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 星

1、这次争议只不过是过去争论的延续，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双方的又一次（当然是深一层）的争议，在新世纪这样的争论不能不说没有意义，因为这里是牵涉到对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体系——儒学的根本看法。这一根本看法又在更大范围是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否定问题，再进一步就是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如何构建新文化等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似乎不弄清不辩明就不行。然而，这个问题弄得清、辩得明吗？

首先，跳出来看，这个争论还大都在是否两极之间选择（也有的折衷、调合的），这还是典型的20世纪以来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新世纪的表现。历史事实已证明，中国知识界若不能摆脱或超越这种对传统简单化了的、所谓辩证法对立统一的、矛盾性思维方式，那必然会争不出什么结果，也是与事无益，与世无补的。因此，我觉得学人们自己先当反思自己的思想方法。

2、儒学是不是宗教？儒学是不是哲学？中国有没有哲学传统？有没有科学传统？有没有……或常见所说的“道”，就是柏拉图的“理念”，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我们的《周易》阴阳启发了莱布尼兹发明计算机科学的二进制，还可以证明当今高能物理中的正负电子……等等，总之，都是试图用西方文化比附中国文化，只不过从具体的、外在比附到抽象的、内在比附而已，这就是以西方概念、范畴来研究诠释中国思想文化。儒学是否宗教难道不正是这样吗？我们是有了西方的宗教概念和宗教样式，与儒学进行比照，觉得有许多相似之处，就说；“儒学是宗教、叫儒教”，或把儒学别的方面的内容拿出来比照，觉得又是宗教所不能 包含的，就说：“这不是宗教”，比如人文精神就反宗教的，理性精神也是反宗教的（其实这还是以西方历史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形成的看法为基准）等等。其实，在儒学中宗教性的虔敬、人文关怀、实用理性等并行，是浑然的，也有张力或对待，但有中庸精神制约着不会走向对抗、走向你死我活。这以西方的思维是没法理解的，这就是儒学的伟大之处。

当然，我们今天应首先肯定200多年来西学东渐以后西方文化以自己的锐气打击我们的老气，以其朝气刺激我们的暮气，而对中国文化之复兴、再生所做的贡献，但我们决没有理由“全盘西化”，丧失我们的有价值的东西而仰人鼻息。就学术方面而言，西方文化激活了我们沉迟的头脑，思想文化领域一直在进行中西古今的冲突、交融，这已经是历史和现实，没必要回避或否认，关键是我们如何发挥我们的智力、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又快又好地完成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重任，为把中国社会导向良途作基础性的工作，但这里确实有一个最基本的思想方法问题，如总是以西方文化的名词、概念、范畴和学术范式、思想模式来研究中国文化，“成果”越多，也许负作用越大。若能在洞悉西方思想体系，把握其特点的基础上，以西方为参照，寻求中国文化的逻辑进路，反思其历史得失，发掘其内在蕴涵并适应时代和世界外化为可供今人理解的新的思想文化形式、范式、模式等，方为正道。

3、如何认识传统（儒学传统）？

传统从来就不是几个概念、范畴所能概括、界定的（为了进行研究，这自然是必要的），传统就是过去的遗产的堆积，它的丰富、博大、庞杂、混沌是基本的。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积累了几千年，又不曾毁弃，一脉相承发展下来，更应有一种敬畏和认真，扩大心胸，全面审视，广泛研究，深入探讨，再以同情的态度进入其中，以主体的态度出乎其外，然后静思、深思，得出些应时而需，符合社会发展和迈向未来的结论。
仅就儒学而言，先秦儒学、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汉学、现代新儒学，都是儒学，是不同时代一脉相承，而形态各异的儒学，但又不全是儒学，或者说是儒学在与其它思想文化（包括宗教）交融，吸收别人中产生的不同形态，说儒学是宗教，是那个时代的儒学呢？每一时代儒学与前一时代在实际内容上往往差别很大，如先秦孔孟荀就差别很大，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也是差别很大的。他们虽然都是从先秦孔子或所谓孔子编订的经典中引伸出来的，但无论学术路向、思想内容、基本风格，以及与政治的关系，参与政治的程度等都差异很大，怎能以宗教一而统之呢？

