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笑一
内容提要：
“经义”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经义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熙宁贡举改革中，王安石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古代文体史上，宋代经义文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本文主要考察了宋代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情况、经义在北宋科举改革中演变和成形、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和以经义试进士对北宋后期学风、士风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经义、选举制度、北宋科举改革、文体形态
本文所说的“经义”，并非泛指儒家经典或佛经的内容和意义，而是专指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文体。经义的产生、发展和最终的归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制度史、文体史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复杂情况。在文体史和科举史的研究中，已有一些成果涉及经义①，但似未见专门、深入、详细的探讨。本文拟从有限的文献材料入手，勾勒出经义的流变轨迹，探索它与选举制度和学术发展的关系。
一、宋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
从文体史的角度讲，经义被认为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和先声。在八股文形成之前，科举考试中的主要文体是诗赋、策论和经义。其中经义形成最迟。徐师曾《文体明辨》列“义”一体，论其源流较详：
按字书云：“义者，理也。”本其理而疏之，亦谓之义，若《礼记》所载《冠义》、《祭义》、《射义》诸篇是已。后人依仿，遂有是作。而唐以前诸集，不少概见。至《宋文鉴》乃有之。而其体有二：一则如古《冠义》之类，一则如今明经之词（名曰经义），今皆录而辩之。夫自唐取士有明经一科，而宋兴因之，不过试以墨书帖义，徒取记诵而已。神宗时，王安石撰《周礼》、《诗》、《书》三经义颁行试士，旧法始变。彼其欲以己说一天下士，固无是理；然其所制义式，至今仿之，盖不得以人废法也。厥后安石之义，废格不用；而《文鉴》所载，尚有张庭坚经义二篇，岂其遗式欤？方今骈俪之词，日新月盛，与庭坚之式不合，毋乃异于当时立法之初意乎？噫！此丘文庄公（名濬）所以致叹于科举之弊也。②
徐氏将经义的源头溯至《礼记》中的《冠义》之类，但这类文章主要介绍礼仪制度的来龙去脉及意义，而宋代经义则主要是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一句话发表看法，两者虽皆名“义”，其实存在较大差异。徐氏曰“其体有二”，在第一类下收录刘敞的《致仕义》，第二类下收录张庭坚经义《惟幾惟康其弼直》和《自靖人自献于先王》③。但是，“义”在后世主要就只有经义一体，《宋文鉴》所录也只有经义一类。经义的产生，与唐代科举中的明经科、宋代王安石的贡举改革都有关系，但要弄清经义文体的形成过程，特别是经义与选举制度的联系，仅从唐代明经科说起是不够的。
“经义”一词较早见于汉代文献。如《汉书·郊祀志》载成帝去世后，皇太后所下诏书中云：“皇帝即位，思顺天心，遵经义，定郊礼，天下说喜。”又《汉书·谷永传》载元延元年（前12）谷永为北地太守，向朝廷上言中云：“水灾浩浩，黎庶穷困如此，宜损常税小自润之时，而有司奏请加赋，甚缪经义，逆于民心，布怨趋祸之道也。”这两处所说的“经义”，皆指儒家经典的内容。但是从上例可以看出，在汉代，经义绝不仅仅是经书上的若干教条，而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是衡量政治措施是否得当的标准。统治者如果“遵经义”，那么“天下说喜”，如果朝廷的措施“甚缪经义”，那么就会“布怨趋祸”，招致百姓的怨恨和反抗。由于儒家学说在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儒家的“经义”一直是高悬在现实政治之上的一种标准和参照，并一直规范和约束着统治者的行为。
然而，儒家经典其实不过是前人留下的若干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对这些文本的解释会出现各种歧异。由于经义对帝王的统治极其重要，而帝王本人又不太可能大力钻研经学，因此，就要求读书人能理解和掌握经义，为朝廷的决策提供依据。而考察读书人对经义的掌握情况很自然地就成为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汉书·萧望之传》载“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颜师古注谈及射策和对策的区别，有云“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而据《汉书·匡衡传》和《张禹传》记载，萧望之受命询问匡、张两人经义，匡对以《诗》诸大义，张对以《易》及《论语》大义，精彩的对答令望之深为欣赏，于是向朝廷举荐。延及东汉，据《玉海》记载，察举中就有“明经”一说。至六朝，秀才科除策问之外，也询问经义，如《晋书·孔坦传》载孔氏对策云：“又秀才虽以事策，亦汜问经义，苟所未学，实难暗通，不足复曲碎乖例，违旧造异。”不过当时科举制度尚未形成，所谓的“经义”也仍是对儒家经典内容的泛称，并非指后来的经义文体。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即经义和策问的关系。一般认为，两者各有分工，策问主要询问时务，而问经义则主要问经书上的内容。其实这是后来的情况。在六朝及唐代，策问其实也包含了问经义在内。如《陈书·戚衮传》载：“（衮）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又《梁书·谢幾卿传》：“齐文惠太子自临策试，谓祭酒王俭曰：‘幾卿本长玄理，今可以经义访之。’俭承旨发问，幾卿随事辨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赏焉。”幾卿当时的身份是国学诸生，文惠太子究竟问了他哪部经的经义呢？这里没有交代。查《南史·
