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
内容摘要：周桂钿先生在与吴锋先生合著的《董仲舒》一书中认为：文翁“起学堂”在“文帝末年”；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而且“尊儒是假”；“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等。其实，文翁“起学堂”在“景、武间”；汉武帝尊儒主要是田蚡在武帝六年所为，应当说“尊儒是真”；董仲舒即使参加了“召贤良”，也不会在对策前就被排在第一位；《天人三策》的第一策应为公共试卷。
关键词：《董仲舒》；文翁办学；独尊儒术；王霸道杂之；召贤良；《天人三策》
周桂钿、吴锋二先生合著的《董仲舒》，是周先生继《董学探微》后，关于董仲舒研究的又一专著。该书较《董学探微》通俗，增加了许多历史知识，将许多史料译成了今文，很适合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在对董学的研究上，该书也较《董学探微》有所发展，并回答了近年来理论界在董学研究上提出的一些新问题等。但笔者认为，对该书提出的一些新看法，仍需商榷。该书虽主要由吴先生执笔，但基本观点来自周先生，周先生也宣布对该书的观点、史料等负主责，所以笔者的商榷仍主要以周先生为代表。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文翁“起学堂”在“文帝末年”吗？
《董仲舒》一书说：“文帝末年，社会上已出现了在全国有影响的地方办学的典型。这就是蜀郡太守的大倡办学。”这个蜀郡太守是谁？就是“文仲翁”。[1]应当指出：蜀郡太守文仲翁办学的时间不是“文帝末年”，而是“景、武之际”。对此，《汉书·地理志》明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由文翁倡其教”。这里的文翁，即文仲翁。周先生认为文翁办学在“文帝末年”于史无征。
周先生为什么把文翁办学由“景、武之际”改到“文帝末年”呢？他在下文说得明白：“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一些建议，如兴办大学等。”[2]显然，他这是在给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学校之官”留地盘，因为他坚持认为：汉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欠妥。第一，文翁办学的时间不仅史载为“景、武之际”，而且还载：武帝“立学校之官”确曾采信过文翁的办学经验。如《汉书·循吏传·文翁》说：“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蜀生皆成就还归，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的《董仲舒》一书，对《文翁传》的内容几乎全部都引述了，唯独去掉了“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这最关键的一句。要知道，文翁“起学堂”并不影响“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学校之官’”说，这里武帝只是采信过文翁的办学经验，不是采纳文翁的建议“立学校之官”。
第二，史载：武帝“立学校之官”，乃武帝十二年公孙弘丞相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说：“公孙弘为学官，悼道之郁滞，乃请曰：‘丞相御史言：制曰“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婚姻者，居屋之大伦也。今礼废乐崩，朕甚愍焉。故详延天下方正博闻之士，咸登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议，与博士弟子，崇乡里之化，以广贤材焉。”谨与太常臧、博士平等议曰：……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补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若不足，乃择掌故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着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汉书·儒林传》说的说法与《史记》基本相同。这则史料才对“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学校之官’”说真正构成威胁，然而周先生却回避了，只字不提！
第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立学校之官’”说于史无征。诚然，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说：武帝“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并且，在《天人三策》[3]的第一、二策中，还有佐证：如策一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策二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这里，我们且不论《天人三策》的真伪，权当三策都是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对策，即暂从班固、周先生对此问题的说法，但这里还有个矛盾：就是武帝既然在七年就采纳了董仲舒“立学校之官”的建议，为什么还要再等五年，即武帝十二年，才又由公孙弘提出并实施呢？显然，认为“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的说法不能成立。
因此，还是把文翁“起学堂”还原回“景、武之际”好。
二、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吗？
《董仲舒》一书又说：“汉武帝不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汉代怎么流行起儒学来？经学怎么成为时代思潮？”[4]周先生坚持认为，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
