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功
内容提要：在《周易》与先秦儒家的关系问题上，王葆玹先生提出“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的新观点，“即在一方面承认先秦儒家典籍的确包括《周易》，先秦儒学的确包括《易》学在内，在另一方面却要说明先秦儒学里《易》学的特殊位置：《周易》之书尚不能与《诗》，《书》，《礼》，《春秋》并列，而只不过是《礼经》的附属品；《周易》之学尚不能与礼学相提并论，而只不过是礼学当中不甚重要的一部份。”王先生对此作了系统论证。然而，由于其论据似乎都不太可靠，故这一新观点尚难以成立，由此得出的其它推论也有待重新斟酌。
近日又读王葆玹先生《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和演变》一文，[①]以及王先生新著《今古文经学新论》一书。[②]读后深感受益匪浅，王先生的细密考证和精彩论述，令人甚是钦佩。只是有些地方颇觉疑惑，需向王先生和学界请教，故作此小文，盼以文会师焉。
《周易》与先秦儒家尤其是孔子的关系问题，是中国经学史、学术史乃至思想史的关键所在。然自北宋以来，对它却一直聚讼不断，至近现代更有愈演愈烈之势。“少数学者认为，孔子与《易》无关，先秦儒家绝未从事《易》学的研讨；多数学者则相信孔子与《易》有关，《易》学在先秦时代已是儒学的重要部份。”
该文认为二者均不足取，“而可取的是一条前人未曾注意的解释之路，即在一方面承认先秦儒学当中确实已有《周易》占筮学的内容；另一方面则要说明这种占筮学在先秦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尚未重要到可与《诗》、《书》并列的程度，当时占筮学乃是从属于礼学的，《易》学不过是礼学的一部份而已！”
该文还有对同一思想的另一不同表述：“学者多未注意一条特殊的解释之路，即在一方面承认先秦儒家典籍的确包括《周易》，先秦儒学的确包括《易》学在内，在另一方面却要说明先秦儒学里《易》学的特殊位置：《周易》之书尚不能与《诗》，《书》，《礼》，《春秋》并列，而只不过是《礼经》的附属品；《周易》之学尚不能与礼学相提并论，而只不过是礼学当中不甚重要的一部份，例如《礼经》所讲的筮仪不过是礼仪的一种。”
然而，且不说上述两种表述存在的一些概念混乱，这“一条前人未曾注意的”、“特殊的解释之路”本身可能就行不通。请详述之。
一、该文用了很多笔墨去论证：在先秦“筮仪即为礼仪的一种”，以此作为其核心论点“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
的重要论据。遗憾的是，这一论证难以成立，其中明显存在逻辑问题，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们也许可以说“筮仪即为礼仪的一种”，“礼仪包括筮仪”，但却绝不能由此推出《周易》“占筮学乃是从属于礼学的”，更不能进而推出“《易》学不过是礼学的一部份而已”，“《周易》之书尚不能与《诗》、《书》、《礼》、《春秋》并列，而只不过是《礼经》的附属品；《周易》之学尚不能与礼学相提并论，而只不过是礼学当中不甚重要的一部份”。即使有先秦儒学的限定，这种推理也不成立。因为“筮仪”只是“《周易》占筮学”的一小部分，而“《周易》占筮学”也只不过是“《易》学”的一部分而已，至晚在春秋时期即已是如此。《左传·襄公九年》所载穆姜论“元亨利贞”、《左传·昭公十二年》所记子服惠伯“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易》不可以占险”之语、孔子所说“不占而已”、[③]“观其德义”[④]等可为明证。[⑤]
二、该文说：“在孔子的眼里，《周易》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其论据是：“孔子所提倡的进学顺序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未提《周易》在其中是处于何种位置。《史记·孔子世家》提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也未提到孔学里是否有《易》学的科目。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三千弟子当中传《易》者仅有商瞿一人，则孔子传《易》之事与他传授《诗》、《书》的活动绝不能相提并论。”而这三个论据都难以成立。
1、说“孔子所提倡的进学顺序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未提《周易》在其中是处于何种位置”本不错，但由此推出“在孔子的眼里，《周易》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则欠妥。
其一，孔子教学，因人而异，不拘一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所提倡的普通进学顺序和修身门径，它适用于所有人。而《周易》义理隐幽精微，非凡及门者所必学和所可得而闻。[⑥]孔子自己尚是“老而好《易》”（帛书《易传·要》），“晚而喜《易》”，[⑦]并只望“五十以学《易》”，而且还说“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⑧]足见《易》理之深邃，学《易》之不易。由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在讲一般的进学顺序和修身门径，《周易》不适于所有人去学，尤其是初学，故在此未提。这并不涉及诸经何者重要、何者次要的问题。
