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 著

小 引

久矣，哲学家只说自己的语言。往往不治其哲学的人，便不能懂。这似乎是事理之必然。人不能扳下一高深理义，如物理学上的，使人人皆懂。“没有皇王之路达到数学”，这是古希腊之名言。所谓其自己的语言者，便是有其所运用的许多专门名词或术语，在物理、或数学、或化学等，便是许多符号和公式。其实皆是人智之所及，倘加以学习，弄清楚了那些名相，纵或艰深，终于不会有什么不能懂的。

专说自己的语言，一般很难使其学大众化。这是一弱点。在现代中国，西洋哲学介入了，涌进许多新名词，尤其是音译，在普通人确实感觉困难。直到近一二十年，方渐渐稍趋一致，大多标准化了，虽其正确性还颇有可商讨之余地；必颇明通其源出之西文，——大多是拉丁或希腊文，——方易明了。“皇王之路”或是易行或是愉快之路，必是大众皆乐于行走的，而专门学术不必如此。“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于此论早有答覆。[1]

高深之学难于大众化，是一弱点，这便引起另一事实，即不易传世。所谓曲高和寡，《广陵散》自嵇叔夜一死，便永远失传。然现在所处理的这宗古学，内容不是不高深，优美，在古代不是不普遍，从宋代流传至今，未尝断绝，只是如今有断绝的趋势了。姑断自马一浮止，可推为迄今最后一宋学大师。马氏之后，尚未闻有专于宋明理学之大师出现。然则正在这“绝续之交”点，重温此一理学，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必然是要有于此学身体力行的人物，走出了其书院或学院，说出平民大众皆可了解的话，然后对社会有影响。于今看宋明儒者的语录和文章，有时真如看集句，所集者多是取自四子书，在古人是容易了解的，因为科举时代，以四书为取仕之通途，是人人所熟读的，现代不然了，普通人罕读四书、五经，因此不甚了解，由此也不能欣赏。这是主要困难之所在。其次，是现代社会比古代复杂化了，进步了，科学发达了，许多学理成了古董，废置了。那么，纵使了解，也不能珍重，只觉其无谓。再其次，现代物质方面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麻烦。空间的距离已大大缩小，而时间的迫促也大大增加。我们没有古人的生活上的简朴，也没有那种生活上的余闲。很少人能“张拱徐趋”，悠然乐道；玩味那些格言、简语。

凡此，皆不是真正的困难。如现代普通话说，请学者走出“象牙之塔”，走到十字街头，为大众说教，不是怎样的困难事。明代许多讲学家，便是这么作的。打着旗帜，扬其标语，从一处走到一处，历乡村城市，到处向群众说教。而没有四书五经的根柢，这困难也易于克服的，取而研究之便是。西洋有学者，于中国之经、史可谓毫无根柢，然其研究中国之学，一提起便头头是道。生活太忙也不成为理由，在开始便计划去用多少年时间，则总可有其结果的。——真所谓困难者，在着实见道。这是讲学家的通病。终其身在思智中转，在语言文字中求；结果，其造诣臻极到朱晦庵而止。到晚年难免生悔。虽然，这不成为根本弃置此学的理由。

稍从正极方面说：近古以来，真所谓中国本土的哲学，只有这一套最觉声弘实大。远承孔、孟，是儒宗的精粹思想。仅举一例，可想大概：如晦庵说《通书》，谓“周子《通书》，本号《易通》，与《太极图说》并出程氏，以传于世。而其为说实相表里。大抵推一理、二气、五行之分合，以纲纪道体之精微，决道义、文辞、利禄之取舍，以振起俗学之卑陋，至论所以入德之方，经世之具，又皆亲切简要，不为空言。顾其宏纲大用，既非秦汉以来诸儒所及，而其条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窥也。……”——此学始于周子，所以朱子如此加以赞扬。若细分析此说，仍有可讨论者在。但大体这些说法是从历史潮流阐明了宋初的风尚及其后为学之定向，是相当真切的。——即今观之，宋明理学，实卓立于世界，从之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注释：

1、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

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尽心章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