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稿）

陈明

对这一论题，我仿照江泽民“三个代表”的说法，提“三个走出”。

1 在对宗教的理解上，走出西方中心论。

社会科学尤其人文科学是思想家对人的自身经验和历史的反思概括。由于其所处理对象的各别性以及其所追求的主体性（意义），作为一个所谓的知识系统，其命题、结论或原理，并不具有与自然科学的命题、结论或原理等价的普遍性。各个文明形态及其成果首先都应该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系统而进入我们的思考视域，哪怕它事实上蕴含有相当比重的普适性成分。这是对其它尤其是自身所处文明形态及其成果所蕴含之地方性知识的必要尊重，因为很难设想存在一种以上帝为主体的纯粹经验或作为对精神体现的民族史进程。由于西方近代在经济和军事上处于强势，加之进化论的影响，西方思想家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对人类以往发展及其未来趋向的成果被我们作为普遍规律接受，并不加反思地用以描述我们的过去，解释我们的现在，表述我们的未来。必须指出，这不仅是民族主体性的沉沦，即使知识学上也不能成立。如在马克思的五阶段论框架中，中国社会形态因无法与古希腊的所谓奴隶制经典形态相耦合而被十分另类地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

既然同为地方性知识，就不能简单地援用一方的价值标准和知识范畴对另一方的文化事实或经验进行判教诠解。所以，我们既不能从封建社会必然与宗教相伴的普遍性出发而力证儒之为教，也不能以基督教的一神论或佛教的出世论为范畴而力辩儒之非教。各地方性知识之关系犹各印一月之河川，水不同而月无异。

果如是，则以教名儒而不导致对儒的曲解，以儒为教只为达成对传统更深刻的体认。

2 在对宗教的评价上，走出知识论中心论。

人格结构中有知、情、意三大项及其互联纠结，三者对行为的决定作用虽因人因时之异而会有不同，但不是由一方做主的单边主义则确定无疑。因此，信仰、知识均有人性上的根源。负载着人的不同需要，它们犹如在不同轨道运营的车辆并行而不相妨害。从历史发展看，虽然不免龃龉，但信仰并非知识的天敌，宗教也不就是科学的对立面。正是基于理性不能覆盖人生问题的全部这一清醒认识（我认为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是理性之为理性的标志），康德为信仰留下地盘。这位哥尼斯堡的智者把自己从前门放逐的上帝从后门重又请回，是因为后门通向人们的另一种需要：渴望永恒、解释偶然、甚至颉颃王权、强化认同等等等等。

从认知的角度指责教义为歪理邪说显然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化约论的言说方式。如果说这种进路在别的什么语境中尚有可取处，那么在处理历史久远影响广泛的宗教现象或问题时则几乎一无是处，因为这里的所谓本质已不在认知层面。意义，意义，唯有意义才是问题的核心。而这，又有待于具体的同情的理解。从认知看，宗教是迷信；从文化看，宗教是历史是生活是人性。

评价，显然只能在文化的视域里展开。

3 对昨天今天的儒究竟是学还是教的问题，走出书斋再说。

张光直先生有一个中国文明是连续性发展的论说。我认为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帮助我们了解东西方文明在发展历程上的差异的同时，促使我们去思考中国文化内部的自性，即由此而形成的类型学意义上的诸特征。确实，在所谓轴心期之前很久我们就发展出了相当成形的所谓礼乐文明。由于礼崩乐坏既不是出于生产力的提升（如此常将导致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梅因所谓契约对身份的取代），也不是出于部族对部族的征服（如此常将导致文化符号的全面覆盖，如克里特文明之被西腊文明覆盖），而是固有族群内部在原有社会结构没有彻底变动的情况下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即所谓维新式道路。“政由宁氏，祭则寡人”以及《礼记》对“仪礼”的阐释被长期尊为经典，均是这种藕断而丝连境况的记录反映或证明。

当然，宗教的情形同样如此。

虞、夏、商、周时期，部族生活的一切几乎都笼罩在宗教的形式之下。从图腾崇拜到祖先崇拜再到圣贤崇拜，人文的积淀越积越厚，但万物有灵和互渗的原始思维因子并未褪滤净尽。从《易经》到《易传》，并不只是哲学对宗教的超越，同时也是宗教对哲学的渗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和“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的神道设教思想，论者视为实用理性，其产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文明形式在由宗教到人文的跃迁时欲断还连，没有严格区隔分属凯撒和上帝的真俗两界。

值是之故，当所谓儒教问题在中西文化碰撞的近代语境中提出来时，回答见仁见智而又无不振振有词。当然问题也有主观一面：当时论者自觉不自觉的知识论背景（以西方宗教理念为范式）及意识形态立场（对儒家传统表达爱恨褒贬等）有关（二者交叉又使问题更显复杂）。为避免重蹈覆辙有所超越，这一问题似可或应该划分为两个层面：过去其是否是宗教？今天其能/应否成为宗教？应强调的是，“凯撒”一面的发展开展与此并不是反对关系。或许可以说，分化乃是双赢的前题。

个人以为后者更具优位或意义因而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实际上乃是传统文化的生命如何在当代生活世界复活的文化建设问题。儒家文化符号系统使用者之存在的开放性决定了这一文化符号系统本身的开放性，把握客观情境（“外师造化”）和主观需要（“中得心源”），则应该是回答好“其在圣王宜如何”这一问题的关键。之所以说后者更具优位或意义，还因为历史文本的初始意义并不是终极性的，更不是后来者的致思的域限。恰恰相反，按解释学的说法，“传统”因“此在”而被赋与生命，“此在”因“传统”而得到提升。倒退若干年看，一目了然。

所以，儒家在今天的形貌实际是一个如何去建构的问题。回答它，钻故纸堆是必要的，但首先或更重要的是走出书斋。德者，得也。古云有德斯有言。岂不信乎！

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