括。

那么,同时存在于世界的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间的矛盾是否就一定不可调和,不能共处,而必须诉之武力一决雌雄呢?从人类的立场看,它们之间进行的依然是“无谓的斗争”。它们之间依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依然要在统一的基础和前提下,通过矛盾的斗争和调和,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最后实现整个人类的复归。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而论,情形就是如此。但这有个认识过程,十月革命之初,资本主义联盟曾力图把它扼死在摇篮里,没有成功;二十几年后,希特勒德国又要消灭苏联,落得个国破身亡。而苏联也一直把革命火种撒向全世界,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不打不成相识。至今都不得不冷静地接受共存和和平竞争的现实。不仅如此,这两种制度的国家还是相互促进的。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了崭新的价值标准,将了它的军。这极大的支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迫使资产阶级不断调整阶级关系,缓和阶级矛盾,反而使生产力以比社会主义国家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在和平竞赛中把社会主义国家抛在后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反而给资本主义制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但必须承认,这只是外因。资本主义国家能主动调节各种矛盾,主要取决于内因。取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两个主要阶级的对立统一关系,取决于人的本性。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也会不断调节矛盾;但那时,斗争将更不利于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会更长,更痛苦。所以,从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但总的看来,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仍然极大地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前进。反观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没能很好地利用与资本主义并存、竞长的条件促进自己的发展,却在错误理论指导下,本末倒置,固步自封,满足于实现了公有制和党的绝对领导,把手段当作目的;借口防止资本主义腐朽思想而闭关锁国,用集体主义淹没个性的自由发展,把专政的范围无限扩大而窒息了民主,甚至用“不能向帝国主义作检讨”为藉口而文过饰非,掩盖错误,伪造历史。结果,家长制独裁、个人迷信盛行,封建的血缘宗法等级制死灰复燃。不仅在经济上远远落在资本主义国家后面,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未必先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被教条主义窒息而僵化,文学艺术,甚至科技也未必变成了政治的附庸。苏联三十年代的政治恐怖、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捷克事件、中国的一系列旨在整人的运动、“三年困难”、“十年浩劫”,直至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流血冲突和名符其实的战争,这一切反过来增强了资本主义的竞争能力,而使自己陷入信仰危机,直到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才开始允许人们反思。

具有起死回生意义的“三中全会”,不仅对中国有扭转方向的作用;当它初步显示其生命力以后,越来越多的无法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的社会主义国家也竞相效法。这就和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的改革汇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必将从经济领域冲向思想文化领域,最后冲决政治体制的堤防,有可能彻底纠正理论上的错误而顺利发展。

为了使这次具有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伟大改革能采用最佳方案,尽量减少失误,沿着最佳途径发展。亟需发扬民主,实行学术自由。特别是决策层的思想从陈腐的思想模式和观念里解放出来。否则,辛苦多少年,不仅不过是原地转圈,或事倍功半;还仍将像马克思所说:“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1986年8月。

*1986年甘肃省哲学学会年会、1988年甘肃省“纪念实践标准发表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录自杨子彬先生油印本《论文三篇(附寓言一则)》。

杨子彬文集:http://www.confucius2000.com/scholar/yangzibinwenj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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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11-8-2<%=rs("date")%> 浏览人次: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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