齐武帝文惠明帝诸子传》，可知此事在永明五年（487），所询问的是《礼记·曲礼》的“无不敬”义。由此可见，六朝时策试或策问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时务”，还包括经义。弄清了策问和经义的关系，就有助于了解唐代明经科中考察经义的情况。
关于唐代明经科考试，《新唐书·选举志》有简要的介绍：“凡明经，先帖文，然后口试，经问大义十道，答时务策三道。”具体情况，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中已论之甚详。其中一处涉及经义与策问的关系，即对于武德七年（624）诏文中“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一段的理解。傅先生征引文献，证明诏文中的“试策”，就是经问大义，而不是一般意义的对策或策问④。这个看法是很正确的。只是这种以试策或策问来指称试经义的情况，前文已经指出，在六朝就有了。我们发现，在唐代，甚至“时务策”也可包括试经义在内。如太和八年（834）十月礼部上《先试帖经奏》云：“进士举人，自国初以来，试诗、赋、帖经、时务策五道，中间或暂改更，旋即仍旧。荩以成法可守，所取得人故也。去年八月节文，先试帖经、口义、论议等。以臣商量，取其折衷，伏请先试帖经，通数依新格处分，时务策五道，其中三道问经义，两道时务。其馀并请准太和六年以前格处分。”⑤由此看来，六朝至唐代，试经义有时可包括于策问内，两者的界限和分工并不那么明显。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明，唐代明经科所试“大义”，相当于简答题，虽然考察应试者对经书及注疏的记诵功夫，但侧重于经文大义，考生在答题时也需将背记的内容加以组织，并不能照抄经书了事⑥。这就与宋代的墨义及王安石贡举改革后所试“大义”皆不相同。
从汉代的“经义”到唐代明经科考察的“大义”，中间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虽然“经义”作为一种文体来说尚未形成，但它的特殊性已充分显现。在思想方面，经义与儒家经典关系之密切，是一般的“时务策”所望尘莫及的。在政治方面，经义从一开始就是衡量政治措施得当与否的绳尺。在制度方面，是否精通“经义”，
从作为一个选拔人才的标准，最终演变为科举考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经义的这种特殊性，使它在北宋王安石贡举改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二、经义与北宋科举改革
前引徐师曾的论述中，关于王安石改革贡举的情况是这样说的：“夫自唐取士有明经一科，而宋兴因之，不过试以墨书帖义，徒取记诵而已。神宗时，王安石撰《周礼》、《诗》、《书》三经义颁行试士，旧法始变。彼其欲以己说一天下士，固无是理；然其所制义式，至今仿之，盖不得以人废法也。”认为贡举旧法始变于王安石，是很具代表性的看法。如刘熙载《艺概·经义概》亦云：“经义试士，自宋神宗始行之。神宗用王安石及中书门下之言定科举法，使士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初试本经，次兼经大义，而经义遂为定制。”但如用史实来检验，说试经义始于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其实未尽确当。据我们考察，北宋的说书举、诸科、明经科在王安石改革之前皆曾以经义试士。
宋初诸科以试帖经、墨义为主。帖经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墨义类似于简答题，完全考核应试者对经文及注疏的记诵功夫。墨义的形式，从《文献通考》卷三十载马端临所见东阳吕氏家塾刊北宋吕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可知，亦可参看南宋王※《燕翼诒谋录》卷二“举人命题”条所引吕公著试卷。⑦如果将这种墨义的试题与唐代明经科的“大义”试题相比较，可以发现墨义全凭记诵，更为死板，没有丝毫供考生发挥己意的余地。这样的考试形式，扼杀了考生的创造性思维，也不利于他们真正深入理解儒家经典的意义。在义理之学日渐兴盛的北宋时期，这种考试形式显然与当时的学风不相一致，而且也不利于人材的选拔，因此，朝廷开始采取变革措施。
仁宗天圣四年（1026）九月庚申，诏礼部贡院：“举人有能通三经者，量试讲说，特以名闻，当议甄擢之。”此诏文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而据同书卷一八六“仁宗嘉祐二年十二月戊申”条小注，知此项新出台的措施即为“说书举”。说书举究竟如何“试讲说”，诏命中没有交代。据胡宿《论增经术取士额状》云：“景祐制书节文，始令礼部贡院举人通三经以上，进士、诸科过落外，许自陈尝于某处讲授某经，贡院别试经义十道，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诗书引证，不须全具注疏，以六通为合格，讲诵精通，具名闻奏。”⑧由此可见，设立说书举，是宋代试经义的开端，它给了精通大义者一个额外的机会与优惠的政策。这一措施对鼓励人们学习经书大义是很有意义的。而后，试经义的办法亦被用于诸科。庆历新政时所颁《详定贡举条制》就规定，诸科举人，凡愿对大义者，“除逐场试墨义外，至终场并御试，各于本科经书内只试大义十道，直取圣贤意义解释对答，或以诸书引证，不须具注疏。”⑨但是《条制》终因庆历新政的失败而未及施行。皇祐五年（1053）闰七月戊子，又规定“诸科举人自今后终场问大义十道”，其中“九经、五经止问大义，而不须注文全备”⑩。至嘉祐二年（1057）十二月戊申，规定“诸科增试大义十条，又别置明经科，其试法凡明两经或三经、五经者各问墨义、大义十条”，同时规定“旧置说书举，今罢之”（11），因为明经科其实已具备了说书举的功能。从此，宋代的诸科、明经科皆试经义。综上所述，试经义并非王安石所创，只不过王氏的改革力度更大些，将试经义之法引入经士科，并罢废了明经、诸科而已。