其二，《论语·述而》云：“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此句因《经典释文》引郑玄《论语注》云“鲁读‘易’为‘亦’，今从古”，而引起长期争论。定州汉简《论语》为鲁读添一强证。但是，正如清人徐养原《论语鲁读考》所早已指出：“‘易’在支佳韵，‘亦’在鱼虞模韵，各为一义，不相假借。”李学勤提出：“实际上，‘易’、‘亦’音近而讹，从古音来看，只能是两汉之际以后的事。《史记》既然作‘易’，作‘亦’的异文是没有多少价值的”（《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第76页），“也是不足为据的。”（《古文献丛论》，第22页。李先生在《中原文物》1989年第2期、《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8》等出版物上早已撰文提出相同的意见）吕绍纲同样主张：“若易字为亦，说孔子希望自己从五十岁开始学习，于理难通。况且易、亦古代不同韵部，不大可能读易为亦。”（《周易阐微》，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第287页）该文也认为：“应当承认《古论》关于‘五十以学《易》’的记述是更为可靠的。……不论定县简本呈何种面貌，似都无助于推翻孔子确曾论《易》的结论，因为简本文字为西汉隶书，抄写时间应在《古论》之后。”河北定县新出土的《论语》虽作“亦”（《文物》1997年第5期；《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第33页），但也无助于推翻《古论》为优的结论，因为《鲁论》作“亦”在文义、版本、语感、史据和情理上都要逊色的多。金景芳认为：“改‘易’为‘亦’……这种做法，事同两造争讼，其中一造销毁证据以求胜，显然是理亏心虚，不足置辩。”（《金景芳古史论集》，第58页）另外，《论语》的编纂绝不是随便、无序的，而一定有其自己的规律。《论语》此章与紧接的“子所雅言”一章可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朱子《论语集注》引二程弟子谢良佐云：“此因学《易》之语而类记之。”元人白珽《湛渊静语》卷一和清人焦循《论语补疏》也主两者当是一章。这可以是作“易”的有力旁证。有学者据《外黄令高彪碑》“恬虚守约，五十以学”（《隶释》卷十）而主张此章当作“亦”，其说恐怕有失。《外黄令高彪碑》是一篇文章。古人作文，讲究押韵。“恬虚守约，五十以学”正是此例。黄焯《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1980，第211页）曰：“学音效，约音要。”学与约押韵，读来颇为顺畅。而若作“五十学易”或“五十以学易”，均不太允当。虽然定县汉简《论语》的重现使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减少，但仍须作一说明。有学者据鲁读‘易’为‘亦’而否认孔子曾经学《易》，如日人本田成之《作易年代考》（见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或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一辑），其说不可信。针对《论语》所记孔子的易学论述很少这一事实，陈来指出：“《论语》所记并不完全，尤其是孔子晚年的学术活动在《论语》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因此，《论语》的材料不能用来排斥、否定其他古文献中所载孔子思想的材料。”（《马王堆帛书易传与孔门易学》，《国学研究》第2卷，第51－75页）另外，《论语》所记孔子的易学论述很少，可能提示我们，《易传》在《论语》之前已经编成，或是二者同时进行编纂。为避免重复累赘，《易传》已有的材料《论语》不再收录。李学勤认为：“孔子晚年好《易》，《易传》或出其手，或为门弟子所记，成书约与《论语》同时。”（《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15页）
帛书《易传·要》曰：“吾好学而才闻要，安得益吾年乎？……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繁。”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⑨]；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⑩]这些文献互相构成强证，加上其他一些有力佐证，如《论语·子路》“不占而已矣”、《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庄子·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足以证明孔子晚年对《周易》的认识曾有一次质的飞跃。[11]此后，学《易》成为他生活中自觉自愿的自然行为，《周易》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周易》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其他经典难以企及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很可能是孔子此前所说。因此，我们也许可以说，“在早年孔子的眼里，就其是否适于作普通教材而言，《周易》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但却绝不能说“在孔子的眼里，《周易》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因为后者距历史真实可能更远。
