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曦

韩星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一文中，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儒教史》的宗教化问题，批评了张荣明认为《中国儒教史》是所谓“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的“里程碑”。然而，张荣明在“对《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一文的回应”中，在批评韩星的批评中表现出混乱到荒谬的逻辑发展，以虚弱的辩护回避所争论的实质性问题，显然，这样的做法不利于学术讨论，不能澄清有关问题。因此，本文对张荣明在回应韩星的批评中表明的问题作客观的评析，以利于“儒学与儒教问题争鸣”，希望“争鸣”向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发展。

反思张荣明“回应”中提出的问题，其关键是“回应”韩星对“里程碑”的批评。韩星批评“里程碑”的原文是：“正因为《中国儒教史》以这种明显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尽管在某些地方可能会有个人的独立见解，但在整体结论上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必然成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里程碑’─—比《河殇》埋得更深的‘里程碑’”。[1]显然， 韩星之所以否定张荣明的“里程碑”推定，是因为《中国儒教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宗教化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原理，因此认为“这个研究思路的问题是显然的”。但是，张荣明却说“我在述评中说《中国儒教史》‘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我想，这里所作的仍然是客观性描述。”因此认为韩星所说的“问题”“是对《中国儒教史》的价值是非判断。我以为韩先生与我所说的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果真如此吗？我们不仅要问，“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究竟是不是一种“价值是非判断”？按张荣明的逻辑，“儒教为主线的学术立场”不具有“价值是非”的真理性意义，那么，这种“学术立场”的意义究竟何指！既然以“儒教为主线的学术立场”不是“价值是非判断”，那么，张荣明根据什么认为《中国儒教史》“正是由于新的学术视角和学术立场，使该书在许多学术问题上慧眼独具，新意迭出，颇多创见”、“《中国儒教史》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它所讨论的学术问题本身”、“开启了儒教研究的新纪元”，“《中国儒教史》对于儒学研究有拓新之功，为儒教研究树立了一块新的里程碑”。[2]对此， 我们真不知道对不具“价值是非判断”的《中国儒教史》，为什么要给出这样多的“价值是非判断”，这是张荣明必须回答的问题。

由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所决定，张荣明反驳韩星的批评，首要的是应该回答《中国儒教史》是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物。我们看到，张荣明之所以回避这一关键问题，是因为反对费而巴哈的宗教一元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张荣明为《中国儒教史》立的这块“里程碑”，不但具有“价值是非判断”，而且其“价值是非判断”具有十分重要的反思意义，由此更加表明在“价值是非判断”层面上的反讽。

张荣明否定韩星认为儒家文化具有的多元性，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是“争论”的根本问题”，因此，张荣明说：“在我看来，‘宗教’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学说’，但‘学说’这一概念不能完全涵盖‘宗教’。‘学说’主要指思想或理论，而‘宗教’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3]由此可见，韩星所批评的“单一的儒教论者”， 包括了张荣明在内。然而，张荣明在回应中却说“我无法想象‘单一的儒教论’能包容‘多元的儒家文化’。就我所见，这场讨论中没有学者说战国儒家文化是儒教，也没有学者说当代新儒家文化是儒教”，企图否定批评。可见，其在前文中宣称“‘宗教’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学说’”，在“回应”中又说“无法想象”，自家矛盾，孰是孰非！。张荣明认为“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不“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从而也在“元”的意义上承认“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的多元性，并且因“宗教”可以包含“学说”，使“儒家思想和儒术”成为“宗教”的形式。显然，这与李申的“统和宗”的宗教化推定具有统一性。

“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既然被“宗教”包含，难道这不是“单一的儒教论”论吗！由此可见，不必论证在“这场讨论中”是否“有学者说战国儒家文化是儒教”，只要反思“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必然包括“战国儒家”，问题就已经是十分清楚了！

因此，韩星批评“儒教论者自觉不自觉地又固执于宗教的立场，局限于宗教的视角，”从而“把西方学者的‘洞见’当成至宝，以为只有他们才说出了中国文化的‘最后真理’”，是有理有据的。然而，张荣明却反问“这样的儒教论者在哪里”？难道张荣明先生不正在这里吗！难道“宗教”包含“学说”不正是“固执于宗教的立场，局限于宗教的视角”的表现形式吗！