不难设想，要应试者一下子从雕章琢句的诗赋、死记硬背的帖经、墨义中解放出来，迅速地理解经典的内容，掌握经义的写法，这是不可能的。经义文体也不是在王安石的贡举改革中骤然形成的。北宋明经、诸科所试大义，为经义的最终形成作了铺垫。
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大致可知这种大义的形式。《宋史·刘恕传》云：
（恕）未冠，举进士，时有诏，能讲经义者别奏名，应诏者才数十人，恕以《春秋》、《礼记》对，先列注疏，次引先儒异说，末乃断以己意，凡二十问，所对皆然，主司异之，擢为第一。（12）
又司马光嘉祐六年（1061）八月上《论举选状》谈到明经科所试大义云：
若能先具注疏本意，次引诸家杂说，更以己意裁定，援据赅赡，义理高远，虽文辞质直，皆为优等。（13）
可见当时对大义的形式是先列出注疏之意，次引诸家异说，最后断以己意。这说明，对“大义”虽仍须掌握注疏，但已不须严守《五经正义》，而是可引先儒不同的解释，最后须应试者自己判断经文的意义。显然，这种考大义的形式要求应试者对经学有相当的造诣。更主要的是，当时的“大义”已经有一定的结构组织形式，也为考生留下了一些独立思考和发挥的空间。但这种“大义”仍不能算是文体，只是对经书加以解释。
从宋初的帖经、墨义到王安石以经义试进士的过程，并非如徐师曾所描述的那么简单。从制度史的层面看，王安石的贡举改革看似一个突发事件，其实却是经义（大义）在北宋科举制度发展中重要性日益显现、地位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考察经义，有利于考生越过先儒繁复琐碎的注疏，直面经典本身，理解和掌握经典内容和意义。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科举制度的变化呢？一般认为，汉唐章句之学向宋代义理之学的转化是经义地位日渐提高的原因。其实，我以为还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士大夫对诗赋取士的批评。自唐代以来，这样的批评声就不绝于耳。北宋许多士大夫的意见一如既往。例如司马光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
进士初但试策，及长安神龙之际，加试诗赋。于是进士专尚属辞，不本经术，而明经止于诵书，不识义理。至于德行，则不复谁何。自是以来，儒雅之风日益颓坏，为士者狂躁险薄，无所不为，积日既久，不胜其弊。（14）
在北宋士大夫们眼里，对于士风的败坏，使人们沉溺于雕章琢句的诗赋与需要死记硬背的帖经、墨义一样，都难辞其咎。那么推行熙宁贡举改革的王安石本人，对诗赋取士又抱有怎样的态度呢？早在嘉祐四年（1059）他就说：
而近风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闻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师上之教，及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15）
这里所谓“课试之文章”，即指为应举而作的诗赋。在王安石的观念中，诗赋是无用的，既与现实政治无关，又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经义就不同了，它负载了圣人之道，可以衡量政治得失，指导行政活动。王安石对经义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他认为经义是衡量士大夫学术品格的标尺。这从他熙宁三年（1070）与神宗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它日上论文章，以为华辞无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华辞诚无用，有吏材则能治人，人受其利。若从事于放辞而不知道，适足以乱俗害理。如欧阳修文章于今诚为卓越，然不知经，不识义理，非《周礼》，毁《系辞》，中间学士为其所误几至大坏。”（16）
也就是说，无论士大夫的文章怎样“卓越”，即使是欧阳修这样的文坛领袖，如果他“不知经，不识义理”，他的学术品格仍然不甚高，对学风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
其次，经术具有实用功能，是用来“经世务”的。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神宗对他说：“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安石对曰：“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17）这段话时常被人引用，因为它道出了王安石经学的某种本质特征，即具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正因为经学在王安石眼中具有现实功用，所以他就要用经义来网罗人才，为他的变法服务。
再次，对经书的解释没有统一，是因为朝廷没能“一道德”，而要“一道德”就须变革贡举法。熙宁二年（1069），神宗曾令两制、两省、御史台、三司、三馆议之。当时苏轼等人的反对意见差点儿使神宗打消改革的念头。然而王安石说：“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有承听，此盖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则修学校，欲修学校，则贡举法不可不变。”（18）其主张改革的态度异常坚决。但是“一道德”的主张背后，其实隐含着对学术一元化的强烈欲求，这就导致了熙宁贡举改革非但以经义代替了诗赋，而且最终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代了《五经正义》和其他诸家注释，作为取士的标准。