其三，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未提《周易》在其中是处于何种位置”，但也未提《书》和《春秋》在其中是处于何种位置。难道我们能据此就说“在孔子的眼里，《书》和《春秋》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吗？显然不能。《书》且不必说，《春秋》是六经中孔子亲自撰作的唯一经典，其在孔子心目中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孔子看来，《书》和《春秋》与《周易》一样，都不如《诗》、礼、乐更适于作普通教材和修身门径。《论语·季氏》还有一证，其载伯鱼曰：“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孔子只问伯鱼是否学《诗》、学礼，《诗》乐不分，礼乐常一，故此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同旨。[12]《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亦为一有力佐证。
其四，孔子多次只说学《诗》，不提其他经典，如《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於于鸟兽草木之名。’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子路》：“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难道我们能据此就说“在孔子的眼里，《书》、礼、乐等其他经典是不能与《诗》并列的”吗？显然不能。孔子之所以多次只说学《诗》，不提其他经典，是因为《诗》来自民间传诵，朗朗上口，浅显易懂，最宜初学，而绝不是因为《诗》最重要。这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王先生说得好：“在分析有关的史料之前，首先应当明确一点，即六艺乃是儒门教育的科目，教育必须由浅入深，因而古书列举六艺往往要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这一原则从战国中期到汉武帝时期，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进一步说，我们对战国时期流行‘《诗》、《书》、礼、乐’的说法，也可按同样的原则来理解。例如《荀子》书中反复提到‘《诗》、《书》、礼、乐’。这一次序也就是《荀子·劝学篇》所说的‘始乎诵经，终乎读《礼》’的进学程序，与孔子所谓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程序完全吻合”，[13]“宋明儒学……所尊奉的五经之首仍是《周易》，只是添加四书这一点与前人不同。今人见朱熹教人先读四书，《语类》中四书先于五经，遂以为四书较之五经更受理学家的尊崇。然而《语类》卷六十七记朱子语说，四书五经之次不过是‘为学之次序’，读书次序必须是先易后难，‘《易》最难看’，故列于四书之后。这一次序并不意味着《周易》不如四书重要，因为朱熹明确地讲：‘上古之书莫尊于《易》’，《易》之所说‘皆是圣人事，非学者所及也’，《北溪字义》中《师友渊源》一章也是以‘羲皇作《易》’为宗统之始，可见理学家对《周易》原是极度尊崇的。”
同理，孔子在讲进学顺序时未提《周易》，只是由于孔子认为“读书次序必须是先易后难”，“《易》最难看”，不宜初学和人人皆学，而决不意味着“在孔子的眼里，《周易》是不能与《诗》、《书》并列的”。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帛书《易传·要》、《礼记》、《大戴礼记》、《荀子》、《孔子家语》、《新论》等文献，有的只提《诗》、《书》、礼、乐，有的只提《诗》、《书》，有的则提《诗》、《书》、礼、乐、《春秋》，有的说“孔子以四科教士”，亦当作如是观。盖
“五经六籍，圣人设教，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疾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后先？所以次第互有不同”，[14]内容亦各相异。
2、说“《史记·孔子世家》提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也未提到孔学里是否有《易》学的科目”，不确。
