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申教授：
看到你在《中国儒教史遭控周年祭――对于一段学术史的纪念和资料的补充》一文中声称我以你的“儒教是教说为理论基础和出发点”，向社科院申请重大课题，大感惶恐。不作回应吧，难免被人指为傲慢，欲待回应，又觉得这种话题实在很无聊。两难。
傲慢就傲慢罢，总比找一件无聊的事情来做要好些。可你在这件事情上的兴致似乎很高，在与马西沙教授的对话中，再次提起。我再沉默，就有些不方便了，甚至有将责任推给马西沙教授的嫌疑。
说来惭愧，大作《中国儒教史》，至今未曾谋面。不读书之罪，我倒也还自知。只是其中有些原委，本不足道，但既然要开释不读书之罪，就不能不作交待。
多年前我读过你的《话说太极图》，才读到第四页，谈陈抟生平，其中赫然写道：“他曾写过一首诗：‘他年南面去，记得此山名’。诗中‘南面’二字，就是说要‘南面称王’。而且他的字是‘图南’，也说明他是要‘图谋南面称王’。”
还记得当时情形，先是一惊，随之一乐。说来不恭，当时确曾与人开过玩笑：如果李申写一篇“陈抟字图南序”之类的文字，非把陈抟老祖惊吓得昏睡过去七七四十九天不可。玩笑过去也就作罢，我不敢说你一定弄错了。根据你的学术主见，运用你挑选出来的材料，再按照你的思维逻辑，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很自然。所以你的断语下得极干脆，看不出丝毫忧疑。只是我的理解与你不同。我以为陈抟字图南，应当是典出《庄子·逍遥遊》，即所谓“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而后乃今将图南。”是个逍遥一世之上的意思，与称不称王、道不道霸什么的，没有关系。从那时起，虽然大叹你著述之丰，但一则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学术鉴别力，二则担心受不住你那种辞气坚挺、断语爽脆的文风诱惑，所以不敢再领教，只怕于自身学术无补。印象中，在协助陈鼓应教授编辑《道家文化研究》时，曾看过你一两篇文稿，除此之外，就只好说与宏论无缘了。
因为未曾读过《中国儒教史》，所以实在不敢攀附你的“理论”，并作为申请社科院重大课题的立论依据。所谓“基本采用了拙著‘儒教在1911年其主体部分已经解体’的观点”，不知从何说起。课题的名称叫做《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的文化战略研究》，我将课题的论证部分附在后面，请你再找找看，有没有你所需要的证据。
课题未获通过，原因是人事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这个意图申请的课题主持人还要清楚，因为从所里到院里的学术审查，你都参加了。然而你说，“由于项目未获通过，马教授手里也保存了一份，以便改进论证，再做申请。”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论证存在学术问题？但在所学术论证会上，我未听到你提出过任何学术问题。
这些话题，不知你是真的很感兴趣，愿意用些心思，还是为了证明些什么，不得不花心思，至于我，实在觉得是歪缠，无趣得紧。
你说我在一部道教专著中，大量涉及了儒家的政治学说，我也不知何所指。拙著中倒是有一本谈儒家的政治学说，题目就叫做《宋儒微言――多元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不是什么道教专著。看来，你我实在相知未深，只是在你搜寻论争证据时，拙著才会引起你的兴趣，却又连书名都懒得看清楚，既如此，又何不相忘于江湖呢？
简单交待一下我对儒教问题的看法。
一．作为宗教的“儒教”概念是可以成立的，理由很简单，正如“中国哲学”概念可以成立一样。中国历史上本无所谓“哲学”，但参照西学，我们可以用“哲学”概念来概括、诠释中国历史上的相关学说。对于中国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代表华夏民族文化之主体意识、发挥着整合民族文化之作用、凝聚华夏民族根本理念和信仰的相关学说，可以用“儒教”概念来概括、诠释。
二．对于“儒教是宗教”之说，没有必要玩弄白马是马非马之类的概念游戏。如果这个说法旨在阐明儒教既代表华夏民族的信仰因而具有宗教的一般性，又具有中国文化的特定内涵，那么我举双手赞成。如果在这个题目要做的文章是“宗教在中国”，用中国的文化资料、按照基督教的模式克隆出一个仿制品，那么我敬而远之，因为这种做法对于我理解儒教的文化内涵、精神生命，没有任何意义。
三．在我的理解中，“儒教”与“大儒学”是同义语，是体现在中国老百姓生活方式中的民族文化认同、伦理准则、精神信仰。
四．儒教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经过你或者其他什么人的学术论证然后才存在的，所以持儒教观点，未必就是接受你的理论，也未必就意味着要接受你的理论。
五．就社会结构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以为关键就在于社会自组织建设，发挥了社会自组织的作用。社会自组织的进一步建设和完善，需要有文化的支持，尤其需要符合固有生活方式的固有文化的支持，儒教是其大本大宗。所以儒教在当代有其生长点，即社会自组织的文化需要，诸如企业、社区、村社等等。
卢国龙
2002.11.5.