三、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
王安石对经义的这些看法，是促使他改革贡举制度，以经义试进士的原动力。关于此次贡举改革的内容和措施，已有不少学者作了详细考察，兹不赘述。（19）这里只谈谈研究者很少论及的经义文体的形态问题。
熙宁四年（1072）二月丁巳，贡举改革诏命正式下达，对于经义的内容和形式有所规定。内容上，《长编》卷二二○载中书言中规定大义“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形式上，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一记载：“试义者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这与先前刘恕所应或司马光所说的大义相比，形式上显然有差异。不尽用注疏，给了考生写作以更大的自由度，可以独抒己见，而须有文采，则使考生在阐述义理的同时，可以适当追求写作的文学性。为了使考生有所参照，当时中书颁行了大义式。可以说，经义这种文体，此时借助政治权力的庇佑，在科举考试中正式登场亮相。这是由制度层面的改革落实到文体层面变革的关键。
可惜的是，当时的“大义式”早已不存。本文开头所引明代徐师曾的论述，对经义的形式作了这样的推测：“厥后安石之义，废格不用；而《文鉴》所载，尚有张庭坚经义二篇，岂其遗式欤？”可见他也没有见过熙宁颁行的“大义式”。然而，到了清代所编《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文学典·经义部》中，突然出现了“王安石经义式”六篇，分别题为《里仁为美》、《五十以学易》、《参也鲁》、《浴乎沂》、《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其中最后两篇见于《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和《王文公文集》卷二八，题为《非礼之礼》和《勇惠》，另外四篇不见于王安石文集，来路不明。它们究竟是不是王安石所作呢？在清代，由于八股文已笼盖科场，为了迎合举子应试的需要，坊间常有托名王安石、苏辙等人的“经义”。
对这些经义的真实性，纪昀曾有所怀疑：“经义始宋熙宁。传于今者，惟《刘左史集》载十七篇，《宋文鉴》载一篇，《制义规范》载十六篇而已。坊刻有王安石、苏辙等经义，果有所传欤？抑伪托欤？”（20）按纪昀所说的《制义规范》即《经义模范》，为明人朱良矩所刻，共收宋人张庭坚、姚孝宁、吴师孟、张孝祥四人经义十六篇，其中张庭坚《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亦见于《宋文鉴》。《经义模范》一书四库全书收入集部总集类，其《提要》有云：“康熙中，编修俞长城尝辑北宋至国初经义为一百二十家稿，然所录如王安石、苏辙诸人之作，不能尽知所自来，世或疑焉。”俞长城，字※世，号硕园，浙江桐乡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赐同进士出身，官編修。（21）其所编《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于宋代共收王安石、苏辙、杨万里、陆九渊、陈傅良、汪立信、文天祥七家。其中王安石的十篇，有六篇即为《古今图书集成》所收录的“王安石经义式”。另外四篇中，只有《知者动，仁者静》见于王氏两个版本系统的文集，题为《仁智》，其余皆不知来源。另外几人的经义中，陆九渊的六篇亦见于四库全书本《象山外集》，《外集》所录四卷“程文”中共有经义二十三篇，又傅子云辑《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多出《求则得之》、《君子喻于义》两篇（22），则陆九渊共有经义二十五篇。俞氏所编经义中陈傅良的十九篇虽不见于《止斋先生文集》，不知来源，但收录陈氏早年39篇程式之作的另一文集《止斋论祖》中却有17篇是经义（23）。至于苏辙、杨万里、汪立信、文天祥的经义，就不知从何而来。因此俞长城所录宋代经义的真伪，引起纪昀的怀疑。我们推断，《古今图书集成》中所录的六篇“王安石经义式”，很有可能就是从俞长城所编经义中转录的，而不是熙宁所颁行的“大义式”。（24）
这样一来，传世宋代经义中比较可靠的，除了王安石文集中的篇什外（25），尚有《刘左史集》载十七篇，《宋文鉴》载两篇，《经义模范》载十六篇，以及陆九渊二十五篇，陈傅良《止斋论祖》所载17篇。这些经义的作者中，张庭坚，字才叔，广安人，元祐进士。《刘左史集》作者刘安节，永嘉人，元符进士，为程颐弟子。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瑞安人，乾道进士。《经义模范》所收张庭坚、吴师孟、张孝祥三人均为蜀人（26）。
那么，清代人为何喜将经义托名于王安石呢？一方面，当然因为以经义试进士始于安石，另一方面，王安石确是有意识撰写经义的第一位古文家。俞长城说：“制义之兴，始于半山。半山之文，其体有二，或谨严峭劲，附题诠释，或震荡排奡，独抒己见，一则时文之祖也，一则古文之遗也。”（《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题王半山稿》）从文体史的角度说，经义和古文原是不分家的，经义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议论文。刘熙载说：“宋以前已有韩昌黎《颜子不贰过论》，可知当经义未著为令之时，此等原可命为古文也。”（《艺概·经义概》）王安石“附题诠释”，有意识地撰写经义，并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阐述其学术思想，发抒政治理想。他的经义，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的确在科场上起到了某种典范作用。仔细研读后可以发现，后世八股文的一些特点，已在其中初露端倪了。下面即以《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古今图书集成》和王氏文集中皆收录的王安石《非礼之礼》一文为主，参以《刘左史集》、《宋文鉴》及《经义模范》中收录的张庭坚、刘安节、张孝祥等人的经义来说明宋代经义的形态。
