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纪纪80年代大陆学术界兴起了儒学研究热，至今方兴未艾。儒学研究自那以来一直是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重大突破。90年代儒学研究取得了许多喜人的成果，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好几部儒学发展史专著。赵吉惠、郭厚安、赵馥洁、潘策主编的《中国儒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版)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论述儒学发生、发展和演变史的专著。”开了儒学发展史通史研究的先河，第一次从历史的高度对儒学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审视。吴龙辉的《原始儒家考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从崭新的角度首次将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和社会政治群体来考察，旨在对原始儒家的演变过程及其学术体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揭示出原始儒家的本质特点和由百家中的显学向汉武帝时的官学演变的内在秘密。刘蔚华、赵宗正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儒学研究有机结合而取得的新的研究成果，该书创造性地提出并运用了“亚细亚思想方式”的理论，进一步从学术思想的层面深入地探究了儒学发展的历史规律。庞朴的《中国儒学》(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版)是一套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分四卷，该书以缜密的逻辑，精辟的论述全面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儒学的思想内涵和学说风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首肯。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组织撰写的七卷本《中国儒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6月版)与其他几种相比，在卷帙规模上位居第一，共七卷：分先秦卷(王钧林著)、秦汉卷(李景明著)、魏晋南北朝卷(刘振东著)、隋唐卷(许凌云著)、宋元卷(韩钟文著)、明清卷(苗润田著)、近代卷(姜林祥著)。全书上自儒学的起源，下迄1949年，分7个大时段，一卷写一个时段，将2500余年儒学发展史展现在读者面前。各卷既上下衔接，又相对独立，合起来看，是一部儒学通史，分开来看，则是7部儒学断代史。此外，还有谢祥皓、刘宗贤主编的《中国儒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版)。总之，这几部儒学发展史都写得不落俗套格调清新，颇有见地。
本文限于篇幅，不便详述各书的内容和体例，仅就以下大家所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一简述。
(一)儒的起源和儒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儒的起源和儒家诞生的社会根源历来是儒学研究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近来提出了几种新观点。庞朴认同了儒起源于殷遗民中的儒者，但又提出了新思路。他认为，同殷早期相比，殷晚期儒者的地位发生了演变。“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人已由原来的只会治丧作揖的贱民阶层而上升为智者阶层，既掌握了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又演变成为与殷商贵族的利益休戚相关的一个特殊阶层。”［1］P7
这些儒者掌握了相当的文化知识，但又因殷商的灭亡成了西周的被征服者，地位低下，因而渴望地位的提升和新政权的重视。周公出于建立和稳定新秩序的考虑，觉得有必要安抚这些殷遗民中的智者。于是，周公便让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制礼作乐的工作。但是随着西周政治的逐步发展与演化，儒者的地位又一次发生了相当大的危机，于是，孔子起而救之，并终于建立起早期儒学的思想体系。
赵吉惠等人认为，儒在殷代便产生了，最初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术士)。他进而认为，春秋时期，由于“王室衰微”和“礼崩乐坏”，导致了学术下移，出现了“私学”，由“学在官府”走向“学在民间”，在民间兴起了私人讲学之风，孔子就是春秋末年第一批开私人讲学之风的学者，从而为儒家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王钧林则认为“儒在孔子以前即已有之，但只是靠某些特定的职业谋生的儒，只是到了孔子那里，才赋予这类儒以‘谋道’的使命，使其担当起承传‘斯文’的重任，亦即‘仁以为己任’，从而使儒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从以前单纯的治丧相礼为职业谋食的儒，一改为以谋道兼谋食——就谋道而言是事业，就谋食而言是职业；事业与职业合而为一的儒，成为一个以斯文自任，卓然而立的学派。［2］
