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42—1966，达慕思学院教授时期

我得多说一句：我曾想过回夏威夷，我真的很喜欢那个地方，尤其是1942年辛克莱尔当校长时。我差点儿谢绝了达慕思，但大家都认为我应当去。

我还没有问我应该属于哪个系，于是我就打电话给达慕思的教务长比尔（Bill）。比尔是个非常友善的人。他告诉我说：“你不要去哲学系，要不你会没有学生。”那时在美国的大学中，哲学不是最受欢迎的专业，不过我想你会同意：即便是在人文教育领域内，也始终有一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的因素。

那儿起初没有宗教系，只有一位教授开设宗教方面的课。最受欢迎的是比较文学系，其中牵扯到一些比较思想的内容。因此我被告知去了比较文学系。但这对我并不意味着什么，我有自己的计划。

后来有了宗教系后，我就转到那儿，在那儿开了一门历史课，但我的哲学课同时在哲学系和比较文学系开，有很多学生修这种交叉复合的专业。

在教学期间我没有担任行政职务，但我以局外人的身份发表了很多看法。后来，我忘了具体哪一年，我应邀担任人文学院的院长。学校共有三个院：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人文学院有大约十个系，差不多九十多个人。我渐渐认识了所有这些人，因为有定期例会，所以那并不算太麻烦。但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那时这是东方人担任的最高职位。有许多著名人物像胡适、洪叶等等都是那儿的客座教授，有的任教一二年。但没人担任如此高的行政职务。当然，现在可以有校长、副校长，但在1951年，那可是件特别的事儿。

当时在美国只有三名有中国背景的专任全职教授。另外有些教授也教关于中国的课，但他们是美国人。中国人只有我、在Pomona的陈受颐和李绍昌。李后来去了密歇根。同时，讲授中国思想与哲学的人也很少，我是其中之一。在四十年代，只有翻译了冯友兰哲学史的卜德（Derk Bodde）和克里尔（H. G. Greel），他们的课程都是以研究生为对象，而我则首次在本科生中设立了常规课程。

除了全职教学，我也在兼课。我曾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Orenota学院带暑期班。后来我搬到匹茨堡后，曾在Smith开过一门课，还在匹茨堡大学与匹茨堡神学院开了两门课。不过和我联系最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早在1948年，我就关于世界宗教进行一系列的讲座。1965—67年我还同时在本科生和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思想的课程。后来，大约从1975年起，我要么讲授要么参加研究生关于新儒学的讨论班，因此，我和哥伦比亚的联系是最长的。

我也曾回夏威夷举办过暑期班，有时同时参加那儿的“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一共八次。

有些我的中国同事为我感到遗憾，觉得我呆在一个学院而没有去综合性大学。实际上，他们错了，因为我曾经在夏大任过教，而且，我很喜欢达慕思。

最值得惋惜的是我在从事本科生教学的同时没有研究生。我没有训练出几个我可以说：“这是我学生”的人。尽管有几个达慕思的学生后来从事亚洲方面的研究或从事在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外交事务。

另一个我的同事感到惊奇的是：你怎么开展研究工作？你没有书！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有必需的书。”

在夏威夷时，我成卡车的从北京买书。由于日本人占领了北京，商人们在逃走或转移时希望持有现金。因此我在燕京大学的代理人大批地给我买书。后来在1949年，当我回国时，共产党就要来了，商人们也在高兴地大批卖书。我以很好的价格买了那些书。而且，只要我在什么目录中看到有关中国思想的书，我就写信托人买下来。有时同一本书我有三本，那是由于我同时写信到香港、台湾和日本购买。因为我不敢保证在一个地方一定可以买到。

因此，即使达慕思没有中文图书馆，我也一样可以开展我的工作。此外，那段时间我每年多次去波士顿、芝加哥，有时还去克里夫兰、普林斯顿和华盛顿，这样我也可以看到很多书，但大多数研究所需的基本书我都有。我需要的只是在哈佛和国会图书馆的一些善本书或手稿，并且多数情况下我只看比我所有的更好的版本。

