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文泽

从鸦片战争开始，东西问题就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西洋的尖船利炮打开的不仅是中国封闭的国门，也打开了中国人封闭的视野。一个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展现在国人的面前。如何赶、超西方的问题也就不期而至，也就是如何现代化，这是每个中国人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张汝伦在《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中认为现代中国学术界把“冲击—反应”模式作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模式，这是一个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研究模式（第8－9页），但很明显的是，中国现代学术不论是哪个流派，都是对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应对，即使是“国粹”派也不例外，更不要说全盘西化派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思想发展的内驱力，但是这个内驱力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改变了它自身的发展轨迹而与西方发生了关系。

梁漱溟先生自己认为他不是学术中人，而是问题中人，对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就形成的他的思想。从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来看，他对自己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无论是学术，还是社会活动，他都深入到中国问题的前沿，形成他丰富而独特的思想，也奠定他在中国学术史独树一帜的地位——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之祖。梁先生一生所关注的两大问题是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和西方入侵中国、中国如何应对相关。当他1917年进入北大任教时，北大已经成为了全国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般干将，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对传统文化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身处北大的梁漱溟，不可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凭他的责任担当意识——他第一次到北大就宣称“我来此处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344页）。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对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回应和反动，也是对中国发展前途的一个理论设计，是对中国如何现代化的一次理论尝试。

一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先生系统的阐述了他的文化观。他首先提出他对文化的看法：

据我们看，所谓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起来，不外三个方面：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感情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于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2（339页）。

这里他对文化的表现作了分类，进而对深层的、隐藏在这些文化现象背后的原因作了追问：

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不过就是那没尽的意欲(will)—此所谓“意欲”与树本华所谓“意欲”略相近—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3（352页）。

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其新颖、独特的观点。从鸦片战争以来，人们对西方的认识从声、光、电、化的物质器具到立宪、共和的政治制度，辛亥革命不败而败后，人们对西方的认识又深入到文化层次，新文化运动因此风起云涌。而对文化的认识主要集中在文化现象上，新文化运动就是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来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但对科学和民主的来源，即“西方的根本文化”却未明确提及。

梁先生从“意欲”出发，分析了中国、西方、印度文化的起源和特点：

（一）本来的路向：就是奋力取得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他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奋斗的态度。

（二）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

（三）走这条路向的人，其解决的方法与前两条路向不同，遇到问题他就想更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所有人类的生活大约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一）向前要求；（二）对于自己的意思变换、调和、持中；（三）转身向后去要求4（381－382页）。

西方人是第一种路向——向前面要求，因此文化的特点是“征服自然之异采”、“科学方法之异采”、“德谟克拉西之异采”，也就是发达的物质器具，科学和民主。

“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5（383页），因此中国没有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只有落后的“手艺”、“猜测直观”的玄学和“有权的无限有权，无权的无限无权”6（364页）的政治独裁，走的是第二条路向。

而“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7（383页），因而他们的宗教是畸形的发达，而物质和政治也是毫无建树，走的是的第三条路向。

西中印三方所走的生活路向不同是因为他们用不同的工具来解决各自在生活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西洋生活是直觉用运理智的，

（二）中国生活是理智运用直觉的，

（三）印度生活是理智运用现量的。8（485页）

在梁先生看来，西洋文化是理智主义的，其表现为以计算的态度对付自然和个人，精神生活也是知识方法占主导地位的；中国人是直觉主义的，其表现为人与自然的浑融合一，人际关系崇尚情感，以及社会生活的玄学化和艺术化；印度文化是运用现量的，其表现为在对自然、人际关系和精神生活时都是佛者的现量体认占统治地位的。

这样梁先生就把中西印三方的文化从表现到深层的原因都一一分析，这在当时来说也是东西文化比较中的一个独创。

二

在分析了文化的根源和表现之后，梁漱溟先生对文化的高低优劣做了比较。面对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只是之势，梁先生也不得不承认所谓的东西文化，也不过是东方国家西方化的问题：