《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15]可见，“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在《史记·孔子世家》只是前半句话，其后半句至少同样关键。“六艺”在这里明显是指“《诗》、《书》、礼、乐”再加上《易》和《春秋》。[16]由此可知，孔子也曾以《易》教授弟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传《易》于瞿”可为明证。因此，说这里“也未提到孔学里是否有《易》学的科目”，是不对的。
3、说“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门三千弟子当中传《易》者仅有商瞿一人，则孔子传《易》之事与他传授《诗》、《书》的活动绝不能相提并论”，也不恰当。
其一，《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载孔子传经之事，仅及《诗》、《孝经》和《易》，言及礼、乐而未及《礼经》、《乐经》，只字未提《书》和《春秋》；且于《诗》和《孝经》都是一笔带过，而于传《易》谱系则作了详细叙述。难道我们能仅据其未提《书》和《春秋》（礼、乐且不说）就说“孔子未曾传《书》和《春秋》”吗？显然不能。因为《仲尼弟子列传》是司马迁主要依据孔氏古文《弟子籍》，重点参考《论语》，[17]并以“疑者阙焉”的严谨治史态度撰写的。[18]他之所以未提孔子传《书》和《春秋》之事，是因为他未见到孔子传《书》和《春秋》的确凿史据。那我们怎么能据其只记“孔子传《易》于瞿”而说“孔子传《易》之事与他传授《诗》、《书》的活动绝不能相提并论”呢？
况且，即使仅据《仲尼弟子列传》，我们似乎也不能说“孔门三千弟子当中传《易》者仅有商瞿一人”，因为：据其所载，孔子弟子中以文学著称的“子夏居西河教授”，“孔子以为子游习于文学”，子羽“既已受业……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可知，至少子夏、子游、子羽也极可能受孔子传《易》；又据其所载“孔子曰：‘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参照《孔子世家》“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六艺”包括《易》，可见，孔子弟子中通《易》者绝非只有商瞿一人，72（或77）这个数字即使有些夸张，[19]也不至于太离谱，因为治史严谨、其作号称信史、父子两代连任西汉太史令的司马迁不太可能作无根游谈；司马迁之所以只说“孔子传《易》于瞿”，而未及他人，是因为他没有看到孔子传《易》于他人的明确史据。
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觉得，仅据《仲尼弟子列传》乃至《史记》这样极其有限的文献，而作孔子传经这样大的事件的结论，是非常冒险、不太可靠的。例如，《仲尼弟子列传》未提孔子传《春秋》之事，而《孔子世家》则说“弟子受《春秋》”，难道我们能仅据《仲尼弟子列传》而说孔子未曾传《春秋》吗？显然不能。
其二，《仲尼弟子列传》于孔子传《易》之事独详而于孔子传他经之事甚略，且自孔子至杨何九世传《易》皆是单传，这其中难道没有极大疑问吗？况且，据《论语》、帛书《易传》、郭店楚简《六德》和《语丛一》、《礼记》、《大戴礼记》、《荀子》、贾谊《新书》、陆贾《新语》、《史记》、刘向《别录》、《汉书》、《晋书》等文献记载，子贡、子夏、子游、曾子、子思、公孙尼子、公孙段、邵陟、缪和、昭力、荀子、浮邱伯（鲍丘）、贾谊、陆贾、穆生、韩婴、淮南九师等人，极可能都与《易》学传授有很大关系，其中一定有许多人属于一定的传《易》谱系，他们为什么都不见于《仲尼弟子列传》的传《易》谱系？对此，相对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司马迁只有“孔子传《易》于瞿”的确据，而无孔子传《易》于他人和传其他经典的明证，而他是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20]的严谨态度治史的。[21]
三、该文说：“孔子死后，《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里长期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战国末期仍是如此”。其论据是：“当时荀子在《劝学》中依次列举礼、乐、《诗》、《书》及《春秋》，未论《易》学。《荀子·大略篇》提到‘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主题不在于列举学科，而在于论证‘不足于行者，说过’的道理。”
而这两个论据也都难以成立。
1、说“当时荀子在《劝学》中依次列举礼、乐、《诗》、《书》及《春秋》，未论《易》学”本来不错，但它不能作为“孔子死后，《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里长期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战国末期仍是如此”的论据。
《劝学》由其篇题和内容可知，是在讲进学顺序，《易》最难看，不宜初学和人人皆学，故未论。这并不意味着荀子认为《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里处于次要地位。前文已详其理，此不赘述。
