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景坛

毋庸置疑，“五四”时期批孔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必须看到：其不科学性也极其严重。早在“五四”批孔如火如荼之际，中国至少有一位哲人——郭沫若先生就已洞察到了这一点。他在致一日本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中国有人在骂孔子，“更极端的人骂孔子为盗名欺世之徒，把中华民族的堕落全归咎于孔子，持这种高论的人们哟！他们的冥蒙终久是非启发不可的”（1）。笔者一直认为，“五四”批孔有中国现代史上最大学术冤案之嫌。本文就想对此作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孔子是封建专制理论的始作俑者吗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出自孔子。如易白沙论证说：“孔子尊君权漫无限制，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2）

笔者早在拙作《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3）中就曾指出：此说无据。第一，孔子尊君权并不否定臣权。孔子时代，为中国封建领主贵族时代，君臣间有一定“民主关系”，虽然比不上古希腊，但无绝对君权。因此，在孔子那里，君臣都是对应关系。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4）“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事君不能“尽礼”，“尽礼”，“人以为谄也”（6）。怎能说他“尊君权漫无限制”？

第二，孔子反对“谮君”仍是为了维护君臣间的对应关系。孔子确曾批评过鲁“三桓”的“政在家门”、齐管仲“有三归”等，这表面看来是维护君权，但实际上仍是为了维护二者间的对应关系。因为这一关系只要失衡，天下就会大乱，封建领主贵族的民主政治就有可能会解体。如他以鲁国为例，说“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最终导致“三桓之子孙微矣”（7）。

第三，孔子“仁政”思想还有限制君权的一面。在孔子后期，各诸侯国的君权都明显加强了，尤其在对人民剥削的问题上，更为突出，所以孔子提出了以“爱民”为内涵的“仁政”。（8）“仁政”要求统治者不要为所欲为，要倾听人民的呼声，为民办事。当“季康子欲以田蚡赋”，使冉有请求孔子支持时，孔子坚决反对。后冉有帮助季氏卒成此事，孔子说：“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9）真有鼓吹“聚众造反”之嫌了。孟子亦有相类似的思想。（10）

第四，尤其孟子还有“臣下易君”合理论。孟子是孔子的正统继承人，他不只认为君臣是对应关系，而且君主若搞专制，臣下可以“易君”。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荠，则臣视君如寇仇”；（11）“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12）“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3）这无疑是对孔子“聚众造反”思想的深化。

第五，历史上的专制暴君都试图剿杀儒家的民主意识。如孟子当年在同齐宣王谈到“易君”的合理性时，“王勃然变乎色”。（14）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专制的皇帝，一个是秦始皇，一个是朱元璋，前者大搞“焚书坑儒”； 后者有一次读《孟子》，当看到“臣可易君”时，大骂道：“孟子这老头儿，若活到今日，朕非严办不可！”下令将孟子牌位移出孔庙，又亲删《孟子》，科举以《孟子节文》为准。（15）

第六，中国封建专制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申不害。先秦儒家没有专制思想，中国古代专制理论第一个倡导者是申子。传统至今，理论界都认为他是法家，这是不对的。申子严格说来应是术家。（16）因为他一直自称其学说为“术”，秦汉人亦说“申不害言术”（17）。只有术家的“权术”思想才是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的理论基础。

二、“三纲”不出自儒家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三纲”出自儒家。如陈独秀说：“儒者三纲之说”，使“民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皆为“附属品”；（18）吴虞也说：“孔子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19）

这种看法欠妥。第一，“三纲”的始俑不在孔子。孔子只讲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20）如前所述：孔子这里的君臣是对应关系，父子亦然，与“小人”相对的“女子”不是妻子。孔子既未将三者并列，也未有三者的“一顺”关系之思想，怎么能说“三纲”出自孔子？· ．．．．．．

第二，孔子无“天尊地卑”思想。“三纲”虽出于“天尊地卑”，但“天尊地卑”不是“三纲”理论基础。“三纲”与“天地尊卑”均本于“阴阳”学说。众所周知：孔子无阴阳思想。阴阳思想出自战国后期邹衍，第一部阴阳哲学著作是战国后期的《称》，那里才有“伸阳屈阴”说。因此，怎么能说“三纲”的哲学基础在孔子呢？

