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16—1924，岭南的学生时期
我在香港时与任何教堂、宗教都没有接触，但在岭南，既然叫做广州教会学院，宗教就是学校生活的一项基本要素。我父亲知道那是所教会学校，但他不在乎。他还知道学校的目的是改化人，可他也不在乎我是否会被改化。他从未问过我什么，但后来我知道了他并不在乎。
不过母亲就很担心。广州不仅没人看护我，1916年时的情况也很乱—内战、赌博、娼妓、走私、谋杀。母亲也担心我入教，她不知道基督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是外国的东西，一旦我入了教她就有可能失去儿子。由于我们家历来讲究孝顺，我就给母亲格外的安慰。广州城里有个亲戚开的铺子，每隔七或十天，我们村那儿都有人来买东西，同时捎些信件。我总是去见他，买些可能有用的小东西请他给母亲带回去。
岭南学院并不只收基督徙的孩子，各种家庭的孩子他们都接收。但每天早晨我们得去小教堂，花大约十五分钟唱赞美诗和宣誓。一位老师会发表些简短的谈话，通常是些道德训诫。只有礼拜六下午我们才能搭船到城里去。在城里除了看电影没什么可做，而我就到那间铺子里去找那个捎信的人，我们叫他“两头跑的马”。
头三四年我的同屋都是从台山、开平来的。四十年代百分之九十在美国开洗衣店和餐馆的人来自那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地区。
我在岭南的头几年只跟来自那儿的学生交往，就是这个原因。我在香港时已学会了广州话，但我们之间可以讲家乡话，那会让我们感觉更为亲密。
我保持的另一个传统就是比较绅士，不参加新式的体育活动。美国的老师们鼓励学校间的比赛，我就尽量避免。但在学校，我们参加一些手工艺活动，比如小制作和雕刻，我可以在竹子上刻些东西。
我的第一件作品是老师叫刻的三个字：“毋多言”，出自《礼经》。那是他对我的忠告，因为我话太多、好辨、好批评，言语犀利。因为这，人们对我又敬又恨。
在学校的那几年我们的功课都一样：历史、英文、算术、自然、地理、国文等。授课方式也同在香港时一样。所有这些课目都是上午由美国老师或在西方留过学的老师讲授。
国文课也和在香港时一样是下午上，这显然是某种殖民化的建制。也就是说，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学被视为次要的。中国教授讲课的报酬比较低，住的也是学校较差的地方。而美国教师、几个英国教师以及在美国留学的教师则住在较好的地方。我们的中国老师，其中一位学位很高，却得住在那些平房里。作为一个十五六岁的年青人，我对此已感到愤怒，只不过没有去抗议、反对。
我自学了不少东西。我有点儿自负，话也太多，但老师们喜欢并且帮助我。他们指导我读些专门的书籍，我也向他们提问题。可以说国文课的传统教育有一半是我自学的。
在岭南的第三年，我甚至在班上建了个图书室。我有三个木箱子，于是就弄来一些书籍并积累到一定数量。我让同学们看这些书，自己负责保存。我还在基督教男青年会（YMCA）里发起了一间读书室。
我们在岭南的活动中心叫“青年学生协会”，是类似基督教青年会的形式。有个毕业于欧柏林（oberlin）的学生，他很有活力，给整个学校带来一股新气息。1916年时，学校有不到三百名学生，只有十五名女生。最高班是高中三年级，可我们却有这样一个协会。那个人叫简……
华霭仁：简又文？
陈荣捷：对，就是他。他写歌我们唱，写标语、组织营火，还有各种各样的讨论会。为了所有人都能不断进步，他将协会分成德育、智育、体育和社会文化四组。我参加了智育组。我就这样用两份报纸和一些书籍设了一个读书室。他们给学校的工人们开办了夜校，工人们晚上会花两个钟头的时间来学习一些文化技能。一个年纪大些的学生是夜校校长，我是副校长。我那时很积极，不过我参加的所有活动都是智育方面的。我不回避社交活动，但我认为社交活动即使不会令人变坏，也比较无聊。
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入教。当然，入教有很多好处。教堂是社会活动的中心，但吸引我的是新式的宗教。我爱自己的国家，于是就选择到中国独立长老教堂（Chinese
Independent Presbyterian Church）去，它属于国家长老会。但管理和资助方是中国人，因而有较大的独立性，我也喜欢那样。有时我也到其它教堂转转。我们很自由，在中国不太重视教派。