吴龙辉则另辟径蹊，通过对数千弟子追随孔子的动机进行深入考察，寻找儒家诞生的社会根源。他认为国野制的崩溃和宗法世袭制的动摇是儒家诞生的政治背景；春秋时代的普通民众(小人)对贵族阶级(君子)的仰慕是儒家形成的主观因素；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而后入政制度的确立为普通民众实现其仕官理想开辟了道路；孔子的熟知礼仪，诲人不倦，有教无类，为以期掌握以“礼”为代表的各种处理政务的知识和能力而进入仕途的普通民众(小人)创造了最终的条件。这样，目的是为了入仕不单是为了求学的普通民众便聚集在孔子周围。这样，儒家集团诞生了。
(二)孔子的思想体系赵吉惠把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思想概括为：①“敬鬼神而远之”的天命观，听天命，尽人事的人生哲学。②“仁者爱人”的早期人道主义伦理学说，伦理学说是孔子或儒家学说的主体和基础，而仁学则是孔子或儒家学说的实质和核心。③“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与“克已复礼”的历史观念。④“有教无类”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主张。
刘蔚华等人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中则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1)价值本质上的天人转化，这是孔子建构儒学体系的思维起点。(2)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于“仁”。人之所以为人，在于道德人格。(3)政治思想中的“德礼政刑”，形成一种德治主义政治思想理论，这是对专制暴政的匡正。(4)“执两用中，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贯通孔子思想各部分的方法论基础，它是对殷周以来“中和”思想的继承因革和发展。(5)培养“士君子”的教育思想与“好学”“敏行”的认识论。
(三)孔门弟子的分裂
“儒分为八”始于战国末期。《韩非子·显学》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对于“儒分为八”的原因，庞朴从孔门弟子之间的个人感情和关系入手来分析。子贡是孔子晚年最得意的门生，他与孔子之间的深厚情意有助于他在孔子死后团结维系孔门弟子；子贡个人的办事能力和在主持料理孔子丧葬之事的作用，基本确定了他在孔门弟子中的突出地位。但是由于或许带有私人感情原因，子夏、子游、子张推举有若来代替子贡的位置。然而，由于类似的原因，子夏等人的建议遭到曾子的坚决反对。这样，“孔门弟子的分裂便已从一种潜在的危险表面化，弟子中的强者实际上都各奔东西，自谋前程，自立门户去了。［1］P48”
对于这一问题吴龙辉也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的探讨，他援引了大量有力的证据说明“儒分为八”不是简单的取舍不一，旨趣不同，而是因为干禄竞争而产生利害冲突，同时思想上也有分歧。正因为如此，孔子在世时，他们就彼此间产生了相互排斥的心理，孔子死后，就出现了正宗之争，这二者的统一促使孔子集团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分裂。
(四)儒学面临的挑战及孟子荀子的积极反应春秋战国之际，儒学面临其他学派的挑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吴龙辉认为，这种挑战主要来自于曾入孔门后学的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墨家兴起的时代已进入战国初期。由于历史的发展，主要维护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孔子儒学已不再适应战国初期“陪臣执国命”的政治形势和普通民众地位有所改善的社会状况。墨家抓住了这一机遇，“不仅继承了孔子为平民阶级向贵族集团争取平等权力的思想成果，而且根据战国时代初的政治形势，将它作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将平民阶级的政治追求与君主的政治需要联系起来，将孔子所追求的道具体化为一些切实可行的政治纲领。因此，对战国初期的新一代君主来说，墨家学派比儒家更具有吸引力。”［3］P126在这种情况下，墨家学派能在短期内直追儒家，与儒并称为世之显学，并有后来居上之势，对儒家来说不能不是巨大威胁。面对墨家的挑战，儒家内部的反应是：有顽固对抗者，如公孟子；有叛儒归墨者，如禽滑嫠；更有援墨入儒的儒学积极捍卫者，如战国中期的孟子和战国后期的荀子。孟子距杨墨申孔子之道是先秦儒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孟子在回击墨家时也吸收了墨家的一些先进思想，转换成自己核心思想中的一部分，以向世人表示墨家那些受人欢迎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同样存在。到荀子所生活的战国后期，墨家学说已经衰落，荀子对墨家挑战回应的结果是先秦儒学的发展再一次进入一个高扬状态。所以王夫之有言：“故有儒而后墨兴，有墨而后儒之说盛。”
(五)孟子、荀子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发展和重建春秋末期产生的孔子学说，到战国时期出现了不适应形势发展的因素，故而招致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孟子、荀子分别在不同时期予以积极回击。而这一回击是他们在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发展和重建中作出的。
