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真
本世纪上半叶，伴随着政治、经济、军事乃至百姓寻常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同样经历着巨大的动荡。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由独尊的地位转变为被批判和被否定的对象。但由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特点，使它得以在西方各种新思想、新思潮的强烈冲击下，仍能够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当西方传来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被青年们当做救国真理，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并成长的时候，仍有一批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或在高等学府，或在田野乡村，以弘扬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振兴民族灵魂为己任，研究儒家学术，宣讲儒家思想。本文所要介绍的段正元先生，就属其中的一位。
一、创道德学社，普及儒家学说
段正元（1864——1940），原名德新，道号正元，取天元正午，道集大成之意。四川威远县望集乡堰沟坝(现镇西镇红林村)人。段正元十五岁时，因母病求医，遇一位八十一岁的老人姓龙名元祖。龙元祖一副汤药，使段母重病痊愈。段正元因此立志随龙元祖学医。但龙元祖惜传医术，反劝段正元学道，曰：“医乃大道之绪余，果明大道，识阴阳之妙用，握造化之枢纽，化育参赞，则医不待学而自精矣。否则为庸医，可以医肉身，而不能医性灵;可以医个人之病，而不能医全国全世界天下万世人之病。”于是，段即随龙元祖入青城、峨眉山学道。龙元祖授以先天后天、内圣外王、修齐治平、全体大用一贯之道。四年之后，段明心见性，即奉师命下山四处云游，寻师访友，交谈学道悟道的心得体会。期间共有二十多年，备经磨难坎坷，饱尝人间冷暖，也结交了一些朋友，收留了一些弟子，人生体验与学识与日俱增。四十岁时，著成《阴阳正宗》十二卷，却因早些年间为赈济灾民将家产散尽而无钱出版。无奈之下，只得摘其书中纲要，缩为一卷，易名为《阴阳正宗略引》，方得付梓。
1909年，段正元为求发展，怀揣一个银元，毅然只身赴京。历经艰辛之后，于1910年4月到京。在京期间，段正元遇到了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正在民政部供职的杨献庭。杨敬仰段的学识与人品，于是拜段为师。他从此成为段正元兴办道德学社的得力助手。1911年，段正元看到清政府气数将尽，革命风云渐起，一时难以施展抱负，便与杨献庭一起返回四川。
1912年春，段、杨师生在成都创办了人伦道德会，以提倡伦理、扶持人道为宗旨。会中供奉孔子牌位，每周六由段公开讲解三纲、五伦、八德。其时正值全国批懦反孔潮流活跃，故曾有提倡新思想的学者到会中与段玉元论辩。段对他们进行了驳斥之后，依然办会如初。人伦道德会刚成立时，仅有会员十余人，后听众愈来愈多。由于听众不断增加，段的演讲竟延续了一百二十三周。其演讲记录后被编辑成《大成礼拜杂志》《圣道发凡》、《外王刍谈录》等。
1914年复，段又携杨献庭等弟子再次赴京。1915年冬，河南籍国会议员陈景南(字尧初)拜段为师，段于是又得一位对他后来的讲学传道事业大有帮助的弟子。在陈景南之后，又有数位当时的宰界、政界要人执弟子礼。其中包括当时的陆军总长王士珍、内务总长孙洪伊、步兵统领江宇澄、警察总长吴炳湘等。在此期间，段正元及弟子在扁担胡同租了观音庵房三间，挂起“道德研究会”的招牌，作为在京讲学传道之所，并着手筹备建立道德学社。宣传大道的局面已经初步打开。
1916年腊月初八，北京道德学社正式成立，地址在西单头条胡同六号。学社社长为王士珍，社师为段正元。弟子多为军政要人及留日回国者。开社当天，段正元作了演说，宣讲道德的含义、作用，以及道德学社的宗旨，即阐扬孔子大道，实行人道贞义，提倡世界大同，希望天下太平。
