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乾嘉朴学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1724～1777年，字东原，休宁人）诞辰280周年。年初，他的家乡安徽省黄山市高校和学术团体隆重集会，纪念这位卓越的乡贤和杰出的先哲。作为古代儒学史上继朱熹之后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师，戴震的治学方法、学术风格和思想理念，对他生活的时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戴震的精神遗产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文化史的一笔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一座不可绕过的文化丰碑。
戴震一生学兼多门，著述宏富，他不仅精治理学、经学、小学、声韵、训诂，而且深究天文、历法、算学和地学等，但他自己最为看重的还是他的“字义疏证”之学，他曾自述其“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戴震全集》第1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疏证》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其基本内容是以考据训诂的方法，对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理学诸范畴的根本意义予以重新诠释，目的是为了批驳宋儒义理，阐发儒学本旨。其中“理欲”之辨是全书讨论的中心，所以《理》之一章，占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戴震认为，宋儒程朱主张“理”出于“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欲”出于“气质之性”，是恶的根源，因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只有“革尽人欲”，才能“复尽天理”，这样的理欲学说，是杂老释之言入于六经孔孟，并不是纯正的儒学。他说：“其所谓欲，非帝王之所尽心于民；其所谓理，非古圣贤之所谓理。盖杂乎老释之言以为言，是以弊必至此也。”在戴震看来，“理”只是事物的“分理”、“文理”、“条理”，所以“理在事中”，“气化即道”，而不是像程朱所说的那样，“理在气先”、“理能生气”。他认为，“欲，其物；理，其则也”（《疏证·理》）。即如此，则人欲亦出于性，正当的人欲就是合理的、善的，即是天理，理与欲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宋儒
“绝人欲”即是“绝天理”。他还指出，“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戴东原集·与某书》）所以，程朱理学并不合于圣人之道，而是背离了儒学本旨，实是“以理杀人”。他因此而慨叹：“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疏证·理》）戴震对于宋明理学的思想批判，以其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颠覆性，被视为近代最重要的启蒙先驱之一。
戴震之所以要力辟程朱，坚斥宋明理学，是因为自明朝灭亡以后，清初知识阶层痛定思痛，几乎众口一词地把明亡的原因归罪于宋明理学“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蹈空务虚的清谈学风。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统治者仍奉程朱理学为圭臬，王朝正朔的变易并未完全根除学风方面长久以来的积弊。戴震承继清初经世实学，认为宋明理学家全凭己意说经，随意附会经传，严重歪曲了孔孟学说的原旨，造成了民族文化危亡的严重后果，他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见，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戴东原集·与某书》）他认为要挽救儒学的危机，就必须回到儒家正统中去，回到古代圣人的原始教义中去。正如胡适所言：“宋明的理学皆自托于儒家的古经典，理学都挂着经学的招牌；所以后人老想打倒宋明的理学，不能不先建立一种科学的新经学；他们若想建立新哲学，也就不能不从这种新经学下手。”（《戴东原的哲学》）
为了推翻宋儒义理，恢复圣人“本义”，戴震接过顾亭林“经学即理学”的大旗，提出“实事求是”的治经原则，主张用“经学”之征实有据来破斥“理学”之臆断剿说。他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戴震全集》第1册，第213页）因此，他特别强调“字义疏证”的功夫，十分重视对名物制度的考证，主张通过文字音韵的训诂来诠释古代经书的涵义和要旨，阐明古代圣贤的治国安邦之道。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其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戴东原集·与是仲明论学书》）又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圣人贤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14页）因此，戴震积平生之学，用心撰写了《疏证》等经史考证著作，并发展出一整套以音韵训诂、名物考辨等为中心的治经方法，对凿空悬揣、牵强附会、以“虚理”说经的宋明理学，进行了釜底抽薪似的打击。其字义疏证学，表面上看是考辨和反省古代文化典籍，而实质上则是借求真以矫伪，借复古以创新，由经史考据而重释儒学义理，从而驱散了被朝廷奉为绝对真理的程朱理学的神圣灵光，把无数士子从对理学的迷信中唤醒，具有深远的思想影响。故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清代学术概论》）
戴震既坚决反对宋儒的“得其义理，失其制数”，又极不满意乾嘉诸儒的“得其制数，失其义理”，他之撰《疏证》，就是要将“制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建立一种融二者为一体的“新理学”。戴震之所以能在学术大师辈出的清代诸儒中卓然特立，正在于他既精治训诂考据，又深究儒学义理。自近代以来，学术界普遍推崇戴震的新“理学”，甚至认为清代学者自遗民之后，有哲学或思想者惟戴震一人，而对其“字义疏证”之学，则鲜有治思想史的学者给予切实的关注，更遑论恰当的评价。胡适说，“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戴东原的哲学》）此言不错。但戴震“新理学”的革命性，并不仅仅在于他所建立的新“理学”，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他建立新“理学”的方法，即他的“字义疏证”学。戴震用
“字义疏证”的方法推翻了宋明理学，一方面使得过去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本身以及至高无上的儒学权威遭受到越来越严峻的攻击和挑战，六经的独尊地位陨落了，圣人的神圣光辉黯淡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也就开始走出传统的樊篱，步入现代的境域。另一方面，“字义疏证”学在整理传统典籍，重构古代文化，批驳宋儒经说的过程中，成为破旧立新、考古述今的普遍的文化批判方法。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入“理学”，注重以文字、音韵为基点，从训诂名物入手阐明经文“大义”，成为清代许多学者尤其是皖派学者普遍遵循的一般治学路径，从而使“小学”被“大学”化，经学被哲学化，以“字义疏证”为主要内容的经典诠释学成为清代哲学的重要形态之一。
近现代学者独推戴震之“义理”学，而忽视其“字义”学，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观念史取向的哲学观居于主导地位的情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西化的哲学研究范式盛行的结果。今天，当我们在全球化背景的观照下，以更加自觉的本土视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和探索更加合理的中国哲学学科范式的时候，深入研究一下戴震的“字义疏证”学及其思想效应，对于重新理解和评价清代思想史和哲学史，乃至重新诠释和书写整个中国传统哲学，都是极有意义的。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04年3月30日学术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