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

摘要：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关键词：天人三策；义政；儒者宗；公羊春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天人三策》当作董仲舒的作品，并据此来研究和说明董仲舒，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一个极大误区。笔者早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中即曾指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1〕本文就想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班固关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记载与司马迁严重不合

众所周知，关于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记载，不出自司马迁的《史记》，而出自班固的《汉书》，但班固的这一记载与司马迁的《史记》严重不合。

应当指出，在《史记》中，无论是《武帝本纪》还是《儒林列传》，都未提董仲舒对策事，未提《天人三策》，未提与《天人三策》第三策有关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本纪》在讲到武帝初期的对策时，只说“上征公孙弘”〔2〕。只有《汉书·武帝纪》才在公孙弘前，加了“董仲舒”三字，说“董仲舒、公孙弘出焉”〔3〕。这里，我们是相信司马迁还是班固?传统至今理论界都相信班固，笔者认为应相信司马迁： 第一，司马迁的记载为原始记载。他与汉武帝、董仲舒基本是同时代人，其《史记》不只记到了董仲舒去世，还记载了其儿子的情况。他的记载应是可靠的。班固的记载为东汉时期的追记，与司马迁的记载整整相差了一个历史时期，其可靠性远不及司马迁。

第二，司马迁对其同时代的重大事件不会漏记。如果董仲舒确有如班固所说的著名的《天人三策》，他不会不载，他曾记载过与董仲舒同时的严安与主父偃的著名的“上书”，怎么会不提《天人三策》呢?尤其是，与《天人三策》相联的，还有如班固所说的被汉武帝采纳了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像这样重大的历史与思想史事件，他怎么会不记载呢?如果连同时代的重大历史与思想史事件都漏载了，司马迁还是不是伟大史学家?

第三，司马迁的记载虽与班固有较大出入，但与整个西汉文献的记载相合。如果说司马迁漏载了董仲舒的对策，漏载了《天人三策》，漏载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那么，整个西汉人、西汉文献不会都漏载。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整个西汉人、西汉文献，对此均片字皆无。整个西汉人、西汉文献不记载，说明司马迁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东汉班固的记载靠不住。

《天人三策》的时序颠倒，且不都是儒学策问

既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出自班固，我们只能按班固的说法来探讨。

班固说，董仲舒关于天的对策为第一策。可是，第一策的策文却说：“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4〕显然，这不是第一策，而应是第二策，因为该策是对“举首”即已被举为第一者的复试卷，而不是公共考卷。要知道，第一策无论如何都应是公共考卷!班固将复试卷列为第一策与理不通。

班固又说，董仲舒关于人的对策是第二策。第二策理应是复试卷，可是，第二策的策文却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5〕显然，这决不是第二策，因为“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明确告诉我们：这才是公共试卷!班固将公共试卷做为第二策也与理不通。

那么，是不是班固一时糊涂，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在时序上搞颠倒了?我们是否可将第一策与第二策的位置对调一下，变成《人天三策》，问题就可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呢?回答是否定的。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对调后，二者在时序上虽通了，可还有个重要问题解决不了：按班固的说法，董仲舒参加的不是武帝时期一般的“举贤良文学”对策，而是《五经》或儒学对策，而第二策策文的“将所由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又明确告诉我们：这是百家策问，非《五经》或儒学考试!班固将一般“举贤良文学”的百家对策，拿来冒充董仲舒的《五经》或儒学对策，是鱼目混珠，与理亦不通。

《天人三策》在内容上看，决非一时之作

按班固的说法，《天人三策》是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其写作时间应为一时。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应当指出，从宋代重视董仲舒时至今，理论界一直在探讨其对策时间，先后共产生过五种说法，如：建元元年说，建元五年说，元光元年二月和五月说，元朔五年说等。可是，没有一种说法能在时间上自圆其说。

建元元年说，提出者是司马光。他的主要想法是，想把武帝元年罢“申、商、韩、苏、张”之说，归为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结果，但此说完全忽略了对策内容，不能说明第一策中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因为从汉兴到武帝建元元年不满七十年；尤其是，不能说明第二策中的“夜郎康居，说德归谊”，夜郎之通在建元六年，康居则在元朔三年。建元五年说，提出者是齐召南。他的根据是：“《策》中有‘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之文。汉初至建元三年为七十岁。若在建元元年，不得云‘七十余岁’，因定为建元五年。”〔6〕但此说忽略了第二策的内容，若定在建元五年，“夜郎康居，说德归谊”怎么解释?