先说经义的题目。八股文的题型，以近人卢前《八股文小史》一书的总结归纳最为完备。他列出的三十九种题型，虽然琐细，但对照之下，竟发现有相当多的题型已备于宋代经义。如《非礼之礼》文题出自《孟子·离娄下》：“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但截取头上四字，而略去下文，是为“截下题”。如将一章文字全作题目，即为“通章题”。如题中包含对称的两个方面，就是“两扇题”。两扇题中有本来连成一句的，如张孝祥《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题出《尚书·周书·武成》，又有本来不成一句，而分别从两段中截出的，如刘安节《辨法者考焉，辨事者考焉》，题出《周礼·春官·宗伯》，又如张孝祥《作归禾，作嘉禾》，题出《尚书·周书·微子之命》。扇数最多的可达五扇，如刘安节《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题出《周礼·秋官·司寇》。值得注意的是，后世最受人非议的“截搭题”，在宋代经义中也已出现。如刘安节《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后五字还有下文，是一道典型的截搭题，出自《周礼·地官·司徒》。还有一种情况，经义题中除了经文中的原话外，后面还加上一个问题，如刘安节《王大旅上帝，何以谓之旅？》，其中前五字出自《周礼·天官·冢宰》，后面的问题则是针对前面经文提出的。又如同作者的《操则存，何如其操也？》，前三字出自《孟子·告子上》，后面的问题也是另加上去的。这种题目的样式，后世八股文中似未见，可能是命题者为使题意更明确而加。
次说经义的结构。八股文最讲究结构的严整刻板，虽未必都有八股，但如破题、承题等基本部分是断不能缺的。宋代的经义，结构上还没有这样严格的限制，但已略具八股雏形。如破《非礼之礼》题，王安石抓住经文中“礼”、“义”二字。但孟子在这里所强调的并非是真正的礼和义，而是“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因此破题时必须选择一个角度，将真正的礼、义与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区别开来。这样才显得理解了孟子原话的含义。王安石是这样破题的：
古之人以是为礼，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礼也；古之人以是为义，而吾今必由之，是未必合于古之义也。
他选择了时间的角度，从礼、义的古今之别入手，指出古人认为合于礼、义的事，今人仍遵循照搬，那就未必合乎礼、义，就可能成为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按照后世八股文严格的规定来说，对于这种“截下题”，破题时最忌犯下，就是说只能说题中的“礼”，不能说后文涉及的“义”。王安石在破题时却照顾到了礼、义两方面，对此，俞长城评论道：“礼以义起，义是礼之所以然，不平，自见分晓。”如此破题，正因为礼义二关系紧密，不能被分割开来。又如张庭坚《异亩同颖，献诸天子》一篇，题出《尚书·周书·微子之命》，破题曰：“必假诸物，上天所以呈至和之瑞；必达诸君，人臣所以推至和之本。”很明显，上句破“异亩同颖”，下句破“献诸天子”，何等工整巧妙！破题的关键，在于从题目的具体内容中抽绎出一个较大的论述角度，点到题目背后所蕴含的道理。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记载一则趣闻，说有人请善破经义题的彭祭酒破“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两句，彭答：“运于上者无远近之殊，形于下者有悲欢之异。”（27）其妙处正在于能从具体的现象中看出一番大道理，从一大视角立论。
关于经义的结构，元人倪士毅曾作过这样的总结：“有破题，破题之下有接题，有小讲，有缴结，以上谓之冒子。然后入官题，官题之下有原题，有大讲，有余意，有原经，有结尾。篇篇按此次序。”（28）可见元代的经义结构已颇繁复。宋代经义的结构似乎灵活多变，尚未形成这样固定的格式，甚至未必皆有破题。但是，一般来说，无论破题与否，经义的开头并不交代题目的出处，总是先以一段议论引入。这后来就演变成所谓的“冒子”。如《非礼之礼》于破题之后写道：
夫天下之事，其为变岂一乎哉？固有迹同而实异者矣。今之人讠思讠思然求合于其迹而不知权时之变，是则所同者古人之迹，而所异者其实也。事同于古人之迹而异于其实，则其为天下之害莫大矣。此圣人所以贵乎权时之变者也。
这一段，对破题部分是个补充。因为破题时指出今人所为的礼义未必合于古之礼义，这里就说明原因：是时代的变化造成了古今礼义外表相似而实质不同。天下之事是变化的，因此圣人贵乎“权时之变”。并且，这一段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将论述的内容由开始选择的论述视角渐渐收拢到题中应有之义，归结到经文的意义本身。又如刘安节《焉用稼》一文，题出《论语·子路》，起首云：“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盖谓劳心与劳力也。后面遂渐渐归结到文题，在指明题目出处之前云：“修其大者，而小者从之而已矣，又焉用稼哉？”这样就完成了过渡的任务。
经义中一般必须指明题目的出处，或交代题目的来历，这一部分称为“原经”。
倪士毅《作义要诀》云：“当初所以有原经者，须是说这个题目，其来历次第如何？或是谁人做底事？他这事是如何？或是谁人说底话？他这话是如何？要推寻来因究竟，下稍结煞，方谓之原经也。”如《非礼之礼》接下来就点出了题目的出处与意义：
孟子曰：“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不为。”盖所谓迹同而实异者也。
原经是必须的，否则别人怎么判断你是否知道题目的出处和意义呢？又如刘安节有一经义题为《颜渊问为邦》，则原经时就必须把孔子的答语写明。
