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詠明
在议论之前，我要声明自己发了热昏，竟不知今年何年，今夕何夕？朦胧中觉得应该是“新纪元”了。
好一番查找，找到一本书。里面记载张荣明先生说，是《中国儒教史》“开启了儒教研究的新纪元”，是儒教研究“新的里程碑”（《儒教研究的里程碑》，发表于中国儒教史二年，《孔子研究》1期）。里程碑不好算，现在学界的里程碑已经多如墓林了，不知该从哪里说起。幸“新纪元”尚有据可依。查《中国儒教史》为1999年十二月出版，按纪元法，即位次年为元年，则今年已至中国儒教史三年了。
在网上见到李申先生于儒教史三年7月20日的大作《再答韩星先生——关于儒教问题》。才知李申先生已搬来几座泰山，祭起北斗，把我们压得“不伦不类”，韩星先生还嗷嗷乱叫——“真是悔之晚矣！”
但我觉得那全是障眼法，故不必按李申先生的指示，去学习看完《中国儒教史》就涕泗横流、痛改前非从不信儒教是教到狂信儒教是教诸如周桂钿蔡尚思们那副德性的榜样。管他侪辈有何“位格”！既已“晚矣”，何必“悔之”。
反正我认为《中国儒教史》就是写得不怎么样。李申先生说：为了把这一争论引向深入，我把自己在《中国儒教史》中述及的基本问题归结如下：
1．儒经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对于儒者来说，它们是永恒（经、常）的、不可改变的真理，因而是他们坚信不移的。
2．儒经中的上帝鬼神信仰，就是儒者们的基本信仰。
3．儒者们的重要事业，从正心修身到治国平天下，都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进行的。
4．中国古代国家是政教一体的国家，从独尊儒术开始后不久，中国古代国家的官吏主要是由儒者担任的。
这是《中国儒教史》的骨架了。从第一条、最底层的基础来说，就说得糊涂。儒者认为儒经是不可改变的真理，这能说明什么，又和宗教有什么联系呢？我认为“地球是圆的”是真理，并坚信不移，由此就算成立了一个宗教吗？
与其他宗教比较，儒家没有把经书看得那么神秘。如佛教曾经有结集，坚信经是佛陀的话；道教说他们的经书都出自神仙之手；基督教说其教义来自上帝的启示，圣经是上帝和人类所定的盟约，都有至高无尚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儒家可不把经书看得有多么高不可攀，如何休《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解诂》：“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可证儒家清醒地认识到《诗经》是出自匹夫匹妇之口，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通过王者采风而得。又如《礼》，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八佾》）又说：“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子路》）可知《礼》就是历史文献，而且是根据文献不足就付诸阙如的求实精神整理而成的。五经中比较而言应算是最神秘的《易经》，儒家也认为是出自圣人而不是上帝之手。
儒家对经书的态度也有不同。奥古斯丁说：“读圣经的唯一目的就是热爱上帝”；孔子则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孔子教人读经，不是把目标放在宗教信仰上，而是放在经世致用和文化教育上。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当时可算是科学教育，而把经书当作科学教科书使用了。
诚然，如郭齐勇先生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宗教宣布过自己是不能够治国而只能是‘出世’的。”（《评李申著〈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史二年11月25日，孔子2000网）然而郭先生依据的是“海外新儒家”的标准，故认为“以‘出世’或‘入世’来划分教与非教，是有问题的。”从而得出“儒教是个‘入世’的宗教”的结论。但郭先生作学问的一贯路数，就是净顾了考虑怎样咽人余唾、把海外新儒家模仿得微妙微肖了，总忘记自己去看原著和动脑子。怎就不反过来想想：“迄今为止，有哪一个宗教宣布过自己是只能够治国而不能是‘出世’的”呢？我们居海内之“后新儒家”，则认为要是不以“出世”或“入世”来划分教与非教，“是有问题的”。
李申先生说儒者对儒经“坚信不移”，似是而非。孔子整理经书时，常考虑文献足与不足，不可谓之“坚信”。亚圣孟子亦常论诗书之不可信处。战国时儒者窜乱经籍，铁证如山。两汉古文家不信今文经，今文家不信古文经，直打到清末尚没个了断。这里不仅有解释义理的问题，还存在辨别真伪的问题。且各守家法，训释蜂起，各讲各的真理，“宁道周孔误，讳言服郑非”，移也终须移，信也如何信！后世“六经注我”，为儒者自觉意识；“六经皆史”，公然出儒者之口。这些现象说也说不完。理不定兮信不常，教兮教兮奈若何！
所列第2、3条不是事实。经书中属《尚书》讲“帝”最多，然从数量上计，讲“天”之处有过之而无不及。此书许多篇有原始资料的依据，但写定时大多在春秋战国，已经过改动。也有一些纯是伪造。从信仰而论，它反映出先秦时期从“帝”向“天”的转变之迹。至《易传》、《论语》、《孟子》等经，则基本只讲“天”，而极少说“上帝”了。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始，就开始排斥鬼神，推倒了上帝鬼神信仰。
“帝”与“天”是两个概念。如果这两个概念是全同的，儒家为什么不省些事，继续沿用上帝之名，偏要弃“帝”而取“天”？“帝”原为何义？“天”后从何来？上下未分，孰传道之？《中国儒教史》没有解决这些问题。有大量的反证证明“天非上帝”，不推翻这些经籍和著作中处处可见的反证，则“天即上帝”之论不立。故第2、3条只是作者一厢情愿而已。
前三条皆不立，最后第4 条就毫无意义，不知其可也。
我见网上韩星先生对李申《再答》一文的注释，真感到其年青无知，不可救药。不禁也油然而生“倚老卖老”之意，要对韩星先生再施以教训。你以为这样不思悔改，书生意气，回去熬个20年、30年，“位格”就能提高了且还能“再见”？笑话！熬到下辈子也不成。放着现成的榜样不知学习，难怪孔子有时也不耐烦地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再告）也。”其实很简单，以后哭着闹着追着“位格”高的、重量级的人物去写书评。但要从“酷评”（郭齐勇、张荣明先生语）改为“酷赞”、“狠夸”、“毒捧”（学郭、张二先生造词法），山大说山，海大说海，往死里招呼决不留情，管他今后摔成肉泥或筋骨寸断呢！这样二三年必有所成，文也可发书也可出，不吃肉重量也增加。
此为真理，但也是宗教，应坚信不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