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勁松
郭忠孝,爲程頤晚年弟子,開創兼山學派,為程門支流。其子郭雍爲兼山學派代表人物,對周易、中醫學、兵法都有研究,有多種著作傳世,在學術上和朱熹有所交往。《宋元學案》列有《兼山學案》,據《兼山學案》記載,該學派由郭忠孝傳至郭雍,郭雍傳謝諤、蔣行簡,謝諤傳歐陽朴、孟程、左揆、曾震、曾機、曾雩、黎立武,曾震傳其子克己、克允、克覺、克家[1]。《宋元學案》理出了“兼山學派”的脈絡,但資料有欠翔實。筆者在查閱有關資料的基礎上,對兼山學派進行“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工作。
一、兼山學派人物考略
1、郭氏家族
郭忠孝的父親郭逵(西元1022-1088年),字仲通,河南洛陽人,爲北宋名將。郭逵、郭忠孝、郭雍祖孫三代均入《宋史》,實為罕見。郭逵原是范仲淹麾下的將官,范仲淹勸其習文。郭逵“蚤學弓劍,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2](《蘇轍集》)因其屢立戰功,時稱宿將,被封爲秦國公[3],諡號“忠穆”,有文集、奏議多卷傳世[4]。郭忠孝的伯父郭遵也是軍人,戰死于延州。《宋史》有《郭逵傳》。[5]
郭忠孝(西元
?-1127年),字立之,號兼山,少年時,因父蔭入仕途,爲武官。後考中進士,改爲文職。靖康初年(西元1126年),召爲軍器少監,立主抗金。高宗命其與宰相吳敏、樞密李綱共議抗戰對策,郭忠孝提出了戰守利害、士馬分合等十餘條對策。但因爲主和派人多勢衆,他的戰策未被採用。後改任永興軍路提點刑獄,屢有戰功。《宋史.本纪第二十五.高宗二》記載,靖康二年春正月乙未,“金人破永兴军,前河东经制副使傅亮以兵降,经略使唐重、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陈迪、转运副使桑景询、判官曾谓、提点刑狱郭忠孝、经略司主管机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俱死之。”郭忠孝死後,朝廷追贈為“大中大夫”。郭忠孝年輕時,在河南任職,求學于程頤門下,爲程頤晚年弟子,于《易》《庸》多有心得,開創兼山學派。《宋史》列入《忠義傳》。[6]
郭雍(西元1103年-1187年),郭忠孝之子,字子和,號白雲。出生于北宋崇寧二年(西元1103年),郭雍所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向南宋過渡的動蕩時期。《宋元學案.兼山學案》云:“兼山以將家子,知慕程門,卒死王事,白雲高蹈終身。”面對國破家亡的戰亂局面,郭雍退居山林,隱於峽州(今湖北宜昌東南),遊浪于長陽山谷間。以平生之力精研易學及醫學,成爲當時有名的易學家、醫學家。與朱熹、陸游等人有直接或閒接的學術往來。由於門人弟子的舉薦,宋孝宗曾欲召見郭雍並委以官職,《宋史.孝宗本纪》記載,“孝宗隆兴四年十一月乙亥,诏峡州布衣郭雍赴行在。”郭雍未赴命,第二年三月壬午,赐号“冲晦处士”。[7]淳熙十一年,宋孝宗命令峡州地方官“岁时存问处士郭雍。”[8]其弟子謝昌國曾經擔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宋孝宗问謝昌國:“闻卿与郭雍游,雍学问甚好,岂曾见程颐乎?”謝昌國回答說郭雍之學受於其父郭忠孝,郭忠孝是程頤親傳弟子,“雍父忠孝尝事颐,雍盖得其传于父。”[9]於是,宋孝宗封郭雍为“颐正先生”,意為郭雍得程頤之真傳。《宋史.孝宗本紀》記載:
“淳熙十三年五月丙申,赐冲晦处士郭雍号曰颐正先生,仍遣官就问雍所欲言,备录来上。”
受封“頤正先生”的第二年(淳熙十四年),郭雍去世,卒年八十四歲。《宋史》列入《隱逸傳》。[10]
2、郭雍門人
郭雍爲兼山學派中影響最大的人物。由於郭雍一生沒有出仕,隱居峽州,學生門人很多。郭雍學生中最著名的有謝昌國和蔣行簡。[11]
谢谔(西元1121-1194年),[12]字昌国,號艮斋。江西新喻人。绍兴二十七年中进士第。為官多有政績,後迁侍御史,再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給孝宗講《尚书》,並象皇帝推薦自己的恩師郭雍。光宗時代,官至工部尚書。卒於绍熙五年,年七十四,赠通议大夫。为文仿欧阳修、曾巩。著作有《聖学渊源》《兼山家學》等,數量頗多。
蔣行簡(不詳),字仲可,浙江永嘉人,進士及第,曾經任常德知府,郭雍居住之地峽州歸屬常德,蔣行簡在此求學於郭雍,成爲郭氏門人。著有《白羊問答》。蔣行簡和葉適交往密切,《水心集》載有《蔣公墓誌銘》。[13]
3、謝昌國門人
謝昌國的門人弟子很多。《宋元學案》記載有歐陽朴、孟程、左揆、曾震、曾機、曾雩、黎立武等人。唯黎立武有著作傳世。
黎立武,字以常,江西新喻人,生活於宋末元初。南宋咸淳四年(西元1268年)進士,官至軍器少監、國子司業。宋亡以後三十餘年,閒居不仕,創辦了“金鳳書院”。《宋元學案》載:“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他和謝昌國是同鄉,謝氏傳授他兼山學蓋要。《四庫全書》收錄了他的《中庸指歸》等著作。
謝氏門人曾震又傳其子克己、克允、克覺、克家。其後不見記載。
筆者通過對《經義考》《文獻通考》《宋元學案》《宋史藝文志》等書的查閲,又利用《四庫全書》光盤檢索工具,對兼山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進行考訂,列表如下。
表一 兼山學派著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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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著作 |
現存
情況 |
説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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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忠
孝 |
《兼山易解》2卷 |
有輯佚本 |
有故宮白棉紙手抄本,其内容是從《大易粹言》摘錄,並非《兼山易解》原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影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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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山九圖》 |
