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星

说明：我和鞠曦先生关于儒学与宗教问题的文章被封杀和压抑，特别是“分化政策”，无处可发，无奈之际，听说“学术批评网”在学术界“打假”很有名气，便来到这里想寻求点精神支援，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被封杀而看不到的文章。李申先生于是就在那里发了《再答韩星先生——关于儒教问题》一文，对我以及这次参与争论（批评一方）的同人发表了一些混淆视听的、极富挑衅的言论，鉴于这些言论逻辑混乱、情绪化、缺乏条理，我只好采取“经文”加注释的“传统”办法，试图在让读者阅读李文的同时也明白我的看法和一些事实真相。当然，传统上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我这里似乎都有。为了对李申先生表示充分的尊重，我把他文字比我的放大一倍。但为了有区别，同时方便大家阅读，我的文字变成兰色。此志。2000年7月22日

编者按：为排版美观计，字体仍采用统一大小。仅以字体颜色表示两者差别。

（一）

韩星先生《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一》一文，初发于www.confucius2000.com[注1]，现在又发于学术批评网[注2]。对于研究儒教、又是受批者的我，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李申先生确实是有值得高兴事，现在外面杂志上封杀我和鞠曦先生的“事”已经干完了，他在《孔子研究》和《中国哲学史》上的独台表演也完了，现在以得意的心态“还乡”了。因为它等于又开辟了一个争论儒教问题的场所。我和鞠曦先生并无“又开辟了一个争论儒教问题的场所”的意思，只不过被封杀和压抑，特别是“分化政策”，我们无可奈何，听说“学术批评网”在学术界“打假”很有名气，便来到这里想寻求点精神支援，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被封杀而看不到的文章，遗憾的仅仅是，在一个新地方，韩星先生未能有新的主张出来。所以，像陈咏明、王健先生一样在《学术界》和《浙江学刊》上一样，我只是“原封不动”地把在www. Confucius2000.com上的文章搬过来，有勇气保持历史的原貌，并不是想再提出什么“新的主张”来。

此文之前，韩星先生在www.confucius2000.com上已经发表了不只一篇论文，参与有关《中国儒教史》的讨论。我清楚记得韩星先生首篇论文的主张，是说你们争个什么，争得清楚吗？既然争不清楚，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然而后来，韩星先生则以超常的积极性参加了争论。我积极性并不高，这您问问网主温厉先生就知道。“我一开始是写过一篇儒教问题讨论的文章，说过这个问题争论不清（这次社科院哲学所举行的讨论会上也有老先生有这样的看法），是不想进入非要分个谁是谁非，谁胜谁败，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二元对抗之中。在这样的动因下，我便主要从近现代儒教是教非教之争的起源入手，写了几篇文章，着重进行历史的考察，并想尽量揭示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就隐含了对李申先生的批评，即把他歪曲了的历史尽量“复原”（只能是相对的，由于本人水平有限，也是很不完备的）起来。我不善于进行论战，也没有时间进行费时费力的论战。后来，随着对孔子网站争论的关注，以及对李申先生大作的拜读，不得不进行思考，越来越觉得《儒教史》反映出来的问题很多很大，而且具有典型性，所以，就不由自主地想就某些问题略陈浅见。一定程度上说，我不是专门针对李申先生本人的，而是想揭示出学术思想界长期积累的潜在的一些问题，以利于我们文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摘自《对李申先生“回应”的回应》，见www. Confucius2000.com）并且说要发表系列论文，我在什么地方说过？像恩格斯批杜林，或者像我们曾经发表的“九评”那样，对《中国儒教史》进行系列批评。本人实无这样的想法，如果李申先生硬要这样“以您之心度我之腹”那也实在没有办法，就向李申先生在〈中国儒教史〉中“以他之心度古人之腹”那样。看到这个消息和《评……全面胜利说》一文，我是高兴的，于是写了篇短文进行回应。