第三，儒家还倡导“诤子”、“权嫂”。儒家认为，子不能绝对服从于父，遇到父亲不当之处要“诤”，《孝经》一书讲得非常清楚。孟子虽然说过“男女授受不亲”，这只是反对男女一般意义上的过份亲昵，认为男女应当正常相处。但是，“嫂溺”必须要救助：“援之以手，权也”；“不援，是豺狼也”。（21）这些均与“三纲”的旨趣迥异。

第四，“三纲”出自先秦的韩非。笔者一再指出：“三纲”源自韩非。《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天下乱。”首次将君臣、父子、夫妇三者并列，又将其关系确定为“一顺”而非“对应”，并将其当做治国方针，这才是“三纲”的始俑。过去，理论界一直认为韩非是法家，笔者在拙作《韩非非法家论》（22）中明确指出：其应为申子术家，是术家集大成，还是术家分支“义理”学说的创始人。

第五，正式使用“三纲”一词的董仲舒亦非儒家。既然“三纲”的始作俑是韩非，那么董仲舒事实上就是将韩非的“三顺”概括为“三纲”的。（23）可是，对此他却从来都避而不谈。过去，理论界都认为董仲舒是儒家，笔者在拙作《董仲舒非儒家论》（24）中曾明确指出：他应是申、韩术家，是韩非“义政”学说的正统继承人。因为董仲舒的思想核心不是孔子的“仁政”，而是“义政”，他的“义政”与韩非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三纲”与儒家无关。

三、孔子与后世的“礼教”有无关联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礼教”出自孔子。如陈独秀说：“儒教之精华曰礼”，“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25）

此说也缺乏分析。第一，孔子创立儒学，原本非“教”。孔子不是基督，也不是释伽牟尼，他所创立的是以“仁政”为核心的政治学说，不是“宗教”。孔子的学说被当成“孔教”或“儒教”，乃后人所为，与孔子本人无关。虽然“孔子学说又具有宗教的功用”（26），但孔子对“孔教”无任何责任，此事只能归咎于“孔教”的创始者。

第二，“礼教”之“礼”不是孔子思想的核心。笔者在拙作《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27）中明确指出：“仁政”是孔子新创立的政治思想，“礼”只是孔子前人的思想，虽然孔子学礼、教礼、立于礼、乃致相礼，但他对“礼”无著作权。在孔子之前，子产、晏子均对礼有过极精辟的论述（28），他们才是真正的礼学家，理解孔子，只能从“仁政”入手，从“礼”入手是错误的。因此，“礼教”之“礼”亦与孔子无关。

第三，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也不出自孔子。如前所述，“三纲”的始俑在韩非，发展这一理论的董仲舒亦非儒家，孔子与“三纲”没关系。怎么能用以“三纲”为内容的“礼教”来批判孔子呢？

第四，儒教之精华亦非“曰礼”。据笔者所知，儒教在中国古代至少有三个主要派别：礼教、孝教、仁教。孝教盛于两汉，以《孝经》为典，如汉末张角起义，向栩建议朝廷：“但遣将于河上向北读《孝经》，贼当自灭。”（29）董永“孝感天地”亦然。仁教盛于唐，以《论语》为典，如韩愈以儒教反佛，他所理解的儒教即是“仁教”，详见其《原道》。礼教盛于宋，以朱熹之《四书集注》之《注》为典，其实它已离开了孔子思想的真原。如果说这三支儒教哪个是精华的话，应以仁教为先，孝教次之，而礼教只能算儒教的异端，怎么能说“儒教之精华曰礼”呢？

第五，坚持“礼教”的宋明理学亦非儒家。儒教是宋明理学的思想武器。理学的直接思想源头是董仲舒。我们知道，董仲舒非儒家，因为他的思想源头是韩非的“义政”。笔者在拙作《宋明理学非儒家论》（30）中亦早指出：理学的“义理”学说即韩非的“义理”学说。理学除了继承韩非、董仲舒的“义政”外，还全面继承了韩非的理哲学，将其“存理去欲”正式概括成“存天理，去人欲”。所以，“礼教”非儒家意识形态明矣，怎么能以此批孔呢？

四、思想专制是否为儒家思想

“五四” 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儒家搞思想专制。如吴虞说：“自孔氏诛少正卯，著诲圣言，非圣无法之历禁；孟轲继之，辟杨、墨，攻乎异端，自附于圣人之徒；董仲舒对策，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氏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明李卓吾以卑诲孔、孟专尊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则儒教徒之心理与犷悍可以想见。”（31）