在冒子、原经之后，王安石将论述分作两部分，分别绾合了题中的“礼”、“义”两方面。也许为了追求文章结构的变化，下文先说义，以汤、武放弑桀、纣之事，证明君臣大义是“义之常”，也可以“有所变”。次说“礼”，用孔子以纯为冕之事说明礼是可以权变的。对于这一部分，俞长城评论说：“汤、武，孔子两证，似分义、礼，其实义中有礼，礼中有义，一从极大处说，一从极小处说也。如此，方该得道理尽，文更离奇变化，令人莫测其所至。”可见经义在写作技巧上还是大有讲究的。这一段是经义最主要的部分，大约相当于后世八股文的中股，是作者展开详细论述之处，前面的冒子、原经都是为此作准备的。它的写法甚为多样。如果是单扇题，那么须充分论述题意，如是两扇甚至三扇题，则尤须注意各扇间的对称，结构、句式的一致。如《宋文鉴》所录张庭坚《惟幾惟康其弼直》，中间部分分作三扇，分别对应“惟幾”、“
惟康”、“ 弼直”三点，各扇句式雷同，给人以齐整的美感。
在《非礼之礼》的结尾，王安石不忘指出《孟子》赵岐旧注之失：
释者曰：“非礼之礼，若娶妻而朝暮拜之者是也。非义之义，若借交以报仇是也。”夫娶妻而朝暮拜之，借交以报仇，中人之所不为者，岂待大人而后能不为乎？呜呼，盖亦失孟子之意矣。
对旧注的辩驳，使这篇经义的思想更深了一层，显得神完气足。
与一般的古文相比，这类经义有着更严整的结构，有固定的套路和程式。虽然，宋代经义的程式还没有像后世八股文那样苛严，但确也为后世应试者提供了典范。需要指出的是，王安石的经义不是应试程文。他曾对儒家经典下过很深的功夫，撰写经义也主要是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比如《非礼之礼》中，孟子的原意似并非是说“迹同而实异”或“权时之变”，王安石实际上是借题发挥，用孟子的这段话来为自己的变革思想作大旗。同时，他的经义，大都是针对当时流行的许多学术观点，主要是对经典的一些传统解释进行质疑和反驳。因此，安石所为，颇有后人所说的“六经注我”的意味。设想一下，如果经义的作者不是王氏那样的思想家，对经书也没有这么深湛的研究，仅仅怀着应付考试、追求利禄的目的为之，而不去追求学术思想的创造，那他就很容易被经义的固定程式所俘虏。
四、试经义与北宋后期学风、士风
这就必须谈到试经义的影响了。徐师曾感叹说：“方今骈俪之词，日新月盛，与庭坚之式不合，毋乃异于当时立法之初意乎？噫！此丘文庄公（名濬）所以致叹于科举之弊也。”这里所说的“骈俪之词”，当指明代盛行于科场的八股文。徐氏指出，八股文与宋代经义体制已不合，八股的产生与盛行，是违背了王安石贡举改革初衷的。但今日的科场之弊，却正是那一场改革的最终结果。从文体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分析很有道理。但即使是在宋代，王安石改革贡举的最终结果，其实已经违背了他“以经术造士”的初衷。以经义试士在整个北宋后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不仅在科场，更体现于学风与士风诸层面。
试经义在学术上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士大夫对经典要有自己的思考和研究，如果仅仅死记硬背经书上的教条，或某一家的“标准”解释，那与试帖经、墨义就没有区别了。王安石贡举改革前，士大夫对经典的理解和思考相对自由，当时很多学者从怀疑旧注入手，对儒家经典重新进行研究，产生了一批学术成果。然而，对于立志改革，抱有明确政治意图的王安石来说，这种自由是要不得的。因为在他看来，“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局面，必将导致“异论纷然”，使改革的政策无法顺利推行。因此，需要通过统一经义来统一士大夫的思想，建立一种为变法服务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设想最后付诸实施。熙宁六年（1073）朝廷正式设置经义局，以王安石为提举，组织力量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学校的教材和应试的标准答案。《三经新义》修成之后，在科场上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举子试经义就不能只按自己的意愿。《三经新义》自有其学术价值，不过也存在不少穿凿附会之处，以之为标准试经义，不免对学术产生了消极影响。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载：“东坡倅钱塘日，《答刘道原书》云：‘道原要刻印《七史》固善，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鵶，似此类甚众，大何痛骇。’时熙宁初，王氏之学，务为穿穴至此。”设想一下，如果举子遇到了这样的经义题，其答案的牵强荒谬自然可想而知。
王氏以一家私学统一士人思想，给北宋后期学风带来消极的影响。对此，司马光、程颐等人皆有批评，而苏轼在《答张文潜县丞书》中更以“黄茅白苇”来比喻王氏之学一统天下的危害。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苏轼等人业已功成名就，不必再应付科举考试。亲历熙、丰科场的他们的学生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比如秦观，元丰年间两次应举落第，对于当时以一家之学取士之倾向体会尤深：“自熙宁初王氏父子以经术得幸，下其说于太学，凡置博士，试诸生，皆以新书从事，不合者黜罢之，而诸儒之论废矣。”（29）这“不合者黜罢之”六字，是其对自身遭遇的真切感受。当时的整个学术风气，完全被王氏《新义》所笼罩，秦观元丰元年（1078）给苏辙的一封信中，这样谈及周围的士子：“但乡闾士子，类皆从事新书，每有所疑，无从考订。”（30）然而，所学合于王氏新义者的遭遇就完全不同了。早在经义局设立之前，王安石已令学生陆佃、妹婿沈季长作《诗义》，并亲自提出意见，《诗义》已在社会上流传。熙宁六年，乌程人朱服应进士举，“惟殿试病作，不能执笔。是时，王氏之学士人未多得，行中（朱服字）独记其《诗义》最详，因信笔写以答所问，极不如意。卷上，日方午，遂经御览，神宗爱之。……及听胪传，行老（余中字）果第一，行中次之”（31）。朱服带病应试，题答得连自己都不满意，只因为他比别人熟悉《诗义》，就顺利地成为殿试第二名。后来又很快被任命为修撰经义所检讨。秦观和朱服的不同际遇说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在科场上具有怎样一种决定性的地位，而上至皇帝，下至举子，对新经义的热衷已经到了怎样一个程度。
