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

按：本文原载“学术批评网”，今经作者李申先生同意，转发于此。

（一）

韩星先生《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一》一文，初发于www.confucius2000.com[注1]，现在又发于学术批评网[注2]。对于研究儒教、又是受批者的我，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因为它等于又开辟了一个争论儒教问题的场所。遗憾的仅仅是，在一个新地方，韩星先生未能有新的主张出来。

此文之前，韩星先生在www.confucius2000.com上已经发表了不只一篇论文，参与有关《中国儒教史》的讨论。我清楚记得韩星先生首篇论文的主张，是说你们争个什么，争得清楚吗？既然争不清楚，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争。然而后来，韩星先生则以超常的积极性参加了争论。并且说要发表系列论文，像恩格斯批杜林，或者像我们曾经发表的“九评”那样，对《中国儒教史》进行系列批评。看到这个消息和《评……全面胜利说》一文，我是高兴的，于是写了篇短文进行回应（见附录）。

韩星先生对鄙人的回应马上作出回应，篇幅比鄙人的回应要长。记得最清楚的有以下两点：一是说我韩星发了好几篇文章，你李申都不理不睬，现在终于说话了，对于我这小人物如何如何。二是说你李申就是有“最重要的创新学说”，为什么不敢承认，是不是心中有什么难言之隐？现在这文章应该还在www.confucius2000.com上。

对于第一点，当时我不想解释。对于第二点，我则无言以对。所谓“难言之隐”，翻译成过去的语言，就是“不可告人之目的”。我经过那个追查“不可告人之目的”的时代，知道在这种追查面前，被追查者说什么都是白费，最好是闭口不言，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我也就不再回应，任韩星先生在那里说我是牛即牛，是马即马了。

现在韩星先生又把战场引向了学术批评网，不管韩星先生有没有新的内容，我是该讲一点新的东西了。我要讲一讲我为什么长期不回应韩星先生，并且至今对有些文章也仍然不加回应。

其原因不是因为韩星先生所说什么大人物、小人物的问题。而是在我看来，儒教是教非教，以及关于《中国儒教史》优劣之争，是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我希望应该首先由专业人员加以争论，否则有害无益。这些年来，全国突然涌现出许多“周易专家”，就是一个教训。我不希望关于儒教这件事又出现许多“儒教专家”或“儒学专家”来。其次，我回应韩星先生，是因为韩星先生是专业内人。回应较迟，是因为韩星先生文中没有新的内容。关心此事的人都知道，关于儒教是教非教之争，已经进行二十余年。这些争论的主要文章，业已汇集成册出版。当年参加争论而持反对立场的有冯友兰先生，有张岱年先生，有李锦全先生等老一代学者，也有当时还算年轻的如崔大华、林金水等先生。韩星先生讲儒教非教，没有超出上述先生们谈论的水平。后来就见到韩星先生所发《评……全面胜利说》一文。我之所以要对这篇文章作出回应，实在是出于本能的习惯。第一，我欢迎韩星先生现在目标明确的就我的书发表评论。第二，我希望韩星先生在评论时，能够尽量使自己的引证确切，论述周延。比如应该如何理解“全面胜利”。这中间，大约也有自以为大韩星先生几岁，就倚老卖老的性质。

现在我还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是不是“全面胜利”，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不过在我看来，在韩星先生不只一次提到的激烈争论中，这实在是一个太小太小的问题。儒教是不是宗教，才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中国儒教史》费数年之功，化国家数万之款，以百余万字的篇幅所要证明的问题。这才是韩星先生所要极力加以批驳的问题。为了把这一争论引向深入，我把自己在《中国儒教史》中述及的基本问题归结如下：

1．儒经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对于儒者来说，它们是永恒（经、常）的、不可改变的真理，因而是他们坚信不移的。

