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童年时代
（在开始讲述时，陈教授说他于1901年8月18日，生于广州西南约六十里处的开平。）
陈荣捷：我们的村子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大岛上，是七个村子中的一个，都是来自同一祖先的陈姓人，在那儿居住了约八百年。起先我们是来自中原的河南。我想大约在公元十世纪时，我们的祖先由于战乱，便南下越过广东与福建之间的山脉，迁至了福建的边地。
华霭仁：那么何时由福建迁至广东的呢？
陈荣捷：从十二世纪开始，在约十三世纪时我们已由福建迁至了现在的居住地。我们的祖先对他的七个儿子说：“你们都得去到有水的地方，那样你们才能住得安全。”于是这七兄弟便在台山周围二百里内分住了下来。
成为我们这一脉祖先的排行第四。我们的住处四面环水，除了一个村子朝西，因为那儿靠近另一条河，其它所有的村子均朝南—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几个世纪以来由于朝西的那个村子靠近一个李姓的社群，因而他们的口音听起来便很象李姓人的发音。比如我名字中的“荣”那六个村里的人念Weng，而我们则念Wing，你明白吗？
约二百五十年前，我们那儿的人口逐渐增多，但由于四周环水，土地有限，人们便开始向外迁移。在那个时候，迁移也不过是三、四十里开外，因此我的祖父便去了三十里外的顺德，那儿距广州有三十里。
他起先以舂米为生，每年回一两次家。当他逐渐衰老，到五十岁时—他们那些人老得都很快—他放弃了舂米，改以理发为业。我们家很穷，每次理发，包括刮脸，两个小时的工作只收四枚铜钱。不过祖父是个非常和善的人，人们都喜欢他。尽管在整个村里我们属于最穷的人，但他仍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他成了某种头面人物。他可以调解纠纷，出了事儿人们也找他想办法。而且，他非常孝敬父母，在父母的生日，哪怕他只买得起一个橙子，他也会买给父母。因此在我们家形成了孝敬的传统，这个传统倾注到了他的孩子们当中，包括我的父母叔伯，以及我这一代。
我的祖父母有四个儿子，老大是个鸦片瘾，不务正业。我的父亲是老二。他十六岁时到顺德谋生，起先也象祖父一样舂米，然后做了木匠。但他挣不了多少钱，那时香港已有了一定的发展，他便去了香港。当然，他每年春节都回家过节—这也是中国人的风俗。可是，他在香港也没有挣到很多钱，于是便在1875年去了西贡，后来又去了曼谷。曼谷当时正在建造宫殿，他便成了那儿木匠中的先行者。因为父母仍在世，他每两年回家一次。父亲在外国工作听起来挺不错，我们家也上升到了某种低层的中产阶级，尽管我们其实并没有什么盈余的钱。
父亲后来乘坐那种运煤船来到了美国。从香港到三藩市花了三个月时间。到那儿时他除了一把雨伞外分文皆无，只是有个同乡借给了他两美元。那时许多中国人在亚利桑那、俄勒冈修铁路，其它许多州的铁路已经完工，采矿的工作也已经结束，因此父亲没有找到工作。许多中国人便向东进发。
这些人一直来到了俄亥俄，当时，宾夕法尼亚和费城是两个重要地区，而俄亥俄则是必经之路。他们中的许多人便在俄亥俄的Akron
和Cleveland等地安顿下来。而我们的同乡便通知尚在三藩市的我父亲，寄钱叫他来。于是父亲便来到了离Akron约三十里远的Ravenna在那儿开了个洗衣店。六年后他回了趟家，因为父母仍在。这趟行程花了他半年多的时间，但他要见自己的父亲，老人等不了太长的时间。
