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詠明

见王志远先生所发《中国宗教改革刍议》，不能不令人拍案而起。其文名为宗教改革，实是想竭力推广佛教，全盘佛化，让中华民族改宗释教，将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灭绝弃尽，以达亡国灭种之目的。而且据我考证，此“刍”字之解乃属硬伤，绝非王志远所谓“老百姓”之义，而是“草料”之义。《周礼·地官·充人》注：“养牛羊曰刍”。

王志远在文中根本不讲学理，俨然以一个宗教事务管理者或党和国家的政策代言人的身份，宣布合法存在的只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而儒教“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假借马列和政府之名，明确取消了儒学存在的合法性。

据我所知，除了任继愈、李申等少数几位名为研究儒学的专家把儒学定性为宗教，宣布其死亡之外，政府似乎并未明令取缔儒学、焚毁诗书。既然王志远摆出一副很懂国家政策的样子，就请拿出依据，昭告天下，咸使闻知。

很可能王志远的依据就是看宗教局所管理的宗教团体名单中，儒教不在其列，于是以此为准。但儒教自古代即正朔所在，本非宗教，无意与释教争宠，亦不屑“教”。

王文说可与议宗教的有三种人，最上是管理宗教的政府官员，其次是宗教神职人员和信徒，最下是学者。又说：“光沪兄和我同属于第三种人，这一点大约可以无诤。”我认为在这一点上很有“诤”，志远何必自谦为“学者”？其出语口气，应属官员；其谦卑态度，又在神职之上，按自己的话说可谓“不着两边”，但虽低于最上，却又高于下面两层，堪可自豪，这才摆正位置。我没看过光沪兄的《论纲》，通过志远的批判才知其论不忘“儒释道”，而以儒为先。过去怨光沪兄对儒教缺乏深入了解，偏重提倡基督教，现在才知光沪兄有真性情真血气，非数典忘祖之人。书生之气为本分，“书生之论”亦可论。

儒学所以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成为民族精神的代表，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最早保存、整理、掌握了最初的文化资源。《五经》是上古文化资源集大成者，经儒家整理后，成为整个民族的文化遗产，非独儒家一家所有。汉语言文字的总结与发展，儒家作出的贡献也最为突出。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或中国猿人时期或外国人学汉语的另当别论，今天，举凡说中国话的人都浸透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感觉、意识、情感、经验，处处都与儒家血脉相关，怎么能够说“只留下点所谓本原性的集体无意识”？

一个民族如果能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纵使亡国，亦不会亡种；如果丢掉传统，亡国亡种将旋踵而至。《刍议》说：

近百年来，前半个世纪是军阀混战，外族入侵，人民革命，无论哪一种宗教，都不占有绝对优势。原因很简单，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救亡图存才是真理。在强敌面前，请什么神，念什么经都不灵。

这说得一点不错。所有的宗教都不灵，但儒学却存在，它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成为抵抗外族入侵的精神支柱。救亡图存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毛泽东等等，哪一个不是从小就浸渍在儒学教化中？“在这种激烈动荡的岁月里”，总有孩子或青年要读书，其中儒学仍是学习的重要部分。

儒学不但存在于动荡岁月中，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大陆。中小学的课本里，都有古代的诗词文章，多出自儒家之手。即使在极左年代中，在穷街陋巷、穷乡僻壤，大人们也断续地教孩子们读一些唐诗宋词，其中皆含有儒家精神。改革开放后更不用说了，古诗文在教科书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问问中小学生，谁不能背几段古诗文，谁不知孔子、岳飞、文天祥？这如何能说儒学“基本上已消亡”、“已死去”？“经国家认可”的中小学课本中，为什么偏选“已死的”儒家经书，怎不选载不死的佛教经文？

对中国而言，无论是“使一个民族成其为人群”，还是“使一个人群成其为民族”，都只能是儒学教化，不可能是阿弥陀佛。

王志远断言儒教不能“复萌”。但儒教非宗教，主要表现为一种社会道德，其修齐治平、礼义廉耻等精神，如春风化雨，自在人心。本即不灭，亦无需像宗教那样希图复萌。《刍议》作了一个统计，说全国有5800万党员，有一亿以上宗教信徒。于是很精确地进行算计：

也就是说，一亿人是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的。于是，在这5800万和一亿之间，还有近11亿的庞大人群。也就是说，在中国，有一个游离于共产主义信仰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庞大人群客观存在着。这个庞大人群在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同时也受到各种传统道德观念、各种宗教信念影响。但也有很大比例的人们是“什么也不信”或者“只信钱”。宗教之适应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社会，恰恰要在这个人群中得到体现。