北京道德学社工作的大概情况是:1、学社开办以后，段正元每星期日公开演讲一次，企图唤醒人心，移风易俗，匡正天下。其学说主要讲内圣外正修齐治平之道，也讲身心性命之法，其所讲皆性分中流露。段讲学传道时从不用发言稿之类，讲时由弟子记录，然后整理成册。2、经费来源照成都人伦道德会模式办理，即完全由弟子自由乐捐，决不花国家一分钱。办社初期，王社长及其它要人曾为经费忧虑，提议或由政府有关部门拨款资助，或为段正元在政府部门谋一职务。段正元对此坚决反对，他说:“我在学道之初，曾对师对天发誓，凡办挽回世道、救正人心等一切道德事业，不用公家钱，不受国家名位，纯以师懦身份，尽匹夫有责之义务。”3、出版宣讲道德的书籍。社内设有出版机构，按期出版记录学社活动情况的《道德学志》及段正元的讲演记录。从学社成立到段正元退隐，二十年间，共出版《道德学志》八十一册，段正元的演讲记录三百多种。4、1928年以后，由于否定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时整个社会不可逆转的潮流，道德学社的活动也深受影响。1933年冬，社员为救正社会风气，挽救人心，便自愿捐钱出力，创办《中和日报》，每日出两大张，逐日登载宣传道德文化的文章，散播到社会上。1937年，日本攻陷平津，难民众多，学社遂将办报的费用，完全移用到办理收容所的事务上，《中和日报》于是停办。1938年，学社在安福胡同七十六号报社旧址处，成立经学讲习所。在大栅栏七号，成立妇女挑花工作所，并在所中讲习儒家经典。5、北京道德学社的讲学传道活动截止到1952年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以封建迷信为由，强令其解散。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不久，南京、汉口、杭州、上海、奉天、荥阳、随县、徐州、保定、天津等地即纷纷成立道德学社分社(详见表一)。备分社均由当地好道心诚人士，自愿捐钱舍地发起成立的。社内的组织工作情况，各因其地社员人数的多寡，事务的繁简而各不相同。一般来说，分社不像总社那样每周一次演讲，而是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有三次集会，向孔子行礼，或传达师道教训，或交谈修身体会，相互砥砺，平日则各务其业。如社中遇到特别重大的事情、难题自己又无法解决，便向总社发函请求段正元莅临指导解惑。段正元因此经常奔波各处讲学传道。1918年冬至，段正元在首次开说大法的隆重典礼上，被弟子们尊称为“师尊”，这一称号从此被大家作为对段正元的尊称。
段五元于1937年在《中和日报》上刊登退隐说明书，1940年1月逝世于北京，葬于海淀善缘桥陵园，园中有龟碑、华表等，但十年浩劫中俱被破坏殆尽。
段正元去世后，弟子们将其生前出版的单行本讲义三百多种，整理汇编成《师道全书》六十册(详见表二)。十年浩劫，多成灰烬。段之弟子确认其师为孔孟以后大道传人，为保存《师道全书》及其他单行本，甘愿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才有可能从劫后余灰中保存了这些资料。现北京图书馆保存有《政治大同》、《师尊特讲》、《道德专刊》等，首都图书馆有《大同元音》、《圣道发源》、《道德学志》及其他单行本。
段正元去世后，汉口弟子江中如中将，曾在抗日时期任蒋介石重庆行辕总务主任时，专程由重庆去段正元故里，与村里人金光裕商议在故里建些亭阁以表纪念，全部费用由江中如中将负责。1947年江再去段故里时，村中已建成了一些亭阁石刻之类。现仅在荣县成佳镇与威远县交界处岩石上，尚留有“师尊故里”四个巨型石刻大字，其余皆荡然无存。
二、继孔道绝学，求世界大同
认为儒学在孔孟之后即失去真传，自己则承担着继承孔道绝学，重新阐释儒学真义的重任，是段正元学术思想的一个典型特征。
段正元是在十九世纪末正式接受儒家学说教育的。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说已经处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当中。段的老师龙元祖深谙儒家学说哲理，是一位坚信儒家学说，并试图振兴儒家学说的隐逸之士。他在晚年遇到了可以将终身学术思想相托的段正元，段正元亦不负师望，继承并且广泛传播了老师的学术思想。龙元祖在对段五元授课伊始时即说:“盖儒道心法失传已久。《大学》之道，至孟子以后，就无知道的真儒了。汉代考据，末世理学，皆系研究儒教之文章，而性与天道，终不得其门而入。”他评论当时的学术:“当今之世，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只知理学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明性与天道之学，允执厥中之法。”(《师道全书》卷一《圣道发凡》，以下凡引《师道全书》中的文章，只引某卷及文章名，不再注明《师道全书》)段正元承继师训，在以后几十年的讲学传道生涯中，曾多次强调“中国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几个大圣人外，即无真仁大儒，多半似是而非”,“孟子以后道脉不续，《大学》无传”,“儒家自孟子而后无真儒”等等。他在回答“你的思想基础是什么”的提问时，明确表明自己讲学传道的目的:“中国有一正统的道德思想，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要继承这个正统的道德思想，并发扬光大之。”(《政治大同》)