对举子来说，热衷于新经义，利益的驱动是其中主要原因。因为考试制度和广大读书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在这一点上，试经义和试诗赋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利禄的诱惑下，为了出人头地，早日脱去布衣，应举者总会千方百计地揣摩考试的要求，向标准答案靠拢。早在熙宁二年议贡举法时，刘攽就已提出这样的警告：“若恶文章之敝，而以经艺劝之，学者之志不出于为利禄也。则文章之士变而为经艺，虽曰不同，其离于德性也均矣。”（32）实际上，很多人苦心钻研《三经新义》就是出于利禄的诱惑，而不是真正地服膺王氏新学。时人钱景谌对于当时的学风曾有这样一段描绘：
至于教人之道，治人之术，经义文章，自名一家之学，而官人莅政皆去故旧而务新奇，天下靡然向风矣。乃以穿凿《六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33）
钱氏为钱惟演从子，与王安石有隙，故他措辞激烈，其中虽有个人恩怨在起作用，但“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之语，的确反映了某些从事新学者在利益的驱动下的所作所为。而这用来“邀时官”的所谓“时文”，自然就是“经义文章”。
由于贡举改革后规定应试者各占治一经，学者逐渐放弃了对五经的钻研，对于无关自己切身利益的学问无心研究。原来试诗赋时，为了熟悉典故，举子们还不得不阅读其他文史典籍，如今只需试一经，并且有《三经新义》的现成解释，旧的经典注疏、文史书籍等皆可束之高阁了。这使得士大夫的知识面变得异常狭窄，对此，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及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均有相关记载，多为研究者所注意。而对学问的急功近利的态度，也导致了举子们在选择应试经典时避难就易。元丰二年（1079）八月辛酉判国子监张璪言：“治《礼》举人比《易》、《诗》、《书》人数绝少，乞自今在京发解礼部进士，《周礼》、《礼记》比他经分数倍取。”（34）《三经新义》中《周礼义》由王安石亲撰，地位较高，可是由于《礼》的难度大于其他诸经，举子们不愿治《礼》，故而朝廷只好增加治《礼》举人的录取名额。
由于试经义的同时废除了诗赋，应试者不必再去为声律对偶绞尽脑汁，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后果。最直接的一点，就是官场上日常的应用文写作成为难题。哲宗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庚寅尚书省言有云：“为文者唯务解释，而不知声律体要之学，深虑人材不继，而适用之文从此遂熄。”（35）因宋代的“适用之文”多为骈体，先前应试时只会撰写经义，没有经过诗赋写作的训练，没有声律的知识、典故的积累，为官后要写四六文，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于是，绍圣二年（1095）朝廷设立词科，考察多种文体的写作水平。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云：“熙宁罢诗赋，元祐复之，至绍圣又罢，于是学者不复习为应用之文。绍圣二年，始立宏词科，除诏、诰、制、敕不试外，其章表、露布、檄书、颂、箴、铭、序、记、诫谕凡九种，以四题作两场引试，唯进士得预，而专用国朝及时事为题，每取不得过五人。”南宋叶绍翁认为，词科之设立与王安石以经义试士是有直接关系的。《四朝闻见录》甲集云：“所谓《三经》者，又非圣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说以增广之，各有套括，于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应制诰、骈俪选。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宁之制，于是始设词学科，试以制、表，取其能骈俪；试以铭、序，取其记故典。”当然，试经义对于文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北宋的试经义与南宋文学的走向关系已有学者论及。（36）
更为重要的是，当王安石新学与《三经新义》统治地位业已失去，诗赋考试得以恢复之后，试经义的制度和经义的文体形式仍被保留下来。从南宋至元代，经义的形式日趋严格，内容也最终以朱熹的注释为准，以至流为明清八股文。限于篇幅，这一演变过程笔者拟另撰文加以探讨。在明清两代，“经义”的这一名称依然存在，不过和“制义”、“时文”
等名词一样，成了八股文的别名，狭义的“经义”则专指“五经义”，以区别于所谓的“四书义”。创始于宋代的经义文体，至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注释：
①如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第二编第一章《经义》，主要梳理了经义的发展状况，不过于宋以后言之较详，之前则较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5－179页；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十章《明代八股文》在讨论八股文起源时曾论及宋代经义，并认为“八股文在文体上最直接的渊源是宋代的经义，这是学术界比较普遍接受的看法。”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8页。
②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140页。
③徐师曾：《文体明辨》卷四六，明万历建阳游榕铜活字印本。
④
参见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页。
⑤
《全唐文》卷九六六，中华书局1981年影印本。
⑥
