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稿）

孙景坛

摘要：笔者多次指出：董仲舒非儒家，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理论界虽较重视，但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对此，笔者再次指出：关于董仲舒的思想性质，古来就有争执，历史上并未“早有定论”，某些“史书记载”也不可靠；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义”， 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二者有质的区别；董仲舒的“义”出自韩非的“义政”、“三纲”出自韩非的“三顺”、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出自韩非的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其“君权至上”、“大一统”、“公羊断狱”等均源于韩非；其“三纲”是对《韩非子》的纵向发展，“阴阳”学说是对《韩非子》的横向发展；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汉武帝尊儒无关，《天人三策》乃班固所伪造；董仲舒的社会实践遵循的是韩非路线，而且在尊儒的武帝时期根本就没吃开。

关键词： 仁 义 三顺 三纲 韩非 田蚡 公孙弘

传统至今，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对此，笔者多次指出：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的一个极大误区。事实上，他的思想性质属韩非术家，确切地说，是术家的思想分支——“义政”学说。（1）对笔者的管见，理论界虽较重视，但也有人如吴九成、周桂钿等先生持反对意见。由于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它不仅关系到对董仲舒本人的学术性质的划分，也关系到对宋、明理学性质的认定，还关系到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因此，本文想对此做进一步的辨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吗?

吴九成先生认为：“董仲舒是位儒家，这在历史上早有定论，本可以不谈。”（2）

笔者承认，历史上确有许多学者肯定董仲舒为儒家，但否定者亦非没有。早在汉代，在董仲舒走红的时候，《谶书》即假孔子言，说：“董仲舒乱我书。”（3）尽管此说缺乏论证，至少说明，当时就有人看出了他的思想性质不属儒家。在董仲舒在宋、明之际再度走红时，清颜元明确指出：董仲舒是腐儒!（4）这里的“腐儒”，即假儒、伪儒、冒牌儒。怎么能说董仲舒是儒家“历史上早有定论”呢?吴先生只不过是不敢或不想正视这些否定意见罢了。

二、董仲舒的学术性质能以“多数同意”或“史书记载”为准吗?

周桂钿先生认为：董仲舒的学术性质“不言而喻”；中国古代从司马迁开始，刘向父子、班固、王充、二程、朱熹、黄震、真德秀、王应麟、李东阳，直到近代章太炎等，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刘歆还称其为“群儒首”，班固称其为“儒者宗”；“这么多大儒、名儒都承认董仲舒是儒家，后人还有什么理由怀疑呢”；（5）“两千年后的今人凭自己的想象随便否定史书上的记载，是否可取?”（6）

笔者认为：首先，学术研究不能以“多数同意”为准。学术研究不是民主选举，以得票多少论是非，应当进行学术分析。董仲舒是不是儒家，要以学术分析来证明，“多数同意”只会引导盲从。

其次，学术研究也不能以“史书记载”为准。“史书记载”主要是史料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史书虽有记载，但只反映某一时期人们对此问题的认识水平，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史书记载”本身无法回答。对学术问题应允许讨论、欢迎讨论，俗话说，灯不拨不亮，理不辨不明，只有通过讨论，才能加深认识，辨明是非。既使历史问题，有些记载与原始史料或事实有矛盾的，也必须要重新讨论。因此，不能把董仲舒的思想性质问题，转化成历史问题，搞思想史研究上的“本本主义”。

再次，刘歆、班固的所谓董仲舒是汉代的“群儒首”或“儒者宗”等说法，都根据不足。只要翻翻《史记》、《汉书》、《后汉书》即可知，汉代儒学的学习、教授和策问均与宋明理学不同：在儒经上，国家只规定了科目，没规定注本；在教上，经师们“各以家法教授”；在策问上，是经师怎样教，考生就怎样答。而且，在东汉后期郑玄遍注群经之前，汉代经师基本不通经，根本就没有什么“群儒首”或“儒者宗 ”。另外，董仲舒是《公羊》博士，汉初传《公羊》不只他一家，还有胡毋生、公孙弘等，他们都是独立的《公羊学》家，不存在谁宗谁的问题。董仲舒在《公羊》上的造诣虽高于胡毋生和公孙弘，但胡毋生的社会影响却远远超过董仲舒，如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胡毋生，“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东汉最大的《公羊》大师何休，他在作《公羊解诂》时，明确宗胡毋生。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首”或“宗”都算不上，何来“群儒首”、“儒者宗”?