段正元在继承龙元祖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他多年对儒学的认知、体验和感悟，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新的诠释。
第一，何谓道德?道德的作用、意义何在?段正元在《政治大同》中解释道:“在先天言，道德乃天地之元气。为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之根本。在后天言，道德乃人生之福气。为穷通、夭寿、富贵、贫贱之源头。”“几个人之身心性命，以及家国天下，万事万物，无一不在道德包孕之中。”因此，道德“不可须臾离也”，指出，道德水准高的国家，必呈日月光华，国泰民安之景象;反之，刀兵水火，夭扎疾疫之灾必随之而起。对个人而言，厚德所以载福，和气乃能致祥。反之，刻薄成家，理无久享。总之，有道则昌，无道则亡，这是天道与人事的自然规律。
第二，中华传统道德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文化。提出了“万教归儒”的论点。段正元对中华传统道德有着极高的评价。他在《政治大同》中指出:中华传统道德是“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无美不备，无用不周的优秀文化。道德三字，可以说是世界开化最早的中华文化的代名词。尤其《大学》一书，“乃万教之纲领”，实为古今中外道德之结晶，任何学说，任何教义，不能出其范围。他指出，传统道德有以下十个方面的优点: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消极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非阶级的;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正是基于对传统道德的这种认识，段玉元明确提出了“万教归儒”的论点。
终其讲学传道生涯，段正元一直致力于对儒家学说真义的阐释与发展。他认为，儒家经典中的四书是蕴藏儒学真义的所在，而尤以《大学》更为重要。段正元从成都人伦研究会首讲儒家真义开始，到以后在北京、汉口等地道德学社的讲演中，对《大学》《中庸》《论语》之义进行着不断详尽深入的阐释。段正元这样概括儒学的真义:分而序之，为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达道。体而行之，为智、仁、勇三达德。蕴之为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发之为外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纲纪人群，则立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其维持社会，则尚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义。
第三，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不倦的最终目的。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在民国六年立下的传道办道志愿十八则，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八条，充分表现出段正元试图以儒学治平天下的愿望。其十四条: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人、爱物、爱众、亲仁。其十五条:实行人道本元，相亲、相爱、相扶持，以天下为家乐。其十八条:人能弘道，使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个个安居乐业，人人享真贞道德自由平等幸福。
段正元指出，救治中国社会问题、国际社会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在普天之下推行中国的传统道德。针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摆脱任人欺侮的困境，而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所作的各种努力，段正元认为，这些都只是治理国家的一个方面的办法，但，“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欧洲国家国富兵强，不也依然是富者极富，穷者极穷，贫富视若仇敌吗?它依仗兵强马壮，侵占它国土地和权利，如此“不啻蛮貊之邦”。因此，欧洲国家，“外观文明，内实野蛮”。