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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教史》反思:中国文化宗教论
──兼与李申先生商榷


鞠 曦

(一)

李申先生的大作《中国儒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99年12月和2000年2月分两年以上、下两卷出版,我因此分两次从北京的万圣书园邮购了该书。拜读之后,深感其以任继愈先生的“儒教是教说”为立论基础、以宗教方法论对中国文化进行的解构,关系到中国文化研究的诸多重要问题。由于《中国儒教史》是国家级课题,其意义重大,不言自明。因此对其思想理路进行了哲学反思,从而又一次在中国哲学的史料角度温习了儒学的教化史,深化了对“儒教是教说”的认识。通过对《中国儒教史》的宗教方法论解读,我感到“儒教是教论”难以自圆其说,“儒教是教论”不能一以贯之儒学、儒学之教及中国文化,由此使我更加明确儒学及儒学之教不是宗教。这是我拜读《中国儒教史》之获益所在。

以儒学为内容进行的史学性研究,近年出版的大部头著作,以我所得,无过于由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中国儒学史》和李申先生的这部《中国儒教史》。《中国儒学史》的主编姜林祥先生在《后记》中说:“《中国儒学史》是一批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儒学的发源地、孔子故乡──曲阜的一批学者,付出三年多的艰辛,戮力协作的结果”。刘蔚华先生在为《中国儒学史》所写的《序言》中说:“这部近260万字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它是办学于孔子故乡的曲阜师范大学人文学者多年来研究的一项颇有分量的成果,也是该校专门从事儒学研究的孔子文化学院向学界汇报其学术成就的代表作。——我深信儒家学说凭借其自身蕴含于深层的智慧与理性,一定会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由于《中国儒学史》早于《中国儒教史》出版,所以,刘蔚华先生所论尚可自恰,但是,《中国儒教史》的出版,刘蔚华先生的“颇有分量”之论和“儒家学说”具有“深层的智慧与理性”、能“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建设作出贡献”就将要被彻底否定了。因为,《中国儒学史》是集多位学者之力,而《中国儒教史》却是靠一人之力,我不能不由此感叹李申先生的深厚学力。更重要的是,按照《中国儒教史》的立论,不但要改写中国的儒学史,也要全面改写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史。

正因如此,虽然《中国儒学史》和《中国儒教史》的思想理路绝然不同,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的宗教方法论却可以推定《中国儒学史》的思想理路。他在《序言》中说:

在清朝灭亡之后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中,陈独秀等人力倡儒教非教说,为新派学者所接受,遂成为关于中国古代文化性质的定论。从那时到现在,一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几乎都在这个基础上立论,并由此导至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李申:《中国儒教史》上卷《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以下凡引该书,只注卷、页。)

这就是说,按李申先生的逻辑推定,应把“宗教”做为本体论,把儒学研究以“儒教非教说”和“儒教是教说”作为判据,《中国儒学史》的思想显然是“儒教非教说”。因为“陈独秀等人力倡儒教非教说”,“从那时到现在,一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几乎都在这个基础上立论,并由此导至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所以,《中国儒教史》以“儒教是教说”立论,不但与《中国儒学史》的思想理路具有不同的本质,而且与“一切关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著作”具有不同的本质,或许在这一意义上把《中国儒教史》称为“名山事业”,则更为准确[1]。因为“过去的传统文化研究是以儒教非教立论,而本书是以儒教是教立论”(《自序》),由此导至的将不再产生“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由此将开创的不再是以儒学治史,而是以宗教治史的中国文化史研究。虽然能否由此就可以不再“导至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尚有待历史定论,但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我认为《中国儒教史》不但不能不再“导至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而其正是新的一种“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论说。也就是说,《中国儒教史》又在“关于中国文化、关于中西文化异同的种种论说”中又增加了一种。

把《中国儒教史》称为开山事业,也不过誉。尽管李申先生在《后记》中说:“就这部书而言,虽然著者是我,但建立儒教是教说的,则是任继愈先生”。但是,就任继愈先生为之所《序》:“这部书稿为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打开了一堵墙。这堵墙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挡住了我们的视野”、“李申同志好学深思,研究儒教有年。他这部书稿的出版,必将为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可知,因为《中国儒教史》是对中国文化研究“打开了一堵墙”、“提供一条新思路”,所以,李申先生的“就这部书而言,虽然著者是我,但建立儒教是教说的,则是任继愈先生”,乃是谦恭之言。因为《中国儒教史》是“一条新思路”,其开以宗教方法论解构中国文化之先河,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所具开山之功,是不容置疑的。

(二)

