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按：西元二零零零年仲夏，加拿大卡加利大学教授Lioyd A .Sciban〔中文名：史罗一〕自加国来贵州龙场云盘山阳明精舍访蒋庆先生。史罗一君，加国阳明学者秦家懿之高弟、彬彬之西儒而好孔学者也。是夜山风习习，莹星满天，小几清茗，中庭晤坐，二学者就中西文化面临之问题广泛交谈。北辰侧侍，录音沏茶，露生阶草，松月忽上，不觉衣寒而更深矣。史先生一宿而去，先约车送贵阳。清晨视其榻，留三百港币助精舍建设，人不知去向矣。速命北辰追送，不获。呜呼！遥望苍山，白云无尽，西儒尚有好道者如是，吾邦之士夫宜如何哉！现将对话整理如下。文中蒋庆先生简称蒋，史罗一先生简称史。

一

蒋：史先生，您好！非常欢迎您来古龙场，到云盘山阳明精舍来做客！刚才您提到效率和价值的问题，这要从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西方近百年来对中国强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来看。中国的儒家思想确实不太强调效率，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这不是说儒家不知道效率的用处，国家要从事生产建设，要打仗，都有个效率问题，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儒家非常清楚效率可以带来好处和利益，但是，儒家在治世治国的态度上从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调效率的是法家。当时春秋战国是乱世，儒家和法家都提出了各自的治世治国方略，但最后被接纳的是法家不是儒家。原因是法家强调效率，提出的“兼并耕战”与“富国强兵”方略很快就能实施。国家要打仗，就要增加生产；要养军队，就必须有强大的财政力量来支持；同时，版图要大、人口要多，力量要强，才能吞并别国而不被别国吞并。所以这套思想马上就能被统治者接受，因为这套思想能给统治者带来眼前看得到的实际利益。而作为儒家，则是讲王道、施仁政、行礼教，比如孟子的那套思想，当时的统治者就不接受，因为它没有效率，不会给统治者带来实际的利益。当时统治者焦虑的是：我怎么把那个国家打下来增加我的国土，或者我怎么才不被别人打败，这是效率问题而不是价值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儒家认为“春秋”无义战，效率对“义战”来说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儒家不强调效率。虽然孟子为打动统治者施行仁政，强辩行仁政最终是会有效益的，但从当时的现实来看，还是法家强调耕战、强调富国强兵的功利思想符合统治者霸道的、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需要，即战国乱世兼并图存的需要。