父亲同来自李姓家族的一位姑娘结了婚，那是三里之外一户低层中产阶级的人家。父亲可能比我母亲大十五岁。我母亲缠过脚，但她七、八岁时就停止了，她们家并未达到为了社会地位而要缠脚的程度，因此她有一双大脚。
我父亲是三十四岁结的婚，那时他已挣够了钱，便和我那位也在美国的四叔，一同给父母买了半套房子，只是半套而已。
在1887年我大哥出生了。父亲回到美国，四年后返回中国时，我大姐出生了。当他第三次由俄亥俄返回中国时，我二姐出生了。当第四次这种四年一次的往返时，我来到了人间。我出生时祖父还活着，但已八十岁了。父亲和他弟弟一起出钱给祖父买了个名位（degree），名位是可以买到的。
在我三岁时，我清楚记得祖父穿着鞋子，手指甲长长的。他没有自己的房间，只在厅里放了张床。那时我们已经在街道尽头有了自己的一整套房子，母亲住在一边的房间，叔叔在另一边，祖父就住在中间没有分隔的厅里，这是常见的居住方式。
我们常爬到祖父的床上和他玩，将他卷曲的指甲拉开。自然，作为一位老人，他只是乐呵呵地望着我们。我对他有很好的印象，非常和善亲切。有了名位，他的声望提高了很多，成了我们那个社区中颇有影响的人物。
祖父那个吸鸦片的大哥也有子嗣，他们被允许住在后来为祖父买的那半套房子中。它成了我们的祖屋，至今仍在，我叔伯的孙辈住在那儿。我四叔的儿子后来到了Akron，那时四叔离开洗衣店开了一家餐馆。1924年我去求学的时候，暑假就在那个餐馆里作招待。
我三叔大概在二、三岁就死了，据中国的风俗，特别是对那些能负担得起的家庭，在死去的孩子十五、六岁时，要举行冥婚。到那时，父亲寄钱来，非常虔诚的母亲便去找一个也是在二、三岁和我三叔同时死去的女孩，给他们举行特别仪式的婚礼。
但是举行了冥婚的夫妇应当有孩子，正巧我出生于1901年，而那次冥婚是在1902年或1903年，于是我便算是过继给他们的儿子，并且得叫我母亲为“姨妈”，明白吗？
我父亲在1901年回俄亥俄后，就没有象往常那样四年一次地再回中国，因为祖父在1904年前后去世了。父亲需要钱，便一直干了十年，直到他五十八岁。当他1911年回家时，我已经十岁了。
华霭仁：这是您第一次见到他吗？
陈荣捷：是的，我被告知叫他叔叔，但我似乎感觉得到他是我父亲。他进来时穿着中式的服装，戴着一顶草帽，还拿了些无花果。我跑上去迎他并叫他父亲。我母亲认为我很不守规矩，但我却敢于抗拒，并且我也开始叫母亲，而不再叫“姨妈”。
就这样父亲带着足够生活的钱回到了家中，他那时身体仍很好。我们村大约有十条直直的巷子，每条巷子有十或十一套房子，那时已经算是建得很紧凑了，没有多余的地皮，但人口却在增加，中国的风俗又不能在房子上再加层数，唯一的办法就是再建一个村落。因此富户便请风水先生选了一处地方，但那是一个低洼地，得从几里外的顺德运沙来填平。父亲自愿负责督办填沙与建房的工作。他在这件事上费了近十年的心血。
我们村里有一所学堂—你可以叫它小学。它的布局很典型。前面是漂亮的树木，然后是两间供仆人和守卫住的小屋子。穿过一个有金鱼池塘和假山的小院子，再经过一个侧门进入花园，便到达中央的大厅，这就是我们的学堂。有两间屋子分别在厅的两侧，一间给老师住，另一间供村民晚间相聚闲聊。学堂共有二三十个孩子，我是最小的。孩子们年龄从五岁到十五或二十岁。在1906年那个时候，那种形式的学堂正在消失，因为多少类似美国式样的新式学校系统输入进来。但我们的学堂依然是传统型的。我的老师吸鸦片。所有的孩子都是他教，不过全是男孩，没有女子学堂。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功课，有的程度很高，甚至可以背诵大段的文字，而我则从《三字经》学起。