段正元认为，“真讲自由平权共和无政府国际平和，惟有实行道德”，只要天下之人各个接受并践行儒家真义，就能达到世界大同的目的:“人人由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进而达到口无择言，身无择行，从容中道的程度，便成大同世界。公理之极致，道德之极致。人人是君子，个个是圣贤。”(《道德和平》)他坚信“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他还说:“无论共和或专制，需道天下以德，齐天下以礼，方可平治天下。”总之:“欲解除中国现在之国际不平等束缚，并解除世界战争危险，促进人类永久和平，舍昌明中国古大圣人两千余年前所发明的大同主义外，别无它法。”到那时，“纯以道德仁义统一全球，协和万邦，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自然万邦任孚，人人尊亲一道，人人同享大道之幸福”(见《政治大同》)。
第四，如何在普天之下推行中华固有的道德?段正元认为应该从三个途径来实现。其一，综核名实。即“为人君者，必须做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者，必须做到为人臣止于敬。否则，一为残贼共弃之独夫，一为蠹国病民之乱贼。”总之，为官者必须名实相符，有令即行，各尽其职，全国百姓方能各安其业。其二，表彰先圣。认为应该纪念开创中国文明的几大圣人，反对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孟、数典忘祖的作法。其二，尊重师道。指出，国家道德风化的兴衰与否，关键在于教育。教育的兴盛，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故必须重视教育，尊重师道。段正元强调，这三个途径，是“国家治化之根本，亦是现时对症之良药”。如此三者能够实现，不但恢复了旧有的道德，而且还可以实现孙中山理想中的三民主义。
三、躬行实践，希冀以德治国
笃学力行，言行一致，是段正元学术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段正元指出，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都是古代圣哲从实践中得来的。段正元曾不止一次地阐释他的这种认识。在《道一》中讲:“圣人之道重在躬行实践……圣人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非空谈理想。”又在《道德约言》中说:“圣人之言是由躬行实践，一一做到，由性分中流露出来，发为文章，故能永不垂灭，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1919年秋，有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问段正元，“贵社讲道德，何为贵?”段正元答曰:“重在实行。凡中外古今之圣贤他佛，无不是实行实德，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远人问道录》)
段五元批评汉以后的儒生违背了儒学的真义，或埋头考据，或崇尚空谈，将至高无上的儒学引人了歧途，也严重损害了儒学的地位。他回忆龙元祖对自己的教诲:“忆吾少时，不思读书，志在学仙，而吾师要吾学道。吾师云，学道办事不要读书，因数千年来读圣人书不明一字，不行一句，殃及国家，故有今日之乱。”在《道德约言》中说:“今言道德政治，人以为迂腐。推其故，即坏于理学文章空谈，言而不行。……前之读书人，只知揣摩圣人之文章，窃取功名。但求说得好听，不管能行不能行，故数千年来，将真正修齐治平之道，一并看假，以为圣人之道，即在文词。”
段正元指出，对于儒学来说，唯有笃学力行，言行一致，才是儒学的实质所在。1918年段五元在汉口讲《大学》时，解释《大学》的本义是:“《大学》本是实行之道，非可以语言说者。”《道德约言》中讲:“道德不是空谈作文章，乃是开诚布公教人身体力行，救世安民之实行实德实事。”段正元强调指出，真正的道，就在于“能说能行”,“圣人之道太大，真不容易讲最。且讲得懦，还要实行到了才成懦”。因此，“能说能行者皆是儒”。无论何人，无论其出身、国籍、肤色，只要照儒学真义去做了，就是现出了人之真性，“真性一现，率性而行即是道，凡事皆由性分中发”。段正元传道讲道的特点是性命双修。他在对弟子谈到性命双修与社会上出现的其它道会的区别时说:“做内功有通灵通神者，种种灵异不一。吾概不以为然。此乃后天之法，虽见效速而成功难。吾今讲的性命之学，不重后天神奇，重在先天之功行。认真踏实，步步做到。讲修持者若不明修道之真假，以法为道，以身中玄关为先天大道，得一口诀，数月即通灵神之神，此通外之法，不足以为道。”段正元对弟子一再强调，只有实实在在地去实行《大学》之道德，“方是修持人之根本”。