我们所看见的，几乎世界上完全是西方化了的世界……就是东方各国，凡能领受接纳西方化而又能运用的，方能使他的民族、国家站得住；凡来不及领受西方化而不能运用的即被西方化的强力所占领……所以这个问题的现状，并非东方化与西方化的对垒的战争，完全是西方化对东方化绝对的胜利绝对的压服！这个问题此刻要问：东方化能否存在？9（332－333页）

这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梁先生对陈独秀明锐的眼光十分的赞赏。他认为“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产生‘赛恩斯’与‘德谟克拉西’两大异采的文化”10（353）；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不如西方的文化，他甚至断言如果中国不与外界发生接触的话，再过一千年也不会产生西方的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11（392）；而印度是向后走的，所以印度盛产宗教，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对宗教像印度人那样渴望。

虽然梁先生不否认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他并未像陈独秀和胡适一样主张全盘西化，并没有把中国传统文化放进博物馆，仍然有它的生命力，而西方文化则走到了尽头，颓势明显，困难重重，“然而他们精神上也因此受了伤，生活上吃了苦，这是十九世纪以来暴露了不可掩的事实”12（391页）。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的两件影响深远的大事，西方界对此进行了反思，这是资本主义带来的后果，梁先生对此也保持了高度的警觉。

在从基础上，梁漱溟先生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了新的评价：虽然文化不如西方人，但是中国人在生活上却比西方人幸福：

（一）物质生活方面    ……中国人的一切起居享用都不如西洋人，而中国人在物质上所享受的幸福，实在倒比西方人多。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啊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传锦绣的未必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乐；中国人以其与自然融洽游乐的态度，有一点就享乐一点，而西洋人风驰电掣的向前追求，以致精神沦丧苦闷，所得虽多，实在未曾从容享受。

（二）社会生活    ……个性不得申展，社会性亦不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方人之处……然而家庭里，社会上，处处得到一种情趣，不是冷漠、敌对、算帐的样子，于人生的活气有不少的培养，不能不算是一种优长和胜利。

（三）精神生活方面    人多以为中国人在这一方面是可比西洋人见长的地方，其实大不然；中国人在这方面实在是失败的……情志一边的宗教，本土所有，只是出于低等动机的所谓祸福长生之念而已，殊无西洋宗教的那种伟大尚爱的精神……知识一边的科学，简直没有；哲学亦少所讲求……13（477－480页）

这里梁先生得出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中国人的物质生活虽少而乐，社会生活虽“无我”而洽，精神生活虽多而浅。在当时学者的眼里，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不如西方人的工业化而苦，社会生活没有西方的民主而苦，精神生活则博大精深而乐。但是梁先生却从另一个角度去看，物质生活中国人因满足而乐，社会生活中有情谊而欢，但是在精神生活方面则缺少伟大尚爱的宗教，真情真性的文艺和精深的哲学，科学知识更是没有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缺少的。这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文化虽然不如西方人，但生活却比西方人好，最后他作出的结论是：

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与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来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14（529页）

东西文化本来没有什么好坏之分，只不过是西洋人走了第一条路向，是合时宜的，而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则是由于孔子和释迦牟尼两个天才，未得走第一路向，便走上了第二路向和第三路向，这是不合时宜的文化，也是早熟的文化。

而梁漱溟先生更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是如果从文化的高低看的话，那么印度文化是最高级的文化，其次是中国文化，而最低的是西方文化。从人生来看，首先是要解决人与自然的问题，然后是解决人与人的问题，最后是解决人与自身的问题——安顿情志的问题。他论述道：

必要低的问题——生活问题——都解决了，高的问题才到了我们的眼前，所谓低的问题都解决的时候非他，即理想的改造社会也；到那时候人类文化算是发达的很高了，则其反面的出世倾向就走到了他的高处。……人类是先从对于自然界要求物质生活之低的容易的问题起，慢慢的移入到此一问题愈问愈高，问到绝对不能解决的第三问题为止。15（439页）

