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本文是针对张荣明先生《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一文而作，是针对张先生所涉及到的相关问题而言，不妥之处，敬请各方批评指正。

1、中国大陆近20年争论最激烈的学术问题之一就是儒教问题。但这个争论不是张先生所说的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与“还是一种‘宗教’”之争，而是单一的儒教论者与多元的儒家文化研究者之争，只不过绝大多数学者至今没有直接参与而已。这其中有诸多原因，特别是众多的儒学研究者受制于政治的、体制的、学术的制约，处于分散的各自为政的状况（这也与儒家文化本身特点有关，因为儒家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从政治思想到日用伦理，从观念形态到制度行为，那一方面钻研下去都可够搞一辈子了）。而且儒家文化研究者大都秉持儒学的中和、宽容、大度，并不在乎无谓的争辩，而是扎扎实实地进行学术研究，成果斐然。之所以造成张先生的误判，是因为在众多的儒家文化研究者当中，大家都认为，只有从儒家学说，特别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才可以抓住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内涵，而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就与纯粹的宗教学的结论容易形成尖锐对立（这往往以宗教与哲学两种学术理路的分歧作为基础），故而若只从单一的宗教学看来好象他们只是在与几个以儒家思想研究为重点的哲学史家在对垒，实际上儒教论者是在与整个儒家文化研究者在对垒。愚以为，以儒教研究儒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出于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结果，即从一极（“唯物”、科学、无神论等）跳到另一极（唯心、宗教、有神论等），并带有既标新立异又回归“正统”，既有开拓又走极端的十分矛盾的心态，但结果或目的都不约而同地走向了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把中国文化的未来导向西化道路。

2、关于马克斯.韦伯的儒教说，就从张先生的概括来看，是有道理的，韦伯的视角虽然是宗教的，而内容却不失中国文化的本质内涵，如世俗性、秩序理性、祭祀活动等，这些确实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点，韦伯先生确是“别有洞见”。但说到底他还是一位西方学者，正如张先生所说的，他“对中国历史的评判有雾里看花的特点”，最重要的他是以宗教为视角的，所以很明显的有一种对中国儒学硬戴上教士帽子的倾向，这样就显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这也难怪“韦伯的研究成果并未引起中国大陆学者的足够重视”了，这还不如对中国文化抱着“同情的了解”，不加任何外在条条框框，真实、客观地道来为好。然而，儒教论者却把西方学者的“洞见”当成至宝，以为只有他们才说出了中国文化的“最后真理”，并以这种思路来“对儒教、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进行“描绘”，甚至150万字的篇幅还“只能是一种粗略的描绘”[1]，那最终的结果可想而知。

3、对儒学进行宗教性的思考和研究其实早就有了（参见拙文《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历史起源和启示》，孔子2000），近代以来争论也很激烈，只不过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这种争论在海外一直就在进行，但其动机都是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寻找出路，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在进行规划，并无绝对否定的心思，这与中国大陆的儒教派同途异归，不可同日而语。对儒家文化进行宗教学的研究如同进行哲学的、政治学的、法学的、文学的研究一样，本来是十分正常的，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并且是需要不断拓展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的，《中国儒教史》“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打开了一堵墙。这堵墙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挡住了我们的视野”[1]。但打开这堵墙并没有必要非要把这堵墙又移置到更大的范围，划地而治，说：“我们用这堵墙圈起来的就是整个中国文化，儒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统’和‘宗’，所以……”，不言而喻，整个中国文化就这样被宗教化了。

4、张先生说《中国儒教史》为何是儒教研究“一块新的里程碑”，是因为该书在研究者过去 “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儒术“当作了一种‘思想游戏’或‘观念体系’，忽略了它与一系列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内在关联”方面有所开拓，这一判断并不确。其一，过去20多年，甚至整个20 世纪儒学研究成就最大的固然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并且以哲学界为重镇，但并没有完全忽视儒家文化的其它方面，如近几年对儒家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的研究就深入到了制度层面，张先生所在的南开大学刘泽华先生的科研群体进行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研究就范围很广，并非局限于政治哲学、政治思想方面。

其二，如果《中国儒教史》真的通过“对于儒学研究”的“拓展”，“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那一定会“推动学术的进步”，而不会遭到学术界的普遍批评（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能够公开站出来批评的目前还不多，但私下的公论时常听到）。事实上，《中国儒教史》写得很明白：“总的感觉，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个整体，有统有宗，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儒教，不仅总统着一切方面，而且把它的精神贯彻到各个方面之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其他一切文化建树，都以儒教精神为出发点，也以儒教精神为归宿。儒教，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其他方面就像是枝叶花果。儒教主干一面生长着自己，一面也把营养汁液输送给枝叶花果；自然，一面也从枝叶花果那里接受滋养。……只有弄清了儒教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枝叶花果的时候，才好弄清其中所贯彻的精神，也才能正确确定儒教在中国古代文化这棵大树的地位，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文化。”[1]这就不仅仅是“拓展”了，他以“儒教”为中国文化的“统”和“宗”，为“主干”，别的都成了“枝叶花果”，有一种重建“大一统”的感觉。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又显然是一种偏狭的宗教角度争取思想统一，重建“正统”的思想模式，以这样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客观、公正、科学吗？

