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66—1981，彻谈慕学院任Gillerpie讲座教授时期

（六十年代初期，陈教授曾在匹茨堡的彻谈慕举办过讲座。“我喜欢那儿”，他说，“我希望退休时能到一个象岭南母校和达慕思那样的地方去。有一个优美的校园，不大的社区，那就是彻谈慕。”早在1963年，彻谈慕的校长爱德华·爱迪（Edword Eddy）博士就向陈教授提供这个职位，直到1966年能够赴任。陈教授很喜欢这个职位，因为可以自己安排研究时间，而这期间，研究的重点几乎完全集中到了新儒家思想。)

我的写作逐渐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新儒学，尤其是朱熹。并非我的兴趣有所改变，而是由于美国学术的发展是朝着这个方向。我觉得对我来说，更多地研究新儒学及朱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但是，我的写作越来越多地转向中文。我可以在中国大陆出书了。我不想在台湾出书，因为早些年那样会被认为支持那儿的政权，而我在政治上则是绝对中立的。

最初，我的文字在香港发表，那儿有一份小型刊物叫《人生》，由人文协会发行。协会组织者是一些对人文学科感兴趣的人，尤其重视新儒学。其中有唐君毅、钱穆、徐复观、牟宗三等人。我用英文写过一篇讨论“礼”的文章，(12) 有人将它译成中文发表在《人生》上，由此我和《人生》有了联系，后来我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文章，有的又直接在台湾被翻印。

此外，我也在台湾出书了。那时政治局势已经有些变化，因而从1969年起，我经常在台湾发表文字。在1982年就出版了《朱子门人》、《朱学论集》以及我关于朱熹的论文选集。这些都是在学生书局出版的。

现在又有两本新书正在印刷。一本是关于王阳明传习录的集释和详注，(13) 另一本是围绕新儒学的中英文论集。(14) 这两本在台湾分别有盗版，不过看起来得满足需求，于是学生书局要求我作些修订与增补，现在已经完成了。

我选择写朱熹的门人及出版王阳明传习录的集释详注，是因为我想：如果我从事一般历史性的写作，那么我的书十年、二十年，至多五十年之后将会失去价值，会有新的书取而代之，但我希望留传下来一些更长久的东西。于是我就打算写一部有关朱熹门人的书，这方面的书相当少，而且错误很多。对《朱子门子》和《传习录集释详注》，我利用了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相关资料。我想百年后如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这两部书仍有参考价值。同时，我也没有放弃诸如再诠释、评价之类的工作，接下来又有大量的翻译工作。

首先是花费了三年的时间参加翻译新儒家的一些资料书，从1977到1980年。(15) 这项工作完成后，我获得了美国人文基金会（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一笔奖金，用于我自己的翻译工作，即陈淳的《性理字义》，(16) 那是从1978年至1980年。同时，我又写了十六万字关于新儒家的条目，不仅是对各条目进行引述、解释及界定，实际上是对这些观念从宋至清代的演变作了一番交代与评价。我一直打算写那样一本书，但是台北的韦政通教授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韦曾独自出版过五百页的《中国哲学辞典》。他力邀我和余英时等人参加，重新撰写一部这样的书。我很高兴接受了下来，并在1981年完成了任务。 (17)

另一部正在进行的书我还未命名，(18) 我决定写一百个条目，主要处理朱熹。其中我重点要做些考证工作。在我关于朱熹的集子中有许多课题是中、日、韩学者没有处理过的。比如人们常谈到朱熹的清贫，但不过是只言片语。我做了大量的发掘工作，获得了许多细节的材料，来显示他究竟是怎样的清贫。再比如他的宗教生活，人们关于他的宗教思想也谈了很多，但却并无关于他自己是如何践行的。我这部“一百个条目”的书就是处理这些看起来很细小但却很有意义的问题。例如，朱熹是如何对待妇女的，他如何对待自己的母亲，如何对待其它妇女。我一直进行这方面材料的积累，看他提到多少名妇女以及为什么提到她们。我想即使在王懋肱的年谱里，所提到的也不超过十个人，但我却发现了二十多个。有些日本学者提到一些，但有的却从未被任何人提起过。

（陈教授继续谈了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那些给研究生、同事和出版社校读手稿的时光。对于所获的荣誉，他深为感动，特别是197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Academia Sinica），以及1980年被达慕思学院授予人文荣誉哲学博士（ the conferral of an honorary degree），也正是在1980年，他的孙子christopher从达慕思毕业。对于达慕思的那次经历，陈教授说：“那真是太美好了，当授予学位仪式举行时，所有的教师都站了起来。有人告诉我那是从未有过的。你看，我在 Hanover 和New Hampshire仍有很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