照此看来，西方文化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低的的“可满足”的问题，而中国文化解决的是高一等的“不定得满足”的人与人的社会问题，而印度文化解决的是“绝对不能满足的”最高的人与自身的问题。文化的高低当然也就是印、中、西依次降低。

从鸦片战争以来，学界的观点都认为西方的文化是高级的、先进的文化，而东方的文化则是落后的、未进的文化。但这儿梁先生却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在当时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震动。

三

在对中西印的文化作了比较之后，梁漱溟先生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作了预测，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尤其是第一路向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虽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的态度拿出来。……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文化的复兴。于是古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次第重现一遍。16（525－527页）

西方的向前的路向已经走到了尽头，病痛百出，因此不得不选择第二路向，即中国文化的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更本精神的路向。这样，中国文化也会像西方文化一样，成为一种世界文化而大兴于世，而在未来却是印度文化的复兴，人类社会是走向第三条路向的。梁漱溟先生敏锐的意识到如果一种文化没有世界价值，那么它迟早会消亡的。梁先生站在世界的高度，放眼未来，从而为中国文化找到了一席之地，找到了它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克服了新文化运动中全盘西化带来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为传统文化求得一线生机。

在推测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梁先生提出了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

第一，要排斥印度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17（528页）

梁漱溟先生反对东西文化调和论，认为西方没有必要和东方文化调和，而东方文化因其所持的态度和路向而无法调和，因此东西方文化的调和是无法走通的。面对中国所遭受的国际国内的问题——“国际所受的欺凌，国内武人的横暴，以及生计的穷促”18（534页）中国所采取的路向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文化，但为了克服西方文化带来的种种弊端，对其相前的态度要改作东方式的向前的态度，即“把中国原来的态度拿出来”。这个原来的态度，梁先生认为是孔子所提倡的“刚”。“刚”既是“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19（538页）的态度，因而适合中国的发展前景，若中国人采用这种“刚”的态度，则能既解决中国国际国内所遭受的问题，又能避免西方化的种种弊端。当然，对于印度文化是必须排斥的，因为那只会使中国乱上添乱，病上加病。

至此，梁先生完成他对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设计，他认为这样既可以使中国赢的独立、走向富强，还能像西方一样开出民主和科学，又能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这确实是一种理想的方案。

四

梁漱溟先生从佛家的唯识论出发，又受西方柏格森生命哲学和阳明学泰州王艮学派的影响，认为宇宙是一个“大生命”，作为他理论的形而上根据；提出了“人生三路向”、“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等极富原创性的思想；而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也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他本人也和陈独秀与胡适一样成为文化哲学史上无法回避的人物。

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先生突破了以前文化比较中的线形的进化论模式，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视野看待文化现象，承认文化是多元的；摆脱了以前中西文化比较的单调方式，从中西印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为文化比较提供了新的视角；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走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路；预测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在一片反传统的浪潮中，又引起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思考和再认识，加强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信心。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中西文化比较及其哲学》中仍然有许多漏洞和相互矛盾的地方。梁先生以佛家的唯识论为其理论工具，把意欲作为文化的根源，而忽视其他的原因。不能否认文化是人的创造之物，自然离不开人的主观意识，但是问题是文化创造是不是和客观就没有关系了吗？产生文化的因素很多，客观的因素是无法排除的。是意欲决定文化还是事实决定文化，这个矛盾在《中西文化比较及其哲学》中也无意识的透露了出来。在文章的前部分梁先生认为是意欲产生了文化，西方向前的意欲产生了西方的文化，但在文章的后面却又认为是事实的变化引起了文化的变化：

我们所谓的事实就是指着经济现象说的，因为在现在这是事实所在。在三种变迁（事实的变迁、见解的变迁、态度的变迁）之中这事实的变自然是顶重要的；由此事实的变而后文化乃不得不变。20（488页）