刘蔚华在为七卷本《中国儒学史》写的序言中指出：孔子原创的儒学体系以礼仁双元结构为核心，是儒学发展的礼学传统和仁学传统的基础。战国中期的孟子主要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而战国后期的荀子则是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封建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学就是以礼学思想为核心的权威主义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专制性，是作为儒家维护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秩序的理念工具而长期存在。由孟子发展的仁学精神集中体现了儒家的人文主义和民本主义价值理念，这一精神则长期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道德价值观。礼仁的同源分流最终导致了儒学中的道德异化。［4］
(六)儒学的第一次历史演变和儒家的社会角色转换先秦时期处于显学地位的儒学，经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打击和汉初黄老之学的排挤，陷入了相对沉寂的局面。儒学要再度兴起，必须寻找新的历史契机。
儒学的第一次历史演变实际上是一次政治地位的变化，即由诸子百家中的显学上升为一家独尊的官学。儒家的社会角色也发生了转换，(我们不妨援引一下杨念群的学术词语)即由“以道抗势”的“教化之儒”转换为“以道附势”的“王者之儒”。而这里所说的演变或转换其实是同一历史事件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一历史事件就是众所周知的汉武帝时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吴龙辉认为，战国之初，由于政治形势的需要，统治者们为巩固政权，增强国力，笼络人心，纷纷延纳贤士，尊崇文人，尊贤重道一时成为社会风尚。在这种情况下，儒林人才普遍地对君主们采取了傲慢的态度，他们轻君重师。在儒墨两家中，师比君更具权威性，时人称“士贵耳，王者不贵”。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儒家陷入了新的困境，被认为是“儒者无益于国”，甚至被韩非等人看作“五蠹”之一。这一困境的最低谷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这一浩劫，儒家学派遭到了空前的打击。
汉初废挟书律，百家重新活跃。但是除叔孙通因为刘邦“起朝仪”而被拜为太常外，在刘邦死后的几代皇帝统治时儒家和儒学依然处于低迷状态，未受朝廷重视。汉武帝“独尊儒术”实是宫廷政治斗争的结果，其直接原因是为了向他的祖母窦太后争权。汉武帝起用儒生代替窦太后的黄老之士，以便使儒生从理论上为他的争权斗争作政治铺垫，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由布衣而出。但这一斗争直到窦太后死后才彻底取胜。独尊儒术的另一结果就是儒生们根据儒家经典为汉武帝的统治“文过饰非”，儒家的这种处世方式一直延续了二千多年，这实际上是道统和政统的相互利用和结合。儒学依附皇权取得独尊地位，皇权利用儒学来巩固统治，二者各取所需，相得益彰。
(七)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儒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的倡导，儒学成了官学
。此后，儒学开始经学化。汉代儒学取得独尊地位仅意味着儒学与外部其他学派斗争的结束，而其内部经学之争又揭开了序幕。刘蔚华等人认为，汉代经学内部的斗争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西汉时期。西汉时只有今文经，故这种斗争只存在今文经内部主要是公羊派和谷梁派之间进行。为了协调解决二家的论争，甘露三年(前51年)，宣帝在未央宫石渠阁召开了经学会议，目的是评品《五经》诸家的是非优劣，统一认识，平息矛盾。会议中论辩最为激烈的就是《公羊》和《谷梁》之争，会后《谷梁》等也立为学官。今文经学内部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第二个时期是西汉未到东汉时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的斗争。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就是白虎观会议和郑何论战。今古文的斗争始于西汉末年刘歆倡导古文经学，此后，今古文双方壁垒分明，斗争趋于白热化。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召开了白虎观经学会议。会上，今文学家李育和古文学家贾逵进行了激烈的论争。贾逵以实例说明“《左氏》义得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赢得了章帝
的信赖，提高了古文经学的地位。郑玄、何休的论战，是汉代今古文之间的最后一次大论争。面对何休的挑战，郑玄“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进行了有力的回击，古文经学由是而大明。
第三个时期是汉魏之际王肃学派与郑玄学派的斗争。王肃生于195年，郑玄死于200年，郑玄死时王肃才5岁，故二者不可能进行直接的交锋。这一斗争是郑玄后学与王肃及其后学之间进行的。但这已是汉代经学内部斗争的尾声。
(八)宋代理学的建立和朱陆之争的渊源
宋代统治者对士人实行开明的宽容政策，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这是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宋代理学就是在这种自由的政治和文化土壤上孕育、萌芽和成长的。