附录：《中国当代宗教问题的文化战略研究》课题论证报告主体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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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课题研究的主要问题（研究的重点）：
（1） 关于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
这个问题涉及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文化性质的基本判断，也是制定相应宗教政策的基本依据。自建国以来，党和政府并行两种定位方式，即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战略定位，前者着眼于世界观问题，主要围绕唯物与唯心、科学与迷信等范畴对宗教作出判断；后者着眼于特定历史时期宗教的利益向背，探讨处理现实宗教问题的统战方略；这两种定位方式在管理宗教事务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等方面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但自改革开发以来，国内国际形势都已发生深刻变化。就国内而言，五大宗教既受到宪法及各项政策法规的有效保护，自身也积极寻求文化调整甚至重建，所以整体上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及现代文明形态相适应的，进一步引导宗教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让宗教在维护社会秩序、满足信仰需要、规范教务活动等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就国际而言，中国不仅正在融入世界文明体系，而且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必将承担更多的世界文明责任，这就要求我们与其他民族进行更深刻的文化沟通，而宗教是文化沟通的一条重要途径。根据这两方面的形势发展，有必要对宗教作出文化战略定位，从而开发宗教对于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价值，消解其成为社会发展负担的可能，以期更加切实有效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既巩固国内的安定局面，也在国际事务中、在世界文明秩序重建中表达我国的文化立场。
（2） 中国宗教的现状调研及文化评估
对于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要避免印象式的推测、模糊化的判断，落实为能够针对实际问题并且解决问题的具体方略，就必须以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所以展开大规模的现状调研将是完成本课题的必然前提。这项工作需要有充足的人力财力，困难重重，但相对于本课题的现实意义而言，付出人力财力是值得的；就课题组的人员构成及知识结构而言，完成调研任务在人力上是有保障的；目前的问题症结在于缺乏资金。调研将不是盲目地搜集数据，而是与文化评估结合起来，主要探讨四个问题。
第一，站在文化战略的立场上看，中国现行的五大宗教，在历史传统上各自具有哪些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利用？
第二，这些传统资源在当代有何体现？本课题将以五大宗教的中青年教徒为主要调研对象，内容包括受教育程度、教育内容，对于教派传统的认知程度和方式等等，同时也以问卷的方式调研大学生对于五大宗教的认知情况。
第三，五大宗教的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宗教教务和宗教学院两部分。宗教教务是五大宗教传播自身信仰和文化的主要模式，这些模式既与各教派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接受了建国以来党和政府有关宗教政策的规范化引导，所以总体上是稳定的。但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五大宗教都程度不等地需要而且正在进行教务模式的调整，内容包括教制改革、重建神学体系等等。站在文化战略的立场上看，此次调整必将深刻影响中国宗教的未来走向，所以必须通过广泛的调研形成宏观掌握的基本原则，这是因应形势发展进一步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目前五大宗教都自办各种层级的学院，这些学院未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所以在教材、教学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得十分复杂，对这方面情况进行调研，有助于作出文化评估、分析宗教动态。
第四，五大宗教之外的民间宗教、民间信仰调研。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始终是宗教中的活跃因素，因而也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但是民间宗教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所以，不管这个问题如何敏感，终究是不可回避的。本课题调研将着眼于对民间宗教进行规范化引导的可能性及引导模式。
（3）
宗教与民族文化问题
宗教不仅是民族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宗教还是体现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重要方式，是一个民族向国际社会表达其文化立场的声音。由于特定的历史和地理环境，这个问题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并不十分突出，宗教对于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象征意义是相对淡薄的，宗教生活以及宗教结构都十分宽松。进入现代社会以后，面对文明冲突与交流的国际环境，应然的选择是整合宗教文化以陶铸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既增进民族凝聚力，也增强本民族对于人类文明的责任感，为爱国主义精神和国际主义情怀奠定社会文化基础。但事实上我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即对传统宗教采取意识形态批判的简单态度、总体上否定传统宗教的文化价值，由此往而不返，必然造成国际文化交流和国内文化融合的双重困境。就国际而言，自从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对峙局面消解之后，中国在国际思想文化交流中一直处于失语状态，主要表现为社会体制认同危机、核心价值及基本文化立场不明确，这使得近年来国内学术界的思想交锋，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各种思潮所左右，既不意味着学术繁荣，更未形成反映本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思想文化上难符大国地位，呈现出论卑气弱的景象。就国内而言，多种民族虽已取得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但这种统一尚需社会文化层面的有力支持。要铸造这样的社会文化，必本能回避宗教文化融合的现实途径。而事实上，现行民族宗教政策之间存在颇多问题，堪虞堪忧，其中最感突出的问题是，宗教不能在法定场所之外传教的政策，对不同民族事实上很难一律执行，汉族地区宗教活动所受到的相对限制，在藏、回、维吾尔等民族聚居区不能不相对放松。这种不平衡状态如果得不到及时调整，难免会出现汉族地区的宗教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日渐淡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意识、民族文化意识日渐增强的局面，这对于国家安全及社会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尤其是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经济必将大有改观，如果文化不能跟进，不能宏观地调控各民族宗教意识以保持其平衡，甚至坐视片面宗教意识的膨胀，则经济发展很可能成为社会动乱的诱因。