此说不确。第一，孔孟无思想专制的理论。孔、孟的思想核心都是“仁政”，从“仁政”中推导不出思想专制。虽然孔子批评过晋国法家“铸刑鼎”，孟子曾言词激烈地“辟杨、墨”和许行等，但这都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不属思想专制范畴。因为他们都不主张烧书、杀人和不许言论自由。孔子还称赞过“子产不毁乡校”。怎么能说孔子主张思想专制呢？

第二，“杀少正卯”不能做为孔子主张思想专制的根据。因为：1、该说不出自正史，亦非孔子同时代或稍晚时代的记载，而是出自孔子身后几百年的战国后期；2、这一事件与孔子的一贯思想不合，也无原始旁证相佐；3、记载此事的《宥坐》，乃荀子弟子所作。荀子弟子在战国后期大都背叛师门，投入了术家的怀抱，如李斯、韩非，并成为迫害儒家的急先锋。实际上，孔子“杀少正卯”就是这些人编造的谎言，目的是为败坏儒家声誉和为其迫害儒家制造理论根据。

第三，历史上真正主张并实行思想专制的是术家。术家商鞅在秦变法时，最早“燔《诗》、《书》以明法令”（32）。韩非对此曾做过详细的论证：“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33）明主之国，“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34）；“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35），谁敢犯禁，“破其群以散其党”，“灭其迹”（36）。后来李斯“焚书”、秦始皇“坑儒”均本于此。为什么反思想专制不批商、韩？

第四，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明清“文字狱”均是韩非思想专制的翻版。前面讲过，董仲舒与理学均为韩非的“义理”学说。董仲舒的思想专制，完全脱胎于李斯的“焚书议奏”，二者异曲同工。李斯是明着要焚、杀儒家，董仲舒则是暗中以假儒家取代真儒家，试图对真儒家进行思想专制。明清以“文字狱”为特征的思想专制就是韩非“义理”学说重新泛滥的产物。

第五，韩愈《原道》中的思想专制，是个别儒家对术家思想的吸收，且未曾讨诸实践。思想专制的著作权不在儒家，而在韩非，韩愈的思想专制理论，无疑是对韩非思想的吸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韩愈主张“烧书杀人”，但唐代以儒家思想治国的统治者却坚决反对，认为其主张是错误的。所以，当韩愈上《谏迎佛骨表》后，却出现了“一封秦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的惨烈结局。因此，不能把个别儒家吸收术家思想专制的行为，说成是儒家都主张思想专制。

五、“五四”批孔的学术反思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

“五四”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学说成了中国古代唯一的治国思想，百家均被剿杀了。如陈独秀说：“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37）易沙白亦有类似说法。（38）

笔者早在拙作《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39）一文中已明确指出，此说无据。第一，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史无证。笔者不否认董仲舒曾向武帝上过此建议，但武帝是否采纳并实施了却很值得研究。因为我们既找不到武帝同意实施时的诏令，也找不到实施此建议时“烧书杀人”的证据。武帝时期的伟大史学家司马迁对此全不知晓，而且，整个西汉时期的学者对此也没有任何记载。因此，怎么能说武帝采纳并实施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

第二，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反思汉以后的历史是错误的。汉、唐儒治时期，明确反对独尊儒术，反对思想专制。如汉宣帝告诫太子：“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住（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40）东汉桓谭以儒反谶，光武怒曰：“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41）唐代韩愈以儒反佛，被贬潮州。董仲舒主张以“阴阳错行”乱杀重臣，坐罪当诛，武帝赦免了他。王充批判儒家先师，著《问孔》、《刺孟》，未被追究。唐代还为《老子》等四部玄学经典置博士，并以其取士。（42）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玄学统治，玄学非儒学甚明；宋明是理学时期，我们知道，理学亦非儒学。因此怎么能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思考武帝以后的中国历史和思想史呢？