2、说“《荀子·大略篇》提到‘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主题不在于列举学科，而在于论证‘不足于行者，说过’的道理”就算不错，但这更不能证明“孔子死后，《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里长期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战国末期仍是如此”。
其一，我们且不论《荀子·大略篇》“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的主题是什么，其以《易》与《诗》、礼相提并论，则是更直接呈现给我们的再明白不过的事实，而且是以《易》居于《诗》、礼的中间，这是毋庸置疑、不容否认的。而《诗》、礼在先秦儒家那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难道我们能说居于首尾的《诗》、礼都重要而偏偏居中的《易》却不重要吗？显然不能。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说，《易》在荀子看来是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况且，《荀子》此节的主题未必就“在于论证‘不足于行者，说过’的道理。”杨倞注曰：“皆言与理冥会者至于无言说者也。”梁启雄《荀子简释》、张觉《荀子译注》等从之。
其二，荀子善《易》，史据凿凿。刘向《荀子叙录》曰：“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从之。清代汪中《述学·补遗·荀卿子通论》曰：“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盖荀卿于诸经无不通，而古籍阙亡，其授受不可尽知矣。”康有为指出：“传经之功，荀子为最多。”[22]《荀子》书中有多处引《易》论《易》，且其引《易》论《易》已入化境，非粗晓者所能及。《荀子》与《易传》从思想到文气亦多酷似。[23]李学勤指出：“不管怎样，荀子在齐襄王即位（公元前二八三年）以前，已以善《易》著称。”[24]
如果我们承认“善为《易》者不占”是荀子所说，承认《荀子》一书基本为荀子所作，那就不能否认荀子善《易》。既然善《易》，必定重《易》。事实上，荀子“善为《易》者不占”，深得孔子“不占而已”、“观其德义”的儒家人文易学宗旨。而能臻此易学化境，必有一番香自苦寒的精钻功夫。如此，则《周易》在孔子、荀子等先秦儒家心目中的地位一定是非常重要的。
3、另外，还有许多文献证明，“孔子死后，《周易》在儒家经典系统里长期处于次要的地位，直到战国末期仍是如此”是不可信的。
其一，据《史记·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弟子中身通六艺者有七十多人，其中必有许多人善《易》，起码子夏、子游、子羽等当善《易》。据《孔子家语·六本》和《说苑·敬慎》，孔子读《易》至损、益二卦，喟然而叹，子夏曾避席而问，听了孔子的论述后说：“商请志之，而终身奉行焉”。《后汉书·徐防传》载徐防上疏曰：“臣闻《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于子夏。”
司马贞曰：“子夏文学著於四科，序《诗》传《易》。”[25]宋代洪迈《容斋续笔》卷一四云：“孔子弟子，惟子夏于诸经独有书。”朱彝尊曰：“子夏兼通六艺”。[26]康有为曰：“传经之学，子夏最多。”[27]这些皆可作为子夏善《易》的有力旁证。而善《易》者必重《易》。
其二，《仲尼弟子列传》和《汉书·儒林传》所载传《易》谱系中人，商瞿、馯臂、矫疵（桥庇）、周竖（周丑）和光羽（孙虞）[28]等均属先秦儒家，他们一定善《易》、重《易》。
其三，《礼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有多处引《易》论《易》。《隋书·音乐志》载梁人沈约云：“《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清人沈钦韩、钱大昕、黄以周、近现代梁启超、顾实、蒋伯潜、金德建、李学勤等证明沈说可信。[29]由此，孔子之孙子思也极可能善《易》。[30]
其四，《礼记·乐记》“天尊地卑”一节袭自《易传·系辞上》[31]。《隋书·音乐志》载梁人沈约云：“《乐记》取《公孙尼子》。”以此，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也很可能善《易》。
其五，《礼记·经解》、《祭义》、《深衣》等篇尚有多处引《易》论《易》，且其引《易》论《易》已达相当高的境界。因此，其作者也极可能是善《易》的先秦儒家。[32]
其六，郭店楚简《六德》提到六经之次，以《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相并列，且其六经次序与《庄子·天运》、《天下》完全一致。李学勤据此指出：“看来战国中期儒家确实已有这种说法。”[33]而《六德》无疑是先秦儒家作品，其作者亦当善《易》。
其七，郭店楚简《语丛一》有论述诸经要旨相当精辟的几句话。虽然目前关于其次序和内容尚有不同意见[34]，但其以《易》与《诗》、《春秋》相并列则是显而易见的。《语丛一》显然是摘录性作品，其源作当是流传时间较长的权威性典籍。《语丛一》及其源作的作者亦可能是善《易》的先秦儒者。