很显然，这里事实指的是经济，是经济的变化引起了文化的变化，另外也引起了其他两个方面的变化。这也就有意无意的隐含着这样的一个逻辑：实事变迁见解，间接变迁有引起了态度的变迁，而态度就是意欲。这样，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在《中西文化比较及其哲学》中就是矛盾的。而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至少不是“意欲”一个因素，因该还有更多的因素如经济因素。

在如何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时，也表现出了梁先生的矛盾性。在“人生三路向”中，梁先生明确的反对“文化调和论”，认为西方文化是第一路向的产物，而中国文化是第二路向的产物，二者是无法调和的。

我可以断言假使西方文化不同为难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也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精神产生出来。这句话就是说：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的不是同一路线。因为走的慢，比人家慢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那么，慢慢的走终究有一天赶的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打到西方人所打到的地点上去的！21（392页）

中西文化是不同路向的产物，那是无可调和的。但是，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又是不能不学的，否则，面临的国际国内的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而西方的种种弊端又不能不防。而另一方面，中国由孔子开辟的传统文化的长处又必须继承，因此在“世界文化三期说”中要求“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批评的把中国的态度重新拿出来”，这是他给中国文化发展指出的路径。但如果和他的“人生三路向”联系起来分析的话，这也是相互矛盾的。“对于西方文化要全盘承受”就是对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要完全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要防止西方文化带来的弊端，做法是“就是对其态度改一改”。态度有三种，西方文化是第一种，要改一改只能改为第二种或者的三种，的三种是印度的态度，是“丝毫不能容留”的；那么就只能改成第二种态度了，可是第二种态度只能开出中国文化，那么这到底是“全盘承受”还是“根本改过”呢？这是一个矛盾。

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批评的把中国的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梁先生找到了孔子的“刚”的精神，用“刚”的精神代替原来的“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唯其根本精神的”态度。“刚”的精神是一种“动”的精神，符合向前的精神，同时又和西方的欲望的精神不同，即保留了中国文化的论理精神，这样既有西方向前精神而开出民主和科学，又保存了传统文化的长处，还克服了西方文化的弊端，这的确是一种理想的文化模式。但是这个“刚”的精神是属于第一路向还是第二路向呢？如果是第一路向，则开出民主和科学之时也会产生种种弊端；如果是第二路向则开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论理精神也会出现各种短处。如果既不是第一路向有不是第二路向，当然不可能是第三路向，那就只能是中西调和之路了。这里梁先生用了“融合”这个词，但实质和调和没什么区别。这和他坚决反对“调和论”的观点又是矛盾的。

在宗教问题上，梁先生认为中国的宗教是“求祸福长生”的低等的宗教，而西方的宗教是“伟大尚爱”的宗教，和佛教一样都是第三种路向的产物。作为宗教，基督教和佛教都是超绝的，安顿人的情志的。既使将来的宗教复兴，那也未必是佛教的复兴，西方人也不一定会舍近求远，放弃自己文化中的宗教而去追求另外异质的宗教。这是梁先生把自己服膺和信仰的佛教要推广到全世界。

总之，在梁漱溟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及其哲学》中，创新和矛盾是并存的。也许，在东西文化的问题上，本来就是一个二难悖论：全盘西化又畏惧其弊端；抱残守缺又有亡国灭种之忧。理想的方式是中西合璧，最好是中西印合璧“物质和社会管理是西方的，伦理精神是中国的，宗教是印度的，但这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梁先生的早期文化观就带有浓浓的理想主义色彩。

注释：

1-21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1．《梁漱溟全集》（第一卷）  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现代中国思想研究》 张汝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2版

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艾恺著  王立昱 翼建中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

参考文章

1．《梁漱溟的“人生三路向” 说与中西印文化的互补》  胡希伟  孔子研究  1994年04期

2．《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转向──从康有为的三世进化史观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  俞祖华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6年01期

3．《论梁漱溟的多元文化观》  曹跃明  中国哲学史  1997年01期

4．《梁漱溟文化思想述评》  刘秀江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8年06期

5．《论梁漱溟早期的文化中西观》  陈来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2001年03期

6．《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观》  熊吕茂  孔子研究  2001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