三、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仁政”吗?

吴九成先生认为，董仲舒之所以是儒家，因为“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儒家的什么思想呢?就是“仁政”。（7）接着，吴先生引证董仲舒的话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故曰：仁者爱人。’这里他继承了孔子的‘仁’和孟子的‘义’，并把他们统一起来，作为社会伦理的两个不同侧面阐述了它们的社会功能。”又说：“‘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是故王者，上谨承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这里，他把孔子的‘仁’运用于社会政治，指明王者既然上承天命，那就得取仁于天而行仁政。”（8）

应当说，探讨董仲舒的思想性质，能从思想核心看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问题在于董仲舒有无“仁政”思想? 诚然，董仲舒说过“仁者爱人”，可是“仁者爱人”之“仁”不是孔子的“仁”。笔者早曾指出：孔子虽讲过“仁者爱人”，但这一看法的发明权不在孔子，孔子以前早就有人说过；“仁者爱人”是对“仁”作为伦理道德的释义，即“仁德”的解释；“仁德”思想在先秦百家争鸣中，各家均有，非儒家所独专；孔子的“仁”，实际上是“仁政”，而非“仁德”。（9）而且，将“仁者爱人”之仁“运用于社会政治”，也不会产生“仁政”。任何一种理论，其运用于社会的过程，都只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不是理论升华的过程。运用前是伦理道德，运用后还是伦理道德；运用前是政治思想，运用后还是政治思想，不会发生质变。如果认为能发生质变，即所有伦理思想，一经实践，都会变成政治思想；所有政治思想，一经实践，都成变成伦理思想， 那岂不是乱了套？还要理论研究干什么！必须明确，要探讨董仲舒学术中有无“仁政”思想，只要看其是否将“仁德”之“仁”升华成了政治思想即可，无须看其实践过程。这里，吴先生在“仁者爱人”之前冠一个“仁之美者在于天”，不等于就将这个“仁”华成了“仁政”。“仁之美者在于天”只是进一步将这种“仁者爱人”之“仁”神化，即认为其出于天，符合天理。但神话过程不能改变其伦理性质，只能使其这种性质得到加强，以致绝对化。尤其是，这种做法若真能使“仁德”升华为“仁政”，那也是吴先生越俎代庖替董仲舒做的，而不是董仲舒自己做的。董仲舒从未使用过“仁政”范畴，其学术中也无“仁政”思想，吴先生论述没有说服力。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是“义”，即“义政”。董仲舒的“义”的直接来源是《公羊》，《公羊》认为相传为孔子所作的《春秋》中有“微言大‘义’”；董仲舒又进一步挖掘《公羊》中的“义”，以作为其全部思想的理论基础。这个“义”源于何处呢?宋明理学认为源于孟子。笔者已向理论界展示：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政”，根本无“义政”思想。事实上，“义政”的源头在韩非。传统至今，理论界都将韩非当做法家，实非。他是中国古代“义理”学说的鼻祖。《公羊》属韩非后学。韩非对“义”的定义是：“义者，谓其宜也。”董仲舒亦重复道：“义者，宜也。”韩非“义政”说的显著特点是空头政治：“重义轻利”，即重政治轻经济。他说：不要“思小利而忘法义”。董仲舒则将其概括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者完全相同。（10）这也是董仲舒非儒家的根本。

四、董仲舒的“三纲”、“君权至上”、“大一统”等都是儒家思想吗?