其八，关于《易传》和帛书《易传》的作者、时代和学派性质，尚有许多争论。但其主要为先秦儒家作品应无太大异议，其作者当亦为善《易》的先秦儒者，且很可能就是孔子及其后学。金景芳指出：“根据我多年学《易》所得，认为《易传》十篇基本上是孔子作。但里边有记述前人遗闻的部分，也有后人窜入的部分，脱文错简还不计算在内。”[35]这为一些学者所信从。[36]至于帛书《易传》，后人窜入和脱文错简部分可能更多。王先生则对帛书《易传》的时代推断说：“《要》、《易之义》、《二三子问》和《缪和》等佚书产生于秦代焚书以后，秦朝灭亡以前”，[37]“《要》篇……的撰作时间便可限定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之内，上限在秦始皇三十四年颁布焚书令之时（公元前213年），下限在秦朝灭亡之时（公元前206年）。”但是，此说有几个疑难：（1）秦朝焚禁的主要对象是“《诗》、《书》、百家语”，且“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38]儒家显然也在焚禁之列，“参照古籍的记载，想象秦代儒者的处境，可说是极为艰难”。那秦代那些“聪明的儒者”“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撰作《要》等佚书时，为什么竟敢如此频繁地“假托孔子”、大谈仁义、力倡德义呢？为什么这几篇竟敢“论及圣王则称述汤、文、武，论及经典则称述《诗》、《书》，论及哲理则标榜仁义，较之通行本《易传》中的《彖》、《象》诸篇更富于儒学特色”[39]呢？（2）秦朝焚禁，“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40]如果《要》等佚书果真是秦代儒者所撰，那他们为什么竟敢“假托孔子”而说那些轻贬卜筮、推重德义的话呢？如《要》中的“《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一段。（3）秦焚的主因是“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41]“‘《诗》、《书》、百家语’对秦代的高度集权的制度构成了威胁，成为秦始皇、李斯之流的心腹之患，受到镇压几乎是必然的事情。而《易》学由于落实到占筮上，在秦代君臣看来似乎是只注意偶然性的吉凶祸福而不关心政治文化前景的学问，这种学问对专制的制度有益无害，自然没有理由加以镇压或禁止。”[42]如果《要》等佚书果真是秦代儒者所撰，那他们为什么竟敢“假托孔子”而说那些不注意偶然性的吉凶祸福而关心政治文化前景的话呢？如《要》中的“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4）朱伯崑指出：“就今本《系辞》说，文意有重复，有错简。有些章节，上下文之间，并无联系。”[43]帛书《易传》较之更甚，错简讹误之多，令人瞠目，其中大多数当为底本脱散和抄写者不识底本原字所致。若《要》等佚书果真是秦代儒者所撰，那怎么解释帛书《易传》如此多的错讹呢？（5）战国作品已多锦绣华章，秦代文章更已非常圆熟通畅。若《要》等佚书果真是秦代儒者所撰，那怎么解释其古朴的文风呢？因此，正如李学勤所说，即使《要》等佚书“编成可能较晚，而所采用的内容应该都是较早的。”[44]邢文在主张“帛书《周易》经传上、下卷的编纂完成，当在汉初”的同时，认为：“帛书《周易》经传的材料，来源古远。”[45]
其九，西晋出土的汲冢竹书有许多《易》类典籍。其中，《卦下易经》[46]和《公孙段》属《易传》类书籍。汲冢竹书的下限是公元前三世纪初，故这几篇的作者亦可能是善《易》的先秦儒者。[47]
据此，该文的推断“先秦儒学科目仅有《诗》、《书》、礼、乐等，没有《周易》一科。确切地说，先秦儒家对于《周易》占筮学，只是当作礼学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局部来对待的”，是难以服人的。
四、该文在引《庄子·天运》、《天下》提及六经的两句话后接着说：“先秦文献提及六经的，仅此两例。……即使沿袭传统的说法，将《庄子》这两篇的时代定为战国晚期，也不妨碍笔者作出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的论断，因为这两篇的作者都是更为重视《周易》的道家人物。……可见先秦道家已以《易》、《老》并列，而先秦儒者却未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
源出史官的道家学派对《周易》的重视程度，较之儒家一定是大大超过了。《庄子》两篇的作者见儒家也治《周易》，遂不顾儒家原有的将《易》学从属于《礼》学的传统，假托孔子而将《周易》提升到《诗》、《礼》的系列，杜撰出“六经”的名目，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若是根据道家的著作来说明儒家的经书系统，看来一定要陷于混乱，上述关于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的结论，不会由于道家的杜撰而发生动摇。”这些说法都还有商量余地。
1、先秦文献提及六经的，不是仅此两例。
其一，《礼记·经解》第一段即引述孔子论六经的长论。虽然关于《礼记·经解》的著作年代尚有争议，但若没有确凿证据，就不能轻易否认其源于先秦。徐复观指出：这些话虽然“未必是出于孔子，但必出于先秦传承之说。汉儒断没有无所传承而凭空捏造孔子之言的。‘入其国’三字，犹保有列国并立的面影。”[48]