后来，他的弟子在回答道德学社的来访者所问“贵社与其它道会有何不同”时，也是这样答复的。他的弟子说，我们老师所教的，不是素隐行怪，书符念咒，更不是参禅打坐，静坐孤修等法。我们所接受的学问，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格物诚正、修齐治平这些道理，以及止、定、静、安、虑、得这些大法。总之，所有学问全在行住坐卧视听言动之间，行之至平至常，而用之则至神至妙在其中。(参见《道德学社访问记》)不难看出，在段正元的学术体系中，得道与行道是一个前后紧密衔接、相互促进、不可中断的过程。只有如此，才可称得上是真儒学;儒学也只有如此，才实现了它真正的价值。
段正元在传道讲道生涯中，无论是对人、对己、对国家，自始至终都奉行着“能说能做”的原则。他的弟子概括他的一生:“"言忠信，行笃敬，能言者，期必能行;能行者，方能有言。有名者，必有其实。”“传道立社不用公家钱，保合太和未犯一邪淫，办救人利物之事不做国家官，修身齐家圆满美满，勤俭自强不息”等等。但终其一生，应该说最能体现他能说能行，言行合一特点的，当数他西折不挠，殚精竭虑，在国家危难关头，尽其全力，力图推行德治，挽救国家命运的所作所为。
北京道德学社成立后，先后经历了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爆发的混战，随后又有蒋介石集团之间的大大小小的数次争战。“九一八”之后，中国又面临着日本侵略的严重危机，并在1937年终于爆发了抗日战争。可以说段正元所处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政治最不安定的时期之一。面对这种局面，段正元从未袖手旁观，恰恰相反，他不辞辛劳，游说于北洋军阀、蒋介石集团新军阀之间，甚至对于侵略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苦口婆心，试图说服他们皈依儒学道义，修齐治平，实现他以德治天下的宿愿。他曾先后与萧耀南、卢永祥、吴佩孚、何键、何应钦、蒋介石等多次会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1922年，卢永祥拜会段正元，求消弭战祸及永久安邦之道，段正元告以“求和平不如求平和”，希望他能够发起永久平和大会，并通电全国，卢永祥当时答应，但后并未做。1924年，吴佩孚邀请段正元到洛阳，问如何统一中国，平治天下。段正元答曰:“当今之世，必行王道以教民，而后天下可以一。一者何，仁也。以仁心行仁政，天下之人归心焉。”反对以武力统一，但吴佩孚亦未照此去做。1930年冬，蒋介石两次会见段正元，段正元进以四字:“谦让和平”，希望蒋介石能够以德政治国。
在为国为民排忧解难的过程中，段正元特别注意言行一致，不能做的事决不胡乱搪塞。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自命为中国通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想联合在野文化团体，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为了取得段正元的同意，他亲自到道德学社，拜访段正元。当他说明来意之后，段正元认为，和平呼吁非一纸电文可了，问李:“不知通电之先如何预备，通电之后如何进行？”李回答道:“我们只管通电呼吁，至干如何进行则管不了。让他们军政界自行商量可也。”段正元听后甚感遗憾，说道:“听说欧人发明物质，重在实验，宣传教义，刻苦勤行。足下热心社会公益，关切中国政治，大名闻之久矣，以为必是一位大实行家。仅主张呼吁和平，用意极善。然事先无准备，事后无方法，仅是一纸电文发表于世，以之沾名钓誉或有余，以之息事于人恐不足。……足下系西方名人，于和平大事业只主张通电一文了事，并不计如何见诸行动，以吾之见，枉费精神。”并表示，“苟有实在计划，愿为附骥也”。至此，李佳白赧然羞色，不得不佩服段正元言行一致的真儒品质。他赞叹道:“素闻先生主张三教合源，万教归儒。窃以为言大而夸，而今领教，方知儒者即踏实认真之躬行君子。先生之实事求是，不徒空言，一扫汉代以后诸儒之能言不能行、所学非所用之恶习。先生道高德重，信而有征大同世界之导师非先生莫属也。”说罢告辞而去，不再提联名通电之事。
193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上海有一知名人士王震(字一亭)，联络上海一批知名人士发起“阐扬孔子大同真义，祈祷世界和平”大会，希望以此化解战争。他敦请段正元公开说大法，主持祈祷，以期达到“化干戈为玉帛，转戾气为祥和”的和平目的。此事得到三十余国朝野名流复电赞成，时《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均有报道。但终因有为政者以为迷信进行阻挠而未能举行;为答谢为“和平会”筹备会辛勤工作的同仁，也为履行自己已答应的事情，段正元借七十三岁寿辰之际，作了特别讲演。这次讲演被编辑成书，名为《师尊特讲》。王一亭亲写书名广为赠送。北京图书馆现存一部即王一亭所赠。
