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荣明

韩星先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一文，针对我的述评《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一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这对深入讨论和认识儒学或儒教问题是有益的。为促进学术的健康发展，兹就韩先生文中提出的一些批评略作回复。

1. 韩先生说，儒教问题的争论并非如同述评所说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与“一种‘宗教’”之争，“而是单一的儒教论者与多元的儒家文化研究者之争”。看来这是不同的理解所致。我之所以认为这是“说”与“教”之异，至少因为我无法想象“单一的儒教论”能包容“多元的儒家文化”。就我所见，这场讨论中没有学者说战国儒家文化是儒教，也没有学者说当代新儒家文化是儒教。即使就中国中世纪时代而言，如果“多元的儒家文化”包括艺术和兵器的话，我也无法想象艺术和兵器能被“单一的儒教”所包容。韩先生认为这是我的“误判”，看来我还要进一步反省。韩先生还说到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这就更严重了。在这场讨论中，我没看到哪位学者要否定传统文化，仅仅看到有些学者要否定“三纲五常”所代表的中世纪专制文化。其实，对我来说，否定“三纲”可矣。我认为，现代新儒家（包括海外新儒家）为实现“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换”而作的不懈努力，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关于韦伯对中国儒学的看法，我以为其主要意义在于给我们一个思考的新视角和新启发，使我们有可能换一个角度考虑儒学。韩先生说，“儒教论者却把西方学者的‘洞见’当成至宝，以为只有他们才说出了中国文化的‘最后真理’”。这样的儒教论者在哪里？

3. 韩先生认为，“整个中国文化就这样被宗教化了”。被谁或被什么？从行文来看，似乎是指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儒教研究的里程碑》的第三点已经作了评述：“在过去的研究中，尤其是在哲学史研究中，研究者从所谓‘理性’的立场上研讨中国思想与文化，因而使自然观、社会观、科学观、宗教观、艺术观等等都纳入了哲学史的范畴……与此相似，《中国儒教史》从宗教研究的立场出发，特别是抓住了儒教这一中国文化的‘纲’和根本，自然使几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和制度纳入了儒教史的体系中。”这里我试图在作事实描述，对“哲学史”和“儒教史”的立场和态度是平等的。

4. 在述评中我谈到，近二十年的儒学研究大多是思想史层面的，对思想与制度或文化的其他方面的关联有待深化研究。韩先生认为“这一判断并不确”。他从两个方面作了指证。第一，我所在的南开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范围很广”。其实，除了南开以外，近几年还有学者试图勾勒更宏观的思想史，而李申先生的工作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韩先生认为，如果一个科学见解能“推动学术的进步”，就“不会遭到学术界的普遍批评”。我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看法是：未必。“日心说”与“进化论”的最初遭遇是明证。我这里仅仅是就韩先生的理论命题而言，不是指儒学与儒教之争。

5. 我在述评中说《中国儒教史》“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我想，这里所作的仍然是客观性描述。而韩先生认为，“这个研究思路的问题是显然的”。这是对《中国儒教史》的价值是非判断。我以为韩先生与我所说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6. 韩先生主张，学术研究“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克服现代学术分化所带来的割裂……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辟更广阔、兼容的道路”。这是很好的看法，应该向着这一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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