至于西文书籍，人们也许会很惊讶达慕思有如此好的图书馆，我自己都很惊讶。不只英文书，德文和法文的都很丰富。校友和传教士们送了很多书给达慕思图书馆。拉蒂默（David Lattimore）教授也买了很多。你可以得到全套的旧期刊，这在其它大学有时很难得。所以，在从事研究工作时，我只是偶尔需要去哈佛和国会图书馆查一些新材料。

另一件遗憾的事是在本科生教学中，学生们的问题和讨论无法让你去作进一步的研究。这是我尽量外出，到哈佛、耶鲁并且中途在纽黑文停留的原因。由此，我接触到了许多地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也参加了许多会议和研讨班之类的东西。

关于演讲，我第一次是在拜因冒学院（Biyn Mawr College）所做的一个系列。他们有一项捐助，那次演讲就是在这项捐助下举行的。我是在1943年被邀请的第一个演讲人，演讲共六次，每次一个主题，是关于中国文明的。麦克布雷德小姐（Miss Katherine McBride）是新任的拜因冒校长。我当时同罗素（Bertrand Russell）住在一起，因为他也举行系列讲座。我的讲座是星期二、四，他的则是星期一、三。

罗素带着他年轻漂亮的妻子，但由于战争使他的土地税收不上来，他正陷入财政困难。他曾被西蒂学院（City College）邀请担任大学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但因为罗素提倡自由恋爱，校方取消了合同，为此罗素提出起诉。他告诉我他会胜诉，不过钱恐怕要等到他孙子才能拿到了。他那时很缺钱，并曾或多或少暗示我推荐他在美国的大学里作演讲。

我读过罗素的书和他写的一些东西。我原以为他是个冷淡、强硬的人。但情况却不是这样。我发觉他非常善良，很有爱心。我很高兴地和他一起共进过早餐。大概是受了他年轻、漂亮的妻子的影响吧。

由于罗素的鼎鼎大名，人们从二百里之外的地方来听他的讲座。他第一次演讲时挤满了人。第二天我的演讲却只有大约五十个人。我有点儿担忧，我想这次讲座可能要失败。

但是，渐渐地，来听我讲座的人越来越多，听罗素讲座的人越来越少，最后数字整个颠倒了过来。我想原因很显然：他只是重复同样的东西，没有新的内容可说。人们慕名前往，只是为了见见他本人。而我则花了很大的工夫。我所说的对听众而言都是些新东西。我的演讲非常令人感兴趣，麦克布雷德小姐建议我将它们发表，并且亲自联系了我素未谋面的赛珍珠（Pearl Buck），打算出版我的书。

赛珍珠和巴克教授是在中国结的婚，但后来他们离婚了。赛珍珠嫁给了沃尔什（Warsh），沃尔什是 John Day Publishing Company的老板。麦克布雷德小姐介绍我到那儿，接待我的是沃尔什的弟弟小沃尔什，他负责经营。我只带了我第一章的手稿，后来他通知我继续。我的手稿于是被接受了。

John Day正在出版林语堂的书。我在忙于演讲、教学和参加会议时，也曾经雄心勃勃地打算写一本轰动性的书，不是象林语堂那种通俗性的。但我没有完成，就放弃了这个打算。现在想起来，林语堂的书毕竟不是很差。任何类型的书，即使是通俗性的，你都可以写得很出色。我不知道是否失去了一次机会。

在那几年我举办的许多讲座中，有三次特别值得纪念。

一次是1949年应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之邀举办的系列讲座。(3) 这次有关世界宗教思想的讲座可能在美国具有最高学术级别。每两年只有一些非常杰出的学者可以有这个机会。因此接到邀请时我感到非常荣幸。我对此很重视，放弃了1948—49年的休假年，在Guggenheim Fellowship的资助下，专门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