亡佚 |
《大易粹言》引用部分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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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淵源論》 |
亡佚 |
據《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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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解》 |
亡佚 |
也稱《中庸說》《郭氏中庸說》,曾經和郭雍的《中庸說》合併刊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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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雍 |
《郭氏傳家易說》11卷 |
存 |
四庫全書本
商務出版社1935年收入《圖書集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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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補亡論》 |
存 |
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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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蓍卦辯經》二卷 |
存 |
朱熹《筮卦考誤》全文引用《筮卦辨疑》,見於《晦庵集》卷六十六,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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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蘭》 |
存 |
見於宋代桑世昌《蘭亭考》卷八,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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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書》 |
亡佚 |
據朱熹《跋郭長陽醫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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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氏雍中庸說》一卷 |
亡佚 |
據《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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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卦辭指要》六卷 |
亡佚 |
據《經義考》,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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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晦郭氏兵学七卷》 |
亡佚 |
據《宋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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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山先生年譜》 |
亡佚 |
據《朱子語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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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頤正先生辨尹公說》 |
亡佚 |
據陸游《放翁題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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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昌
國 |
《艮齋詩集》 |
存 |
《兩宋名賢小集》卷一百七十八,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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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学渊源》五卷 |
亡佚 |
又作《性學淵源》,據《宋元學案》《誠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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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山家學》 |
亡佚 |