每人早上都有作业。老师背几句他认为你可以接受的文字，让你跟着他念。也许第一堂课不超过两句话：“人之初，性本善”，就这六个字，然后你回到座位上大声地念上一二个钟头，每个人都在大声念，所以非常嘈杂。到了下午，你到老师面前背对着他背诵上午所学的东西，如果你通过了，你就可以转过身对着他，他再教你新的内容。我很快掌握了《三字经》、《五字经》、《神童诗》这些很普通的东西。
在《三字经》里，第一句话是“人之初，性本善”，然后是一些儒家的训诫和朝代的名称，很有代表性。当然，这都是些基本的东西，你可以记住。我想我是在一二个月内掌握它的。
然后我学的是《五字经》传说是位神童所写，但实际上我想可能出自宋代的一位学者。第一句话是说君主希望百姓有才有德，而人们只要足够努力，都可以成为状元。你学到的便是这一类的东西。接着是千字文，四个字一行，没有两个字相同，共一千个字。因为它包含一千个不同的字，所以曾被用作汉字的分类。有些官方文件就是这样分类的，并且有的图书馆至今仍然使用。
在此至少一年之后，我开始学习《大学》，然后是《孟子》、《论语》和《中庸》，这显然是根据朱熹的顺序。
我学习完四书时大概是七岁左右。《大学》从头到尾我记得，其它的不行。然后是五经，从《诗经》开始，接着是《易经》、《礼经》，最后是最难的《书经》。
哦，我是决定要参加科举考试的，因此我就在这样的学堂呆了一年。第二年，我们本族一些开洗衣店和餐馆的人，约有三十个，为我们本族人建立了一所自己的学堂，于是我就去了那所学堂。
华霭仁：那么您是在那所学堂中学的《大学》吗？
陈荣捷：我想是在第一年。
华霭仁：是在五岁的时候？
陈荣捷：哦，是的，我想人们认为我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当我三岁（中国虚岁计年），我母亲约每五天一次带我到一里半外的集市上，我能够认出店铺上的字。大家很高兴，给了我五文钱。我常常可以得到一些这样的奖励。
在1907年，按中国的算法我七岁，照西方的算法则是六岁，我仍在准备科举考试。虽然实际上那时官方已经废除了它，但在村里我们并不知道，我就这样一直准备到十一岁。
因为我比其它人学得快，我就有更多自己的时间。我们的老师吸鸦片，我每天到邻近的村子去给他买。离开了学堂我很高兴，自由自在。卖鸦片的店主经常给我一些花生和糖果。鸦片要三十文钱，当时是不小的数目。买来的鸦片不全是老师用，也有一部分供给本村的成员，通常他们是学堂的赞助者，当他们来学堂时，老师就拿出来招待他们。他们当中有的是上瘾的，但大部分都没有。他们并不定期地吸食。我有时在旁服侍。
十一岁时我来到村外一所较为高级的学堂，里面的祠堂供奉着十一世纪陈家一位最优秀的人物，他是一个状元，因此给他建了座纪念堂。我和约三十个孩子一起到了那儿。教学方式是一样的，每人有自己的功课，你可以尽可能地多学。这时老师又回到了四书五经并开始讲解。你在自己的位子上大声朗读，下午你讲给老师听。
我学了吕东莱的著作。我们要背诵它以及从《古文评注》中选出的一些文章。我记得韩愈和苏东坡的文章，我们只是背诵而已。