《中国儒教史》表明,其思路清楚,主线分明,以宗教为方法论对史料进行解构,把中国文化歪曲为宗教化的历史进路,从而为“中国文化宗教论”开创了历史的和逻辑的思想理路。

李申先生在《序言》中阐述了其书的主体思想。《序言》虽然文字不多,但因其纲领全书,完全能以此推定其内化的“中国文化宗教论”的思想理路。至于“中国文化宗教论”的内容和形式,因为是在《中国儒教史》全书中展开的,所以,按照其书的逻辑进路,先把《序言》中的思想理路外化出来,作为我们批判反思的纲领,显然是必要的。对于“中国文化宗教论”内容和形式的反思,就不是本文的任务,需另文进行了。

李申先生在《序言》中说:

《中国儒教史》,就是笔者对儒教、也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所作的描绘,……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个整体,有统有宗,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儒教,不仅总统着一切方面,而且把它的精神贯彻到这各个方面之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其他一切文化建树,都须以儒教精神为出发点,也以儒教精神为归宿。儒教,就像一棵大树的主干,其他方面就像是枝叶花果。儒教主干一面生长着自己,一面也把营养汁液输送给枝叶花果;自然,一面也从枝叶花果那里接受滋养。因此,用任继愈先生的话说,不弄清儒教问题,其他问题就说不清楚。只有弄清了儒教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枝叶花果的时候,才好弄清其中所贯彻的精神,也才能正确确定儒教在中国古代文化这棵大树上的地位,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乃是古人的本来意识,准确地再现古人本来意识,乃是传统文化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

过去的传统文化研究是以儒教非教立论,而本书是以儒教是教立论,可以想见,几乎一切重大问题上,都可以碰到和传统见解的差异。

因此,在本书的《后记》中,他作出如下定论:

我可以更加坚定的说:只有承认儒教是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由上可知,李申之所以认为“儒教是教”,是因为“只有承认儒教是教,才能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正确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怎样的逻辑推定呢?是:由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乃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这个整体,有统有宗,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儒教,不仅总统着一切方面,而且把它的精神贯彻到这各个方面之中,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背景,其他一切文化建树,都须以儒教精神为出发点,也以儒教精神为归宿。”所以,“只有弄清了儒教问题,当我们在研究枝叶花果的时候,才好弄清其中所贯彻的精神,也才能正确确定儒教在中国古代文化这棵大树上的地位,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由于“儒教是宗教”(李申:“儒教是宗教”。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第362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11月第1版),因此“深刻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理解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宗教论”可以知矣!

我们也可以用《中国儒教史》中常用的计算机模型来说明“中国文化宗教论”的思想理路。这个计算机模型表明,李申先生的文辞架构是操作平台,在运行了“中国文化宗教论”的运算程序之后,计算出的结果都是一个;该程序功能强大,运行的硬件环境异常简单,对中国文化的解构无所不能。由于运行的硬件环境异常简单,甚至我们也可以试验运行。例如,在对鲁迅“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的文化性判释,运行了“儒教,就是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统和宗”、其它是“枝叶花果”的程序之后,在经过儒教对“道教根柢”的“统和宗”之后,算出的结果就改变了鲁迅的文化性判释,中国文化也就彻底的宗教化了。因此,以计算机的工作原理推定“中国文化宗教论”的程序设计,应称为“宗教化算法”。我们在今后对《中国儒教史》内容和形式的反思中,将会更加明确其“算法语言”。

以哲学反思言之,李申先生以其内化的“中国文化宗教论”思想理路,经过其宗教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宗教方法论的形式推定和宗教价值论的范畴推定,最终形成了解构中国文化的《中国儒教史》史学“巨著”。

中国文化在经过近、现代风雨漂摇历史动荡,最终由“西学东渐”步入“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文化的生机,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面临新的、艰难的选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成为迫在眉睫的学术课题,在这样的形势下,作为中国的学者,应当以怎样的思想理路推定中国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进路,已经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虽然李申先生的《中国儒教史》是国家社会科学资金资助的重点课题,但是,作为学术课题,却不能因受国家社会科学资金资助就能保证其正确性,正确性必须由严谨的学术架构和一以贯之的思想方法才能实现。

李申先生说:“任继愈先生重提儒教是教说。虽然这不过是恢复了悠久辽远的传统旧说,然而相对于近代传统,这却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种种问题”(《自序》)。《中国儒教史》为这“全新的视角”建构了宗教方法论,以这“全新”的宗教方法论解构中国文化。显然,其是否具有的正确性,不但需要从方法论上进行反思,还应从本体论、主体论及价值论的统一性上进行反思;不但推定其“全新的视角”、“新思路”的哲学意义,而且应从人类文化历史进路中反思《中国儒教史》的文化学、历史学及人类学意义。