據《宋元學案》和《誠齋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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艮齋集40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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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解20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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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解20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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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解20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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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講義3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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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臺、諫垣奏議各5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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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筵總錄3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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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史50卷 |
亡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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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行簡 |
《白羊問答》 |
亡佚 |
據《宋元學案》和業適《水心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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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
立
武 |
《中庸指歸》 |
存 |
四庫全書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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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發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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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分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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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分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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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朴 |
《艮齋事實》 |
未見 |
據《宋元學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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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震 |
《帬玉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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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靜庵 |
《靜庵集》十卷 |
注:《宋元學案.兼山學案》記載其他人物,未收集到其著作。
二、郭忠孝的著作、學行考辨
1、郭忠孝的著作
郭忠孝于《易》《庸》多有心得。《宋志》載其著作有《兼山易解》二卷、《中庸解》一卷、《四學淵源論》三卷;另有《兼山九圖》一卷。《宋史.郭忠孝傳》言郭忠孝戰死,其書毀於戰亂。其實並非如此,陸游曾經為《兼山易解》的刊印做跋,南宋著名詩人劉辰翁也曾作《郭兼山、沖晦中庸說序》,載於《須溪集》卷六,南宋理學大家張栻曾經作《兼山中庸說序》,朱熹也曾經看過郭忠孝的《兼山易解》,並有評判。宋人方聞一、曾穜編撰的《大易粹言》、宋馮椅撰寫的《厚齋易學》引用了《兼山易解》的很多內容。由此可見,郭忠孝死後,他的著作還曾刊行流布,他的著作是在以後的學派爭鳴中逐漸失去影響而失傳的。
