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 利

孔子2000按语：此文多利先生曾于11月1日贴于“儒学新教化”论坛，今经作者同意，于网站“儒学与宗教问题争鸣”专栏正式发布。

我是一个儒教信徒，感谢这次“儒教”问题的讨论，有希望在“学”上对儒教问题有所澄清，对我们来讲，这不啻是上天给予的德音。

我的立场非常明确，所谓“儒教是教”的说法是不言自明的，从字面上讲是如此，如果要费进一步的分疏的话，“教”就是“宗教”的“教”，和时下所谓宗教没有什么意义上的根本差别。从这一点上讲，我对李申先生的“儒教是教”说持完全的赞同立场。同时，我对李申先生对儒教的历史性批判持完全的赞同态度，以为李申先生是儒教之功臣。基于此，我有些不明白为什么李申先生的观点会引来陈咏明、王健与鞠曦先生的如此强烈的反响，有以“豆腐渣”论之者，以“严谨学理”论之者，以“中国文化宗教论”论之者，一顶顶大帽子接踵而至，让人应接不暇。

李申先生在《中国儒教史》的《自序》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这部儒教史，是弄清传统文化本貌的努力之一。而这部书的使命，也仅仅到弄清本貌为止。至于人们怎样对待它，在现实中对它作何种应用，则是当事者的事情。”

虽然不是很明白李申先生的“当事者”具体指什么人，我想应该包括儒教之信徒。或许，作为“当事者”，我不应该对这次“儒教”问题的讨论有所介入。只是，我实在不愿意一次如此有意义的讨论流于空疏、琐碎，不免以一个现代儒教信徒的身份谈一点儿自己的体会、感受。需要声明，我不是“学”者，也不治“学”，在这场本来是“学”理基础上的讨论我不具有更多的发言权，我希望更多地去从“教”义上谈，有涉及“学”理而挂一漏万之处，尚请诸位先生能够指教。

就我获悉的信息讲，李申先生是一个儒教的批判者，前面我提到的是“历史性”批判，在这里不加“历史性”也可。因为在李申先生的观点里，儒教本身是一个已死的宗教，或者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的宗教，儒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来讲，“儒教”的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政教合一”的，我想这一点也是李申先生的一个重要立论基础。当然是否仅仅有“政教合一”的内涵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想对这个问题，李申先生应该有他的看法，虽然没有见到李先生的相关文字，但希望李先生有以教我。回到“政教合一”的问题上来，我认为李申先生的批判远远不是过分了。

启蒙问题一直是近年来中国人关注的焦点，人们在大谈以理性精神觉醒为核心的启蒙心态的同时，苦苦挣扎于启蒙与我们的传统之间。启蒙的理性主义恰恰是针对宗教的蒙昧主义来讲的，但是，人们显然忽视了启蒙的一个形式化的简单的东西，西方之启蒙的重要表现形式即政教分离，而不是用理性摧毁了宗教、摧毁了信仰。甚至可以这样去讲，启蒙反而使宗教更成为恰如其分的宗教，人们只是把本应属于自己的世俗的权力收归己有——无论世俗、无论宗教，各有其不可僭越的权限。

历史地讲，东方也好，西方也好，政教合一是任何一个大的宗教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阶段。当然，政教合一的儒教持续的历史时间是过长了，这里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有儒教自身学理的原因，也有外在的一些因素，需要进一步探究。与西方的启蒙不同，儒教的政教合一的终结起源于一场革命——辛亥革命，这场革命击碎的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外壳，同时也击碎了看似与这个专制主义外壳紧紧粘在一起的儒教（而启蒙促使基督教走上宗教改革的正途）。这时候，本来是儒教自身正本清源的一个良好发展时机，可惜这个大好时机却被儒教人士白白错过了，在一次次地呐喊以儒教为国教中一次次遭到重创，而复辟者们也打着儒教的旗号演出一幕幕闹剧。“孔教学院”的陈焕章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后来，陈焕章先生随“孔教学院”偏居香港之一隅，成为香港六大宗教之一，在另外的一种意义上实现了儒教的政教分离。

然而，孔教学院毕竟离开了儒教赖以生存的大土壤，如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儒教的根毕竟在中国大陆。写到这里，诸君或以为我在无的放失，大陆几十年的情况——特别是“文革”——似乎已摧毁了一切传统赖以生存的空气。甚至，我之自称“儒教徒”，也有人以为在妄谈。老实讲，我出生在一个儒教家庭，父母并不是受过太多教育的知识分子——一个工人，一个家庭妇女——他们都是成人后从农村迁移到一个小的城镇里的。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我从小耳濡目染地接受了儒教的情感教育。虽然，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是不自觉的，他们对自己心目中信念、信仰甚至无处放置。但是在我现在看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虔诚的儒教徒。

这种儒教的情感教育更多地体现在传统的节日里，比如春节、中秋、清明，虽然其间的仪节、仪式甚至是残缺不全或无所适从的（我们那里是一个各地移民组成的小城镇，礼俗差别比较大）。但就是在这样的残缺的仪节、仪式中体验到一种敬、穆。这样的情感教育也同样体现在老一辈人们的葬礼中，亲戚朋友的婚礼中，日常生活的待人接物中。从种种的情感教育与体验里，不知不觉知道了人生的庄重，懂得了人所需担荷的责任甚或使命。

