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24—1929，哈佛的研究生学习
我来谈谈在哈佛的经济情况。虽然我哥哥和叔叔帮助我一些钱，可那不够。我买了辆旧车销售中国商品，像中国刺绣，但是不解决问题。我还替移民局当翻译，但是挣钱很少。然后我帮助哈佛的一位语言学教授—我想是保罗·佩列特（Paul
Pelliot），译解石拓片上面的中国文字。这项工作工资很高，一个字一美元，但是有时两天才能辨认出一个字，所以这也没用。最后，最佳选择是去餐馆当招待。头两个夏天我就到Akron我叔叔的餐馆去。
我加入了Akron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儿的游泳池游泳。几周后一个秘书坦率地告诉我虽然青年会不介意我使用那儿的泳池，但有些人介意。于是我就退了出来，到一些给黑人开的电影院去。那儿只收十个美分。他们也欢迎我去。因为有空调，在那儿我还可以打个盹。后来，在波士顿的享迁顿大街，位于Symphony
Hall对面的Symphony餐馆找了份晚间招待的工作。那是间很大的餐馆，有色丁布的天花板，地板每天要洗两次。看来我比其它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更能说，因此我挣钱更多些。我干得很卖力，很多招待有时请一天的假让我顶班。我顶替过领班、服务助理、调色拉的，还有厨子和出纳员。我甚至顶替过乐队指挥！因为他们只奏几首曲子，象“蓝色天空”、“二人茶”等。我总是告诉我的孩子们只有二个人我替不了，就是老板和舞女，如果我有一个好身材，大概也能顶替舞女吧。
在1926和1927年间，我叔叔的餐馆关门了。于是我便辍学整整一年，在Symphony餐馆作招待。移民法允许注册的外国留学生工作。哈佛也允许我登记一半的课程。
同时，我得努力准备预备考试，那是关键性的考试，有四项内容。我自己列了一百道题目，每项二十五个，我把它们制成卡片，放在工作礼服的口袋里。当我招待客人时—通常是客人吃饭时我们站在一旁，有时可以看看那些卡片。老板和领班还以为我在查看帐单呢（笑），我很仔细，他们并不知道我在准备考试。
开始我学的是英文。我想找一个哲学和文学的综合学科，于是就发现了比较文学，但要花四五年的时间准备语言的要求，因此，我还是登记进了哲学系。
有一门课叫“文学批评”，老师是世界著名学者白壁德（Irving
Babbitt）。我想那是他最后一年代课，就选了它。教我哲学课的教授有佩睿（Ralph
Perry）、霍金（William Ernest·Hocking）、伍茨（James Hanghton Woods）。我还选了门美学课。我的导师是伍茨，他是印度思想的专家。他英译的《喻伽经》被列入著名的美国东方丛书。
霍金教授在我看来就象一位父亲，热情而让人鼓舞，和怀特海（A.
North Whitehead）教授很不同。我上过怀特海教授一门讲形上学的课，讲课的资料就是后来的《过程与实在》。那也是他最后一年上课。怀特海教授庄严、镇定，稳如山岳，就象是苏格拉底。有二门课在Emerson
Hall的同一间教室，前后相随。排在后面的霍金教授总是提前几分钟来，站在门外，等怀海教授出来，然后他们相视一笑。要知道，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
他们会说：“哈、哈，我们之间仍有问题……。”哦，那可真是令人难忘的日子！令人难忘！
我学习得非常刻苦，我的兴趣在中国哲学，于是论文就选了“庄子”为题。教授们当中只有梅光迪对庄子有些研究。他是哈佛中国历史和文学的专职教授，在中国有很高的声望。他有点儿保守，和当时思想界的倾向不大合拍。我想那是他来哈佛的一个原因。但他是个文学家、经学家，思想方面相对薄弱，因此我得凡事自己来。
至于书籍，哈佛的中文图书馆刚刚建立，由一个叫裘开明的研究生负责照管，只一间屋子，我记得是Widener图书馆904号。
哦，我顺利通过了预备考试，下一步开始写论文。不过我所能依据的材料，图书馆只有一部《道藏》，当然，其中有不少关于庄子的注释。提交论文那天我一直打印到凌晨二点。有四五位外面来的教授，那时梅教授不在。还有刚从燕京大学来的洪叶（William
Hung）教授。和蔼可亲的伍茨教授问每位教授是否有什么问题。有个教授—名字记不得了，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伍茨教授提了一个问题，洪叶教授提了一个庄子关于“朝三暮四”的问题。
答辨只进行了十五分钟，然后伍茨教授叫我到外面等候。几分钟后门开了，伍茨教授走出来，手抚胡须。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以为自己没通过。那时有三分之一的淘汰率。
伍茨教授对我说：“陈……”留意到我很瘦，他说：“陈，你喝牛奶吗？”
我说：“喝的，先生。”
他说：“噢，那好，喝牛奶时冲些饼干。去看场电影，不要老学习。”
我说：“好的，先生。”
他又说：“你看，霍金不在，我们想他应该有机会向你提—两个问题，你可以下个星期再来一趟吗？”
我说：“好的，先生。”
哈！那个星期我着实忙了一番。
到了下个星期，霍金、洪叶和伍茨都来了，每个人提了一个问题。然后我到外面等候。几分钟后门开了，伍茨教授向我伸出手，我立刻握住了它。就这样我通过了。第二天我便和妻子一起去往欧洲，回中国。
（以下的叙述讲的是在哈佛的社交生活，1928年和李蕙馨的婚礼，以及关于蕙馨的家庭情况。李蕙馨的家在广州西面十九里的佛山。另外还有新婚夫妇回开平和佛山的一些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