第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班固、司马光的学术谎言。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首提此事，但其说：1、与司马迁的《史记》不合。司马迁在《董传》中绝口未提此事。2、与整个西汉文献不合。除司马迁外，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此事。3、内在矛盾百出：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春秋》博士，怎么会再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被评为《五经》博士考试第一，为什么不先授博士，只给一“江都相”；董仲舒《天人三策》的考题，无一与武帝七年的考题相同；而且董仲舒考试的第二道题，明确写着是百家考题，非《五经》策问；4、认为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根据不足。班氏只说，既对毕，武帝“任仲舒江都相”，“任江都相”怎么能代表武帝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了呢？自班氏之后，汉唐无人提及此事，只是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才又将其完善化：他将董仲舒的对策由原来的武帝七年，提到元年，然后将二年的“罢申、商、韩”等学说和七年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当做实证。然而，司马光此说并未解决班氏的矛盾，反而带来了新问题：1、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博士，可以直接上书朝廷，为何要在武帝元年再参加博士考试，并上此建议呢？2、此时崇尚“黄老”的窦太皇太后健在，他若敢出此言，定招杀身之祸。3、既然武帝已在元年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为何二年还要卫绾来罢“申、商、韩”，还要王臧、赵绾以儒反“黄老”？为何还要等到七年再由田蚡蚡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4、武帝元年未置《五经》博士，董仲舒若此时对策，何来儒学之《天人三策》？可见伪痕斑斑。事实上，武帝二年的“罢申、商、韩”是术家与“黄老”的斗争，与儒家无关。田蚡在七年“绌抑黄老”虽与儒家有关，但只是将“黄老”由统治地位上拉下来，把儒学当做了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非是对“黄老”进行剿杀。二年的“罢申、商、韩”亦如此。“黄老”与术家都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

第四，武帝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基点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过去，笔者在否定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曾矫枉过正，提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43），其实欠妥。“推恩令”只是武帝以儒学治国最后取得成功的标志，不是其起点标志，起点标志还应是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时间为武帝六年。但这里有几点需要说明：1、它只是将儒学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并未剿杀百家，百家仍是治国的辅助思想；2、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是“百家合流”，而非“独尊儒术”；3、后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儒”、“德”、“术”轮为主导，非是一儒到底。

六、孔子是历史罪人，还是中国封建文明的伟大缔造者

“五四” 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孔子是历史罪人。如吴虞说：“盗跖的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乡愿之误事仅一隅，国愿之流毒遍天下。”（44）鲁迅也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45）

此说欠妥。第一，中国封建社会史总的来讲，发展极其良好，是世界封建史的顶峰。其突出代表有汉、唐、元、清时期，尤以汉、唐为鼎盛，是世界封建史上绝无仅有的明珠。诚然，中国封建社会也有糟、乱、差的时期，这就是秦代、魏晋南北朝、宋、明，但这不是主流。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必须全面看问题，分清主次，不能以偏概全。

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是否是儒学占主导地位？按吴虞、鲁迅等人的看法，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是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是不对的。事实上，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均非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如秦，应当说，秦在统一前虽未以儒家思想治国，但并不排儒，甚至能吸取儒家的某些思想辅助治国（主要指吕不韦任相时期）。但是，秦统一后很快独尊术家申、韩思想，大肆排儒，甚至“焚书坑儒”。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上主要是以玄学为主导。众所周知：玄学非儒学。宋、明时期，严格来讲，思想上是理学统治。理学是否为儒学，古来就争议很大。如前所述，笔者研究证实：理学非儒学。宋、明与秦一样，都是用韩非术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不同的是，秦用的是申、韩术家真原，而宋明理学则是韩非创立的术家思想分支——“义理”学说。中国封建社会糟、乱、差的时期均非真正的儒学占主导，据此批评孔子是不对的。

第三，孔子是中国封建盛世的伟大缔造者。中国封建盛世在汉、唐，汉代的繁荣昌盛，使中国人感到极大的自豪，甚至以其作为自己民族的称号；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声名远播海外，世界为之瞩目。汉、唐才真正是儒学统治。传统上常说，汉唐经学时期，这里的经学即儒学。可能有人会说，理学不是也说自已是儒学吗？你为什么否定其儒学性质？二者的区别在于：汉、唐是原汁原味的儒学，宋、明是变味的或冒充的儒学。汉、唐读经以原文为主，辅之以字、词的考释；宋明读经不读原文，以朱熹的《集注》为主，《集注》渗透了韩非的“义理”学说，儒味已全无。汉代主要用的是儒家的“孝治”思想，唐代则是“仁政”学说，汉、唐的盛世都是儒治的结晶。“五四”批孔时却忘记了这一点！