另外，我们开始学习写作。第一课是给出一个“天”字让你作对。有二种作对的方法。首先，两个字必须同类。对“天”来说就是地、月之类的。其次，必须讲平仄。“天”就得对“地”或“月”。我们起先是一个字地对，然后是二个、三个、四个，直到可以作对联。接着我们学写诗，同时也有短小的文章，三两句话，也可能半页纸，都是以古文的方式。
村里的学堂离家只有几条巷子，走路约三分钟，而这所高级一点的学堂却在村外。在村里的学堂时我们每天都回家，但到了这所学堂后我们却住在那儿。我们有蚊帐和食堂，每天可以回家吃两顿饭，但却得住校，过统一的生活。
我们形成了不同的小圈子。所有的孩子依不同的陈姓祖先分为三支，而每一支就形成一个小圈子。我们第三支较富裕，因为许多家里人在美国做工，但人数较少。第二支较穷，但人数最多。第一支人丁最少，几近消失。我们那支和第二支常有冲突。我们那支中有不少聪明的孩子，而我是头儿。我们非常骄傲，很自以为是。记得他们曾划坏我的桌子。有一次因洪水我们回家呆了几天，回来后发现有人在我的课桌上小便，还弄坏了许多东西。就是些诸如此类的事。
我那时很骄傲，既聪明又守规矩，村里的人都很高看我。我总是带着钥匙（笑）—虽然那只不过是象征绅士而并不开启什么东西，在夏天或者是把扇子，或者是一个不装水的茶壶。当然，那时我已不再穿长袍了，我穿西装。我仍然很小，但我从不象其它孩子那样爬树、游水，我得作出榜样。
放学后睡觉前，我们就到学校旁边的大榕树下。我母亲认为那是棵神树，并曾将我过继给那个神作儿子，这就使得我的行为举止更多了几分庄严的色彩。树下有条石凳，晚上人们常来坐着聊天，我们这些孩子也到这儿来，其它人会下到河里游泳，而我们几个却从不。因为我们学了一些成语典故，我们便之乎者也地说话，有时还引经据典，那时我大概十或十二岁。
1914年我十三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们对其一无所知，但我们老师有个儿子在广州城里念书，他放假回来看他父亲，就告诉了我们许多事情，有水底下开的船和天上飞的艇等等，那让我大大开了眼界，于是我也想去广州。
母亲不愿让我去，对她来说，城市是罪恶和危险的地方，可我是她的宠儿，她就给在Akron的父亲去了封信，问是否允许我去新式的学堂。深受西方影响的父亲认为我应该去。幸运的是，在一二里外那个我可以认出店铺上字的集镇里，就有一所新式的学堂，那是一所谭姓人家的学堂，不过有几个台山来的孩子，他们接受了我。于是谭家的学堂就有了三个余姓、一个李姓和一陈姓的孩子。我是最小的。
我们有历史、地理和自然课，当然还有国文。共有三位老师。我很喜欢这些课目，学得也很好。
但我还想去更好的学堂，于是向母亲强烈要求去香港。母亲从未离开我们村三里以外的地方，而香港有九十多里远，她很担心。但我坚持要去，大家都说，这孩子真倔，不过倒是个好孩子。我很孝顺，一直照顾父母，给他们端茶送水的。最后终于同意我去香港，那是1916年，不过我得住在亲戚家的店铺里。
那个店铺做些进出口的生意，不过主要为在美国开餐馆和洗衣店的人提供服务，所以生意不错。第一层是店面和货仓，苦力们在那儿装货上船。第二层是许多铺位，供那些从美国经香港回乡的人住宿，有点儿象类似旅馆的地方，我就住在那儿。
我过去是长发，1911—1912年的革命当然要剪辨子，但我一直保留到1914年，是几个当兵的到村里来给剪的。不过我仍然留着长长的头发。我也不懂广州话，所以在香港，当我去圣保罗学院（St.