其二，郭店楚简《六德》有一句话明载六经，且其次序与《庄子·天运》、《天下》完全一致，必非巧合，定有缘由。李学勤指出：“由考古学的证据看，郭店一号墓是战国中期后段的，其具体年代，可估计为公元前四世纪末，不晚于公元前三〇〇年。墓中竹简书籍的书写时间应早于墓的下葬，至于书的著作年代自然更要早些。”[49]这代表了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即使按照王先生的主张，“《庄子》的撰集和郭店楚简的抄写都在白起拔郢之后，约在齐襄王末年以前，在公元前278年与公元前265年之间。而郭店楚墓的下葬，也在同一时期”，[50]《六德》亦当是先秦作品无疑。这充分表明，大多数先秦儒家已把六经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只是因人而异，各有侧重罢了。那些主张“六经之名始于汉”[51]的学者，应该修正自己的疑古态度和观点了。
其三，郭店楚简《语丛一》虽然只有关于五经（或曰三经）的摘录完好，但我们很容易想到，它原本是关于六经的摘录。《语丛一》显然是摘录性作品，其源作当有关于六经的论述，且是流传时间较长的权威性典籍。
2、说《庄子·天运》、《天下》“这两篇的作者都是更为重视《周易》的道家人物”就算不错，但是，难道我们能说《经解》、《六德》和《语丛一》及其源作的作者也“都是更为重视《周易》的道家人物”吗？显然不能。
3、说“先秦儒者却未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恐怕不对。
其一，如前所述，《礼记·经解》、《六德》和《语丛一》及其源作显然已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
其二，《礼记·坊记》“敬则用祭器”一章先引《易》，后引《诗》，显然是以《易》与《诗》并列。
其三，《礼记·缁衣》最后一章连引《诗》、《兑命》[52]和《易》，而据郭店楚简《缁衣》，其引《兑命》和《易》是后加的。但这并不能排除《礼记·缁衣》作于先秦的可能性。其以《诗》、《书》、《易》并列也是明白的。
其四，帛书《易传·要》曰：“《尚书》多於也，《周易》未失也，且又古之遗言焉。……故《易》又天道焉，……又地道焉，……又人道焉，……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遍，难以致之。”[53]这显然是以《易》与《诗》、《书》、《礼》、《乐》相提并论。
其五，《荀子·大略》有两处：一为“善为《诗》者不说，善为《易》者不占，善为礼者不相，其心同也”，一为“《易》曰：‘复自道，何其咎？’《春秋》贤穆公，以为能变也。”皆是以《易》与他经并列。[54]
其六，《荀子·大略》曰：“不知而问尧舜，无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贰之博，则天府已。”卢文弨曰：“‘贰’当作‘艺’，声之误也。”[55]俞樾《诸子平议》从之。六艺在此当指六经。果真如此，则是又一《易》与他经并列之例。[56]
廖名春认为：“从荆门楚简、马王堆帛书、《庄子》、《礼记》、《史记》等一系列出土文献和传统文献的记载看，早在先秦时代，《周易》就已经入经，而且儒家的学者已展开了对它的研究，这应是不争的事实。”[57]
4、先秦道家以《易》、《老》并列还可以理解，而其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如《庄子·天运》、《天下》，若无先秦儒家早已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的事实，则殊不可通。因为在《庄子》时代，《诗》、《书》、《礼》、《乐》已主要是儒家经典，《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和《天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即是明证。《庄子·天运》、《天下》的作者，作为“更为重视《周易》的道家人物”[58]，不可能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杜撰出六经次序，而与郭店楚简《六德》完全一致。恰恰相反，很可能是在此之前，先秦儒家早已以《诗》、《书》等经书与《周易》并列，《庄子》只是引据一个简单的事实，《六德》、《语丛一》可为强证。刘笑敢指出：“六经之说产生于先秦是完全可能的，《庄子》中关于六经的说法肯定是较早的，不能因为有六经的提法就把《天下》、《天运》的年代推迟到汉初。”[59]因此，说《庄子·天运》、《天下》的六经次序纯属杜撰，恐失之偏颇。
5、《庄子·天道》曰：“孔子……繙十二经以说。”《经典释文》云：“十二经，说者云：‘《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又加六纬，合为十二经也。’一说云：‘《易》上下经并《十翼》，为十二。’又一云：‘《春秋》十二公经也。’”
严灵峰认为：“诸说并傅会也。按：孔子之时无纬书，十翼亦未成。……‘十二经’之说，在先秦无有。”[60]王叔岷则说：“十二经，《释文》前说是。”[61]就《释文》所举三说而言，第一说确实最为可取。但是，这其中仍有许多疑问：一、若此“十二经”真是六经加六纬，那它诚可谓空前绝后，尤其此后再无人提起，实在令人费解；二、若此“十二经”真是六经加六纬，而汉成帝后始有六纬[62]，那《庄子·天道》更在其后，怎么可能？三、若此“十二经”真是六经加六纬，那《庄子·天运》、《天下》为什么又只有“六经”呢？
