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对一生的回顾
我想再说说我回村时的个人感受。如果不能更多的话，起码我还想再回去一次。这不只是一种传统的感情……，那儿是我的根，我对那儿满怀感激之情。我是第一个上新式学校的人，……我能为那儿做些事情。如果我没有出去上学，如果父亲没有鼓励我那样做，如果我没有执意要去广州，我会和那儿大多数人一样，要么至今仍是一名贫穷的农民，要么是到美国、澳洲和东南亚挣钱谋生……，我觉得自己有特别的机缘，由此我满怀感激。我想为村里做些事情。当然，我所能做的只是寄些钱回来，为家乡作些贡献。
有时我会问自己：如果我的生命能再来一次，我还会做同样的选择吗？无疑还会如此。
当然，这样有利也有弊。中国有句话叫“针无两头利”，就象美国的谚语“you
can't eat the cake and have it”一样。
从反面来看，我离开中国没能参加三十年代的抗日、四十年代的建设以及新政权的建立。
我觉得也许没能尽到我的责任。当然，我可以说在美国传播了中国文化，并且实在说起来，我认为自己也是在作一项很好的工作。
另一个不利的可能是：如果我留在中国，我个人是否会比在美国更成功、取得更高的地位和名誉？我想大概会的。如果留在中国，我会成为学院或大学的校长。我不奇怪自己会成为一个国家级的人物，当然，这在美国是不行的。
在美国有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中日战争期间，(19)
当意识到我将不能回到中国时，我就决定全家要留在这儿，而既然如此，我甚至提倡溶入美国这个大熔炉。我不是说要忘掉中国文化和自己的遗产。不、不，绝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应当认同美国这个社会。
我主张：一般院校在亚洲研究方面应和综合性大学有所不同。综合性大学是研究中心，有较完善的图书馆，能够建立亚洲研究的专职部门。但对于一般院校，亚洲研究只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只会建得最晚、散得最早，事实证明确是如此。因此我拒绝在达慕思设立东亚研究系。我至今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是，我倒希望所有的系都应有亚洲的课程，历史不应只是西方的，而应是世界的。
哦，我接受了少数民族的角色，对我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损失。
但是从有利的一面来看，情况又平衡了，甚至更好，财政方面，我很稳定，孩子们也都得到了妥善安置，我也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荣誉。我从未考虑退休到香港、台湾或中国大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香港。我有到那儿任教的机会，但我无法称港督为“阁下”。每次去香港我都想尽快离开。至于中国大陆，我倒不在乎物质条件的落后，我可以适应，因为我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的，但是那儿仍然缺乏我需要的自由氛围。台湾还可以，不过我更愿意在美国退休。
蕙馨的眼睛很差，她几乎看不到东西。我不知道在美国退休后能否得到相应的关照，或者是得去台湾才行。我们不想陷入那种局面，否则我们会选择去台湾。我希望能有个解决的办法，如果情况不利的话，会是美国生活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写照，因为老人或有障碍的人未能得到满意的照顾。
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我的一生能再来一次，我还会象这样生活。孔子说：“假我以年，可以无大过矣。”当然我会作同样的选择。
注释：
(1) 记录稿说是1927年，这显然是个错误。
(2) 辛克莱尔是世界文学教授，对日本文学尤感兴趣。他1936年组建了不同系科交叉的东方研究所，并在1942年成为夏大校长。
(3) 这是一个有关世界宗教史的系列讲座，1936年由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通过其宗教史委员会发起。陈教授举办讲座时，尼尔森（Martin
P. Nillson）关于“希腊流行宗教”（1940年）和法兰克弗（Henri Frankfort）的“古代埃及宗教”（1948年）的讲座内容已经成书。
(4) 这个书评发表在《东西方哲学》 1954年7月 页175—181
(5) 1973年在美国由Holt、 Rinehart和 Winston出版。
(6)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3年。
(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
(8) 这可能指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斐（Robert Redfield），他那时在岭南。
(9)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3年。
(10) 以《坛经：禅宗的基本经典》为题由圣约翰大学出版，1963年。
(11) 以《老子之道》为名由 Bobbs-Merrill出版社出版，1963年。
(12) 《新儒家“礼”的观念检讨》清华研究 1964年2月 页123—148
(13) 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14) 这本关于新儒家的论文集1969年由东方协会双语出版。
(15) 增订本由学生书局以《王阳明语录》为名于1984年出版。
(16)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 韦政通1977年出版的叫《中国哲学辞典》。陈教授参与撰写的叫《中国哲学辞典大全》。台北水牛出版社，1983年出版。
(18)
陈教授最后选定的题目是《朱子新探索》，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89年。
(19) 这当然是指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