我入教父母也很高兴。父亲当然知道教会是良善的。而在我们村那儿有几个传道团体，他们做了很多慈善工作。人们对他们通常的感觉是：这些人挺奇怪，不过都很善良。因此我父母对我入教的反应：是你怎么会接受那些奇怪的教义？不过你是个好孩子，教会也不错。
我的老师享利·布隆奈尔（Henry C. Brownell）教授叫我到他家去个别谈话。象这样的谈话有很多次。他是个非常好的老师。他曾问我：“荣捷，你有没想到过不朽的时候？”
他想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但我的回答是很儒家化的。我说：“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要做，那个问题我以后会考虑。”这就是我的回答（笑）。我实在接触了很多的宗教。
当然，那时我们反对所有的迷信活动。假期我们出去清理道教的庙宇。有时我们会毁掉一些偶像并将那些地方变成社会服务性的场所或者学校。在1916到1925年间，这些活动很普遍，也就是新文化活动。我们不诉诸暴力，但做了许多说服工作。
城市帮助了我们，我也组织了几个学校。广州城有将近一百所学校。许多大中学生教当地的孩子们国文和其它课目，这很普遍。商人们会给我们钱买些粉笔、茶水等等，提供一些诸如此类的帮助。那真是一段非常的经历。
我们出发到附近的地区，商人们觉得我们有点儿激进，但我们没有不良行为，因此我们可以免费旅行。他们免费搭载我们。我们谈论爱国主义、抵抗日本，我们也开始反美，不过不太厉害。那时我们绝对是反英、反日的。英日是两个敌人。然而，我们也企求中国的现代化、西方化、社会改革、自由婚姻以及儿童教育等等。
在1920或1921年，我写了一篇反对孝道的文章登在学生周刊上，也寄了一份给我父亲，几天之后退了回来，我可以看到上面有几处泪痕。我努力尽孝，但却变得反对压在子女身上的那些传统孝道教条。
1918年我在岭南上二年级时，(1) 正是新文学运动时期，是由胡适于1917年发起的。陈独秀也是领导人物，尽管后来胡适始终限制在文学领域而陈独秀则转到了社会道德方面。
陈独秀1921年来到广州并成了我们的贵宾。我们不知道他是共产主义者，更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我记得去听过他一次讲座。他个子不高，一只眼，在台上走来走去，告诉我们那些新思想。他讲话自始至终，我们所有人都站着，有时会两个小时。只有另一位人物受到过我们如此的礼遇，那就是孙逸仙。
我清楚地记得孙逸仙在一所学校向我们讲话。我们都站着。我只记得他说：“你们年青人要下定决心！下定决心！”就这些。当然，涵意是你们要下决心为了国家，不要为了个人。他嘴唇发湿，不停地讲，不时挥动帽子。他真是个伟大的激励者。
1921年我北上参加一个基督教学生的会议，遇到了郭沫若和许地山。于是我蒙发了一些灵感，要在南中国发起一场文学运动。
学生团体中有陈受颐，他后来在Pomona任教，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他年长我几岁，是个非常出色的学生。我们雄心勃勃，一起创办了《文学旬刊》，发表胡适发起的那种新诗—自由体、新观念、新典故等等。我写了好多那种东西，所幸用的都是笔名。还有其它一些诗人。有的诗发表在我们的《文学旬刊》，有些发表在北方的刊物上。我想出版发行了约半年，就因缺乏人手而不得不中止。但我们建立了“中国小说研究会广州分会”。中国小说研究会领导了中国的文学运动。起先，我们的目标只在研究小说，多半是西方的，但后来扩展到文学文化运动。因此我们在南中国取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那是我在南中国、在岭南鼎盛的日子。那时我整日里忙于学习和各种活动：社会的、文化的还有文学的。我的主要兴趣之所以是哲学，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曾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教授。他属于杜威那种类型，但他是个很有学问的学者。
我决定主修哲学，当然，我们学校只有文史和理科，但我读了一些有关哲学的基础书。
（接着陈教授讲了和他的同学李蕙馨是如何相识并共订终身之约的。他们1928年结婚。陈夫人于1924年决定到波士顿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学习音乐。陈教授陪同前往并在哈佛注册。陈教授入学哈佛时教务长劝他在第一年学习英美文学，第二年他转回到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