在国会的安排下，我在多所大学举办了讲座，譬如芝加哥、康奈尔、哥伦比亚等等。这些讲座的内容在1953年出版。在这些讲座以及哥伦比亚大学1953年出版的《现代中国宗教之趋势》这本书中，我没有按以往的方式看待中国的宗教，尤其是象以往的传教士们那样，仅仅描述一些日常的行为，并且孤立地分别看待儒释道三教。在我看来，在中国传统内部，儒释道三家是殊途同归的。对于中国宗教的生活、思想和仪式，我作了二个层面的区分：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的。前者不太关心宗教仪式，但却极具宗教性；后者往往无知、迷信、崇拜神灵，但又很虔诚。

我也介绍了其它方面的一些东西。比如，我介绍过冯友兰，有一章曾刊于《亚洲研究季刊》。当然，卜德翻译了一些他的作品，但冯在西方从未被研究过。我也介绍过熊十力，西方甚至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哈佛的霍金教授很重视这本书，他和他在Emory的儿子理查德·霍金教授一起写了书评。他们指出其中关于中国宗教传统有二点非常重要，很值得西方人研究，也将影响到西方对宗教的前瞻性思考。(4) 一个就是不同宗教殊途同归的思想。其中我引了三、四、五世纪的许多人物和相关的长篇论辨，这说明在元明时期三教合流之前数百年，中国已有了对这类问题的争论。

霍金注意到的另一点就是我在书中所提的孟子“俟命”的观念。有生就有死，人的生命必然要终结。无论我们寿命长短，外在的人生境遇如何，我们在有生之年都应当为了价值理想尽心尽力。这多少与西方的观念及佛教永生的思想有所不同。

另一个值得纪念的是1963年在香港举行的关于陈白沙的讲座。那是我又一个休假年，并且在香港呆了一些时候。陈献章的直系后裔在香港建立了一个“陈白沙基金会”，每年举办一次讲座活动，可能是每年香港知识界最大的一次聚会。本来邀请的是新儒家研究的著名权威张君劢，但是他在讲座举行前几天得了重病。他们只得抓一个顶替，一个朋友就推荐了我。

那个朋友后来告诉我起初董事会很犹豫，他们不认为一个在美国生活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能有多深。但他们又临急无方，只好给我这个机会。我接受的同时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求阅读前十年的有关这个讲座的内容材料；另一个是要给我一份陈白沙全集的副本。

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发现以往每年的讲座几乎千篇一律，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但我在阅读全集时，我发现陈白沙受到了程颢的极大影响。我想我完全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就这样做了。

在二十分钟的讲座中，我可以说给听众以极大的震动。主席最后称赞我是一个“外国翰林”，他们立即发表了我讲座的内容。台湾几个月内重印了两个不同的版本。

第三个让我个人值得纪念的讲座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的有关道家思想的讲座。1966年是我在达慕思的最后一年。一个毕业生听了我讲中国思想的课，他对我所谈道家关于无、朴、和谐和自然的思想很感兴趣。他后来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习风景设计时，就劝他的教授邀请我去作演讲。那位教授也很感兴趣，并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事，一个英国人。十六年后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举办同样内容的讲座，真是很特别。我很满意，尤其是当二、三个学习风景设计的研究生来找我时，我更是高兴，因为道家思想竟然对美国的建筑行业产生了观念上的影响。

在去所有这些地方的过程中，我领略到了美国美好的一面。战争期间许多家庭请我到家里作客，我结识了不少家庭。我发觉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了解进展很快。我也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我想，那对我的教学工作很有助益。

现在来谈谈我的写作，好吗？

前面我提到过Runes的《哲学辞典》，那是我用英语写作的第一个刺激因素。

在中国，二十年代初，我就开始写作，但那都是用中文。三十年代初，或者是1935年左右，享利·范驰（ Henry Vetch）想出版我在哈佛时关于庄子的博士论文。范驰的总部设在北京，他出版有关中国的书籍最是积极。我并不想出版我的博士论文，因为我觉得当时做得并不够。我忙着工作，做餐厅招待。我很想在那篇论文上再花一年时间，但我没有处理好财政问题。我想那篇论文如果在今天，可能不够博士的资格，因为美国的学术后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六十年过去了。