但是，到汉代中国统一后，情况就有了转变，儒家开始慢慢地被接纳了。其原因是统治者与士大夫们从三代及秦的兴亡史中总结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天下虽可逆取但必须顺守，即可用暴力夺取政权而不可用暴力维系政权，必须用仁道维系政权；亦即可以马上打天下而不可马上治天下，治天下只能用文教而不能用暴力。这一变化叫“复古更化”，即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一脉相承的古圣人之道以仁德为治国之本，而不是以暴力治理国家。以仁德为治国之本，就是在治国治世上把价值放在首位而不是把效率放在首位。儒家被统治者接纳后上升成了所谓“王官学”，即国家意识形态，儒学开始与国家政权结合，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儒家仍然没有被国家权力异化，没有放弃圣人之道确立的原则而完全服务于国家的世俗利益；也就是说，“独尊儒术”后儒家并没有把国家所需要的效率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儒家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普遍道德放在第一位，效率仍放在次要地位。在儒家看来，“效率”是中性的，它虽然有用，但它不是价值。效率用现代西方社会学的话来说，是所谓“工具理性”，即通过精确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所以“工具理性”又叫“功效理性”或者说“效率理性”。这不是儒家强调的理性，儒家强调的是仁、义、礼、．智、信这些价值（用韦伯的话勉强可说是“价值理性”），这些价值往往和工具理性相冲突，工具理性在计算功利和追求效率时是不管这些价值的。为什么传统中国把价值放在第一位，近代以来却把效率放到了第一位呢？为什么中国在近百年来会有这么大的逆转变化呢？为什么一个文化因基中没有效率因素的民族会变成一个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的民族呢？为什么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竟是以否定儒家价值为代价呢？我想，这个逆变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历史的原因。近百年来，在西方向外扩张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最大危险是“亡国亡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形下，怎么办？当时托尔斯泰说西方是“土匪”，托尔斯泰用其不抵抗主义的观点来规劝中国人，说西方强盗打过来了，你们不要反抗，因为他们是强盗，而你们是有古老文化和崇高道德的民族，你们是君子，君子犯不着去跟强盗计较。托尔斯泰试图用其基督教思想影响中国人。但是在现实中，中国人在反抗西方扩张侵略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打胜仗就是讲效率，中国之所以衰弱打败仗就是不讲效率。所以中国反抗西方列强的后面有一个效率问题，不单单是一个军事政治问题，而效率问题在本质上是一个所谓“现代性”问题，中国以价值、道德为首出的文化在效率问题上遇到的挑战实际上是“现代性挑战”。在西方历史上，中世纪并不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而是经过宗教改革后，工具理性才慢慢僭越价值理性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所以，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效率首出是近代基督新教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历史的共法。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国与国之间为争夺资源要打仗，这就涉及到效率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到国家制度安排问题，如涉及到财政制度问题。打仗需要大量的物资、先进的武器、迅速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战争的行政能力与金融能力，这些都需要国家财政迅速安排，工厂迅速生产，政府迅速运送，所以西方整个政治架构、财政系统、社会机制都朝着“效率’这个方向倾斜，所以效率特别高。西方古代的财政制度并不是这样，国家财政仅仅是保障皇帝和政府行政官员的生活费用，以及国家管理、外交方面的一些费用，不是很庞大。但到近代，西方财政要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维持战争所需要的效率，所以支出就比古代庞大得多了。国家要去养一支能迅速动员的庞大军队，这样它占财政中的比例就相当大，这些都是西方“现代性”所产生的“民族国家”追求“以效率治国”的产物。

面对讲效率的西方，不讲效率的东方肯定要打败仗，中国近百年救亡的历史就是如此。西方一旦打仗，迅速动员它的力量，军舰马上就可以开来、部队马上就可以运来，相当快。可是中国的慈禧太后还把当时海军的军费拿去修颐和园，而当时中国是最需要建立海军的时候。西方人都从海上打过来了，她却用军费去修皇家花园！同时，中国社会动员的力量特别差，而且没有一个像西方那样庞大快速的财政税收系统和社会动员机制，中国基本上是一个“无兵的国家”，所以怎么不打败仗呢？打了败仗后，中国人慢慢清醒了：要想不挨打，就要学西方，人家有这种庞大的财政系统，我们也要有；人家有那样快速调配的军队，我们也要有；人家有完善的教育制度，我们也要有。西方的教育制度，已经倾向于把人教育成迅速有效地实现国家目的的工具，比如德国就很明显，他们要培养大量专家学者与技术人才为国家国防利益服务。总之，人家讲效率强盛了，我们也要大干快上讲效率，超英赶美就是追求效率的最佳动员口号。打仗不需要谦谦君子，更不需要优游涵泳的圣人。君子圣人道德高尚，有仁爱恻隐之心，有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与哲学智慧，这样的人能打胜仗吗？不能！什么人能打胜仗呢? 有专门技术才能无条件服从国家指令的人、只知为国家世俗利益服务的人、异化为国家机器的人、只按效率思考问题的人才能打胜仗。虽然科学家搞发明创造，各种专业技术人员从事研究，他们可能不是直接拿着枪去打仗，但他们发明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可以被用来制造武器和战争装备；有些行政管理人员虽然不直接参与战争，也不制造武器，但他可以通过有效地管理国家来变相参与战争。如果政府管理非常有效率，明天有战争，今天就可以动员全国所有力量来参战。像这种情形传统的中国是不会有的，怎么办？要么被动挨打，要么向别人学习。在中国近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历史中，一开始就从效率入手：学习西方高效率的军事制度、行政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最后发展到心理上、思维上，情感上都向西方学习了，都把效率放在社会生活的首位了。就这样，中国再也见不到传统社会所尊崇的圣贤、君子、高隐、诗人，只见到科学家、技术员、行政主管及各种从业人员，韦伯所说的“理性化铁笼”在中国变成了“效率化铁笼”，中国人已经丧失了天地生物成就各种丰富才性的自由。同时，中国也改变了过去两千多年来作为立国之本的“以德治国”传统，接受了西方“现代性”所摧生的“以效率治国”的模式，真的说得上“以夷变夏”了！