2．儒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就是儒者们的基本信仰。

3．儒者们的重要事业，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

4．中国古代国家是政教一体的国家，从独尊儒术开始后不久，中国古代国家的官吏主要是由儒者担任的。

所以，儒教是宗教，中国古代不是“非宗教国”。

这些观点，不，应该说是历史事实，是过去少人注意的。现在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中，大多数仍然是少加注意的。至今仍然为传统文化学界所熟悉的观点仍然是：儒经是当时的历史文献，孔子对鬼神“敬而远之”，此后古代宗教就没有了，而儒者们大都是无神论者，云云。我自以为熟悉这些观点不亚于韩星先生，而我的主张，则是反对上述观点的。并且认为，我既然敢于冒天下大不韪，就有比传统观点更加充分的根据。韩星先生如果还是用那些自梁启超、陈独秀先生以来的传统观点，是难以驳倒鄙人的。鄙人真诚希望韩星先生能有更加充分的准备来批驳鄙人，以期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在写作此文时，鄙人也注意到韩星先生对张荣明先生的批评[注3]。张荣明先生为拙著写了一篇书评，在韩星先生看来，是不可容忍的。韩星先生还教导张荣明，说儒学研究界“大家都认为”，只有从哲学，而不是从宗教研究儒学，才能如何如何。说儒教是宗教，就是和整个儒学研究界对立，甚至是否定传统文化，是有宗教虔诚、搞神权崇拜云云。然而，儒教是不是宗教呢？如果儒教不是宗教，那么一切儒教是教说的言论也就是荒言诞语，不值一驳。如果儒教是宗教，那么，对张荣明的一切教导都无济于事。正如虽然人们自己可以不承认哥白尼学说，甚至可以迫使伽利略低头，但地球仍然在转。

在韩星先生对张荣明的教导中，和他评论“全面胜利”说一样，有许多似是而非、令人难以苟同的立足点。比如说，儒学研究界“大家都认为”。是不是如此且不论，把“都认为”作为评价学术是非的标准，实在是不可取。学术争论又不是打架，要靠人多势众。实在说，科学的每一步发展，几乎都是从反对“都认为”开始的。

又比如，韩星先生说：

“如果《中国儒教史》真的通过‘对于儒学研究’的‘拓展’，‘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那一定会‘推动学术的进步’，而不会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详见www.confucius2000.com上的许多文章，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能够公开站出来批评的目前还不多，但私下的公论时常听到）。”

这也是一条很奇怪的逻辑。难道遭到“强烈批评”就是不正确的标志吗？有那一种新学说未曾遭到强烈批评呢？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哪一种不曾遭到强烈批评呢？而且至今，进化论等仍然在遭受某些人的强烈批评。难道这是评价它们是非的标准吗？

再说，《中国儒教史》得到的，仅仅是“学术界的强烈批评”吗？就在韩星先生这句话的前头，就是一句高度赞扬拙著的话（见上引文）。关于这方面，鄙人不愿多说了。关心此事的韩星先生当会清楚。而之所以引发对拙著“强烈批评”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拙著得到了太多而且太高的赞扬。这一条，不知为什么韩星先生保持缄默。再说，有那么几个人批评，就等于“学术界”吗？而那几位的为学情况又如何呢？他们的批评，至今为止，有一条站得住脚吗？

还有所谓“私下的公论”。鄙人觉得这话似乎也难以成立。“私下的”怎能说是“公论”呢？

不过，既然韩星先生提到了“学术界”、“公论”，鄙人以为多少介绍一点韩星先生保持缄默的情况，也是必要的。

（三）

儒教是教说提出以后，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是无一人赞同。然而，作为立说者的任继愈先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先后表示赞同儒教是教说者，有何光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理室原主任，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赖永海（南京大学教授）、谢谦（四川省社科院？当时是副高职称）、李申等人。此后，儒教是教说的影响加快了速度。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副高以上职称的，赞同者近十位。九十年代末，曲阜师院教授苗润田先生撰文，批评儒教是教说，但苗教授在文中明确指出，儒教是教说已经形成了一个学派。

由一人坚持到形成学派，这本身也是学界对于儒教是教说的态度。

这一时期，有两件对于儒教研究比较重要的事。一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机构调整过程中，经过争论，保留了儒教研究室。一件是“中国儒教史”被立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这两件事，也应该被看作是学界对儒教是教说的一种态度。