刺激我用英文写作的还有第二个因素。大概是1953年我经过芝加哥时的一次演讲活动。麦克奈尔（Harley McNair）教授邀我共进午餐。他曾任教于中国，当时在芝加哥大学任历史教授，他给我看了一份他编的手稿。他应联合国之约准备一部关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书，那将是有关许多国家的丛书之一。

他约请许多著名的权威人士围绕这一主题撰写不同的章节。但我发现手搞中缺少思想和文学方面的内容。麦克奈尔教授问我是否愿意为此撰写某些章节。我说你应当约请更加权威的人士。最后我们商定，我约请胡适博士撰写中国思想的部分，他愉快一接受了。我又物色中国文学方面的人选，最终哥伦比亚的C.C.Wang同意撰写一章。

这些都激励了我以英文更多地出版。我曾应邀为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哲学的内容，以致于后来有许多其它的百科全书，象Callier's全美百科全书、宗教百科全书以及 Funk and Wagna百科全书。事实上，我是唯一为百科全书撰写中国哲学部分的。正如台湾一份出版物指出的，我大概垄断了百科全书关于中国哲学的撰写。情况的确如此，当然，写得好坏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还担任了哲学百科全书中国哲学分卷的主编。这项哲学百科全书的工作要持续五十年。我则花费了大量时间并约请了七八个其它学者合作，来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另一我个人较满意的出版，是我接受汤因比（Arnold Toynbee）的邀请，为他主编的《半个世界》这本书，(5) 撰写有关中国的部分。这本书后来曾被译成日文与中文。

在英文方面的出版我可以说超过任何的中国学者，至少，在数量上我可以说是第一位，其它人大概在质量上可以和我一较长短。我写东西很快，我的字也很差，我有时自己都无法辨认。不过我打印，通常送到出版社的都是打印好的副本。

还有一次非常满意的是在欧洲的“宋代研究”项目，我不仅提交了几篇论文—其中那篇“朱熹对新儒学的总结”，我以为是我最好的文章之一，而且提供了许多中日的参考书目。

更令我满意的是同哥伦比亚的合作，尤其是1960的《中国传统的根源》和后来的新儒家丛书。包括我翻译的《传习录》，(6) 还有《近思录》。(7) 在这些合作中，我有幸得到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的关照。自1949年起，我们的合作持续了三十年。

我第一次遇到狄百瑞是1949年在岭南的校园里。他原是到北京去的，由于共产党来了，他就和其它学者一起南下，同理查菲尔德（Richfield）(8) 等人来到了岭南。我们有几次去广州城，我发现狄百瑞与其它的美国同行们不同。我敢说许多年轻的美国人对中国学者都比较有自我防卫意识，也许是有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人的缘故。我却从来没有，至少没有故意那样做。我发现年轻的美国学者从不发问，只有四十岁以上、各方面都已经比较稳定，并且已经出版了一些成果的学者们才发问。资深学者象顾德里驰（L.Carrington Goodrich）就老爱发问。但是狄百瑞却好提问题，他也不在某个问题上采取特殊的立场。他谦逊而且开放。当有一天他到Hanover来商谈有关《中国传统的根源》时，我们的合作出版就从那时开始了。

我提到过我的《中国哲学资料书》，(9) 这本书在火奴鲁鲁时已动笔，我一直从事这项写作，其中大部分是我在达慕思的晚上写出来的。它代表了十多年的劳动。其中包括周敦颐《通书》、《老子》、《大学》和《中庸》的全篇。这些通常都是单篇出版的，因此，这部书里你可以说包含了四部书。

此外，我在1963年还出版了王阳明的《传习录》，并为圣约翰（St. John）大学翻译了《六祖坛经》。(10) 《老子》也在Bobbs Merrill以单行本出版。(11) 所以你一年可以得到四本书（笑）。当然，我可不是说那四本书我只花了一年的功夫，它们代表了十多年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