元朔五年说，提出者是苏诚鉴。他以《史记·礼书》上的“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年不就”为旁证，认为：第一策中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有衍字”，并断定“‘七’字是衍文”，是班固“妄自增添的”，应为“今临政而愿治十余岁矣”，这里的“临政”者是武帝，而不包括从刘邦到武帝的所有刘汉统治者；又据《武帝纪》元朔五年诏曰：“……其令礼官劝学……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认为，这是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而下的诏书。因此，他认为董仲舒“对策年代为元朔五年”。〔7〕对苏先生此说，周桂钿曾科学地评价说：“苏诚鉴的元朔五年说能解决‘夜郎康居’归谊的问题，经去‘七’字后，也能解决‘临政’的问题。但于主父偃窃书一事难以解决。主父偃元朔二年出为齐相，不久被殊。偃窃书至晚在元朔二年间。那么，董仲舒何时任江都相呢?何时又废为中大夫呢?如果免死以后，才参加对策，那么，董仲舒为什么竟在对策中仍然再谈灾异?如果董仲舒对策在元朔五年，即汉武帝即位后十六年，那么，《史记》的‘今上即位，为江都相’和《汉书》系对策于元光元年，都是不确的。另外，《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载，元朔六年为江都易王二十六年，元朔二年为江都王建元年。如果董仲舒在元朔五年对策，对策后就任江都相，那么，所事者应为江都王建，而不应是汉武帝兄的江都易王非。那么，两事骄王的说法也没有着落。《汉书·董仲舒传》许多记载都不能成立。苏诚鉴的元朔五年说所能解释的问题少，而产生的问题多，似亦不可取。”〔8〕

元光元年二月和五月说，前者出自王益之，后者出自班固，二者无本质差别，此处以元光元年五月说为代表进行讨论。元光元年五月说也是当前理论界最流行的说法。元光元年五月说虽出自班固的《汉书·武帝纪》，但班固并未作说明，后人在持此说时又都以班固为根据。如徐复观说：“《汉书·武帝纪》于元光元年，记武帝策问之文，甚为明备；不以此为断定董生对策之年的基准，而另作摸索，将皆流于穿凿。”〔9〕但此说根据也不足。笔者将《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下所系之策文，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策文相比对，二者无一相同或相近!怎么能据此断定董仲舒对策之年在元光元年呢?

而且，元光元年五月说还不能说明：第一策中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和第二策中的“康居”问题。对此，周桂钿认为：“在‘今临政七十余岁’，衍文不是‘七’字，‘十’字应为‘有’字之误。这里应为‘七有余岁’。汉武帝从建元元年至元光元年，正好7个年头。这一条资料正好可以说明对策正在元光元年。”又认为：“通夜郎，不能说就是‘说德归谊’。张骞通西域时也通了康居，但也不是什么‘说德归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三图中，康居都在域外，未曾‘归谊’。而夜郎，秦时已在域内，岂在汉时始通。可见，夜郎康居，说德归谊，此说不类。班固能改严安的疏奏，自然也会改董仲舒的对策。‘夜郎康居’四字或为所加。原文似应为：‘至德昭然，施于方外，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10〕苏、周二先生都向班固学会了篡改历史的绝技!笔者不禁要问：历史是历史，还是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不过，周先生的态度还是十分严肃的，尽管他擅改了《天人三策》中的前两策，还是坦然承认：“元光元年五月说似有矛盾”，“但是，为了解决康居问题却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即推翻《史记》、《汉书》一系列的记载。多方考察，几经权衡，我们就选择了许多基本事实的相协调，只与少数记载不一致的元光元年五月说。”〔11〕可见，这也是个无可奈何的说法。