吴九成先生还认为：“就表层现象而言，董仲舒的君权、‘三纲’和大一统思想等，都与法家相似。但若从深层次上观察，就会发现他与法家的本质区别。”（11）

关于“三纲” 吴先生说：“在董仲舒所构筑的阴阳五行宇宙论体系中，包容了天地、神灵、君臣、父子，……只要‘义’之所需，那么，神灵也可以胁迫，天王也可以弃逐，父命也可以违背，母嘱也可以不从。这同法家的‘三纲’理论大相径庭。”（12）

应当指出：吴先生不知道，“义”本来就是“三纲”的理论基础。吴先生也不知道，“义”是韩非的思想核心，“三纲”的著作权也在韩非，韩非正是从“义政”出发，才创“三纲”之始俑的。他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臣事君宜，下怀上宜，子事父宜，贱敬贵宜，知交朋友之相助也宜，亲者内而疏者外宜。义者，谓其宜也，宜而为之。”（13）“义”之“宜”再深入下去，即“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14）。怎么能说韩非的“三纲”无“义”呢?董仲舒的“三纲”亦源于“义”并不奇怪，因为他的思想核心本来就是“义”。吴先生认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仁”，但在论证董仲舒的“三纲”的理论基础时，却突然发现了“义”高于一切，包括“仁”在内。这真是不打自招!恰恰说明“义”是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既然韩非的“三纲”源于“义”，董仲舒的“三纲”也源于“义”，二者完全吻合，怎么能说“大相径庭”呢?

关于“君权至上” 吴先生说：“董仲舒认为，即使至高无上的君主，也不能滥用权力……否则，他就会受至到天意的惩罚”；这“主要是反对君主滥施虐政而提倡德教”；这“同法家的严刑峻法、君权无限有着原则的区别。”（15）

应当指出：吴先生似乎没有弄懂什么叫“君权至上”。“君权至上”本于“三纲”，在“三纲”中，君权至上是相对世俗权力，不涉及神权，神权与世俗权力相比，永远至上。韩非也从未讲君权可以高于神权。董仲舒坚持“三纲”，就是承认“君权至上”，这与韩非完全一致，无本质差异。儒家否定“君权至上”，也不是用神权，而是用臣权，即君臣的“对应关系”。如孟子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6）“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矣。” （17）怎么能说董仲舒的君权至上是儒家思想呢?

另外，董仲舒虽讲过“德教”，批评过秦法，但这不代表他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真实法律主张，主要体现在其《〈公羊〉董仲舒治狱》和《高庙园灾对》中，前者是他对刑官治狱的意见集，后者是写给武帝的奏稿。《治狱》的宗旨是“诛心定罪”，《灾对》则是具体施行办法。如《灾对》说：“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这哪是什么儒家“德教”，与韩非的“诛心说”与“严刑峻法”有什么两样。

关于“大一统” 吴先生说：“大一统思想不是法家所独有。孟子讲‘王天下’，孔子要求‘克已复礼’以恢复周天下”，“尤其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对董仲舒所具有的大一统思想，决不能视之为就是对法家思想的继承”。（18）

应当指出：吴先生似乎也未弄懂“大一统”的确切含义。“大一统”在古代虽有实现中国统一的意思，但重心不在这里。它的重心或实质是：用什么体制来统一，是郡县制，还是分封制?孔、孟的统一思想，都是分封制，其“兴灭国”、“继绝世”可证；而术家韩非、李斯、秦始皇则主张郡县制，其“废分封”、“行郡县”可证。《公羊》与董仲舒坚持的都是韩非等人的“大一统”，其“讥世卿”、“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19）可证，即反对分封制，主张郡县制。所以，董仲舒的“大一统”与儒家的政体思想不合，而与韩非一致，怎么能说他不是对韩非思想的继承呢?

五、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是他为儒家的主要根据吗?

