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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与儒教是教说──应辨伪的问题

 

鞠曦

李申先生发表《再答韩星先生——关于儒教问题》[1](《再答》)以后,就有关对《中国儒教史》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问题,一些学者发表了看法。本文认为,有关问题是因《中国儒教史》而发,具有重要意义的批评是对其进行的结项鉴定,所以李申先生一而再的以此为证,申说学界的评价。我们知道,李申先生引证了两位学者的学术鉴定,即何光沪和周桂钿先生。关于何光沪先生对《中国儒教史》的“哥白尼革命”鉴定的辨伪工作,笔者在《“划时代的著作”的历史性反讽──兼论何光沪“返本开新宗教论”》中已经进行。所以,本文对周桂钿先生是否赞同“儒教是教说”的问题进行辨伪,兼论李申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的宗教化问题,进而对所谓《中国儒教史》的学术鉴定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一、问题

李申先生在《再答》中说,

由于“中国儒教史”是国家重点项目,所以需要鉴定。在鉴定会上,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周桂钿先生在念完评语后表示:我过去不赞成儒教是教说,看了李申的书稿,我改变了主张,赞成儒教是教说。鉴定会上,对书的好评不少。但周桂钿先生的话,则使我特别地高兴。因为这正是我所期望的。

有结项鉴定作为证据,李申因此能够说:

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周桂钿等先生,都是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超重量级人物。那几位在www.confucius2000.com网上激烈批评《中国儒教史》的人物,和他们相比,实在难以同日而语。用那几位去代表整个学术界,才实在是“不伦不类”。

对李申先生上论,论者发表了一些意见。韩星先生认为,“地位低者即使能够掌握真理,也不要轻易批评地位高者,等地位高了再来批评才是李申先生心目中‘应该’的学术批评的‘样子’。”[3]陈咏明先生对“李申先生“搬来几座泰山, 祭起北斗,把我们压得‘不伦不类’”却颇不以为然,认为“那全是障眼法,故不必按李申先生的指示,去学习看完《中国儒教史》就涕泗横流、痛改前非从不信儒教是教到狂信儒教是教诸如周桂钿蔡尚思们那副德性的榜样。”[3]

笔者认为,韩星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而是否“涕泗横流、痛改前非”相信了“儒教是教说”,不应仅凭李申的只言片语,应当进行学术考辨。具体而言,应当对李申所引证的这些“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甚至超重量级人物”,对其是否赞同“儒教是教说”,应进行一番辨伪工作。但是,虽然李申在《再答》中指证的能为其辨护的“重量级人物“和“超重量级人物”是季羡林、蔡尚思、张岱年、周桂钿先生,然而,根据《中国儒教史》的《后记》[4],上述人中, 参加鉴定会的只有周桂钿先生。所以,关于周桂钿先生是否赞同“儒教是教说”,才是要辨析的主要问题。所以,在李申没有提供有关鉴定会的证据之前,我们的工作,只能是利用手头上的资料,对周桂钿先生是否“赞成儒教是教说”进行辨析,以确证这一问题。

其中,应引起注意的问题是鉴定会的时间。李申提供的资料表明,“1996年,《儒教史》被批准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所资助的重点研究项目。1998年中,《儒教史》完成。全书分上下两卷,共约150万字,200幅图片,以翔实的资料为依据,描绘出中国儒教的基本面貌及其发展脉络。1999年,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5]我们知道,《中国儒教史》上下卷已经分别出版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2月。 由于《中国儒教史》完成于“1998年中”,所以根据出版周期,书稿应在1998年低、或1999年初交出版社。也就是说,《中国儒教史》的结项鉴定,最迟应在1998年底之前进行,所以,周桂钿先生“在鉴定会上”所说的“改变了主张,赞成儒教是教说”的时间当在1998年年底之前。

可是,周桂钿先生于鉴定会壹年之后、即2000年出版了《秦汉思想史》[6] ,书中阐述的学术思想表明,其并没有“改变主张”而“赞成儒教是教说”。所以,我们不得不怀疑,周桂钿先生是否说过“赞成儒教是教说”?即使说过,是否具有学术价值?而李申引证这句话是否就能证明《中国儒教史》的学术价值?显然,这些应当是辨析明确的问题。

 二、哲学还是宗教──关于“天人感应”

周桂钿先生的《秦汉思想史》,根据书名可知,主要是研究秦汉之际思想发展的理论著作。所以,只要把其中的主要思想和《中国儒教史》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即可实现本文的目的。限于篇幅,本文主要选择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进行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其它问题,存而不论。

我们看到,“天人感应说”是周桂钿先生非常重视的问题。他在《秦汉思想史》的“前言”中特别申明了这个问题:

我对王充与董仲舒的原来研究又有新的想法,于是又些了一些老问题的新文章。……所谓‘新的想法’,主要的有对董仲舒的哲学提出新的看法,认为他的哲学是以求善为主的政治哲学。他从社会实际出发,为了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采取了最适合当时实际的理论形式,来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从这些情况来看,他是实事求事的,“实事求事”应该是唯物主义最基本原则,这与现代人对他的哲学的评价很不一致。而且,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哲学家都被划入唯心主义的阵营,都是错误的。

周桂钿先生“对董仲舒的哲学提出新的看法”,所作的论证如下:

董仲舒是对皇帝讲天人感应的。现在我们分析起来,天人感应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说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从皇帝,这就是所谓“君权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为,这就是所谓“神道设教”。这两方面的意义,在董仲舒的以下两句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即:

 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

“屈民而伸君”是要人民服贴的作良民,不要造反,这对于稳定封建社会自然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皇帝胡作非为,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人民忍无可忍,还是要起来造反的。为了避免官逼民反,就必须首先限制皇帝的私欲,端正思想,治理天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只有皇帝“心正”,才能实现王道,皇帝上承天,下治民,是国家的关健所在,“国以君为主”(《春秋繁露·通国身》)。屈君伸天,就是用天的权威限制皇帝私欲,这样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对于巩固封建制度,对于封建统治者的长远利益,都是有好处的。[7]

显然,董仲舒为了“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而提出“天人感应说”,周桂钿先生由此推定其思想意义:

古今学者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产生、作用和历史意义都作了具体分析,不是采取简单否定的方法。他们没有把唯心主义和迷信思想看作仅仅是胡说八道的东西,而是把它看作是根据政治需要编撰出来的,从而可见,哲学家根据某种政治需要,或这为了论证某种政治观点,编撰出一种为某一种政治服务的哲学,这种哲学是政治的附庸。那么,这种哲学与这种政治是否有进步性方面则是统一的,也是就是说,如果政治是进步的,那么为它作论证的哲学就应该也具有进步性。[8]

周桂钿认为,由于“汉朝社会的各方面都比秦朝有很大的发展”,因此不应否定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即“作为汉朝统治思想的天人感应说的进步作用”。[9]所以,周桂钿对有关“天人感应”的学术研究,提出批评:

科学的评价一种哲学,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不能用我们今天的感情去代替历史的科学的分析。但是,现在许多哲学家一提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就痛骂其荒谬性、欺骗性,批其罪行,清其流毒,似乎应该彻底否定。[10]

以上表明,周桂钿先生是把“天人感应说”作为进步的唯物主义哲学而给以肯定的。现在,我们再分析《中国儒教史》是如何推定“天人感应说”的。

在《中国儒教史》中,李申避而不谈“天人感应说”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思想意义,对“天人感应说”作出宗教化的曲解。李申对“天人感应说”的宗教化,分三步完成,而且使用的是隐喻和类比的宗教学方法。第一步,李申把天人关系歪曲为神人关系。李申在引证了董仲舒的“臣谨按《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之后说:

“天人相与”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天人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古代全部社会生活中最高问题,也是儒教中的核心问题。天,是上帝,是至上神,因此天人关系问题也就是神人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也是一切宗教的最高和核心问题。[11]

第二步,李申把天心歪曲为上帝的仁爱之心。他说:

董仲舒说,由此可见,上帝乃是一个仁爱的上帝,这个上帝给了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天心,就是上帝之心,这里不是从人心而见天心,而是直接给出了“天心”的内容。天心,是一颗仁爱之心。只要不是太无道的情形,上帝都力求保全他。问题在于自己的努力。……这是天意的要求,也是求得天的谅解甚至取悦于天的基本条件。[12]

第三步,李申把仁义礼智歪曲为天道与人道、上帝与政教的统一。从而把“天人感应说”推定为:

这是一个全面的、政教一体的行动纲领,它指出了君主正心治国、以仁义礼智自律,以仁义礼智教化百性,都是合乎天意的行为,因而必将治好国家,受天之佑。董仲舒所说的人的行为,是个政教一体的行为;董仲舒眼里的世界,是个天人一体的世界。阴阳之道,是天道,也是人道。天道有阴有阳,但尚阳不尚阴;人道有德有刑,尚德不尚刑。天道是上帝之道,是上帝给人作的榜样,也是上帝对人的指示,所以人道应效法天道;人道的好坏,又能引起天道的反应,阴阳的变化。本天道办事,就阴阳协调,风雨及时;不本天道办事,就阴阳颠倒,天降灾异。……无论是天、是人,其行为规则都是一个,那就是尚阳不尚阴。所谓尚阳,就是行仁义礼智之道。上帝是行仁义礼智的上帝,天子是行仁义礼智的天子,所以这就是儒教,因为从神到人,都遵守着儒家的规范。[13]