段正元曾在《不自欺贞言》中第九条说，我学道办道，原为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如我对于国家当道者，为国救民救天下，未曾尽心竭力，鞠躬尽瘁，何敢承当师位。1940年1月段正元临终前对弟子留下的最后遗言是:“万事不足以解我之忧，唯世界永久和平可以解我之忧。”纵观段正元的一生，虽因天时不至，宏愿难施，但他言行相符，能说能行，以一介布衣，末忘忧国，尽其所能、可能，为国排难，为民解忧，可以说他是完满地践行了自己的诺言。
四、论中西文明，倡导中体西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产生了。大约在清末民初，有人明确提出了东西方文化问题。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争论愈趋激烈了。因此，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就成为历史赋予段正元的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同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就是段正元学术思想时代特征的体现。
第一，在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上，段五元虽然认为“万教归儒”，但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基本上持兼收并蓄的态度，表现出比较豁达宽容的文化观。这也是他的大同思想在文化上的反映。他认为，对于任何不同于儒学的文化，正确态度应该是吸收融合，取长补短。
1919年，段正元接受美国传教士何乐意拜访。何问：“贵社所讲道德，究以何者为宗主?”段正元答道:“真正大道，无种族、国界、教派之分。……我今所讲道德，与古之大圣人志愿相同，不分种族、国界、教派，并不辟诸教。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三教合源，万教归一为宗，以集万教大成，开万世太平为主。”(《远人问道录》)
段正元指出，中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可以相互影响。比如社会主义的思想，段正元指出，现在万国所推行的“极新之政治，即先王仁心仁政极古之政治”。因此，只要在天下实行中华固有之道德，以这种道德造就的社会，与以西方新思想构造的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有何大小强弱贫贱富贵的阶级，有何男女的界限，有何政府之设，有何法律之用。故以道德缔造大同世界，为极稳健之社会主义、极自然之社会主义，极高尚神化之社会主义”(《道德和平》)。本着“民吾同胞，物吾同与，人类不分国界，不分种族，本应相亲相爱相扶持”的认识，段正元曾收有几位异域弟子。如德国弟子卫礼贤、日本弟子小山贞枝等。这几位弟子也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如卫礼贤曾将《老子》、《庄子》、《易》、《吕氏春秋》、《四书》等译成德文，并自著性理专著，他还将段正元的《大学心传》、《万教丹经》带回本国译成德文。
第二，段正元对中西文化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主张中体西用。
段正元认为，中学与西学，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作用的文化，西方的物质文明，是中国道德文明的基础;中国的道德文明将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上更为发达。它们之间应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段正元在《政治大同》卷上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阐述:“现世界文化可分东西两大流派。中国乃东方文化之代表。”中西文化的区别:“仅就思想界言之，西人富于科学思想，故能发明形下之器，增进人类物质文明。华人富于道学思想，故能阐明形上之道，增进人类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增进，可以助长人类肉体的幸福;道德文明的增进，可以助长人类精神之幸福，并可善用物质完美肉体与灵魂的幸福。”