庞朴认为，新理学的提出是儒学在北宋时代发生的最大变化。新理学经周敦颐、张载、邵雍等先驱的奠基，到二程时，作为一种新的典型形态正式形成。而将理学建构成一座庞大的学术大厦的却是朱熹。由于朱熹的综合和总结，从而使儒学真正完成从经学到理学的重大历史演变，理学思想体系真正建立起来。朱熹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陆之争是宋代理学发展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刘蔚华等人认为，二者之争源于程颢、程颐之间思想的差异和分歧。宋政权南迁后，洛学在南方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发生了分化。由杨时、游酢，经罗从彦、李侗到朱熹，主要发挥了程颐关于性即理、理一分殊、格物致知的思想，形成闽学，以朱熹为代表；由谢良佐，经张九成，到陆九渊，主要阐述了程颢关于心即理、万物一体之仁、穷理尽性的思想，形成心学派，陆九渊是代表。朱陆之争实际上是二程哲学的不同风格和志趣在理学发展轨道上的继续和延伸。
(九)儒学发展的分期儒学作为意识形态在政治上的影响，自其产生到1949年，历经2500多年。对于儒学发展的分期，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发，提出了几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在此介绍以下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赵吉惠等人根据儒学内容的演化，把儒学发展的全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先秦为儒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儒学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三教融合时期；宋明为儒学的理学化时期，清代为儒学的衰落时期。
刘蔚华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中根据儒学发展的过程本身将其分为五个时期：先秦为儒学的兴起时期；两汉为儒学的独尊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变异时期；宋元明为儒学复兴时期；清代为传统儒学的总结和终结时期。
参与撰写七卷本《中国儒学史》的学者们则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将儒学的发展分为7个大时段：先秦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南时期；宋元时期；明清时期；近代时期。
(十)传统儒学终结的原因历经2500余年之久的儒学，由显学升为官学，在封建社会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但最终随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而趋于颓废以至终结。
赵吉惠认为，儒学的衰落和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三点：第一，农业自然经济的解体是儒学衰落最深刻的原因。因为儒家文化是一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小农自然经济文化。国内商品经济的复苏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促使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从而使儒家文化失去了它得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第二，封建专制主义崩溃是儒学衰落的直接原因。［5］P844第三，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也是儒学文化衰落的重要条件。［5］P845在近代，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向儒学文化发出了冲击和挑战，积久必弊的儒家文化相形见绌，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这样，儒学的衰落便不可避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儒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由于长期产生的影响和它本身还具有一些普遍适用性的精华部分，儒学就成了学术界研究的文化资源。近年来国内儒学研究已经将儒学与现代社会生活紧密结合进行考察，以期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有利于现代生活的价值观念。进行这类课题的研究就不能不了解中国儒学发展史，特别是儒学发展中引起争议的焦点和重点话题。因为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深入研究传统儒学与现代社会的关键。
当然，近年来儒学发展史研究还有些不足之处。有不少观点囿于传统说法而没有深入论述，再就是有关现代新儒学产生发展的研究较少，这都是应该引起重视的课题。
儒学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一样，在前人优秀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必将出现后来居上的作品。因此我们相信也期待着更高质量的儒学发展史巨著的问世。
参考文献：
［1］庞朴.中国儒学第一卷［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2］贾艳红.儒学史研究的重大收获［J］.孔子研究.1999(1)：124-126.
［3］吴龙辉.原始儒家考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刘蔚华.儒学，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J］.孔子研究.1998(3)：4-12.
［5］赵吉惠等.中国儒学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