那么，对于言必称马列，口不离政治的王志远先生，为什么不想办法让这些人相信共产主义，而绞尽脑汁地要把这么庞大的数目引导到宗教方面去呢？意欲何为？既然讲政治，那就讲到底。为什么有一亿人“必须以宗教信念去引导”？为什么就不能转变？而且这个引导还是很有方向性的，别的宗教都不行了，只能转向佛教。因为：

就生命力和信众及中国化程度而言，在中国最强的还是佛教。汉传、藏传、南传三系佛教，是中国一亿多信教人口中大部分人的崇仰对象。

有这一亿多人作为基础，王志远所理想的中国“全盘佛化”、以教立国确实就很容易实现了。说到这里，我要强调，李申、何光沪等先生认为儒教是古代中国的正统宗教、儒教与其它宗教一样具有排他性的结论必是错了。如果儒教真是宗教，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和王志远所提供的现实就无法解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而视佛教坐大放任不管？尽管古人也有些歧视异族或异教的倾向，提出“霜露所均，不育异类；姬汉旧邦，无取杂种”等说法，但儒学毕竟是一个宽容的人文系统，以泱泱大国之风消融了一切排外和排他性。

也正是由于这种宽容性，王志远的独尊佛教、以佛立国之美梦注定不能实现。

这里是儒教是教非教的论坛，王志远在这里发表文章，除了兜售私货之外，还意在攘斥儒教。但不敢堂堂对阵，而采用偷施冷箭的手法。其中说：

毛泽东就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更确切地讲，与宗教更密切一点的，是人要有心灵，譬如良心、良知、恻隐之心、悲悯之心。失去了这些，照孟子的话说，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

先用毛泽东之言作盾牌，暗器后发。首先，王志远认为自己比毛泽东“更确切”，我则以为不然，毛主席的“精神”不可能确切到宗教上去。此属于肆意歪曲。

其次，提出所谓“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说明志远既不懂儒教，也不懂佛教。良心良知之说，皆出自儒教，远在佛教传入之前即已由儒家提出。而佛教无此等概念。佛教所谓“心”，或别而为八识，或离而为四蕴；“心王”、“心所”，生起我、法，造作贪、瞋、痴、慢诸烦恼，绝非良心。与良心良知恻隐之心等略相似者，名为“佛性”、“真如”、“如来藏”、“自性清静心”等，但两者仍有很大差别。大谈佛教而不懂佛教者，非弘教者，吃教者也。

再次，孟子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肯定人性与动物既有相异也有不异的部分，符合客观事实，这里讨不得什么便宜去。因为要是断章取义的话，按照佛教的六道轮回之理， 索性人与畜牲的本质全同，并无“几稀”之异。“狗子有佛性也无”所以成为禅门的著名公案，就是因为和尚既想说人与狗有区别，又绝不敢说人与狗有区别。难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我这里虽不管宗教改革的事，但旁观者清。只观《刍议》一文，就知王志远落于下乘。其中说：

光沪兄对改革做了一个小结：“扬弃三教中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此话没有错，但具体落实下来，仅从上述的“三而”来看，就出现了问题，起码可以说是将儒、释、道的最基本的宗教特征去掉，留下的都是非宗教化的倾向。如果结合他紧接着提出的（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三化”改革来看，还有什么宗教可言呢？

此处所引光沪之说一点没错。从佛教本身而言，海内外皆走人间佛教、入世佛教的道路。不用王志远这样的大师出山去改革，佛教界就已经这样自觉实行了。跟上时代或与时俱进，是所有宗教自觉认识到的发展的方向。不这样走该怎样走？看看王志远的高见：

要在大量吸收人文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信仰，要以信仰去激活建立人间净土思想在社会中的推广应用，以出世精神成就入世事业。在保持佛教基本要素的前提下，使佛学重返人间、贴近社会、服务人生。这需要一整套新的理论准备。但是，对于佛教界来说，学术化不能与信仰冲突，否则就失去了宗教精神。

既然反对人家的“三化”，又有什么具体措施实现抽象的“贴近社会、服务人生”呢？知道信众中“大部分诚信有余．知解不足”，那就是迷信！如何“教育和提高”？而且根本不懂宗教史。宗教的发展和进步，首在科学、即自然科学的推动，而“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之影响尚在其次。竟说“使佛学重返人间”，不通之至。好像古代的佛学倒在人间，科学发展后的佛学倒离开人间了。话说得腻腻歪歪、吞吞吐吐的，一方面高喊马列，一方面又要建立“人间净土”和“宗教精神”，反对民间化、学术化、入世化，其实质就是要保存“一切过时、粗俗、低级、迷信、自我中心和偶像崇拜式的消极因素。”

这个《刍议》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反历史、反现代的”亡国灭种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