应当指出：周先生对第一策的修改欠妥，“七有余岁”不合语法；在第二策上对班固的指责没有道理，班固加“夜郎康居”四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而且，周先生包括古今学术界同仁都忽略了第三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12〕这一现象决不出在武帝初期，尤其是元光元年之前，应是武帝中后期的事。武帝中期，狱吏以《春秋公羊》决狱，法度才大坏，从吕步舒治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开始，到杜周时最盛。所以，《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时刑狱之滥”中，主要以杜周为代表。武帝初期怎么会有“世废而不修”、“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呢?关于这一点，不知周先生等人又将作何解释?可见，元光元年五月说亦不通。

笔者认为，只要承认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对策，承认《天人三策》为董仲舒的作品，就永远无法找出其合乎历史与逻辑的对策时间!事实上，《天人三策》是三篇不同年代且性质有别的作品，硬将其拼凑到一起是不合逻辑的。第一策时间较早，从“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看，可断其在元光元年前；第二策时间略迟，从“康居”和《武帝纪》中“令礼官劝学”看，可断其在元朔三年之后与五年之前；第三策最迟，从“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看，当断为武帝晚期。

董仲舒参加武帝初期儒学对策之质疑

班固认为，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且不论此说与司马迁的《史记》不合，就其《汉书》本身便矛盾重重。

第一，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颇有名气的儒学棗《公羊》博士，怎么会在武帝时重新对策呢?对此，周桂钿有个新解，认为董仲舒曾归乡，所以又复出对策。〔13〕但此说于史无证，是照着公孙弘的葫芦画的瓢。公孙弘虽在武帝初期两次对策，但他考的是两个不同学科，而董仲舒是同一学科。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能获得两次相同的博士学衔呢?

第二，董仲舒二次对策，被举为第一名后，为什么不授博士?班固只说：“既对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14〕按汉代对策的规定，第一名要先授博士、后任官，董仲舒为什么先任官，不授博士?显然，班固是怕漏了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授了“双博士”的马脚。

第三，董仲舒若真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又甚得武帝赏识，并被举为第一名，只授江都相一小官，不合情理。武帝怎么这么刻薄董仲舒呢?任江都相只表明他未参加对策，更不可能被举为第一名，亦没有《天人三策》。

第四，班固用“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能反证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笔者认为，不能把董仲舒任江都相与对策联在一起，董仲舒任江都相的理由很多：他在景帝时就是儒学博士，此时任官属正常升迁；武帝六年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延文学儒者数百人”，提升一下董仲舒也符合常理。

第五，如上所述：若承认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为什么《天人三策》的策文竟冒出个百家考卷?

第六，尤其是，班固还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在第三策中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正如笔者在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15〕一文中早就指出的那样：此说无实证。

班固是怎样伪造董仲舒之《天人三策》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董仲舒并未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也未有著名的《天人三策》，他任江都相是武帝或田蚡“崇尚儒学”的提拔，司马迁在《儒传》中说他“今上即位，为江都相”符合实情。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完全是班固所伪造，《天人三策》的前两策无论如何都不出自董仲舒，只有第三策才可断为他的作品。班固正是在第三策的基础上进行作伪的。

应当说，班固最先见到的是董仲舒的第三策，第三策中有“臣仲舒”字样，他据此断定为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既有策文又有对策，很像是儒学考试，他又据此认定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于是，班固便作了大量的搜寻工作，从武帝时期的对策中，筛选出了两篇与董仲舒所宗的《公羊》在思想上极接近的文章，拼到一起，即后来所谓的《天人三策》。将董仲舒的对策之年系在何时，他确曾煞费苦心，最后觉得系于元光元年较合适。他知道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名的《公羊》博士，于是在董仲舒对策后，他只说“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不敢再授《公羊》博士。他同时用“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来反证，董仲舒确曾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

但必须指出：第一，《天人三策》虽为班固所伪造，但三策不出自班固的手笔，班固只是起个拼合作用。前两策在班固时就已佚名，它们到底是谁的作品待考。而且，周桂钿等人纷纷指责班固曾修改过三策内容，不确。就是说，班固并未对三策本身动过任何手脚。