在此期间，历史悠久的《文史哲》杂志开展了一次儒教问题笔谈。参加者有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张立文、郭齐勇，加上鄙人。可说是老中青都有。据杂志主编蔡德贵先生讲，转载或摘要报道笔谈内容的，有包括《光明日报》的十二家报刊，有不少是全文转载。参加者中，明确赞成儒教是教说的，除鄙人外，还有季羡林先生。唯一反对者，是蔡尚思先生。而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张岱年先生。张先生曾经撰文，批评儒教是教说。但这次先生不仅不再坚决反对，而且希望学界能宽容这样一种主张。我的硕士、博士论文答辩，都是张先生主持。看到先生主张的变化，我是感动的。

由于“中国儒教史”是国家重点项目，所以需要鉴定。在鉴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周桂钿先生在念完评语后表示：我过去不赞成儒教是教说，看了李申的书稿，我改变了主张，赞成儒教是教说。鉴定会上，对书的好评不少。但周桂钿先生的话，则使我特别地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中国儒教史》出版以后，首先得到的不是什么激烈批评，而是如刘大生先生所说，太多的好评。这些好评，我不想说了。然而使我特别感动的一件事，是去年七月二十八日，原来反对儒教是教说的蔡尚思先生特意投书《文汇报》，表示放弃原来主张，认为“还是任继愈同志”讲的对，赞成儒教是教说。所援引的根据，就是任继愈先生为拙著写的序言。

在我看来，坚持一种主张不容易，改变自己的主张去赞成或者容纳以前曾经反对的主张，更加不容易。所以我特别感动于季羡林、张岱年、周桂钿、蔡尚思等先生对待儒教是教说的态度。

像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周桂钿等先生，都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超重量级人物。那几位在www.confucius2000.com网上激烈批评《中国儒教史》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实在难以同日而语。用那几位去代表整个学术界，才实在是“不伦不类”。

季、蔡等先生的学术地位已经不是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也不认为他们就代表学界。在真理是非的问题上，每个人都永远只能代表个人。

时至今日，赞成儒教是教说的，在整个学术界，确实还是少数，甚至是极少数。然而，比起数年前屈指可数的三四位，现在可说是成十倍的增加了。而批评儒教是教说的声音，相对来说，也是成十倍地降低了。至于批评的质量，更是难以和当日比量。当日批评儒教说，是以冯友兰先生为首的传统文化研究中泰山北斗位格的人物，现在这几位批判者，又如何呢？

当然，这不是说地位低者就不能掌握真理。然而这个变化至少说明，学术界对待儒教是教说的态度，决不是如韩星先生所说的样子。

[注1]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plsxxkxqmsls.htm。

[注2]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325&type=1007。

[注3] 韩星：《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里程碑——〈中国儒教史〉批评之三》，

http://www.confucius2000.com/confucian/rujiao/fdzgwhdlcb.htm。

该文2002年7月15日在学术批评网-史学评论发表时，标题改为《关于〈中国儒教史〉——兼评张荣明先生〈儒教研究的里程碑〉》，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2309&type=1002。

附录：回应韩星先生《评李申先生的“西学、科学全面胜利”说》（原发于www.confucius2000.com）

李申

记得韩星先生说过，儒教是教非教是争不清楚的。现在，韩星先生也来参加这场争论，这是我十分高兴、也十分欢迎的。

韩星先生列举了一些事例，说明科学并未取得“全面胜利”。类似的材料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比如传统三教中，佛教、道教都依然存在。不过所谓“全面胜利”只是居于统治地位。从那时到现在，中国的情况如何，我想是无须争辩的。即如韩星先生此文，就不再援引六经之说、孔圣之言以为是非标准，就是科学全面胜利的证据之一。

另：一、拙著只是说“科玄论战”是“……标志”，而不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二、“标志”只是对该事件历史意义的认识，不是又有了什么“最重要的创新学说”。因为拙著是史，本非立说之书。

愿闻韩星先生更有高论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