从权德舆《明经诸经策问七道》中可见当时大义题的情况，《权载之文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
⑦
二者形式大致相同。现以王※的记载为例：“又试场所问本经义疏，不过记出处而已，如吕申公试卷问：“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所谓四者何也？”答曰：“对‘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人也义’，谨对。”试卷不誊录，而考官批于界行之上，能记则曰“通”，不记则曰“不”，十问之中四通，则合格矣。”见《燕翼诒谋录》卷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⑧
胡宿：《文恭集》卷八，四库全书本。但胡氏将说书举诏令说成是景祐时所颁，似不确，该诏令应在天圣四年（1026）九月颁布，景祐元年（1034）正月癸未的诏令中只涉及增加进士、诸科取人比例问题，与胡氏所说的内容无关，景祐元年的诏令载《长编》卷一一四，中华书局校点本。
⑨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二八，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版。
⑩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二》之三○至三一；《长编》卷一七五。
（12）
刘恕举进士在皇祐元年（1049），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刘恕〈通鉴外纪〉提要》的有关考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
（14）
司马光：《议贡举状》（熙宁二年（1069）五月上），《传家集》卷四十，四库全书本。
（15）
王安石：《上皇帝万言书》，《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17）
参见杨仲良：《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王安石事迹上》，宛委别藏本。
（19）
参见张希清：《论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近藤一成：《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祝尚书：《北宋后期科举罢诗赋考》，《文史》2000年第4期。
（20）
纪昀：《嘉庆丙辰会试策问五道》之四，《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十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1页。按《宋文鉴》其实收录了北宋张庭坚的经义两篇，纪氏误记为一篇。
（21）世人多谓俞长城字桐川（如臧励龢：《中国人名大辞典》），误，盖因其所编《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署“桐川俞长城”故。按桐川即桐溪，为桐乡水名。俞长城生平可参见《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台北华文书局1969年影印本，第3册，第1635页；清李祖陶：《〈可仪堂文录〉引》，《国朝文录续编》，同治七年（1868）李氏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671册，第287页；《光绪桐乡县志》，上海书店1993年影印光绪十三年（1887）刻本，第571－572页。
（22）傅子云辑《象山先生全集》，万历四十三年（1615）金陵周希旦刻本。
（23）
陈傅良的经义题目出自《论语》、《孟子》和《春秋穀梁传》，见《蛟峰批点止斋论祖》，方逢辰批点，明成化六年（1470）朱暟严陵郡斋刻本，《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所收陈傅良经义无一见于《止斋论祖》。
（24）
《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艺》有康熙三十八年（1699）可仪堂刻本，《古今图书集成》最初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成书，因此后者《经义部》编纂时有可能参考前者。
（25）
《王文公文集》所载经义除《非礼之礼》、《勇惠》、《仁智》外，尚有《夫子贤于尧舜》一篇，另外《季子》、《三圣人》等文，题虽非出于经，实际上也是就经文发表议论，类似于经义。
（26）
据王廷表《经义模范序》，吴师孟为中江人，张孝祥为简州人，似非南宋词人张孝祥，姚孝宁籍贯未详。
（27）
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九，中华书局1996年版。
（28）
倪士毅：《作义要诀·自序》，四库全书本。
（29）
秦观：《王定国注论语序》，《淮海集笺注》卷三九，徐培均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0）
秦观：《与苏子由著作简》其二，《淮海集笺注》卷三十。
（31）
方勺：《泊宅编》卷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32）
刘攽：《贡举议》，《彭城集》卷二四，四库全书本。
（33）
钱景谌：《答兖守赵度支书》，引自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
（35）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四九；《长编》卷三六八。
（36）
参见祝尚书《论北宋科举改制于南宋文学走向》，《新宋学》第一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第61－73页。
（原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