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西沙

李申先生在网上撰文《<中国儒教史>遭控周年祭——对于一段学术史的纪念和资料的补充》。其中说到，在院部哲学片的评议会上，鄙人曾经请教于马西沙教授，是否也认为儒教是教？“马教授明确表示：也可以说儒教是教。”李申先生又说，马西沙教授对于儒教是教说的承认，“不仅是对儒教是教说的重要支持，也是对于《中国儒教史》的重要褒奖。”

对此，我大为诧异：因为我从未对《中国儒教史》作过什么“重要褒奖”；更没有明确表示过“儒教是教”的观点。李申先生为我制造出具体时间、具体地点以及明确观点的做法，令我非常不解。

“儒学不是宗教”，这是我在中国民间宗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一以贯之的观点。请见以下文字：

1、 我在1989年出版的《清代八卦教》一书中，从中国民间宗教的发生和发展的视角，明确指出：“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家学说宗教化的倾向曾在历史上不断出现。宋代理学问世，宗教化倾向日益明显，特别是陆王心学把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遂为一系列新型宗教的出现开启了大门。明代嘉靖年间在福建问世的三一教，清代中叶在四川问世的刘门教，以及同时问世的黄崖教都是由标榜陆王心学的学术团社逐渐演化成民间宗教的。”（见本书6-7页）

2、 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中，又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古代文化的多样性，阐述了儒学与宗教特别是民间宗教的区别，以及它们之间的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的思想关联。

★摘录一：“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有着明显不同，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社会与西方基督教传统多有歧义。但这仅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儒家传统并不能涵盖整个的思想领域，也没有能力单独地控制这个民族，而导其前路。中国还有领域广阔的宗教文化，正是宗教曾经构成绝大多数人的精神生活的支撑点和最后归宿，成为那一时代人类意识的核心内容。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并无本质不同。正是时代、社会、人生对宗教的需求，在中国真正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佛教从印度传入，道教也逐渐形成体系，渗透到整个社会。如果整个封建时代，独此儒学一家，而别无分店，中国的历史就真正与世界发生了割裂，成为一个怪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儒家学说并非纯乎其纯，宗教对它的冲击和浸润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两宋以后。这说明，宗教的力量不仅表现在人们对它如醉如痴的信仰，更表现在它能部分改变一个民族的主体意识。但是，无论儒学，还是正统宗教也无法涵盖整个的传统文化。古代文化象现代文化一样，也是多层次、多棱面，在动跃，在发展的。特别在中世纪，等级森严的社会形态，必然产生代表不同等级的文化层面。”（本书1-2页）

★ 摘录二：“儒学不是宗教。正是其过分注重社会的政治观念和伦理观念，才使传统的旧儒学走向末路。新儒学的出现，是强大的宗教思潮影响的结果，它说明，儒学只有更贴近人的精神世界，部分地进入信仰主义的领域，才能获得生机与发展。所以说宋明理学是儒学日益宗教化的产物，这决不过分。特别是陆王心学把人的主观意识绝对化，不但体现了禅宗的影响，更受到内丹道的启迪。禅宗的枯坐顽空不得不向内丹道转化，而心学也只得亦步亦趋，这就为一系列新型宗教开启了大门。明代嘉靖年间在闽中问世的三一教，清代中叶在四川问世的刘门教，以及同时在山东问世的黄崖教，都是由标榜陆王心学的学术团社逐渐演化成宗教实体的。这三门教派虽然都倡导三教合一，其实质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与丹道思想的高度融合。三一教主林兆恩的最高追求是所谓虚空粉碎，究其实与刘门倡教人刘沅追求的止于至善——太极境界，不仅同出一源，亦归于一处。在封建时代末期，儒、道合流，同归一途，宗教、哲学、伦理融合在同一实体里而达于极致了。”（同上书，7-8页）

3、 1998年出版的《民间宗教志》同样重申了这个观点。不赘述。

我认为，关注传统文化在现代的价值和命运，以及保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远比统计多少人赞同自己的观点，新近又有谁加入支持自己的队伍，要重要得多。

 2002/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