《道德约言》中讲:“欧洲文明与中国之道德文明，实有体用之别。物质文明是有为的，在表面显而易见。道德文明是无为，在里面，微而难识。有为者乃无为之发皇，即为无为者之辅。故于大道将开，道德文明将实现于世之先特生物质文明以辅佐道德。”总之“物质文明实为道德文明之先驱，而道德文明乃完善物质文明之实用。”段正元反对将西学奉若神明，将民族文化全盘否定的作法，指出中学有其长，西学有其短。《大同元音》一书中指出:“我中华道德乃世界独一无二之文化，外国不知中华道德，故仅能发明形下之器物质文明。”即使是在物质文明方面，中国物质文明也曾经有比西方国家先进的时候。且不说周公汉武，唐宗宋祖，但说六百年前，马可·波罗的游记所记中国当时文明，工商艺术之进步，就使西人“尤惊为未有”。欧洲的物质文明固然发达，但同时出现的社会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欧美工商竞争，贫富悬殊，侦探强盗，俱有绝技，皆物质文明发达之结果”。欧洲的新思想不少，但欧洲战争的无休无止，对其它国家造成的伤害，“推其原委无非强权竞争等学说所造成”。段正元批评当时的一些学者，“极力鼓吹物质文明，而对中国固有道德文化深恶痛绝;以为中国文学过于虚假，不如西方科学之真实;中国道德过于顽固，不如破坏开放之有益。殊不知前清科举时代之文学，系伪儒假造道德，而未彻底了解圣贤载道之经文，君子躬行之实德也。”指出，自清末变法以来，在提倡科学、创办实业方面竭尽全力，但至今“国愈困而民愈穷”，原因是“徒知摹仿外人物质文明，而不知有精神的作用……而不知发扬吾人固有之道德文明，以厚其根，以荣其华”。
段正元指出，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能够同时发展的最好办法，当是中体西用。“若物质的文明愈发达，而无道德文明以范围之，则社会上一方面愈文明，他方面愈黑暗。……若道德文明愈发达，再利用物质文明以推展之，则地球上立成大同世界，极乐世界。”“若本我国道德文化之精神，利用西人物质艾明之实际，则益显人类进化之光辉。”“如是有本有末，有质有文，安中国而和万邦之日必不远矣。”第三，在段正元的学术思想中，有不少是吸收了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思想而对儒学进行了新的发展的，如对于妇女问题的阐释，对于等级关系的阐释等。
在段正元的学术思想中，认为男女应该是平等的。在《元经解释》里，段正元指出，汉以后专对女子制定的“七出”规定，以“无子”、“恶疾”为罪状，这种规定“必是一般腐儒，因本身不能行道，更不能行于妻子，好事者为抑阴扶阳而捏造之条款”。他还为《论语》“唯女子”一章正名，说孔子所谓“唯女子”指的是自恃聪明之女子，而非世间所有女子。过去对这句话的误解，完全是由于孟子之后没有真儒所造成的。段正元评论当时的男女平权平等运动，“虽事实上不尽合乎中，然亦阴阳互相为用之定恒也。”对于“三纲五常”，段五元也有不同于理学的解释:“纲者，系对上者责任之义也。以君为臣纲而言，君者，主也;臣者，辅也。君之称非必皇帝之独当，共和国之总统，讲社会主义首领，亦皆为君。但凡居君之地位者，必其道德学问足为大众之模范，能负个中完全责任者，始足为纲。父为子纲之理亦然，而其事则非如若臣之简单。父子、夫妻纯为恩情和合，为夫为父者常居于责任与模范地位，为妻为子者各辅夫、父共成家庭之美满。”段正元的这些阐释，名为是对儒学真义的复归，实际是在接受了当时的新思想的情况下，对传统文化的吐故纳新。从段正元关于中西文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在新的社会发展需要的形势下，段正元坚持以传统文化为中心，并试图通过吸收新思想中的合理成分，改造传统文化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内容，从而达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段正元活动在我国本世纪上半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从十九岁明心见性，到七十六岁谢世，近六十年的时间里，他南北东西，为复兴改造儒学奔走呼号;建社传道，受业之徒竟达十七万之众;弘孔扬儒，著作不下三百种之伙;辞世鹤归，素花丧服使北京西单为之变色。他无疑是一位近代以来有较大实际影响的儒学传道者。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他本人及其学术知道得太少了。本文仅简单地勾勒出一个轮廓，目的是想引起学界对他的注视，进一步展开研究。应该说，段正元的学术是值得研究的，它不仅能补白本世纪上半叶思想界的一个重要侧面，更能显呈出我国社会的实际面貌及其必然走向。
（本文原载《国学论衡》第1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