周桂钿先生认为：“分析董仲舒的派性问题，不但要充分收集可靠资料，而且还要合理的方法。董仲舒的思想与孔子、孟子的思想不一样，他说了孔、孟子说过的话，能不能说他不是儒学?”“班固说他‘始推阴阳，为儒者宗’。阴阳是孔、孟所不说，董仲舒还从此推出个‘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对。”有人认为“董仲舒创立的‘三纲’学说也不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孔子、孟子讲君臣关系都是对应关系，从来没讲过绝对君权”。“董仲舒在汉代有所创新，对儒学有所发展。”“儒学就是有历代儒家的不断发展，才能经久不衰，流传了两千多年。如果谁改变了儒学的某些内容，就要开除儒门，那么，儒家只剩下孔、孟两个人。细加分辨，孔、孟也多有不同，那么儒家只剩下孔子这个孤家寡人了。这还成什么学派?”（20）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董仲舒非儒家的关键在于其思想核心。笔者否定董仲舒为儒家，不在于他“说了孔、孟没说过的话”，也不在于他“改变了儒家的某些内容”，而在于其思想核心与儒家不一致。儒家的思想核心是“仁政”，董仲舒是“义政”，怎么能说二者的学术性质相同呢?周先生一贯回避从思想核心上看问题，较吴九成先生是个退步，同时也似乎没有抓到问题的关键。

第二，董仲舒对儒学的“创新”和“发展”不能说明他为儒家。笔者认为，发展有纵向与横向之分，纵向发展不能离开著作权，横向发展不能离开思想核心。周先生承认，董仲舒的理论创新是“阴阳”和“三纲”，前者出自阴阳家，后者出自韩非，二者的著作权都不在儒家。如果说它们是对儒家的发展的话，只能是横向发展，不会是纵向发展。若说是对儒家的横向发展，前提是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必须与儒家相一致，即他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阴阳家和韩非术家思想进行吸收，否则，就不能这样讲。离开思想核心的发展，鬼才知道他发展的是什么学说!我们知道，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与儒家不同，所以不能说他的“阴阳”和“三纲”是对儒家的横向发展。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与韩非术家相同，所以实际上他的“三纲”是对韩非“三顺”的纵向发展，而“阴阳”则是对韩非学说的横向拓宽。周先生离开思想核心，空谈董仲舒对儒家的横向发展，在方法论上说不通。

第三，孟子的情况与董仲舒有质的区别。诚然，孟子说过孔子“没说过的话”，也“改变了儒学的某些内容”，但这都是对儒家的发展，不能做为其非儒家的根据，因为二者在思想核心上是一致的，即都是“仁政”。把孔子的“仁”的政治思想，正式概括为“仁政”，这是孟子对儒家的一大理论贡献。董仲舒所讲的孔、孟“没说过的话”、所改变的“儒家的某些内容”，都不是对儒家的发展，都只是他非儒家的证明，因为他的思想核心与儒家不同。周先生不做学术分析，只靠简单类比，甚至要把孟子开除出儒门，这都与情理不合。

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能证明董仲舒是儒家吗?

周桂钿先生还用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次证明他是儒家，说：“汉武帝不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建议，汉代怎么流行起儒学来?经学怎么成为时代思潮?”（21）言下之意：董仲舒对汉代尊儒有重要贡献；他若不是儒家，为什么要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证明董仲舒是儒家，这是周先生及理论界同仁的一贯主张。对此，笔者早就指出：第一，武帝乃至整个汉代均不存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事实。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社会的主导思想，并未对百家进行剿杀，与秦代的“罢黜百家独尊韩术”有质的不同。武帝初年虽“罢申、商、韩”，但不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范围，因为此时“黄老”是主导思想，儒家乃在野学派。武帝六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虽是儒家所为，但不能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只是将“黄老”从主导地位上拉了下来，由儒家居正统。“黄老”后来与“申、商、韩”一样，都是合法的在野学派。汉代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事实，怎么能说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

第二，汉代“绌抑黄老，崇尚儒学”的核心人物是田蚡，非董仲舒。田蚡从小授儒业；任太尉时与丞相窦婴一起支持过王臧、赵绾以儒反“黄老”，失败被免职。武帝六年，支持“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崩，田蚡任相，“绌抑黄老刑名百家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将儒学正式当做了汉代治国的根本思想。这里，根本没有董仲舒的参预。