第二，班固将董仲舒对策之年系在元光元年，不是没有发现矛盾，而是看到了“康居”说不通(其他矛盾他都忽略了)。为了解决“康居”问题，他才违背史德，修改了严安的“上书”，将“今欲招南夷，朝夜郎”〔16〕，改成“今徇南夷，朝夜郎”〔17〕。他这一改，给人的感觉就是，此话非确指，只是为歌颂朝廷提高调子而已，并以此作为解决“康居”的钥匙。后来周桂钿也确是以此为旁证来理解“康居”的，他说：“歌颂朝廷功德，夸大加码的事，在中国集权制度下是常有的。”〔18〕于是，便引证了班固对严安上书的修改。进而，淡化“康居”问题。要知道：这种歌功颂德及加码，不是出自人家的原作，而是出自班固棗一个史学家别有用心的篡改!从前面的分析可知：淡化了“康居”，《天人三策》还是合不到一起。班固把问题想简单了!

第三，用“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略去董仲舒应再先授博士问题)，反证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其手法是拙劣的。

第四，班固伪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主要是对第三策的理解有误，即班固将其理解成了董仲舒在武帝初期的对策。笔者认为，第三策虽是董仲舒的作品，但不是董仲舒的对策，而是董仲舒在晚年与汉武帝的书信往来。如前所述，从“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可知，该策为汉武帝中、晚期事，此时董仲舒已告老归家，不会复出对策；据刘向言：董仲舒居家时，朝廷“有所欲兴，常有诏问”〔18〕。第三策策文有“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寖微寖灭寖明寖昌之道，虚心以改”〔19〕，这段话可看做是武帝向董仲舒请教问题，不是对策的考题；尤其是，策文还说：“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20〕这就告诉我们，汉武下此诏不是因为读了其《天人三策》的前两策，因为前两策即使真存在，也不过是两篇一般论文，怎么能说“著大道之极”呢?用“著大道之极”来夸奖两篇对策，岂不是在小事情上用大字眼，夸张过份了吗?武帝是个有水平的人，不会这样遣词造句。“著大道之极”五字的真实含义应是，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已成，这是一部阐发《公羊》“微言大义”的划时代文献。董仲舒将此书献给了武帝，武帝读后，才下诏再向他请教问题。“著大道之极”当是指《春秋繁露》，只有《春秋繁露》才堪配此言，其他文章均难当此美誉。因此，第三策应出自《春秋繁露》成书之后；董仲舒在对答中大谈“刑狱”问题，既符合当时的社会状况，也符合董仲舒本人的特点。董仲舒以治《春秋公羊》闻名，汉当时以《春秋》(《公羊》)决狱，董仲舒居家时，刑官张汤等多次登门求教，董仲舒后来还将与他们的对答整理成书，即《公羊董仲舒治狱》。可见，第三策应为董仲舒与武帝晚年的书信。

班固为什么要伪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班固为什么要伪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其动机与目的是什么?这是理论界许多同仁都深感困惑和亟欲弄清的问题。

应当说，班固伪造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既有客观因素，即第三策确为董仲舒的作品；也有主观因素，就是为董仲舒鸣不平、讨公道。董仲舒是汉代最具争议的人物，他生前以儒闻名，但生当中国古代最先大力倡导尊儒的武帝时时期，却未受重用，《汉书·叙传》说“抑抑仲舒”，晚年作《士不遇赋》。对董仲舒的失意，从司马迁开始，就为其鸣不平。并认为：是公孙弘“希世用事”，〔21〕排挤了他。到了刘向，这种不平已变成愤怒，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22〕评价达到了极点。后来，刘歆认为这种评价有些过高，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伸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23〕就是说刘歆认为，应从“群儒首”上认识董仲舒。班固出身史家，其父班彪对史学极感兴趣，他们父子都深受《公羊》影响，与董仲舒属同一学派。同时，班固还特别崇拜刘向父子，其《汉书·艺文志》即抄自刘歆的《七略》。班固对刘歆对董仲舒的评价完全赞同，他还根据刘向的“仲舒为世儒宗”，〔24〕将董仲舒说成是“儒者宗”，〔25〕他也正是从“儒者宗”的角度来装扮董仲舒的，而伪造《天人三策》正是他把董仲舒装扮成“儒者宗”的最关键的一步。班固试图通过《天人三策》说明：汉代尊儒主要是董仲舒的贡献，即其第三策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的结果；然后再把汉代尊儒一些重要政策，如“兴太学”、“举孝廉”等说成“皆自仲舒发之”。〔26〕这样，董仲舒一个汉代“儒者宗”的偶像就完成了。不过，必须肯定：班固这一着确实灵验，也确实骗了无涯过客，后世推崇董仲舒都确以他的《董传》、《天人三策》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蓝本，而且一骗就是近两千年!然而，假的终是假的，作伪总要被戳穿。