Paul's College）时，注册的人不肯收我。后来我们参加同一个联谊会时，我同他开玩笑说：“就是你不肯收我的，也许正是你让我有了更好的机会吧！”（笑）
所以我就到了拔萃书院（Diocesan House）。当时的拔萃书院正在蒸蒸日上，现在仍是香港一流的学校。我上午学习英语，我的英语学得很快；下午则是国文课，那个老师人不错，但因为国文老师挣钱不多，他就写扇面卖给学生—你知道那儿天气很热，晚上则去做家教。因此，我下午学不了很多东西。
当时我已知道岭南学院。我父亲在Akron开洗衣店时已经听说了岭南学院，那时叫广州教会学院（Canton
Christian College），实际上不过是所高级中学。院方曾到中国人当中筹募资金。那儿以良好的校纪和生活而闻名。父亲喜欢那儿，所以当我提出要去时，父亲说：“一定要去。”
因此，每天下午课后，我都到荷里活街（Hollywood Road）。1916年那儿整条街都是书店，通常书摆在桌上，你可以只看不买，现在仍是这样。我去那儿实际上是阅读国学典籍，为了准备岭南的入学考试，直到书店关门，我才回去睡觉。这样的情况有半年时间。
岭南的入学考试在香港一家教堂举行，叫联合教堂（the Union Church），现在还有。考试是1916年的6月，我申请了七年级，那是小学的最后一级，因为我对那些新型学科了解很少，除了在村外那所新式学堂的一年时间。
考试时我记得地理科有一道题目是：从广州到韶关北的铁路经过哪些城镇，我没答出来，因为我一点儿都不知道。考算术时，我根本不知道两个小圆圈中间一道斜线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我从未见过那符号。我就问监考老师那是什么，老师说那表示百分点。所以算术我也是一塌湖涂。当成绩公布时，我被录取在六年级，我当然还是愿意去。当我问老师为什么最终会被录取时，他说：“你的国文很好，所以我们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有四个人一起从香港到了岭南。我们对广州一无所知。我们是坐夜船到的那儿。于是开始了夏天的六年级学习。那是所教会学校，校方指定一名学生做我的兄长。他告诉我宿舍、食堂及其它一些地方，但没有告诉我浴室。我不知道淋浴器是怎么回事，傻乎乎地搞得全身湿透。我以前从没用过冲水马桶，村里当然没有，甚至香港也没有，因为香港水很珍贵。
经过夏天一个月的学习，我升到了七年级，那是秋天。一个学期后，我于春天升入了中学一年级。因此，一年内我升了三级。我在那儿整整呆了八年。
我现在该回头谈谈我们家的宗教背景了。因为在岭南，我接触到了基督教。
象一些典型的中国家庭一样，我们都很虔诚，尤其是我的母亲。我们家里的祭坛上供着许多神位。在我家新房中间的大厅里，有一个供着祖宗神位的祭台。因为父亲有能力承担，那个祖宗祭台修得非常精致。
雕刻祭台的人我认识。他刻了雕花的设计，周围是象征福寿的图案，底下刻的是三国故事。祭台上有三层架子。一层刻所有的陈姓家族成员，在一块大匾上—一直追溯到“永传”的名字，那是指河南。我们最早是九、十世纪从那儿迁来的。中间一层供奉我们的五代祖宗。底下一层供着我的祖父母、父母及叔伯们。已经去世的人，牌位就亮出来摆地那儿，上面刻有姓名、第几代及生卒日期。女人们只有娘家的姓氏，没有全名。我母亲娘家姓李，她的牌位上就刻着“李氏”。仍在世的，牌位就用一块红布盖着，直到去世再亮出来。
华霭仁：那是用木头做的吗？
陈荣捷：木制并镀上金箔。我们那种无疑是最精致的，有四尺高，三尺宽，刻着精美的花纹。在那上面花的钱并不是最多，但在花销上却是最优先的支出。
我母亲坚持供奉很多神位。房间空地对着祖宗祭台的墙上，有一个供着天神的神龛，是用彩色泥灰制成，三尺高，二尺宽，两边有一幅对子，顶部和底部有些装饰，中间只有四个字—“天神临在”。房子最里头有土地神位，只是帖张红纸，两侧有一幅对子，上面有个方顶，底下高起的小平台上点着长明灯。每天晚上我母亲、儿媳或一名仆人，便会点起那盏灯。这两样你几乎在每户人家都能见到。而除此以外，在我家中间的大厅里，墙上的平台上有个鸡笼，上面供着鸡神，保佑母鸡正常下蛋不生疾病。另一面墙上供着掌管天气的神。还有一个保佑我上学的文神。
