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79，还乡
（1979年，陈教授带着全家回了一趟中国，重返广州和故居，这里的简略叙述从他们到达广州开始。）
当我们出了海关到达火车站时，我们非常惊讶有这么多人来迎接。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通知什么人，并且他们还用政府的车送我们到宾馆。据说部分原因是我的一位女同学，她在城里很有威望，非常活跃。但另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当选为中研院院士以及其它的活动曾经在报纸上有报道。
在最高级的宾馆里为我们举行了官方的招待晚宴。在我的观念中，共产党人非常严肃、强硬、纪律严明、冷漠，但令我惊喜的是，宴会上的知识分子们都很和善、幽默、风趣，也不那么一本正经，完全不象过的知识分子。我们当然不谈及政治，我们谈过去的老朋友、过去的时光，非常高光。
我回到母校并带孩子们到他们出生的医院。一个护士告诉我说她认识那个曾为两个孩子接生的护士，她现在已经退休了，住在几百里以外。
（以下录音是在1983年5月6日和6月4日）
我们家以前曾住过的房子现在被分成四个单元，住着一位教授、一位学校职员和一名工人。
我想在校园里随便走走，省市来的干部们要我们由固定的小门出入，我以为他们是想限制我们的活动，但不久我发现他们其实是想照料好我。由于老年人还是受尊重的，我坚持随便走走，他们就同意了。
那时所有的大学都不允许有校友会。我想政府是要避免太多的民间组织吧。但广州却有非正式的校友会。由于我当时在校是活跃分子，校友们听说我来了，便组织了一次校友聚餐会。他们取得了官方许可，结果来了二百多人，我们唱起老歌，欢声一片。
当然，有几位老朋友被送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去了。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同学，则伤了背，不能来。
我注意到我的一位老友不在场，我就问了一下，结果说他被送到农场，得整天用竹篓背砖头，背部严重损伤，无法前来。这给我们欢乐的氛围投下一抹阴影。
随后，在政府官员、老友和以前的学生陪同下，我们参观了许多风景点和古迹。我意识到在文革中广州的历史古迹不止一处遭到了破坏，但我觉得人们对这个问题很重视，毕竟，恐怕再没有比中国人更有历史感了。
一天上午，我们决定回到广州西南七十里外的村里看看，一到镇里，我们预订的宾馆经理就来迎接我们，他还告诉我有位老太太来等了我好几天，从早等到晚。我很奇怪这个老太太是什么人。
于是我就去见她，是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她立刻告诉我她叫阿顺。我有七十年没听到过这个名字了，但我立刻想了起来，她是当年我母亲买来帮忙做家务的一个女孩。
那时她在家里只是烧烧茶水、带带我，我那时不过三四岁，总是离不开她。我去广州上学后就很少见到她了，但我记得她的名字。
她告诉我她的孙女们都有了职业，一个是教师，一个在医院做高级护理。社会变化很大。在过去的日子，当她年龄到了时候，我母亲就会为她找一户家境较好的人家，恐怕几代人都会是那样。但是现在她的孙辈们却都有了职业。这可真是件了不起的事儿。有些事可能只有共产党才办得到。
过去村里有许多庙，现在都不见了。最可惜的是那两处纪念陈家两位杰出人物的祠堂，其中一位是十一世纪的状元，就是他让我们的祖先南迁。我童年时曾到祠堂里念书，但现在都毁掉了，代之以现代样式的二层建筑，目前利用率很高，但我想不久就会变得矮小而破旧了。
进了村子以后，我可以辨认出整体风貌一如四十年前的样子。所有的房子，其中一百多所砖瓦房，都还保存得很好。只是有的地方泥灰脱落，需要修整。我从村子当中的巷子一直走到最后我们家的房子。
我印象很深，小时候觉得那条巷子很宽，但现在却是那么狭窄。它不超过四尺宽，石板铺地，污物露天可见。这可曾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村子之一。