韩星先生对鄙人的回应马上作出回应，篇幅比鄙人的回应要长。原文并不长，大家可以随时去看，记得最清楚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说我韩星发了好几篇文章，你李申都不理不睬，现在终于说话了，对于我这小人物如何如何。我没有在这篇文章中说什么“小人物”的话，是李申先生曾经以不屑的口吻说“无名之辈”参与争论怎么怎么的，我就顺便复述了他的这句话。李申先生最近似乎忙于学术以外的事太多，记忆不是十分清楚。二是说你李申就是有“最重要的创新学说”，为什么不敢承认，是不是心中有什么难言之隐？现在这文章应该还在www.confucius2000.com上。在，大家可以随时去看。对于第一点，当时我不想解释。对于第二点，我则无言以对。所谓“难言之隐”，翻译成过去的语言，就是“不可告人之目的”。李申的“翻译”水平就是高，确实是150万字的〈中国儒教史〉20年工夫的结果，佩服。其实还是在“以他之心度我之腹”。我经过那个追查“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时代，我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所以是“初生牛犊不怕老虎”，竟然敢摸您的屁股。知道在这种追查面前，被追查者说什么都是白费，最好是闭口不言，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李申先生“追查”过什么人或曾被什么人“追查”或将要“追查”什么人我就不得而知了，李申先生也没有写过关于这方面的什么回忆录。所以我也就不再回应，任韩星先生在那里说我是牛即牛，是马即马了。

现在韩星先生又把战场引向了学术批评网，不管韩星先生有没有新的内容，我是该讲一点新的东西了。我要讲一讲我为什么长期不回应韩星先生，并且至今对有些文章也仍然不加回应。那么您现在是干什么？您的《回应韩星先生〈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又是干什么呢？
其原因不是因为韩星先生所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我没有说过“大人物、小人物”的话，只是复述过您不屑于“无名之辈”参与争论的话。而且在我看来，除了权力系统用“大人物、小人物”的话外，在学术界用这样的词是否有失学者本色？反映了一种什么心理?在人格上人人都是平等的，参与学术争论也是人人应有的权利，不是象您说的先要看是不是“专业人员”。而是在我看来，儒教是教非教，以及关于《中国儒教史》优劣之争，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我希望应该首先由专业人员加以争论，否则有害无益。这是什么意思？谁这样规定了“学术问题”“应该首先由专业人员加以争论”，这次争论中谁不是“专业人员”，是指鞠曦先生吗？确实，他没有什么文凭，没有在什么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任职，没有什么主任、什么博导、什么专家之类的头衔，他就应该先靠边站，等“儒教专家”、“儒学专家”发言完了再“简单地说两句”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心理？这样的话竟然能从您的嘴里说出来，我都感到不好意思。这些年来，全国突然涌现出许多“周易专家”，关于这个问题及其真实情况山东大学“周易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的学者们明白，这是中国目前学术腐败、学人良知丧失的结果，也许您李申先生比我还清楚。就是一个教训。我不希望关于儒教这件事又出现许多“儒教专家”或“儒学专家”来。当然李申先生如果招收“儒教专业”的“专家培训班”，我和鞠曦先生肯定先去报名。其次，我回应韩星先生，是因为韩星先生是专业内人。回应较迟，是因为韩星先生文中没有新的内容。网上批评您的文章，除了一开始陈、王二位，您又读过几篇?我知道您不屑读，也没有时间读，您有许多学术以外的“事”，不像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僻地之人，书生意气、只知道做纸面上的“事”。关心此事的人都知道，关于儒教是教非教之争，已经进行二十余年。您不是说从梁启超1902年2月26日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就开始了吗？（详见〈儒教研究史料补〉，〈中国哲学史〉1999年第1期）这些争论的主要文章，业已汇集成册出版。当年参加争论而持反对立场的有冯友兰先生，有张岱年先生，有李锦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也有当时还算年轻的如崔大华、林金水等先生。还有李国权、何克让先生的〈儒教质疑〉，作者是荆州师范专科学校的，可能这也是“无名之辈”，李申先生要么根本没有注意，要么不屑一读，其实这篇文章写的很有深度。韩星先生讲儒教非教，没有超出上述先生们谈论的水平。后来就见到韩星先生所发《评……全面胜利说》一文。我之所以要对这篇文章作出回应，实在是出于本能的习惯。第一，我欢迎韩星先生现在目标明确的就我的书发表评论。第二，我希望韩星先生在评论时，能够尽量使自己的引证确切，论述周延。我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一文在写的时候确实太急促了点，有些地方论证不够严密，有些问题也没有深论，也可能有说的过头的地方，但基本判断是正确的，这大家可以去看。比如应该如何理解“全面胜利”。这中间，大约也有自以为大韩星先生几岁，就倚老卖老的性质。没有什么，我知道李申先生有这个习惯、有这种心态，在今天很正常。至于我在这次争论的学者当中确实是“小字辈”，所以我一直是采取低姿态的，时刻在聆听教诲。