可以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在我很小的时候，可能是我记忆中的最早的节日，是一个中秋节。其间的前前后后都忘记了，只是记得这样的一个场景：晚上月亮升起来了，妈妈在窗前的桌子上的盘子里摆满了月饼、水果，我从外边玩耍回来，看到平时少见的这些好吃的，高兴着就想着吃，妈很祥和地对我讲：“嗨，等月亮吃过了再吃。”虽然对这句话的意义当时似乎一知半解，但是从妈的神情中能够读取到什么。我没有哭也没有闹，就那么安静地坐在炕沿上等着月亮照到窗前的桌子上。澄澈的月光照临那里的时候，孩童的心里竟有一线澄明，仍然安静地坐在那里，凝望月光，一时竟忘记了去取得那些已经可以属于自己的好吃的了。

我如今年届而立，属于“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相信我的家庭在中国、在现代中国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可以讲，在现代中国，儒教的奉行者占十几亿人的大多数。但是，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信仰的自觉问题。这大多数的儒教价值观奉行者与在儒教中获取终极关怀的精神寄托的人们并不自觉其为儒教的信奉者。自觉与不自觉，意义绝对不同。所以，在发生一些现实生活与儒教价值观或终极关怀格格不入的时候，人们往往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精神依托或诉求。在此情境下，又缺乏正确的精神引导或疏导，很容易发生信念、信仰的动摇，如今，淫祀乃至邪教风行，不能不说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有一点需特别强调，此“教”非如杨子彬先生所言“神道设教”的“教”——是为愚蒙的百姓而设的，而是对人的普遍的终极关怀的诉求的回应（这正是宗教的根本特征）。这种诉求，在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那里同样强烈。同时需指出，儒教所尊崇者——是否可称为“神”或“上帝”则另当别论——是“天”，而不是孔子。孔子是儒教之自觉、也是开启儒教之“学”理上的反思的第一人。从前一个意义上讲，孔子是“圣”——“教”之圣；从后一个意义上讲，孔子是“师”——“学”之师。而历代的儒家先贤们也都继承了孔子的路径，只是或偏于“教”，或偏于“学”，但绝没有因此而废彼。即使以儒学历史上号称“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而言，在学理上讲了很多，但他的“教”的意识不比任何人弱。

从“教”上讲，儒教徒对“天”的个人体验、证悟可以是不同的；从“学”上讲，儒者对“天”的诠释在不同时期、不同学派、甚至不同的学者讲来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最终都归宗于“天”，这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即便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熊十力、牟宗三、唐君毅诸先生也不例外。我们今天讨论儒教，可以从个人的体验、证悟中去体贴“天意”、“天地之心”、“天地之情”，也可以从“学”理上去探讨“天理”、“天道”，也可以在实践中“参赞天地之化育”、“为天地立心”，讲法可以各不相同，但于教无碍也，而且是一桩好事，这就是“万紫千红总是春”。

在我们国家的当前，宗教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而儒教作为我们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流宗教在人们的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当这种信仰得不到正确的引导、疏导时，其后果可以想见。自改革开放人们的观念更新的80年代以来，任继愈先生就提出了“儒教是教”说，同时对传统的与封建专制联系在一起的“政教合一”的儒教作了正本清源的批判工作。如今，李申先生申布任继愈先生旧说，积二十年之学力与思考，推出洋洋百万言巨著，进一步在学理上论证“儒教是教”，并把对“政教合一”的儒教批判工作全面展开，实属功德无量。二先生皆非以儒者自居者，所作工作无论于“学”上讲，还是从“教”上讲，可以说居功至伟。李申先生并言：“既然承认孔教是教，也就必须给孔教以信仰自由”（《儒教研究史料补》，《儒教问题争论集》，46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这句话虽然是针对民国初年讲的，在将宗教信仰自由写入宪法的我们现在更不待言。当然，此“儒教”是政教分离的儒教，而不是被奉为“国教”的儒教（或孔教）。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李申先生在《中国儒教史》自序中的一段话：“这部儒教史，是弄清传统文化本貌的努力之一。而这部书的使命，也仅仅到弄清本貌为止。至于人们怎样对待它，在现实中对它作何种应用，则是当事者的事情。”我想，陈咏明、王健、鞠曦诸先生之所以对李申先生此文有如此大的反响，以至“鸣鼓攻之”，我想正是因为诸位先生是李先生所言的“当事者”的缘故吧。可惜，当事者却没有局外人清醒的头脑，别人为自己挖除伤口的毒瘤，反而只知道疼痛，不知恰恰助伤口之愈合也。

“修辞立其诚”，正我辈今日事也。

最后，对时下讲儒教需注意的几点提出我的看法。其一，政教分离。不要寄希望于通过任何政治力量恢复儒教。李申先生在《中国儒教史》一书中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历史性的总结与经验。否则，于儒教是一种灾难，于我们国家、民族也同样是一场灾难。其二，与政教分离相联系，超脱世俗。有朋友闲聊问我，你们今日讲儒教，究竟有什么用呢？斩钉截铁地回答：无“用”。所谓“用”，是指对当下现实提供某种有用的资源。这一点不是“教”所关心的事儿，也不是“教”能够有所作为的。这里有一个问题，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在“学”理的意义上给人们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西方的新教伦理究竟在资本主义制度方面起到了怎样的当下的、直接的作用，这一点是可以商榷的。从另一方面看，西方的宗教改革更是在时势的情景下，对“教”自身所做的调整，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建设有何影响，那是后来的事。就我们现在讲，儒教对我们目前的经济、制度乃至社会公德的建设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意义。其三，保持清醒的头脑，延续自孔子始的教、学两行，信、思相随，情、理交融的路向。即便是或许事实上儒教的民众基础没有我们以上估计的乐观，但充分给予、并尊重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我们也可以承受来自无终极关怀诉求（这一点需打上问号？）而有顽强的科学主义头脑的人们的任何批判——但这种批判须有的放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