第四，孔子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集中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源在先秦的百家争鸣，孔子既是百家争鸣的一家，有是百家争鸣的开创者。孔子办私学，创立私家学派，是百家争鸣的先声。孔子教授《诗》、《书》等典籍，对发掘、整理和保存古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孔子的儒家，是百家争鸣最具进步和有活力的一家，直接缔造了汉、唐文明。关于百家争鸣的其他家，传统上划分不准确，笔者在拙作《百家争鸣新论》（46）中提出，应划为德、礼、法、儒（包括“孝”）、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十家，但德、礼、法、墨、术（包括“义理”）、无君论、绝对平等观等这些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都远不如儒家大。为什么儒家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贡献比其他家大？关健在于其思想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过去，理论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中国封建经济基础是地主经济，实非。笔者在拙作《中国古史分期新探》（47）中指出：是小农经济。并且，将古史分期的起点，根据小农经济在西周的发展壮大，定在西周后期的“厉始革典”。不过，笔者在拙作《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48）中对此在时限划分上有修改，但仍不准确。这里要作一重要更正，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应为：周厉王十六年，公元前843年。孔学正是小农经济在整个中国充分发展，并且日趋成熟时的产物，其“仁政”或“孝政”集中反映了小农经济的愿望和呼声。东方文化总的来讲，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文化，否定孔子等于否定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七、正确认识“五四”批孔错误的意义

“五四”批孔所说的问题都难指实，其失误之处甚明。正确认识“五四”批孔的错误，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它告诉我们：学术批评要有充分的理论准备。“五四”批孔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博大精深，纷坛复杂，而且还有前人制造的许多思想障碍，“五四”对此认识不够。在此之前，明清考据学对此曾作出过巨大贡献，解决过一些问题，然而“五四”的先驱们都忽视了。想反传统，但又不了解传统，只能无功而返。

第二，它告诉我们：以政治批判代替学术分析是错误的。“五四”批孔的又一重要缺陷是政治批判气氛浓，学术色彩淡。似乎反正孔子是封建圣人，现在已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怎么批判都不过分，这是不对的。政治批判首先应坚持学术分析，只有以学术分析为基础，政治批判才有生命，否则这种批判就是胡乱扣帽子、打棍子、制造冤假错案。

第三，它告诉我们：错误地批判传统会将现实引入歧途。历史同现实是联在一起的，不能正确对待历史，现实上肯定要犯错误，如“文革”就是触目惊心的前车之鉴。

今天我们要想架起从传统到现代化的桥梁，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不可少，这是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基础。研究和清理古代文化，既要对传统进行正本清源，也要对以往“传统文化反思”进行反思，只有弘扬成绩，纠正错误，才能使传统文化反思走上正轨，才能使东方的“斯芬克斯之谜”早日得到破译。否则，中国传统文化反思还将在传统的“怪圈”中徘徊，国人还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注：

（1）董乃强主编：《孔子知识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264页。

（2）（38）易白沙：《孔子评议》（下），《青年杂志》第1卷6号。

（3）孙景坛：《论“五·四”时期反专制的局限性》，载《南京社联学刊》，1989年增刊。

（4）（5）（6）（7）（9）（20）《论语》：《颜渊》；《八佾》；《八佾》；《季氏》；《先进》；《阳货》。

（8）（27）孙景坛：《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载《南京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10）（11）（12）（13）（14）（21）《孟子》：《梁惠王下》；《离娄下》《万章下》；《梁惠王上》；《万章章句下》；《离娄章句上》。

（15）全祖望：《辨钱尚书争孟子事》；刘三吾：《孟子节文题辞》。

（16）（22）孙景坛：《韩非非法家论》，载《江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17）（32）（33）（34）（35）（36）《韩非子》：《定法》；《和氏》；《五蠹》；《五蠹》；《说疑》；《诡使》。

（18）（25）（37）《独秀文存》：《1996》；《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袁世凯复活》。

（19）（31）（44）《吴虞文录》（上）。

（23）《春秋繁露》：《基义》。

（24）孙景坛：《董仲舒非儒家论》，载《江海学刊》，1995年第4期。

（26）张岱年：《儒学与儒教》，载《文史哲》，1998年第3期。

（28）《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国语》：《齐语》。

（29）（41）《后汉书》：《向栩传》；《桓谭传》。

（30）孙景坛：《宋明理学非儒家论》，载《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39）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 年第6期。

（40）《汉书》：《元帝纪》。

（42）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前言》。

（43）孙景坛：《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国传统文化反思的科学基点》，载《南京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45）鲁迅：《狂人日记》。

（46）孙景坛：《百家争鸣新论》，载《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

（47）孙景坛：《中国古史分期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

（48）孙景坛：《〈周礼〉的作者、写作年代及历史意义新探》，载《南京社会科学》，1997年第10期。

（载：《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于南京“困 陋 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