现在我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是不是“全面胜利”，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在韩星先生不只一次提到的激烈争论中，这实在是一个太小太小的问题。“全面胜利”是一个小问题，那么您怎么偏偏只就这篇文章回应了呢?即使“全面胜利”确实是一个小问题，那么科学主义、二元对立思维也都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些都是使〈中国儒教史〉成为“国家级豆腐渣工程”的根本原因之一、二，这难道也是小问题吗？儒教是不是宗教，才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儒教史》费数年之功，化国家数万之款，以百余万字的篇幅所要证明的问题。这才是韩星先生所要极力加以批驳的问题。我在〈大陆儒教派的历史定位〉一文中说李申先生“把上帝抽象化了，没有对上帝进行神学的证明，而只是拿一个虚幻的‘概念’作为其儒教大厦的辉煌的‘金顶’，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步入了一片混沌和虚无。”我是个“无名之辈”，自感也学识浅薄，所以我在这次争论中是从小处着手，从很具体的问题入手，就是做个不恰当的比喻，是在做“挖墙角”的工作，让大家看看那辉煌的儒教大厦到底是怎么“设计”的，是用什么“技术”盖起来的，是用什么“材料”怎么盖起来的。我当时想这么一砖一瓦的“挖”下去，这表面上富丽堂皇的大厦是什么样“工程”不就被彻底“曝光”了吗?到时候也让纳税人心里明白我们的钱是怎么变成了“国家级豆腐渣工程”，好在以后有可能了行使监督权利。由于我有繁重的教学任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又没有国家一分一厘的支持，还要影响与收入紧密挂钩的科研成果的完成（批评文章是不算科研成果的，况且没有在核心刊物上发表，连工作量都不算，这比起李申先生来就差的远了），所以虽然有许多想法，发现了许多问题，实际上写出来的东西也并不多，而真正进行深入、广泛、多角度进行批评的主要是陈咏明、王健、鞠曦、还有范宝华、胡小伟等先生。为了把这一争论引向深入，我把自己在《中国儒教史》中述及的基本问题归结如下：

1．儒经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对于儒者来说，它们是永恒（经、常）的、不可改变的真理，因而是他们坚信不移的。2．儒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就是儒者们的基本信仰。3．儒者们的重要事业，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 4．中国古代国家是政教一体的国家，从独尊儒术开始后不久，中国古代国家的官吏主要是由儒者担任的。所以，儒教是宗教，中国古代不是“非宗教国”。

这些观点，不，应该说是历史事实，现在已经在www. Confucius2000.com上得到了全面清算，李申先生不读不思考只是一味重复自己书上的话，那别人也没有办法。当然牵涉到具体争论的是非，李申先生就采取了自己惯用的手段，这就是陈咏明先生在《事奉上帝的“格言”是斯文扫地 ——致<孔子研究>编辑部》一文中说的“我认为最不公道的地方在于：李申先生的《什》和《孟》文中，除了针对《学术界》上刊载我的文章内容之外，还说了许多网上论战的内容。但李申只讲他一面的理，不讲我的应对。这就好象两个人参加考试，试罢任由一方把考卷拿回去重作，然后再来评分。又好象一场辩论会，本有很强的即时性和临场发挥性，但论罢又举行第二场，只许一方发言，而断章取义地播放另一方上次的录音。这样做有意思而且好意思吗？虽然李申与《孔子研究》“强强联手”，摆出不依不饶，招惹不得的架势。但仍是故伎重演，避开自己所作《中国儒教史》本身，单挑出一些脱离文本而成为无意义的浮词，煞有介事、长篇大论地对其解释，并攻击对手。其实是一种混淆视听、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的战术。如此岂能遮掩天下人耳目？”也就是说，李申先生根本没有历史感，他把在网上发表的文章拿到刊物上发表时总要添盐加醋，改变当时争论的实况，只讲他一面的理，试图造成人们的误解，“是一种混淆视听、转移人们注意力的的战术”。是过去少人注意的。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中，大多数仍然是少加注意的。至今仍然为传统文化学界所熟悉的观点仍然是：儒经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此后古代宗教就没有了，而儒者们大都是无神论者，云云。我自以为熟悉这些观点不亚于韩星先生，而我的主张，则是反对上述观点的。并且认为，我既然敢于冒天下大不韪，就有比传统观点更加充分的根据。韩星先生如果还是用那些自梁启超、陈独秀先生以来的传统观点，是难以驳倒鄙人的。鄙人真诚希望韩星先生能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来批驳鄙人，以期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本人确实没有您在《我的理论准备和资料准备——答王健君》（下）中回顾的您的生活经历和读书、求学经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先后读了《联共（布）党史》、《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等许多那个时代到处可以见到的马列的书，其中显然不乏苏联曲解和教条化了的“马列主义”论著。在军队中他更系统地读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以及其他更多的各个方面的书，并参加了部队上团级干部参加的马列学习班辅导工作，教材是《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书，辅导材料是解放军政治学院编的。后来进入专业学习就读了更多的书，主要以科学和宗教为主。”不是我不想，是我上学、读书的时代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书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学（从小学到博士），其他各种书都可以看。如果您在招儒教方面的研究生，我确实还想排除一切干扰，专门跟您学习儒教，成为一个真正的“儒教专家”，到时候也就有资格跟您讨论儒教问题了。我现在确实想向您道歉，这次真是稀里糊涂地冒犯了您的大架，看来成为“儒教专家”是没有希望了。真是悔之晚矣！