第一，董仲舒一生不得志的真实原因。1.他不善做行政工作，任官期间无明显政绩，如任江都相时被废为中大夫、徙胶西相告归；2.他的上书如建议“以阴阳错行为由，擅杀亲族及朝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质匈奴爱子以累其心”等，可行性均极小；3.他坚持的术家“义政”思想与汉代“以孝治天下”的主旋律不合，这一条最根本。(27)汉代尊儒是真，他的儒家外衣有假，所以，他是假李逵碰上了真李逵。

第二，董仲舒不是汉代“儒者宗”。汉代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以家法教授”，经书也无钦定的统一注本。特别是，在东汉郑玄遍注群经之前，汉代学者基本上不兼经、不通经，只宗自己的学科和学派，怎么会产生“儒者宗”呢?纯系无中生有。董仲舒是《公羊》家，汉代传《公羊》不只董仲舒，较其略早有胡毋生，略迟有公孙弘，虽然他的《公羊》学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有名气，但仍只是一家。《公羊》学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东汉何休，他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明确宗胡毋生，连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算不上，何来的“儒者宗”?这只是班固的善良愿望和一厢恋情。

第三，班固所谓的“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8〕等，均不能成立。如前所述。董仲舒并未参加武帝初期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出自其晚年，此时汉代早已用儒家思想治国，而且武帝亦未采纳他的极端主张；“立学校之官”虽出自《天人三策》的第二策，但第二策非董仲舒作品；“举孝廉”之说无佐证。

正确认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作伪的意义

正确认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作的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有利于传统文化的正本清源。中国传统文化纷纭复杂，我们在传统文化的研究上，一定要先正本清源，如果不正本清源，不对史料进行认真辨析与考证，就很难得出正确结论。

第二，它有利于我们深入认识董仲舒。过去，理论界研究董仲舒，都首推《天人三策》，现在我们已知《天人三策》是班固作的伪，那么，我们研究董仲舒的事迹就应回到司马迁的《儒林列传》上来：董仲舒未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对策，未有著名的《天人三策》，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亦未被武帝所采纳，“兴太学”、“举孝廉”亦与他无关；董仲舒是《公羊》大师，《公羊》的思想核心是韩非的“义政”，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亦是这个“义政”，所以他非儒家无疑，乃韩非后学。〔29〕

第三，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进行传统文化反思。过去，理论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上，均以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基点，事实再次证明，这是不对的。笔者在拙作《五四批孔献疑》〔30〕中已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反思应以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为基点。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反思才能走出新路子。

注：

〔１〕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２〕〔１６〕〔２１〕《史记》之《武帝本纪》、《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

〔３〕〔１４〕《汉书·武帝纪》。

〔４〕〔５〕〔１２〕〔１９〕〔２０〕〔２２〕〔２３〕〔２６〕〔２８〕《汉书·董仲舒传》。

〔６〕〔７〕〔８〕〔９〕〔１０〕〔１１〕〔１８〕周桂钿：《董学探微》，第一章第三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出版。

〔１３〕周桂钿、吴锋：《大儒列传·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46页。

〔１５〕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１７〕〔２５〕《汉书》之《严安传》、《五行志上》。

〔１８〕〔２４〕《汉书·楚元王传》。

〔２７〕〔２9〕请参阅拙作：《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百家争鸣新论》，载《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再论董仲舒非儒家》，载《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理论思考》，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３０〕拙作：《五四批孔献疑》，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此处在文字和标点上略有改动。 于南京“困 陋 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