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霭仁　整理     彭国翔　译

1937—1942，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时期

（以下仍是一个简短的选录。陈教授对他在夏大哲学系和东方研究所的五年时间，及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后在火奴鲁鲁的经历，均有非常的详细的叙述。）

1937年学校正在发展期间，设立了新的哲学系。我在东方研究所和哲学系两边任教。1938至1939年，耶鲁来的摩尔（Charles Moore）代替了凯利（Thomas Kelly）。火奴鲁鲁实际上是耶鲁的地盘，许多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是毕业于耶鲁。因此他们选择了摩尔。摩尔携家人一起来到这儿，我们成了好朋友。

摩尔在耶鲁读本科时曾修过拜克（Charles Montagne Baker）教授的哲学课。拜克教授的那本《哲学资料书》，曾在十年间极有影响。因此摩尔想同我合作出一本世界哲学的资料书。这个想法很吸引人，于是开始工作。我负责中国、佛教和日本方面的，摩尔则负责印度和伊斯兰教。

摩尔有力地推动了东西方的相互了解。这首次使夏威夷的人认识到，既然处在东西方之间，他们的任务就是介绍和推动双方的了解。

并且，摩尔有了一个想法，我记不得是摩尔、辛克莱尔（Sinclair），(2) 还是我的主意了。可能是逐渐发展成的吧。那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召开一个东西方哲学的会议呢？这只是个想法，得需要资金。不过，你得相信摩尔的能力。他安排了二位访问教授：从耶鲁来的诺索普（F.S.C. Northrup），从明尼苏达来的康格（George P. Conger）。

那时还有一名日本的访问教授，是来研究佛教的。于是我们总共五个人，每人开一门课。我们1939年召开了第一届东西方哲学会议，获得空前的成功。

耶鲁来的诺索普口才相当好，很有活力。记得我曾邀请他去Waikiki海滩游泳，不过我们却没有游泳，而是展开了讨论。要知道，诺索普很难被说服，他有自己的一套东西。他年轻时曾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因此对中国有兴趣。在一次谈话中，他认为东西方应该相遇，当然不是双方的妥协和折衷，而是彼此需要。他觉得东方体现了一种“审美的连续性”，以一种统一、直接的眼光看问题；而西方则是一种“静观的连续性”，重分析和逻辑方法。两者相辅相成。这样，他就把东西方的问题从文化、社会的层面提到了哲学的高度。这种看法极具启发性，也激发了我们进一步召开东西方哲学家会议的想法。在那之后，诺索普将他的想法整理成书，就是《东西方的相遇》，那是很重要的一本书。

现在我们回到夏威夷来，夏大主要是本科生教育，也有些研究生的教学工作，以及从美国本土来的交换学生。我的课上有很多这样的学生，他们大都是研究生，其中有几个后来成了中国方面的知名学者。有两个我印象颇深：一个是加州大学柏克力分校的爱德华·舒佛（Edward Schaefer），他是唐代研究的专家，他没上过我的课，但我们有许多课外的接触，直至现在；另一个是理查德·伽德（Richard Gard），他的硕士论文是跟我作的老子，现在转向佛教研究方面去了。

（陈教授谈了他初次以英文写作发表的尝试，那是为一部哲学辞典撰写有关中国哲学内容的250个条目。于1942年由Dagober D. Runes 出版。这部书受到了一些批评，部分原因是那些兴趣在西方哲学的人对中国哲学缺乏耐心。在夏大任教的最后两年，由于东方研究所于1940年取消，陈教授专任哲学系主任。后来由于战争的原因，学校停止了一段时间。由于前途未卜，陈教授委托纽约的岭南基金会另谋出路。最后决定任教达慕思学院，并于1942年12月来到达慕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