（二）

在写作此文时，鄙人也注意到韩星先生对张荣明先生的批评[注3]。张荣明先生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在韩星先生看来，是不可容忍的。韩星先生还教导张荣明，说儒学研究界“大家都认为”，只有从哲学，而不是从宗教研究儒学，才能如何如何。我的原话是“只所以造成张先生的误判，是因为在众多的儒家文化研究者当中，大家都认为，只有从儒家学说，特别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才可以抓住深层次的本质性的内涵，而这样得出的结论也就与纯粹的宗教学的结论容易形成尖锐对立（这往往以宗教与哲学两种学术理路的分歧作为基础），”说儒教是宗教，就是和整个儒学研究界对立，甚至是否定传统文化，是有宗教虔诚、搞神权崇拜云云。然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如果儒教不是宗教，那么一切儒教是教说的言论也就是荒言诞语，不值一驳。如果儒教是宗教，那么，对张荣明的一切教导都无济于事。正如虽然人们自己可以不承认哥白尼学说，甚至可以迫使伽利略低头，但地球仍然在转。

在韩星先生对张荣明的教导中，和他评论“全面胜利”说一样，有许多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苟同的立足点。比如说，儒学研究界“大家都认为”。是不是如此且不论，把“都认为”作为评价学术是非的标准，实在是不可取。学术争论又不是打架，要靠人多势众。实在说，科学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是从反对“都认为”开始的。

又比如，韩星先生说：

“如果《中国儒教史》真的通过‘对于儒学研究’的‘拓展’，‘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那一定会‘推动学术的进步’，而不会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详见www.confucius2000.com上的许多文章，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能够公开站出来批评的目前还不多，但私下的公论时常听到）。”

这也是一条很奇怪的逻辑。难道遭到“强烈批评”就是不正确的标志吗？有那一种新学说未曾遭到强烈批评呢？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哪一种不曾遭到强烈批评呢？而且至今，进化论等仍然在遭受某些人的强烈批评。难道这是评价它们是非的标准吗？这里引用刘大生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注疏：

李申先生为了证明自己的作品不是豆腐渣工程，引用了许多权威报刊上的赞扬性评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评论是：《中国儒教史》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人人皆可为尧舜，李申先生当然有资格、有权利、有能力发动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革命者，尤其是科学革命者只会要求自己特别慎重，而不会要求别人只赞扬不批评。

《中国儒教史》如果真的是哥白尼革命的话，李申先生就应当有被别人辱骂的思想准备，同时也应当有不怕骂的自信，而没有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这些报刊的编辑们不应当让骂我李申的文字“出现在报刊之上”。历史上有不挨骂的革命者吗？历史上有怕人骂的革命者吗？哥白尼提过类似的要求吗？

如果李申并没有发动哥白尼革命，如果《中国儒教史》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领域的‘哥白尼革命’”之断语仅仅如李申先生所说是“溢美之词”的话，那么，下面的问题就值得李申先生和一切听不得批评意见的人深思：