我进屋时厅里挤满了人，除了我的堂弟，谁也没见过。我念大学时他上高中，现在也七十多岁了。他看上去还很硬朗。其余都是我之后一至三代的人。当然，我们谈家里的事。他们谈得最多的就是需要钱结婚、付医药费、迁祖坟之类的事，以及想去美国或者香港。
我在中国北方和中部的旅行中没听到关于出国之类的话，但在南中国，由于邻近香港，很多人都想出去，但很少人办得到。
房间看起来很干净，无疑是为了迎接我们而打扫的。另外，我注意到母亲以前设置的那些祭台都不见了，这在我的意料之中。
那儿有了电灯，我觉得很新鲜，就问他们电费怎么样，他们告诉我一个月不到两块钱。不过没有自来水，仍得象往常那样到半里外运水。不过现在，就是两年前，我听说村里建了几个中心水泵，人们可以到那儿的龙头去接水了。田地也需要灌溉，在许多地方都可以听到水泵的声音。
在谈话当中，我的孙侄女叫我去她房间谈点儿私事。我曾为了家里的一项工程寄了两千美元回去，工程后来没有进行，她就将钱保存起来，当时打算还给我。当然我不想在大厅里谈这事，她也想私下里给我。
这令我产生一些想法。以往，男子不能进入女子的内室，除非是他妻子和女儿。公公也不能进入儿媳的居室，这是传统。如今却说明中国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妇女们彼此称同志或直呼其名，象那种“二叔”、“三侄”之类的传统称呼已经不用了。她们仍叫我“公公”，但已不叫“二老爷”了（笑）。
谈话快结束时，天已快黑了。侄孙告诉我说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说：“准备好了什么？”
原来是祭祖。他们在祭台前布置好了东西，祭祖的祭台原来还在。
我还是孩子时父亲叫人将祭台雕刻得很精美，并镀上金，有几层，现在都暗淡了。我看见祭台的边和父亲的画像，画像是用碳瓷制的。我的侄孙准备好了香、爆竹、茶、酒、鸡、猪肉、火腿，还有纸钱，一切都准备好了。
我不容多想，于是对我坐在一旁的孩子们说：“我现在要以我的方式来表达对祖先的纪念。可以跟着做，也可以以其它方式，你们自己决定。”
于是我就象从前那样行三叩九拜礼，我的三个孩子都跟着进行。
我儿子当然照了像，后来他们给我看那张照片，照相机照出了金光，人眼看不到，相机却给照了出来，所以那张相片非常珍贵。
我有时想（笑），有朝一日我的牌位也会在那儿，上面刻着我和妻子的名字。
华霭仁：那祭台上有几代人呢？
陈荣捷：有五代，不过一个祭台就包括了几千年所有陈家的人了（笑）。
华霭仁：你不在时这种祭祀活动进行吗？是否只是由于你的到来才进行的呢？
陈荣捷：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有几年，由于物质条件匮乏，他们没有以专门的方式举行。1951—1952这两年，他们在祖先生卒忌日时简单举行过。文革期间我就不知道了。但他们逐渐又恢复了祭祖仪式。如今他们可以办得很象样，因为物质条件好了。而且也象以往一样，不仅在祖先的生日，也在一些节日举行。
后来我看了下钟，只剩下一个半小时了，我想应去看看父母的坟。
我曾听说五十年代初父母的坟被共产党给挖了，尸骨拿去做了肥料，我也相信了。但当我回家时，却被告知父母的坟仍完好无损，是迁到了高处。
但是到那儿一半路程得先乘车，然后骑自行车，最后再走路，整个行程得二个小时。我因为要回广州参加当晚专门为我举办的校友会，因此，只能下次回国再去了。
有关共产党在中国所作所为的谣传并不都是真的，但即使有一半是真的也就足够了。
有一件真实的事发生在1951年，我们七个村子里有十个人被当作地主给枪毙了。那些人我都认识。我刚听说时简直难以置信，他们当中有好多都是爱国者，曾经抗击过日本的侵略。其中有一个年纪比我小的甚至组织过游击队同日本人周旋了八年，他应当是个英雄。经过几年的思索，我得出了大致的看法：那十个人在人群中都有相当的影响力，共产党也观察了一两年，当他们被认为并不支持新政府，至少是不明确表示支持新政府时，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被铲除。
我同他们当中的几个共过事，为了村里的学校和其它一些事。我想如果我在中国的话，我将是第十一个，我想会的。
（以下的谈论是关于治水、导电和社会的变化，尤其是男女的地位关系和婚礼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