5、张先生说《中国儒教史》“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这个研究思路的问题是显然的。这有点观念先行、以观念剪裁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儒学和文化）的味道，这样的错误我们过去还犯得少吗？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在历史的客观存在之上进行科学的探讨，然后尽量谨慎地得出尽可能正确的结论，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才不致离题太远，或产生更多的问题。如果从某种既定的观念出发，以一己之意任意剪裁和组合历史，那历史不真的就像胡适之先生说的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了?这样的文化研究（宗教乃文化之一部分）成果又有何历史性可言？正因为《中国儒教史》以这种明显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会有个人的独立见解，但在整体结论上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必然成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里程碑”——比《河殇》埋得更深的“里程碑”。

6、张先生针对过去哲学界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颇进行反思，如从“理性”立场上研究，把自然观、社会观、科学观、艺术观等都纳入了哲学史的范畴，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说明了20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哲学概念、范畴体系以及研究范式来研究中国文化必然产生的消极后果，对此，学术界（包括哲学界）也在进行反思，近几年也已经有了很大改变。儒教论者既然是针对哲学界的偏颇，那就应该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在反思哲学界偏颇的同时突破哲学界的局限，能够克服现代学术分化所带来的割裂，甚至肢解传统文化的弊端，超越学派之偏、门户之见，真正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开辟更广阔、兼容的道路。可惜，儒教论者自觉不自觉地又固执于宗教的立场，局限于宗教的视角，犯了以及正在犯着与哲学界同样乃至更大的错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哲学史研究毕竟还是“理性”的，往往还不失于头脑的清醒。相反，以单一的宗教视角，带着某种宗教虔诚，采用简单的类比思维等，反倒可能（事实上已经）产生更大更多的问题。宗教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决不可迷信，特别知识分子，如果陷入宗教迷狂那就太可怕了（“文革”乃前车之鉴），当然儒教论者也许不会这样。不过，这种以“理性”为形式，以宗教为思维内核的学术路向，必然把一切都看成是上帝的意志（就像《中国儒教史》那样），走向绝对神权崇拜。正如张先生在文中引了基督教神学家孔汉思的一段给“神”下定义的话，虽然说：“神总有相对的、相似的理解”，可我们看到的“总是被理解为最初的或最终的、最深的或最高的、决定一切的存在，可能是个主宰的、存在于万物之上的人，也可能是个至上的支配的原则。”正是以这么多“最“作为神的定义，我们人的定义必然是为神而存在，为神而工作了，我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我们还有什么必要要想有什么作为呢?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儒生，还有许多志士仁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都是为了这最最最的上帝，实在就有点不可理解；还有，中国人还有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心理，也是为了那最最最的上帝，就更不可理喻了。看来中国人也许真的不可救药了，只好等待耶稣基督降临了，阿门！

7、张先生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把《中国儒教史》的出现当成学术界的“异端”，并说：“历史事实表明，新的思想或学术最初往往是被作为‘异端’看待的，但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进步往往又从‘异端’开始”。其实正相反，《中国儒教史》不是正是恢复了中国文化的本来面貌吗？（作者在《自序》中说：“这部儒教史，是弄清传统文化本貌的努力之一”）不是重建了中国文化的“统”和“宗”吗?甚至连公认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异端”——王充、仲长统等人也都在李申先生如椽大笔下“成了儒教教会的教徒”，“儒教思想家”么？何来“异端”之叹呢？很显然，儒教论者确实是在极力恢复一个“正统”，前面说到的“大一统”意识正是这种“正统”意识的集中表现。而儒教“正统”的重建，据说是为了把它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如任继愈先生就曾这样说过：

中国儒教顽强地控制着中国，它与中国的封建社会相始终，甚至封建社会终结，它的幽灵还在游荡。[2]

如果说儒教应当废除，这是应该的，他已成为阻碍我国现代化的极大思想障碍。[2]

儒教带给我们的是灾难、是桎梏、是毒瘤，而不是优良传统。它是封建宗法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它是使中国人民长期愚昧落后、思想僵化的总根源。有了儒教的地位，就没有现代化的地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就要让儒教早日消亡。我们只能沿着五四时代早已提出的科学与民主的道路，向更高的目标──社会主义前进，更不能退回代“五四”以前的老路上去。倒退是没有出路的。[2]

儒教所起的主导作用对今天的新中国的前进也是一种严重的思想阻力，甚至也是社会阻力。因为宗教即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社会力量。长期的宗教影响极易造成一种共同的习惯势力，共同的心理状态。儒教的影响对今天的中国虽然只是残余，但不可忽视。[3]

可我总觉得不好理解，既然是“桎梏”，是“毒瘤”，是“阻碍我国现代化的极大思想障碍”，“甚至也是社会阻力”，那又何必华那么多的金钱、时间、精力来“重建”它呢？垃圾的处理最多也不过是变废为宝，或者叫“废物利用”，最大用处也就是砌墙而已，又何以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干呢？所以，在这自相矛盾中，我们这些迟钝的大脑不得不侧着头多想一想……

注释：

[1]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任继愈.论儒教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1980，（1）.

[3]任继愈.儒教的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