近年在臺灣發現《兼山易解》的故宮白棉紙手抄本,原為是内廷昭仁殿儲藏。不知何人所抄寫,看其内容都是從《大易粹言》摘錄,並非《兼山易解》原本。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影印出版。[14]
2、郭忠孝的治學歷程
郭忠孝是程頤晚年弟子,在《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一》《河南程氏外書.卷十二》《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一下》有多處記載,程頤易學的重要思想“隨時變易以從道”就是通過和郭忠孝的問答提出來的,程頤臨終以前還和郭忠孝有問答。[15]由此可見,忠孝求學於程門是於史有據的。其子郭雍也寫了《兼山年譜》,紀錄郭忠孝求學程門的經歷。
但朱熹指出,《兼山易解》“專論互體卦變,與《易傳》殊不同。”[16]認爲郭忠孝的易學思想和程頤有所不同。《文獻通考》和《經義考》都記載,郭忠孝頗明象數,“自謂得李挺之卦變論與陳子惠。”[17]從現在收集的郭忠孝的學術資料看,郭忠孝應該受到李挺之卦變說的影響。所以,郭忠孝的學術思想有兩方面的來源:一是二程的洛學,一是李挺之、陳子惠的象數之學。
3、郭忠孝的學術思想
郭氏著作均亡佚,從後人的輯佚和引用中,我們可以看到易學和《中庸》學説思想的大概。郭忠孝號“兼山”。蓋取自《周易》“艮”卦,兼山為兩山相重之象。《周易.象傳.艮》云:“兼山,艮,君子思不出其位。”蔣行簡曾經請教郭雍,問郭雍得于兼山最要者郭雍說:“所得在艮,艮者,限也。限立而内外不越。天之命我,限之内也,不可出;人欲,限之外也,不可入。”[18]
周敦頤就很重視“艮”卦,《河南程氏外書.卷第十》云:“周茂叔謂一部《法華經》只消一箇艮卦可了。”二程也多次論述“艮”之義,《河南程氏遺書》《外書》中紀錄有十多處。《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云: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個道理。”
《河南程氏外書卷第三》云:“艮其背,止欲於無見。若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者,事各止當其所止也。若鑑在此,而物之妍媸自見於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艮,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艮其背’,乃止也,背,無欲無思也,故可止。”
郭氏以“限”解“艮”,明“天命”和“人欲”之分,其說大體符合二程理學的思想。謝昌國也很推崇“艮”卦之意,自號“艮齋”。但朱熹則不讚成郭忠孝把《周易》歸結為“艮”,有學生說:“郭氏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有一艮卦。”朱熹回答:“易之道一個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
[19]
根據故宮手抄《兼山易解》輯佚本看,受到象數之學一定的影響。《景舊抄本兼山易解》卷上云:“蓋天施複於子,地化紐于醜,人生自寅、成于申。故子爲天正,醜爲地正,寅爲人正,自子自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20]這些論述明顯是明顯參雜象數之學。但就整體而言,郭忠孝在易學上大抵是發明義理,並非專言象數。
在《中庸》方面,黎立武《中庸指歸》、張栻《兼山中庸說序》、劉辰翁《郭兼山、沖晦中庸說序》保留了郭忠孝《中庸說》的部分内容。
《中庸指歸》對郭忠孝《中庸說》有如下引用:
“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中,其體也;庸,其用也。聖人得於中用於天下;得於中者,合性命言之,用於天下者,兼道教言之,皆主人道為言也。嘗求數之未形,見天地之數起于中合,中合之變起于自然,而不可推移。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性者本於天命,而物之大原盡性則無餘事矣。循是而行焉謂道,修是而行焉謂教。性也、道也、教也,内外相成之道,是三者得之然後為。中庸之道又本之《易》以依乎《中庸》,遯世不悔,為潛龍之事;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為龍德正中之事;學問、思辨、篤行,即聚辨居行之旨也。故以‘見龍在田’為誠之者之事,‘參配天地’即‘大人合德’之旨也。故以飛龍在天為誠者之事。於乾之二爻則曰,此中庸誠形明動變化之序也。”[21]
張栻《兼山中庸說序》引用郭忠孝《中庸說》云:“道無乎不在也,神無乎不為也,知無乎不在我,則不廢天下之事爾求其道之大原,知無乎不為則不廢天下之務爾求其神之妙用。”[22]
郭忠孝強調《易》《庸》一體,以“乾”卦來解釋“中庸”。他對“中庸”的理解與游酢、楊時之紀錄的程頤語錄不同。楊氏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游氏曰:以德行言曰中庸,以性情言曰中和。朱熹認爲:““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踈畧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輩立論可駭也。”[23]游、楊之說後被朱熹採納,而郭忠孝之說朱熹視為“可駭”。朱熹《中庸》章句開篇云:“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24]
郭忠孝認爲“中”為體,“庸”
為用。“極天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至變謂之庸。”黎立武認爲這是程頤晚年定論。游、楊之說是程頤早年之說。程頤晚年有沒有可能重新解釋中庸呢?《河南程氏遺書》記載,程頤晚年寫成了《易傳》和《中庸解》,但是他對《中庸解》不滿意,自己把書燒掉了。“先生自以爲不滿意,焚之矣。”[25]以此推斷,程頤晚年另立新論是有可能的。而且程頤在易學上強調“體用一源,顯微無間。”郭忠孝對《中庸》的解釋和《伊川易傳》是一脈相承的。所以,黎立武說:“兼山登程門,終始中庸之道,體用之說,實得於心傳面命者也。……蓋兼山深於《易》,故得《中庸》之義焉。”[26]
黎立武還說:“程子嘗為《中庸》作注,至是焚稿而囑兼山以書傳之。”郭忠孝寫《中庸解》是否為程頤所囑託,這可謂死無對證,無從考察了。
4、一段公案