应当指出，周先生此前的说法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详见其《董学探微》）。而《董仲舒》一书中又改用：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此说仍值得商榷。
第一，逻辑上不严谨。这里必须要区分两个有质的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尊儒”，另一个是“独尊儒术”。“尊儒”只是把儒家做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不扼杀其他学派的治国思想，而以其他学派的治国思想做为治国的补充思想。“独尊儒术”则不然，它是与“罢黜百家”相联系的，是要扼杀其他学派的思想，只用儒家一种思想治国。前者是正常的学术斗争，后者是思想专制。前者有点像我们现在，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不扼杀其他学说，对古今中外的其他学说坚持批判吸收；后者有点象“文革”，只以马列为治国思想（从表面上看），横扫封、资、修。如果认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就应当肯定：汉武帝实施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认为汉武帝没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应当肯定：汉武帝并未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因为董仲舒的建议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如果认为汉武帝实施的只是“尊儒”，那只能说汉武帝是“部分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不能笼统地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但还须说明：汉武帝为什么只是部分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汉武帝尊儒采纳的究竟是不是董仲舒的建议（因为汉武帝的“尊儒”与董仲舒的“独尊儒术”二者的内涵并不一致），汉武帝“尊儒”是否还采纳过别人的建议等。
第二，汉武帝“尊儒”与董仲舒无关。众所周知：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尊儒”的皇帝。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汉武帝继位之初，汉代在治思想上是“黄老之治”，武帝任用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好儒术”，都想“绌抑黄老”，用儒家思想治国。在武帝二年，受窦婴、田蚡支持，武帝任用王臧、赵绾及其师申公，进行以儒治国的政治改革，但遭到了窦太皇太后的反对和镇压。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崩，没有人再能阻止以儒治国了，田蚡一复出任相，便“绌抑黄老”，正式“以儒治国”了。[5]这是信史。董仲舒与汉武帝“尊儒”的关系，《史记》没有任何记载，既未说他参加过武帝二年王臧、赵绾所进行的以儒治国的政治改革，也未说他参加过武帝六年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班固的《汉书》也与《史记》同。《汉书》只是说，董仲舒在武帝七年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已是武帝尊儒以后的事了。
第三，论证不充分。周先生是怎样证明“汉武帝尊儒采纳的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尊儒’”的呢？他是先从历史上抹掉田蚡在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接着再引出董仲舒在武帝七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议，然后说：武帝“绌抑黄老，崇尚儒学”了。这是自我做古。要知道：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是铮铮铁史，《史记》、《汉书》均有记载。
三、汉武帝是“假尊儒”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认为，汉武帝“尊儒是假”。理由是：董仲舒“在第三策中明白地提出了独尊儒术的思想大一统的建议。这是后人在评价董仲舒时，认为最值得津津乐道的一个内容。汉武帝如何看待思想大一统论呢，他是想有为他推崇力量，他想独霸天下，他好大喜功。但如何去实现自已的理想呢？以什么思想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来一统天下的杂说呢？只有一个儒家就足够吗？汉武帝何其聪明，他想成为一个明主，他想使自已的统治思想带有理想色彩，带有夸张性。所以，他到底想以什么思想作自主的治国主导思想，显得有似玩滑的隐晦，吞吞吐吐。汉武帝后代就坦率多了。汉元帝还是太子时，见其父宣帝多使用文法吏，重用刑罚，于是就提醒宣帝说：‘陛下用刑太深、太重，太多，应该用些儒生。’意在要实施德教，宣帝听太子如此说，很是气愤。他斥太子说：‘汉朝天下自有制度，实质内容是杂合霸王之道，怎么能尽用儒生实施呢？难道真要效仿西周的政治吗？’宣帝也不想在太子面前表现得太专制，于是又分析道：‘你不知道，俗儒大多太不识时务，总是鼓吹古代的政治制度好，批判当今政治，百姓被他们搅得区分不清好坏，病况恶，他们不知自已的职份就是要维护今世，怎么能用他们呢？’太子被指责得不知所然，只得木然地点点头，陷入沉默。宣帝见此，叹息道：‘乱汉家天下的，必是太子无疑啊！’其后不久，宣帝还真想废掉太子。试想，太子不过建议多用些儒生就差点被废掉，何况董仲舒是一介求仕的读书人呢？汉武帝不重用他就是够宽宏大量的了”。[6]这也值得商榷。
第一，自相矛盾。如前所述，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的其它地方说过：“汉武帝不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汉代怎么流行起儒学来？”明确承认汉武帝真尊儒。