（4） 中国宗教教派及构成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分析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执行政教分离政策，这与西方发达国家所代表的现代文明潮流是吻合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西方政体与宗教经过数百年磨合之后，已基本形成为一个文明整体，这使二者在建构世界文明秩序的进程中表现得总体目标一致，能够达成某种默契，同时也使西方政治家能够利用宗教的文化资源来表达其利益要求。而我国政体与宗教的关系，尚处在磨合的初期。在这种状态下，如果简单地理解政教分离政策，放弃对宗教文化资源的运用，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在国际事务中表达自身文化立场和利益要求的一种话语形势，受困于文化甚至道义上的被动局面。走出困境的一种可能选择，就是站在文化战略的高度协调政体与宗教的关系。在现阶段，协调二者关系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能否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下推动我国现行的五大宗教进行文化融合，既尊重并且维护各教派的传统，不干涉其教务，又从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和谐的角度出发，探讨各门宗教构成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这方面的分析必须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在历史上，也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维护社会秩序的主体是儒教，道释二教为其羽翼，三教形成动态互补的文化结构，按“理一分殊”的模式共同维护华夏文明秩序。伊斯兰教、基督教传入中国时，都程度不等地经历了与华夏固有宗教尤其是与儒教相结合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承认儒教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主体地位，将儒教作为文化上可以依托的主体对象。但在进入近现代变革以后，这一过程出现中断，儒教在当代又未取得宗教的合法地位，所谓宗教文化的融合，因此缺乏一个必要的承担主体，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课题。道教作为中国本土宗教，在儒教未获得宗教合法地位的情形下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值得深入调研。当今世界寻求宗教对话、试图建构普世伦理的思潮，为探讨中国宗教构成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大环境。抓住机遇推动国内宗教的文化对话及融合，是文化战略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5） 中国宗教与亚洲邻国宗教的关系
中国与亚洲邻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正伴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增长及国际政治地位的提高日益紧密。这个势头强劲的发展进程，将毋庸置疑地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模式产生影响，中国作为地区大国的地位，将伴随着世界性的文明冲突与妥协越来越明确。巩固大国地位，是自觉承担对于人类文明的应有责任。而巩固大国地位必不能忽视宗教文化因素，这不仅由于宗教文化在国际事务中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文明甚至政治表达方式，更由于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与亚洲邻国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在历史上，中国几乎与所有的邻国都曾发生过宗教关系，与东亚、南亚以及东南亚邻国的宗教关系尤其密切，这些宗教关系无疑是沟通现代文化联系的有效纽带，通过宗教文化的交流，能够推动经济共同体的形成，陶铸经济共同体的文化模式，对于东北亚经济合作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湄公河开发计划等等，都将发挥无形但有效的作用。就现实的地缘政治关系而言，我们的亚洲邻国包含历史传统各不相同的多种民族，推行互有差异的社会制度，环境十分复杂，在现阶段，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建立文化认同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宗教文化的沟通作用异常突出。
（注：1、2、3如果不够，可另行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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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课题研究将在哪些问题上有所突破：
（1）本课题将在深入反思对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定位和政治战略定位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关于宗教的文化战略定位问题，并通过内容广泛的调研，就此一问题提出系统看法，为国家战略决策作出前沿性学理探索。
（2）本课题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深入探讨宗教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即一方面着眼于当前的世界政治格局，着眼于国际间文明冲突与融合的现实，考察宗教对于协调甚至重铸华夏民族文化主体意识、整体文化模式的意义、作用；另一方面着眼于国内宗教的动态趋势，系统分析现行宗教政策与宗教现实的关系，为有关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或依据。
（3）本课题将历史研究与现实考察结合起来，立足于现实的宗教问题，深入分析中国现存各宗教派别构成文化共同体的可能性。
（4）中国宗教与亚洲邻国宗教的关系，已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成果多为历史研究及动态介绍，尚未见站在文化战略高度的系统研究论著，本课题力争在这方面有所突破。
（5）在课题组成员已具有深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根据现实的文化战略需要形成对于宗教文化的宏观掌握，既达到专业化的学术水平，又突破因学术分科所导致的专业隔膜。
（注：1、2、3如果不够，可另行加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