第三，说“《天人三策》是董仲舒的对策”矛盾百出：1、此说独出东汉班固，与董仲舒同时代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记载不合；2、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名的《公羊》博士，无再参加新的儒学考试之可能；3、班固在董仲舒考取第一名后，只说“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未授博士，有悖常理──怕露出同一学科、同一个人不能拿双博士的马脚；4、《天人三策》的第一策为复试卷，第二策虽为公共试卷，但是是百家试卷，非儒学考题，而且《三策》非作于一时；5、对策时间无法确定：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武帝七年?其《天人三策》的策文无一与该年的试题相符；6、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第三策，有些内容与武帝初年的社会状况不符，只能定在武帝晚期。

第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思想。董仲舒的这一建议，同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大树特树”一样，都是极端主义。对林彪的“大树特树”，毛泽东当即感到：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是树他自己，打鬼借助钟馗。董仲舒的建议亦然。孔、孟从来都只主张学术批评，不主张思想专制，只有商鞅、韩非才持此说。董仲舒的思想核心及理论体系与韩非一致，而与儒家有质的区别，所以，其建议性质仍为韩非思想。实际上，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要罢的“百家”，包括真儒家；要尊的“儒术”完全是假儒术，即韩非的“义政”学说。这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怎么能做为他是儒家的证据呢?（22）

对笔者的这些批评，周先生从未做正面回答，也未重新论证，只是以游击战──放一枪即收的方式做辩。然而，这于事无补。

第一，“汉代流行起儒学”与董仲舒无关。周先生曾断言：董仲舒的建议发生在武帝七年。事实上，董仲舒若真的对策，时间最早也只能是七年。因为武帝五年才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皇太后崩，七年儒学考试才成为可能。可是，刘邦当年即对陆贾时时说《诗》表示默许，还对叔孙通“起朝仪”大加赞偿；惠帝首次最先“孝治；”吕后“举孝”； 文帝置《孝经》、《礼》博士，发掘《尚书》；景帝“举廉”，支持辕固生以儒反“黄老”，置《诗》、《春秋》等博士；武帝继位，表彰“孝子顺孙”，支持王臧、赵绾“议立明堂”，“置《五经博士》”，“初令郡国举孝廉”等，难道这不足证“汉代已流行起了儒学”?即儒学已成为汉代一支重要的在野学派。（23）

第二，“儒学成为时代潮”不代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什么是“时代潮”?如果不想歪曲的话，就是儒学成了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并不是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理论界，包括周先生过去一直强调的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在该用“时代潮”，表明调子已降低。这是笔者批评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他们正遮遮掩掩地向笔者靠拢，因为笔者的观点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汉代只是将儒学当做了治国的主导思想。

第三，“儒学成为时代潮”与董仲舒无关。如前所述，若董仲舒真的参加了儒学对策，最早只能在武帝七年，然而，田蚡在武帝六年就已“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将儒学当做了汉代治国的主导思想。怎么能将此事与董仲舒的对策连在一起呢?既使董仲舒真在武帝七年参加了对策，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亦只是一纸空言，根本找不到武帝采纳和实施其建议的证据。

因此，用“汉代流行起儒学”和“儒学成为时代思潮”不能证明董仲舒对汉代“崇尚儒学”有决定性贡献，更不能证明他是儒家。

七、董仲舒的社会实践“遵循的主要是儒家思想”吗 ?