就“儒教是教说”而论,因为《中国儒教史》为“儒教是教说”的“全新的视角”“打开了一堵墙”,从而“为中国宗教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条新思路”,所以,《中国儒教史》的宗教方法论及思想理路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种“儒教是教说”,其理论内涵已经具有了本质性不同。对中国文化而言,不可不谓事关重大。所以,由陈詠明先生“率陈愚管,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李申先生“把祖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糟蹋成这个样子”,从而把《中国儒教史》推定为“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由此引发了这场争论,乃是势在必行。然而,问题并不仅仅在于是否“糟蹋”了中国文化,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和以怎样的思想理路“糟蹋”了中国文化。所以,对《中国儒教史》及“儒教是教说”的学术反思应该深入到李申先生的宗教论上,推定其学术理论架构、和思想逻辑形式的基本问题,以其宗教方法论的思想架构为逻辑起点,进而对内化的“中国文化宗教论”思想理路展开反思,才能把批判引向深入。

(三)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近、现代思想理路表明,自“西学东渐”以来,逐步进入了以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的历史时期。先有中西体用之辨,又有之后的“科玄之争”。尤其“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空前的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史研究,开始了以西方哲学和科学解读中国文化的思想史进路。胡适肇始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架构解读中国文化,最终由冯友兰集大成。但是,哲学反思表明,这是一条走不通的理路。以西方的科学思想解读中国文化,“李约瑟问题”表明,这也是一条走不通的理路。其间虽有新儒学的开创,港台新儒学的发展,八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文化热,其中虽不乏建树,但却难能有超越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理路者。所以,一以贯之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需要重新建构,中国现代的思想文化史研究需要一个新的思想理路重新打通。所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李申先生经过数年研究,在师以“儒教是教说”的基础上,以宗教为方法论,以“中国文化宗教论”为思想理路,企图打通中国文化。以宗教为方法论能否打通中国文化是可以研究讨论的问题,但其结论却过于武断:“抛弃了对神意、圣意和经书的迷信,一切思想以是否科学评定优劣,一切判断以是否合乎科学来定其是非,这是儒教对中国社会二千年统治的真正结束,是中国社会真正的新生”(下卷,第1094页)。我们不仅要问,以“科学评定优劣”,以“科学来定其是非”,这可能吗?君不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家不是已经步入“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的历史进路了吗?所以,李申先生所谓“中国社会真正的新生”,是以宗教方法论解构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后,再把中国的现代文化推向“唯科学主义”的逻辑怪圈中,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真正的新生”不但不会到来,而且将使中国文化及社会步入更大的误区,最终将断送“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和“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

钱穆曾说:

十八世纪以下之西力东渐,实以商业兵戎为主,而文化学术为附,亦不能使中国人诚心乐就。合此两因,遂使近代中国人迷惘前却,走了一百年冤枉路,而仍未得东西文化第三度接触融和消化之益。(《华西大学华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41年6月〉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四卷第395-396页)

钱穆作这一推定,时在1941年6月,“一百年冤枉路”当为始于魏源的“以夷制夷”、经“中体西用”至“全盘西化”这一历史时期。在这之后,中国由“一百年怨枉路”进入了“五十年折腾期”。好不容易盼来了改革开放,我们可以真正的去思想中国的前途命运,因此,我们不仅要问,李申先生以宗教方法论歪曲中国文化,按照《中国儒教史》的思想理路,能够开始“中国社会的真正新生”从而避免中国不再步入“一百年冤枉路”或者“五十年折腾期”吗?我想,按照李申先生的提供的“中国文化宗教论”的思想理路,中国人必然拒斥育养自身的文化母体,再次步入“一百年冤枉路”或者“五十年折腾期”,将一定不可避免。

最后,我认为,陈詠明先生指出了《中国儒教史》“从宏观到微观方面都不顾大量反证的存在,甚至有意无意地曲解典籍,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或符合其错误论点。其治学态度相当浮躁武断,完全抛弃了科学理性的精神;治学方法可谓粗制滥造、游谈无根”[2]的问题,王健先生则相继指出了“立论者应该本着严肃性与科学性的学术态度,摆脱独断论的心态,使自己的思想观点建立在坚实的学理基础上”的问题,认为“要有中国人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关注中国现实的文化困境的前提下,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与世界性的学术思想的对话中,走出既有民族主体性又有普世性的中国人自己的文化之路”[3]。这些批判和建议都是非常中肯的,百益而无一害,即使“以吾一日长乎尔”[4],李申先生也是应该虚心接受的。

注 释

[1]、[2]:陈詠明:“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读《中国儒教史》上卷有感”。

[3]:王健:“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由《中国儒教史》想到的”。

[4]:李申:“‘豆腐渣、‘严谨学理’说及其相关问题——对王建、陈詠明联手推出的‘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双文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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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学术研究应有严谨的学理基础——由《中国儒教史》想到的(王健)

国家级的学术豆腐渣工程——读《中国儒教史》上卷有感(陈詠明)

《中国儒教史》(上、下卷)(李申著)目录(附任继愈先生序作者自序

2001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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