在北宋政治舞台上新黨和舊黨的斗争,在学术上表现成为王学和洛学的斗争。王学、洛学此消彼长,有很多回合的斗争。紹聖年間,程頤因“當論”放歸田里。徽宗即位後,程頤又被任用,洛學一度開禁。後來,程颐学说再次被禁。“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27]崇寧五年(西元1106年)程頤又應招致仕,1107年去世。
根據《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一》記載,郭忠孝在程頤病危的時候前去探望,並有問答,“伊川先生病革,門人郭忠孝往視之,子瞑目而臥。忠孝曰:夫子平生所學,正要此時用。子曰:道著用便不是。忠孝未出寢門而子卒。”。但此段語錄的後面有一注解:“一本作或人,仍載尹子言曰:非忠孝也。忠孝自當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先生卒,亦不致奠。”[28]
在《伊川先生年譜》中,記載又有所變化:“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沒。”此句後有注云:“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忠孝自當事起,不與先生往來,及卒,亦不致奠。”此段描述中,正文已經去掉了郭忠孝的名字,注文中偏向采信尹彥明之說。
程頤病革之際,郭忠孝有沒有去看望,郭忠孝有沒有背叛師門,曾經引起很大爭論。
按照尹彥明的説法,和程頤進行最後問答的不是郭忠孝,郭忠孝是一個背棄師門的人物。宋代林駉作《師論》,將郭忠孝作爲反面典型進行批判。“郭忠孝授經伊川,當事叛去,至死不相往來。崇寧初,元佑學有禁,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程先生之門,雖素從游者,以趨刑叛去。郭忠孝自黨事起,不與先生相往來,及卒亦不致奠。”[29]
對此,郭忠孝的兒子郭雍專門寫了《頤正先生辨尹公說》,指出尹彥明說的是假話。具體内容已不見傳,陸游採用此說。陸游云:“郭立之從程先生游最久,程先生兵革,猶與立之有問答語,著於語錄。而尹彥明獨謂立之自黨論起,即與程先生絕,死亦不致祭,蓋愛憎之論也。……後六年,得謝昌國所贈《頤正先生辨尹公說》,乃知子此言塵合也。”[30]以現有的資料,已經無法斷定當時的情況,洛學被禁以後,郭忠孝作爲朝廷的官員,與程頤之間減少乃至斷絕往來是有可能的,但程頤自己也要求四方學者“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這並不能作爲郭忠孝背叛師門的證據。程頤去世前一年,又獲得朝廷委任,郭忠孝在程頤病危時去看望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郭忠孝在易學上參雜象數之學,在《中庸》上又自立一說,還稱這是程頤晚年定論。可能是這些行爲引起了程門弟子的不滿,才引起了這場有關“人格”的爭論。看來,由學術觀點的分歧而影響到“人格評價”,故已有之。
三、郭雍的著作、學行考辨
在師承關係上,郭雍受教於其父,然而郭雍知識面很廣,易學、醫學、兵法都有涉獵,有無其他的老師已不可考。
《宋史郭雍傳》進對郭雍的易學思想有所評介,其它著作沒有涉及。《宋志》記載郭雍著有《傳家易解》十一卷,《中庸說》一卷,[31]郭雍還著有《冲晦郭氏兵学》七卷[32]。《經義考》還記載郭雍著《卦辭指要》六卷,《筮卦辨疑》二卷[33]。另外,郭雍還是一個醫學家,著有《傷寒補亡論》二十卷。
《郭氏傳家易說》現有四庫全書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編《图书集成初编》,曾將《郭氏传家易说》收入。《筮卦辨疑》又作《筮卦辨經》,朱熹爲了和郭雍論戰筮法,作《筮卦考誤》,全文引用《筮卦辨疑》,使此書得以保存,見於《晦庵集》卷六十六。《卦辭指要》今已不存。
在易學方面,郭雍承伊川義理解易之風。其易學代表作《郭氏傳家易說》成書於南宋紹興二十一年(西元1151年)。《郭氏傳家易說.自序》云:“先人受業伊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雍不孝無聞,甘與草木同腐久已,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因以熄……於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用於傳家。”郭雍從其父學,推崇二程而又自成一家。《四庫全書提要》曰:“雍是書,雖云本其父說,而實多出於自得。……而其平生自處,亦有合‘幽人坦坦,履道之吉’,可謂無愧於立言者已。”朱熹晚出郭雍二十餘年,二人在學術上有所交往,在蓍卦方法上,朱熹持“挂扌力法”與郭雍的“過揲法”進行了往復辯論。朱熹評價《郭氏傳家易說》云:“今觀雍書,大抵剖析義理,與《程傳》相似。”
在醫學上,他推崇張仲景的《傷寒論》,歎其亡佚,作《補亡論》以全其義,《傷寒補亡論》在中醫史上影響深遠,至今仍然被視爲傷寒派的基本經典。人民衛生出版社1994年5月曾經再版《傷寒補亡論》。朱熹於紹熙五年(1194年)從郭雍弟子謝昌國手中得到《傷寒補亡論》,第二年就幫助刊印此書。《朱子跋郭長陽醫書》云:“明年夏,大病幾死,適會故人子王漢伯紀自金華來訪,而親友方士繇伯謨亦自籍溪來,同視予疾。數日間,乃粗有生意。間及謝公所受長陽醫書,二君亟請觀焉,乃出以示之,則皆驚喜曰:‘此奇書也。’蓋其說雖若一出古經,而無所損益,然古經之深遠浩博難尋,而此書之分別部居易見也。安得廣其流布,使世之學為方者,家藏而人誦之,以知古昔聖賢醫道之原委,而不病其難耶!”[34]
郭雍的祖父是北宋名將,其父郭忠孝亦是出生行武,《宋志》載郭雍通兵法,著有《冲晦郭氏兵學》七卷,今已不存。
宋代范應麟云:“名將郭逵以將帥顯,而其後兼山、白雲皆明易。蓋《易》之為書,兵法盡備,其理一也。”[35]
另外,在宋代桑世昌所輯的《蘭亭考》卷八中,還發現郭雍所著短文《褚蘭》[36]。紀錄他觀看“定武”舊本《蘭亭集序》的事情。另據朱熹之言,郭雍還著有“歷書”。[37]
四、兼山學派在南宋的影響
以郭忠孝、郭雍、謝昌國等人為代表的兼山學派在南宋有一定的影響。宋代馮椅撰《厚齋易學》多處引用郭立之語言。《大易粹言》多處引用郭氏父子言論,歷史上對郭氏父子易學思想有所引述的不下數十家。
朱熹和郭雍多有文字交往。朱熹曾經主動給郭雍寫信,給郭雍送去他主持刻印的程頤等人的書籍。他說:“自此每念一扣門下以畢其說,而相去絕遠,無從致問。今幸得通姓名,又以單車此來,無復文書可以檢索,不復記向之所欲質問者。尚俟異時還家別圖寓信,但恐益遠難致耳!近刻程先生、尹和靖二帖及白鹿五賢二記,各納一本,伏幸視之,至其間恐有可因以垂教者,切忘不棄!”