所以，我认为，把儒学分解为宗教、哲学、政治学、法律，以及判定为人文主义、实用理性、德治主义……等等都是对儒学传统在进行解构。解构自然是必需的，但还得考虑重构。学术思想分化是西方的理路，是否必然是中国的方向呢？也就是说，对儒学的解构是必然和必须的吗？为什么非要各取所需，把儒学你切一块儿，他切一块儿，然后嫁接在自己园地里的什么树枝上，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呢？以现代学术研究理路，据传统文化的那怕一点，都可以搞出一个学术体系，成一家之言，居一方宝地，这是必须的和必然的吗？

4、我之浅见，应综合地传承传统，构建未来新文化，破除人为的、先见的、偏见的畛域，也不要总想站在什么立场上，要站就站在中国——世界、学术——社会的统合立场上，把传统都当成资源，而不是抱着“传统”的心态，我想站在儒家立场搞个现代新儒家，他再来个当代新儒家，大陆马克思主义新儒家……乃至新道家、新法家、新墨家、新农家……这样在求新的大形势下又沿袭了只知狭隘地延伸传统一支一脉的小农经济思维模式，忘了大机器社会化生产必须的合作，更谈不到信息时代的资源共享，网络时代的自由融通。

5、如果让我对儒是否宗教谈点浅见，我以为，儒学确有宗教性，主要表现在是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以孔子为宗祖对以士人为主体的古代知识分子形成了持久的吸引，促使一代又一代，成千上万，成就大小可异的士人为庞大的儒学体系添砖加瓦，贡献了力量，所以，这是一种类似宗教的力量推动了儒学知识——信仰体系（不是神学体系）的发展。但不是孔子一人之功，不宜把儒学换成孔学，不说儒教，而说孔教。这种信仰虽是理性的，但有一种持久、沉潜，有时是“杀身成仁”的中国式热情在其中，往往表现为士人的气节，这有点类似宗教感情，但由于理性的牵制，又不曾导向宗教狂热，这难能可贵。

至于封建专制帝王利用儒学，成为官办儒学，皇家宗教，那其实是儒学的异化形式，是儒学的官方一脉，笼统地说，也属于儒学，但不是儒学全部，决不能代表儒学，且不说这种“宗教”与西方真正的宗教难以类比，首先，宗教化的儒学信仰成分太低，一定程度上只是官方为了显示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形式，大家都很严肃、认真，但谁也把这不当回事，决没有发自内心的虔诚的信仰，因为大家都明白，中国政治的主导在于背后的实力较量，这只不过是必要的装饰而已。

其次，官方儒学在内容上借用些神秘东西，以吓吓皇帝或臣民，但大家对现实的强烈认同，现实关系的实际制约，又使的这种神秘并起不到神灵真正的内在恐惧和威慑，大家搞完了仪式之后，就忘了内容，主要精力又投入现实的事务中去了。

第三，这种“儒教”对士人，对百姓影响太小，反不如道、佛，乃至地方上流行的各种神祗，什么大禹、关公、财神（赵公元帅）、门神、灶神，什么狐仙鬼怪、狸猫蛇虫、树木山石……至今都在中国社会下层成为多元而低层次的“准宗教”。

第四，这种“儒教”未发展出神学体系为自己提供持续的理论支持，而是随政权更迭而或弃或用，没有学术体系、学理依据和知识谱系，说用就用，说去就去，实际上全凭政权的需要而定。

总之，对儒学宗教性的过分夸大和对其宗教性的断然否认都是非历史、非学术的，也是没必要的。现在急需的是全面反思，综合研究，在传统承续中创造出新的能使中国走向世界，并获得世界理解、认可的思想文化体系，为我们自己寻找出路，也是为人类规划未来。我们无论从那些方面做，都可以抱定此一信念，来进行大综合、大创新，以求殊途同归，而不是殊途异归。

2001．10．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