吴九成先生还认为，董仲舒的儒家性质，还可以从其社会实践来考察，“他所遵循的主要是儒家的思想和主张”：1、他宣传的《公羊》挫败了窦太后在皇位继承上的“兄弟相继”；2、他建议“兴太学”、“举孝廉”；3、他讲学及在江都、胶西二相上的“教化”功绩。（24）

应当指出：第一，吴先生所举事例大多不确。景帝与田蚡引《公羊》挫败窦太后在立嗣上的“兄弟相继”，可算《公羊》一绩。但汉初传《公羊》不只董仲舒一家，还有胡毋生，怎么能将此事只记在董仲舒头上?而且，这件事的核心人物不是董仲舒，所以不能做为董仲舒的社会实践。“兴太学”虽出自《天人三策》，但如前所述，《天人三策》乃班固所伪造。《史记》、《汉书》的《儒林（列）传》均载：此事是武帝十六年公孙弘所为，有议奏，有执行的结果。所以，这也不能做为董仲舒的社会实践。“举孝廉”，此说不见于董仲舒的传世之文，亦不见于《史记》，仅班固《董传》一孤证。而且，是在《董传》结尾处美言董仲舒时所讲的。班固《董传》晚出(东汉)，与《史记》所载多有不合，抬高董仲舒处甚多，又多抵牾，不足信。“举孝廉”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宗《公羊》，不兼《孝经》，不会提与自己学术无关的建议。如前所述，汉初统治者一直重孝，“举孝廉”应出自刘汉政权自身对“孝治”经验的总结。所以，亦不能将此事当做董仲舒的社会实践。

第二，董仲舒的“讲学”及在二相上的“教化”功绩，不能证明他为儒家。董仲舒讲学，主要是宣传《公羊》。笔者反复指出，《公羊》非儒家著作，其思想核心“义”及基本理论体系都与韩非同。（25）董仲舒一生以宣传研究《公羊》为已任，不能说他是儒家。董仲舒在二相上的最大“教化”是“求雨”、“止雨”，据说十分灵验。这完全是个巫师的角色，也不像儒家。

第三，董仲舒的真实社会实践与韩非同。做为一个思想家，董仲舒的社会实践可分为直接实践与思想实践。他最重要的直接实践就是想借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火灾之际，奏请武帝以“阴阳错行”为由，诛心定罪，乱杀亲族与重臣。他当时最重要的思想实践，就是其弟子吕步舒以其“公羊断狱”的思想决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这哪符合儒家的“刑德”关系，完全是韩非的严刑酷罚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第四，董仲舒社会实践的历史悖论。董仲舒真实的实践不像吴先生所述那样完满，事实上，他一生不得志。辽东高庙和长陵高园殿灾对，差点使他掉脑袋；晚年作《士不遇赋》；《汉书·叙传》说“仰仰仲舒”。司马迁、刘向都为他鸣过不平，认为是受了公孙弘的排挤，其实不然。董仲舒比公孙弘成名早，如果他的思想能切中时弊，又有可行性，他会比公孙弘升得快，公孙弘怎么能排挤到他呢？况且，公孙弘荐他任胶西相，根本上还是他自己没干好。班固在《匈奴传》中所说的：“察仲舒之论，考诸行事，乃知其未合於当时”，这才是问题的症结。董仲舒生当中国古代最尊儒、也是最早尊儒、儒才最缺乏的时期，不能说生不逢时，而他又以儒闻名，可是却一生未遇，岂不怪哉？这里，要么董仲舒是假儒家，要么汉武帝是假尊儒。然而，对汉武帝真尊儒我们无法否定，那结论只有一个：只能说董仲舒是假儒家，他是假李逵碰上了真李逵。

注：

（1）（9）（10）（22）（23）（25）参见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百家争鸣新论》，载《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 期；《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2）（7）（8）（11）（12）（15）（24）吴九成：《略论董仲舒的儒家性质》，载《江海学刊》1996年第4期。

（3）《论衡》：《案书》。

（4）张岱年主编：《孔子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第769页。

（5）（6）（20）（21）周桂钿、吴锋：《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第1版，第322─324页；第327页；第326-327页；第327页

（13）（14）《韩非子》：《解老》；《忠孝》。

（16）（17）《孟子》：《万章下》；《梁惠王下》。

（19）《史记》：《太史公自序》。

(载：张义生主编的《当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思考》（论文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这里有修改：1、基本观点、论据、论证和结构未动，主要对语句、文字做了点加工；2、将脚注改成了尾注，并增、删了几处；3、新补了《提要》和《关键词》。 于南京“困 陋 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