[38]後來,朱熹又在筮法等方面和郭雍有所爭論,往來信函見於《晦庵集》卷三十七[39]。
《宋史.黄(上“”下“田”)傳》記載,黄(田)
“尝从郭雍、朱熹学”。[40]後黃氏歸于朱熹門下。由此可知,當時有一些學生在郭、朱等各家遊歷。從《朱子語錄》可以看出,朱熹的學生對郭忠孝、郭雍的學説非常熟悉。朱熹的學生經常問及郭氏的學説,朱熹給予很多評判,以批評為多。他在《中庸》的理解方面,也反對郭忠孝以中為體、以庸為用的學説。在《朱子語錄》卷一百零一有多處紀錄。
謝昌國官至工部尚書,又曾任經筵侍講。交遊廣泛,推廣郭氏父子學説不遺餘力。他與陸游交往甚好,陆游《跋兼山家學》云:“予始得此書時,猶未識昌國,後五年始同朝,觀其爲人,誠法度之士。閒相與論學,輒忘昏旦,乃知其得于子和先生者涋矣!昌國名其所居曰“艮齋”,亦以嗣兼山家學歟!”[41]《誠齋易傳》作者楊萬里對謝艮齋以及謝氏門人的學術給予很好的評價。[42]《朱子跋郭長陽醫書》云:“紹熙甲寅夏[43],予赴長沙,道過新喻,謁見故煥章學士,謝公昌國於其家,公為留飲,語及長陽沖晦郭公先生言行甚悉,因出醫書、歷書數巾失曰:‘此先生所著也。’”這説明朱熹晚年和謝昌國有直接的交往,朱熹對他的評價有褒有貶。[44]
南宋詩人劉辰翁對郭忠孝父子有正面的評價,認爲郭氏父子《中庸說》發明獨到。大儒張栻為《兼山中庸說》作序言,指出“《中庸》之書,蓋明夫天德,極體用之妙,措之天下而與天地並行者也。”[45]
張栻對郭忠孝的學術觀點有所認同。
永嘉學派的葉適和蔣行簡有所交往。黎立武的學説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影響,著名學者臨川吳澄為他寫墓誌銘,並自稱是其門人。[46]
《宋元學案》云:“郭氏之學雖孤行,然自謝艮齋至黎立武,綿綿不絕。”[47]後學不才,作此考證,以辨其源流。
注释:
[2] 《苏辙集.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敕文》,宋,苏辙著,文淵閣四科全書本。
[3]
《二程遺書》卷十記載,“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敗爾欲有之,大煞不只好惡!”
這是程頤對郭逵的評論,按生活年代和居住地推斷,此“郭逵”應當是本文中的“郭逵”。
[9] 《宋史》卷三百八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八、谢谔传。
[13]《知州蔣先生行簡》,《宋元學案、兼山學案》,黃宗羲、全祖望 著,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17]《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六,馬端臨 著;《經義考》卷二十一,朱彜尊 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8]《知州蔣先生行簡》,《宋元學案、兼山學案》,黃宗羲、全祖望 著,中華書局1986年出版。
[20] 《景舊抄本兼山易解》,《大易類聚初集》第六種,郭忠孝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年影印舊抄本
[22] 《兼山中庸說序》,張栻著,載於《古文集成》卷五,王霆震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0]《放翁題跋.跋兼山先生易說》,陸遊 著,《圖書集成初編》,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出版。
[33] 《經義考》卷一百五十二,朱彜尊 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5] 《困學記聞》卷一, 宋 范應麟 著,文淵閣四庫全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