李申由此推定了“儒教”:

对神灵的信仰是立教的基础,没有所信的神灵,也就没有教,而不论这神灵取什样的形式。对民众的教化,是人为宗教最重要的事务,也是人为宗教和原始的自然宗教的区别之一。没有对民众的教化,这个宗教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教化’这个概念,也是董仲舒最先提出,……所以我们认为,董仲舒是儒教的实际创始人,而孔孟乃是董仲舒的先驱。[14]

无需再论,《秦汉思想史》和《中国儒教史》的理论旨趣不但绝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怎么能说周桂钿“改变了主张”而“赞成了儒教是教说”呢?显然,周桂钿反对把“天人感应说”作为“荒谬性、欺骗性”所作的批评,显然包括对《中国儒教史》的批评,因为《中国儒教史》对“天人感应说”的宗教化,既是对“荒谬性、欺骗性”的“彻底”揭露,也是“彻底否定”。

 三、学术鉴定与国家学术工程

周桂钿先生在《秦汉思想史》的“后记”中说:“写这本书,再写这个后记,就算是对20世纪的体会总结”。因此“体会总结”自然包括他所参加过的《中国儒教史》结项鉴定会。他在“体会总结”中说:

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也过了“五十”,知道什么是‘天命’?还是不知道。在做人、做官和做学问上,应该说有一些体会,也许这就是“天命”。要不,为什么还要等到五十岁才“知天命”呢?做人和做学问大概比较一致,诚实是最重要的,古代叫做‘诚’或‘信’。无信不立,没有诚实,不能立身处世,也不能立言立德。……半个世纪的生活,体会到社会是极端复杂的,坚守自己的为人宗旨,也就能以不变应万变”[15]

如果我没理解错,周桂钿是把“诚”和“信”作为他“立身处世”和“立言立德”的基础,因此,作为“凝聚自己20年心血”的《秦汉思想史》,应当是他“立身处世”、“立言立德”的代表性作品。而《秦汉思想史》思想表明,他并没有赞同儒教是教说,根据本文的推论,李申所谓周桂钿先生“赞同儒教是教说”,是个已经辨伪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李申所说周桂钿先生“赞同儒教是教说”的学术根据究竟何在?

问题还在于,即使周桂钿先生说过“赞同儒教是教说”,也不能作为支持儒教是教说的有力证据。这与何光沪所赞颂的“哥白尼革命”一样,“儒教是教说”是否值得赞同,是否具有“哥白尼革命”的意义,重要的问题是看其是否具有社会科学的实践性作用。

作为一个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学术项目,其意味着国家需要这样的学术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运用于社会。而这一项目表明,不但花了国家不少的钱,而成果却是把儒教立为宗教。既然通过了学术鉴定,认定了这一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应根据鉴定,向国家提出关于正式管理儒教的“提案”,由国家设立“儒教管理局”,管理在李申看来那些民间的“儒教信仰”,而民间的迷信活动现正日益增长。可是,按宪法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时也必然允许人们信仰儒教,而这又与提出“儒教是教”的意愿相反。我们看到,确定儒教是宗教的学术成果已经是第四个年头了,国家并没有把儒教视为宗教而进行管理。所以,成果不被运用于社会,这样的成果有什么用呢?所以,“儒教是教说”表现出理论和实践的二律背反, 正反两方面都表明这样的学术研究是浪费国家资产,所以,“儒教是教说”不但是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豆腐渣学术,而且是个伪学术。

注 释

[1]载2002年7月20日 “学术批评网”。 2002年7月24日“孔子2000网”转载。

[2]韩星:《关于李申先生〈再答韩星先生——关于儒教问题〉一文的注释》。载

2002年7月23日“孔子2000网”。

[3]陈咏明:《真理未必皆宗教》。载2002年7月25日,“孔子2000网”。

[4] 李申在《后记》中说:“这部书是‘九五计划’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重点研究课题。结项时参与鉴定工作的有张立文先生,卓新平先生,何光沪先生,赵敦华先生,周桂细先生。他们不论是否同意我的学术观点,都能依照客观的学术标准,给我签署了同意结项的意见,这是我非常感激的。他们一面高度肯定了本书的成就,一面也指出了本书的不足”。《中国儒教史》下卷,第10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

[5] 李申:《二十年来的儒教研究》。 载《儒教问题争论集》。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版,第479页。

[6]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159页。

[8]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1页。

[9]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10]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11]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0页。

[12]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1页。

[13]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3-214页。

[14]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版,第214页。

[15]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80页。

200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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