南唐徐锴《说文系传》卷一四引作“六经”，不知何据？陈详道认为：“十二经者，繙六经为十二也。”[63]严灵峰提出：“‘十二’二字疑系‘六’字缺坏，折而为二；核者不察，改为‘十二’耳。”[64]陈鼓应说：“严说可取，当改‘十二经’为‘六经’。”[65]刘笑敢也说：“这是很有道理的。”[66]可备一说。
还有一种可能，因为《庄子》多“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67]故此“十二经”很可能即属此列。“十二经”者，两倍之“六经”也。在此语境，此说也许更为可能。说“十二经”而不说“十经”、“十五经”、“二十经”，也许正提示我们，“六经”在当时已相当流行。
以此，说《庄子·天道》“十二经”纯属杜撰，恐不合适。
总之，先秦儒家，包括孔子及其后学，大多数对《周易》非常重视，且在易学上有很高造诣。在他们眼里，《周易》与《诗》、《书》等经书是同等重要的。只是由于《周易》不适于初学和人人皆学，故他们在讲到进学顺序时常不提《周易》，而这绝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周易》。
由于该文的核心论点“先秦儒学中易学从属于礼学”难以成立，故由此得出的其他推论也就不太可靠了，比如：
“原来在秦代焚书令与挟书律的限制下，《诗》、《书》、《礼》、和《春秋》都成为禁书，《周易》及其占筮学却未遭到禁止，儒者遂利用这一缝隙，改而采用《易》的方式来阐扬儒学。儒家学院派《易》学的起源即在于此，中国哲学‘《易》学化’的起点亦在于此”；
“综括先秦儒家对《易》学的态度，可说是既非轻视，亦非重视。……西汉经学家将《周易》与《诗》、《礼》并列，构成五经的系统，这种做法绝不合乎先秦儒学的精神。至于古文经学家所规定的《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次，与先秦儒学传统的距离更为遥远”；
“在儒学史上一定发生过一次剧烈的变化，使《易》学超出了那种从属于《礼》学的卑微的地位，一跃而成为与整个《礼》学几乎是同等重要的学问”；
“儒家竟得以渡过焚书的浩劫，已被证明是有赖于《易》学形式的藉用。反过来说，《周易》在危难之际起到掩护儒学使之继续生存的功效，自然也会得到报偿。由于这个缘故，《周易》遂在秦代被提举到可与《礼经》并列的高度，成为六艺或五经之一，而儒家学院派《易》学遂得以产生。当人们熟悉了这样的《周易》并继续提升它的地位时，竟忘了它在先秦儒家文献中的地位原是微不足道，不过是《礼经》的附属品而已”；
“秦以后的学术史从著作形式等方面上说即是尊崇《周易》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当然也就是不断背离先秦儒学传统的历史。……当今学界之尊崇《周易》对先秦儒学传统的背离，也可说是对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的背弃。”
限于篇幅，只能留待以后探讨。
注释：
[17]《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毀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金德建认为，《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都是指《论语》这部书而说的。”（《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第205页）张大可《史记全本新注》（三秦出版社1990）和《史记新注》（华文出版社2000）从之。但张先生《〈史记〉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第162页）似又不从。本文不从，而从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等，原因是：一、司马迁在紧接的两句话中用两个差异较大的名字指称同一本书，不太可能，也不太合理；二、从行文的角度看，以《论言弟子籍》和《论语弟子问》指书名，读来不太顺畅；三、若二者都是指《论语》，而《论语》中并无孔子弟子少孔子几岁的记述，那《仲尼弟子列传》中孔子弟子少孔子几岁的记述又从何而来呢？四、从文意上看，不以《论言弟子籍》指书名，似于义为长。
[34]郭店楚简整理者连缀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第194－195页）李零连缀为：“《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郭店楚简校读记》，《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第533页）廖名春连缀为：“《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所以会]
□□□□者也，[《礼》所以会] □□□□[也，《乐》所以会]
□□□□[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中国哲学》第20辑，第36－74页）
[50]《试论郭店楚简的抄写时间与庄子的撰作时代》，《哲学研究》1999年第4期。王先生在另一论文中说：“郭店一号墓很可能下葬于公元前278年至公元前227年之间。”（《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第644－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