所以，如韩星批评张荣明所言：“以儒教为主线，站在全新的学术立场上重新审视了中国历史”，问题所在是“这有点观念先行、以观念剪裁中国历史（不仅仅是儒学和文化）的味道，这样的错误我们过去还犯得少吗？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无论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都必须在历史的客观存在之上进行科学的探讨，然后尽量谨慎地得出尽可能正确的结论，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才不致离题太远，或产生更多的问题。”反思表明，韩星的批评是中恳的，因为张荣明的“宗教”包含“学说”正是“观念先行、以观念剪裁中国历史”，其没有“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原理”，显然这是张荣明无法回避的问题！

张荣明之所以否定韩星对《中国儒教史》的“宗教化”批评，赞同“《中国儒教史》从宗教研究的立场出发，特别是抓住了儒教这一中国文化的‘纲’和根本，自然使几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和制度纳入了儒教史的体系中”，是因为与其“‘宗教’这一概念可以包含‘学说’”的思想理路具有“价值是非判断”的统一性。然而，其不但否定是在“价值是非判断”的层面上看问题，又说对《中国儒教史》的“述评”是“作事实描述，对‘哲学史’和‘儒教史’的立场和态度是平等的”，难道“宗教”包含“学说”的“立场和态度是平等的”吗？张荣明到底要说什么？由这些混乱的逻辑表明的“立场和态度”，显然无需再论。

张荣明诘难韩星对《中国儒教史》批评，以“推动学术进步”就“不会遭到学术界普遍批评”的否定式、以“日心说”与“进化论”的“最初遭遇”进行论证，并且强调说“我这里仅仅是就韩先生的理论命题而言，不是指儒学与儒教之争”。那么，我们先看一下韩的原文：

如果《中国儒教史》真的通过“对于儒学研究”的“拓展”，“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那一定会“推动学术的进步”，而不会遭到学术界的普遍批评。事实上，《中国儒教史》写得很明白：……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这就不仅仅是“拓展”了，他以“儒教”为中国文化的“统”和“宗”，为“主干”，别的都成了“枝叶花果”，有一种重建“大一统”的感觉。这既不符合中国文化的发展实际，又显然是一种偏狭的宗教角度争取思想统一，重建“正统”的思想模式，以这样的方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客观、公正、科学吗？[4]

可见，韩星的原文是说，“遭到学术界的普遍批评”的《中国儒教史》，是因其宗教化，不但不具有张荣明所谓“拓展”儒学研究和“开阔”学术视野”的作用，更不具有“推动学术进步”的意义。然而，张荣明却偷换命题，把具体换为一般，把逻辑变成“推动学术进步”就“不会遭到学术界普遍批评”的否定式，并且大言不惭的说这个逻辑是“就韩先生的理论命题而言，不是指儒学与儒教之争”，难道韩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一文不是就“儒学与儒教之争”所发，而是阐述什么“理论命题”！推而论之，张荣明的“里程碑”论一定与“儒学与儒教之争”的具体问题没有关系，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儒术仅仅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宗教’”也没有关系，而是一个纯粹的、一般性的“理论命题”。可见，混乱的逻辑发展到荒谬的逻辑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表现形式。

张荣明说“在这场讨论中，我没看到哪位学者要否定传统文化”，显然，其混乱“价值是非判断”的逻辑必然无视“争鸣”中所指证的任继愈和李申否定儒学的问题。没有看到还是故作不知？对韩星的举证视而不见，这难道也是“客观性描述”吗！“客观性描述”应该回到争论的问题当中，而不是能够以混乱和荒谬的逻辑就可能加以取代的。

最后，应该指出，张荣明认为“现代新儒家（包括海外新儒家）为实现‘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换’而作的不懈努力，对未来的中国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具体的“理论命题”，具有肯定儒学的积极意义，不能与“里程碑”论等而论之。然而，如果不把两者放在“价值是非判断”的逻辑统一性中，终究还是不能避免由混乱到荒谬的逻辑发展。

注释：

[1]韩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三”。2002年4月3日，www.Confucius2000.com。

[2]张荣明：“儒教研究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评介”注[1]。2002年4月1日，www.Confucius2000.com。

[3]同[2]。

[4]同[1]。

2002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