敬神祭祖至少每月两次，一般是初一和十五，那时得点灯上香。每家都是这样。我母亲因为特别虔诚，她每晚都上香祭天地之神，正式的祭祀每月也不止二次。
除了初一和十五，对三代祖先的祭祀还要在他们生卒的日子举行。所谓三代祖先，如果我父母仍在的话，那就是从我祖父起向上三代。祭祖是我母亲操持的，因为父亲多半在外。母亲和儿媳、仆人们到时会准备一些祭品，至少是些猪肉。在某些重要时候得是三种肉类，包括鸡、猪肉和其它某种肉类，这叫“三牲”，一直可以追溯到周代，《礼经》中有所记载。另外有茶、酒和蜡烛，也有一些面粉炸的素食，叫“斋食”，大概源于佛教吧。还有传统的爆竹和纸钱。我们家至少每月两次，甚至三四次象这样的场面。所有的东西分放在一张桌子上，摆在祖先的祭台前。我也是履行这种仪式的人员之一。
当我才三四岁时，我已经参加了这种活动，因为我是唯一在家的男性。我会在祭台前庄重地行三叩九拜礼，这是经常的事。当然，对我来说这只是一种仪式，我并不懂得其中的涵意。
然后我会在中间大厅烧纸钱，不过爆竹得在屋外放。一方面是防火和不致太吵，另一方面也是要让邻里知道（笑）。这也是某种声势，因为并非每家都能负担得起，都愿意在这上面花钱。
我记得父亲在家时的情况，在那种场合，他会在旁边的椅子上静静地坐下来，母亲叫“快，该你行礼了”，他也不应，只是在那儿静静地坐着，直到母亲喊了三四便，他才勉强站起来行了礼。
当然，那时我并不能理解，后来才懂得了父亲其实比我要虔敬得多。他是在默想过去的列祖列宗，默想作为子孙后代自己是否称职。我父亲尽管有一定的读写能力，但他只上过二年学，他可以算是那种尽管没有太多文化却很有悟性的人。宗教对他意味着真诚、投入，更多的是心灵的东西不是外在的仪式。我想母亲也明白，但她坚持要父亲去行礼，父亲也就照做了。
尽管母亲脾气很坏，难于相处，人们仍很尊敬她。她慷慨大方，乐于助人，也有足够的钱用—父亲那时已买了一块约六亩大的地。尽管我们并不节衣缩食，由于她理财有方，便总有余钱。她愿意借钱给别人，有时利息很低甚至不要利息。要么是运气佳，要么是眼光好，她买的地也总是收成很好。要知道，那时收租都很高，有时会达到收成的一半。但她有意收很低的租，因而我们家有了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人们有时请我母亲给他们家主持祭祀的仪式，她做了很多这类事。那些人家会准备一篮子祭品，一些食品或者只是茶。纸钱总少不了，起码还有香。有时还有些肉食，反正是他们拿得出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拿着篮子陪母亲一同到他们的祠堂去—从不超出一里远。
最流行的是观音菩萨。她的神祠很小，不超过四尺高。后面种了些树和竹子，景致不错。泥做的菩萨像在里面。
半里外有一个三圣庙—孔子、老子和如来佛。村前总是有谷神的祭坛。关于谷神的祭祀可上溯到周代。每个村子都祭祀谷神。前面我还提到过那个大榕树代表的树神。
在我们村后有条大河，很凶险，那儿还有保护船家的河神。我们也去过那儿。
不过我们最常去的总是观音祠。困为很近，而且观音是给女人们送子的神。大约每个月母亲都要去，我也跟着她。布置一应物品是我的事，然后我就自己一边玩去了。母亲就鞠躬叩头，有时我也能听到她说什么。尽管她不识字，但她也提到一些东西。她说的背的我也能懂。总免不了感恩戴德、祈求好收成之类的话。因为家族里有贫穷、疾病的问题，那些人需要帮助和指点，于是结束时便再次感谢神灵并祈求更好的将来，为了本家族也为所有的人。如果有什么罪过，则请求宽恕他们，还少不了要求恩惠。
后来我曾听有些西方人说所有的中国人祭拜神灵都不过是出于自私或者恐惧。这些人其实并不理解其中的意义。
你不能将我们家归入儒释道其中之一，它是个典型的中国家庭，有一个包容各种宗教成分的信仰传统。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去的那所教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