所谓“溢美之词”其实也是不实之词，人们（包括李申先生还有其他权威人士）为什么不反驳、不起诉这类不实之词？李申先生为什么不向《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化报》、《南方周末》“进一言”？为什么不要求这些权威报刊“特别慎重”？为什么不要求这些刊物不要发表“哥白尼革命”之类的全盘肯定式的断语？难道李申先生就不怕被“一棍子捧死”骂？[《什么是“哥白尼革命”？什么是“特别慎重”？　——评李申先生的一篇反批评文章》 作者: 求稗书斋（刘大生） 发表日期: 2002-06-03 11:15:00 儒学新教化。]

再说，《中国儒教史》得到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强烈批吗？就在韩星先生这句话的前头，就是一句高度赞扬拙著的话（见上引文）。关于这方面，鄙人不愿多说了。关心此事的韩星先生当会清楚。而之所以引发对拙著“强烈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拙著得到了太多而且太高的赞扬。这一条，不知为什么韩星先生保持缄默。我现在就大胆地说，您所得到的赞扬是现在学术界“你好我好大家好”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也不能说明《中国儒教史》就不是“国家级豆腐渣工程”。再说，有那么几个人批评，就等于“学术界”吗？我说的“学术界”决不是说这次在网上争论的人，儒教说遭遇批评的不是始于今日，今天只不过是“儒教说”发展到了“中国文化宗教论”的极端以后遭遇到的一场新的批评而已。而那几位的为学情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批评，至今为止，有一条站得住脚吗？请您一条一条地指出来那“一条”站不住脚？特别是鞠曦先生，写的文章最多，逻辑思辨最强，观点最尖锐，您为什么一直保持缄默呢？

还有所谓“私下的公论”。鄙人觉得这话似乎也难以成立。“私下的”怎能说是“公论”呢？在社会公正机制（如《孔子研究》对待您和陈咏明、王健和我的不同上）尚不完善的今天，有时人们不敢凭着良知在公开场合说真话，往往有的反而是“私下的公论”，这已经是人人都明白的。

不过，既然韩星先生提到了“学术界”、“公论”，鄙人以为多少介绍一点韩星先生保持缄默的情况，也是必要的。

（三）

儒教是教说提出以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是无一人赞同。然而，作为立说者的任继愈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先后表示赞同儒教是教说者，有何光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理室原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赖永海（南京大学教授）、谢谦（四川省社科院？当时是副高职称）、李申等人。此后，儒教是教说的影响加快了速度。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副高以上职称的，赞同者近十位。难道必然在拿到副高以上职称吗？什么逻辑？是否赞同儒教说与职称有什么关系？这样说来，鞠曦先生永远拿不到副高职称，就永远没有资格赞同儒教说了？那就永远只有批评儒教说了？九十年代末，曲阜师院教授苗润田先生撰文，批评儒教是教说，但苗教授在文中明确指出，儒教是教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由一人坚持到形成学派，这本身也是学界对于儒教是教说的态度。

这一时期，有两件对于儒教研究比较重要的事。一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机构调整过程中，经过争论，保留了儒教研究室。一件是“中国儒教史”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这两件事，也应该被看作是学界对儒教是教说的一种态度。这很难说是“学界”的态度，应该是政府的态度，是政府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思想文化方针的结果，但政府并没有要求人人都同意儒教说，也没有要求人人不要批评儒教说。至于“中国儒教史”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也并不能就说明《中国儒教史》就不可能不是“国家级豆腐渣工程”。这里我还是引用刘大生先生的一段话作为注释：“学术界的确生产了许多垃圾，的确有学术豆腐渣工程存在。有一个读者在读了鄙人的《学术十癌》之后，向鄙人出示了一本谈人的全面发展的小册子，并且说：“这是一本通俗理论读物，所收十几篇文章都没有深入到学术前沿，这本书我一个人一个月就能完成，然而它却是国家重点项目，拨款及其单位配套资金至少十万。”对于这样的项目，为什么不能批评它是“豆腐渣”？为什么不能说它是“糜费资金”？” [《什么是“哥白尼革命”？什么是“特别慎重”？　——评李申先生的一篇反批评文章》 作者: 求稗书斋（刘大生） 发表日期: 2002-06-03 11:15:00 儒学新教化 ]

