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月亮 著
３．“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
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孙文学说》全书共分“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强调：心，是“万事之本原”。结论是：“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文受阳明的影响渠道甚多，晚清以来阳明学大盛是个总背景，他到日本之后反受日人影响，又主动学其明治维新的经验，自然学得一个“活”阳明在。若阳明活到晚清则自然是个孙文也。
真正的内因在于：凡革命家必然是心学家。而且乱世出心学，无可依傍时则必然“唯心”唯意志矣。而且中国的思想家，凡主张只手打天下的都有几分心学气，凡持文化激进主义的都有心学风格。用道德来抵抗俗世的必有心学风骨。
孙文未必死抠阳明全书，只是需要阳明精神、便有了阳明风格，便来弘扬阳明心学，用以砥砺民志，唤醒民众，发动革命。
——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