第二，根据不足。周先生认为“汉武帝‘尊儒是假’”，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没有完全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二是在治国思想上“王霸道杂之”；三是没重用董仲舒。其实，只要汉武帝将儒家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应肯定是真尊儒，不能认为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叫真尊儒。这种走极端的做法究竟是不是真尊儒，还有待研究，笔者多次指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的思想政策。[7]同理：“王霸道杂之”，只能表明汉武帝在汉国的根本思想上是“尊儒”的，同时兼以百家为治国的辅助思想，不能证明他是“假尊儒”。汉武帝没重用董仲舒，不等于没有用董仲舒，不等于没重用其他儒者，难道只有重用董仲舒才算真尊儒？不重用董仲舒或重用其他儒者都不算真尊儒？这在道理上说不通。
第三，如何正确理解汉武帝是真尊儒？武帝在继位初，就任用“好儒术”窦婴、田蚡、王臧、赵绾等，并想“绌抑黄老”。虽然这次“尊儒”失败了，但在武帝五年成功地设立了“五经博士”。武帝六年，在反对尊儒的窦太皇太后一去世，武帝立即起用了田蚡为相，正式“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大约在此时，武帝任用了一批儒官。后来武帝进一步将儒家的“孝”作为根本国策，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8]这也是武帝“真尊儒”的一项关键性举措。如前所述，武帝还同意公孙弘的建议——“立学校之官”等。
四、“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又认为：“董仲舒遂以贤良而被征召，继而声名大振。董仲舒在所有被推荐的贤良中排在第一位。”[9]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于史无征。班固与司马光是董仲舒参加武帝初期儒学对策的泡制者，班固、司马光只说董仲舒的对策被有关部门预选为第一名，然后呈给了武帝，得到了武帝的嘉许，根本没说董仲舒在参加考试前就被列为了第一名，推荐给了汉武帝。
第二，不合情理。应当说，假定董仲舒参加了武帝初年的儒学对策，只可能在对策后，即在考官阅卷时，将其列为第一名，不可能是在考试前就被列为第一名，更不可能以第一名的身份参加考试。如果董仲舒在举贤良的对策前就被列为第一名，还要考试干什么，考试的目的就是要众考生在考场一决高低，以考分定优劣，大家公平竟争，考前根本不会排坐次。如果排座次，根据是什么，是不是走了后门？
第三，公孙弘的旁证对此是否定的。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载：“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召入见，状貌甚丽，拜为博士。”《汉书》对此的记载与《史记》同。可见，公孙弘在考官阅卷时，没有被排到第一名，而是武帝在亲自审卷时，觉得他的答题比考官预选的第一名好，将他的名次由后面移到了第一名。这就告诉我们，考生的名次都是在考试后排出的，不是在考试前。
五、《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吗？
周先生在《董仲舒》一书中还认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他说：“武帝第一次策问董仲舒的试题是这样开始的。……这次你在被举荐的贤良文学之中，排列为第一号人物，朕很欣赏你。你学识渊博研究精深，素称大儒，朕洗耳恭听你的策试。”[10]
这种说法值得商榷。第一，前后矛盾。周先生这里虽认为《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武帝专为董仲舒出的考题；但在《董仲舒》一书中的另一处又说：“汉武帝对天下有如此奇才（指董仲舒——引者）似有些不信，或觉得话很投机缘，故特地给董仲舒加试两场。这是一份荣耀！全国成百的贤良文学之士唯董仲舒享此殊荣”。[11]按此意思推，董仲舒的第一策仍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才是加试的考题！
第二，于史无征。班固与司马光是董仲舒参加武帝初期儒学对策的泡制者，班固在《董仲舒传》中，明指董仲舒的第一策考题是公共试卷，他还对后面的两策连用了两个武帝“复册之”。司马光的说法就更明白了，他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说：武帝一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周先生的说法没有史实依据。
第三，不合常理。如果董仲舒真的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对策，那么，他的第一策无论如何都应是公共考卷，即与所有考生答的题都是一样的。如果考题不同，怎么把董仲舒的答卷与其他答卷相比较，怎么能判别这些答卷的优劣？
第四，误译汉武帝的策文。武帝在天人三策第一策的策文中说“今子大夫裦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12]，这里的正确译文应是：你在策试中被选为第一名，朕很欣赏你。你学识渊博研究精深，朕想再给你提些问题。”可是，周先生却译为“这次你在被举荐的贤良文学之中，排列为第一号人物，朕很欣赏你。你学识渊博研究精深，素称大儒，朕洗耳恭听你的策试”。[13]
参考文献：
[1][2][6][9][10][11][13]周桂钿、吴 锋.董仲舒[M].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29、118、327、136-137、93、94、93、94.
[3][12]汉书·董仲舒传[M].
[5]孙景坛.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J]. 南京社会科学，1991,(6).
[7][8]孙景坛.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J].南京社会科学，1995,(4).
（原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