在此期间，历史悠久的《文史哲》杂志开展了一次儒教问题笔谈。参加者有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张立文、郭齐勇，加上鄙人。可说是老中青都有。据杂志主编蔡德贵先生讲，转载或摘要报道笔谈内容的，有包括《光明日报》的十二家报刊，有不少是全文转载。参加者中，明确赞成儒教是教说的，除鄙人外，还有季羡林先生。唯一反对者，是蔡尚思先生。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曾经撰文，批评儒教是教说。但这次先生不仅不再坚决反对，而且希望学界能宽容这样一种主张。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都是张先生主持。看到先生主张的变化，我是感动的。

由于“中国儒教史”是国家重点项目，所以需要鉴定。在鉴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周桂钿先生在念完评语后表示：我过去不赞成儒教是教说，看了李申的书稿，我改变了主张，赞成儒教是教说。鉴定会上，对书的好评不少。但周桂钿先生的话，则使我特别地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中国儒教史》出版以后，首先得到的不是什么激烈批评，而是如刘大生先生所说，太多的好评。这些好评，我不想说了。然而使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是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原来反对儒教是教说的蔡尚思先生特意投书《文汇报》，表示放弃原来主张，认为“还是任继愈同志”讲的对，赞成儒教是教说。所援引的根据，就是任继愈先生为拙著写的序言。

在我看来，坚持一种主张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去赞成或者容纳以前曾经反对的主张，更加不容易。所以我特别感动于季羡林、张岱年、周桂钿、蔡尚思等先生对待儒教是教说的态度。

像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周桂钿等先生，都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超重量级人物。那几位在www.confucius2000.com网上激烈批评《中国儒教史》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实在难以同日而语。用那几位去代表整个学术界，才实在是“不伦不类”。我再重复一遍：我说的“学术界”决不是指这次在网上争论的人（当然包括他们），儒教说遭遇批评的不是始于今日，今天只不过是“儒教说”发展到了“中国文化宗教论”的极端以后遭遇到的一场新的批评而已。请先生还是先读懂别人的话再说，不然就容易发生“以您之心度我之腹”的情况。另外，什么是“不伦不类”？您自己这样说话算什么“伦”、什么“类”？季、蔡等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也不认为他们就代表学界。在真理是非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永远只能代表个人。

时至今日，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在整个学术界，确实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然而，比起数年前屈指可数的三四位，现在可说是成十倍的增加了。而批评儒教是教说的声音，相对来说，也是成十倍地降低了。至于批评的质量，更是难以和当日比量。当日批评儒教说，是以冯友兰先生为首的传统文化研究中泰山北斗位格的人物，现在这几位批判者，又如何呢？看来这才是李申先生的心腹之言呀，我们这些人既不是什么“儒教专家”或“儒学专家”，更为致命的还不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超重量级人物”，不是“传统文化研究中泰山北斗位格的人物”，所以就没有什么资格批评《儒教史》，有的只能是认同儒教说，认同中国文化宗教论。什么时候才能再有象冯友兰先生这样的人物出世呢？那才是有资格批评李申先生的人物呀，我们真是太不自量了！请看，这就是李申先生对待这次网上争论的真实心态！当然，这不是说地位低者就不能掌握真理。当然，地位低者即使能够掌握真理，也不要轻易批评地位高者，等地位高了再来批评才是李申先生心目中“应该”的学术批评的“样子”。现在我才明白了，可惜已经晚了——真是悔之晚矣！不过我既然已经“错”了，就再犯一次错误，再小小地“批评”李申先生一句，就这一句——“您为什么不早点说出这一点呢？害得我们耽误了时间，浪费了精力。我们现在就此打住还来得及吗？”等20年、30年以后，我们其中有谁成了“传统文化研究中泰山北斗位格的人物”再来与您探讨儒教问题吧！再见，20年后再相会！而这个变化至少说明，学术界对待儒教是教说的态度，决不是如韩星先生所说的样子。

注释：

[注1]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plsxxkxqmsls.htm。
[注2]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325&type=1007。
[注3]　韩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三》，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fdzgwhdlcb.htm。
该文2002年7月15日在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发表时，标题改为《关于〈中国儒教史〉——兼评张荣明先生〈儒教研究的里程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309&type=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