第二个原因是西方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影响，实际上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对中国的影响。近代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铺天盖地席卷全世界，中国受其影响最大，中国可以说是近代世界史中唯一的一个以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这真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它国家走向现代化都没有以抛弃传统为代价，传统往往是现代化的助缘，原发性现代化国家英国自不用说，后发性现代化国家如日本亦是如此，只有中国是例外。这说明中国受“现代性”（工具理性）影响之深之巨，近代中国在所谓国民性改造和国家改造过程中所追求的“新民”、“新国”、“新人”、“新天新地”、“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新纪元”都是西方现代性对中国民族性与中国文化特性的改变。今日回顾，对这一段历史不能不重新评价，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入反思。我们中国人这一百年来都在学习西方，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制度上学，还在科学、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心理、情感、服饰、容貌、举止、习俗上学，总之无所不学，慢慢改其故步，忘其祖考，最终变成了“西方的东方”，即变成了“西方的中国”。西方从文艺复兴以后，几百年的时间工具理性都在慢慢向制度化方向发展，最后成为各种制度中的核心价值，如成为科层制度的核心价值。这个科层制度的价值是“一刀切”的价值，军队是科层制度、政府是科层制度、企业是科层制度、大学和民间组织也都是科层制度。中国也受到这种影响，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中国也都有，甚至更严重。科层制度的价值就是效率至上，就是在治世治国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国正统文化中所没有的，中国正统文化始终都是把价值、道德放在第一位，即都是主张“以德治国”，“以德治国”就是“以圣贤义理治国”。所以，把效率放在首位主张“以效率治国”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的歧出或逆变，是中国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史：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制度也受到市场化冲击，市场化要求我们在教育上要提高效率。

蒋：我对西方教育制度的现状不太了解，请史先生介绍一下。

史：以大学生为例，在西方，以前的大学生读书不为谋职谋生，而现在的大学生读书则为谋职谋生。为适应这一要求，评价大学办得好不好的标准变成了教学能给学生提供多少工作机会，或者是看毕业生有百分之多少能找到工作。现在教学都有这样一系列很清楚的目标，要求学生通过某门课程的学习后，有多大的把握达到第一、第二、或第三个目标……这种教学也就变得很制度化、效率化了。另外，像追求升学率，要求学生必须按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学大纲完成学业，必须通过特定考试才能进入高中、大学，必须读完教育法规定的知识课程，等等。这些说明在西方教育成了一个理性化的效率问题，并且理性化已经非常系统化制度化了，人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状况，只能顺从。

蒋：我想这个问题不只是西方的问题，而是整个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是现代社会在西方工具理性文明的影响下出了问题，因为古代西方无此问题，古代中国也无此问题。中国古代对小孩子的教育从不把效率放在第一位，孔子所开的私学传统是用君子理想来教育人。教育的目的是要让人在道德心性上先做个君子，然后在治国治世上再做能人。做君子是内圣，做能人是外王，内圣外王必须合一，才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教育把正心诚意修身的内圣教育放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治国平天下的能力才艺的教育，这就是《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的教育理想。所以，儒家的教育理想不是只要求学生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或个人谋生的需要依照预先制定的教育大纲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企业家、行政官员和专家学者，而是教育学生要希贤希圣做个好人，做个君子，最后立人极，达到人格的最高顶点。近代以后，由于历史上中国学西方又反西方的原因，再由于现代西方工具性文化世俗化、效率化的普遍影响，中国人在现实的制度上和心理上都发生了巨变，所以中国的教育也象西方的教育那样没有君子的教育了。西方大学不进行神圣超越的人格教育还情有可原，因为西方传统上圣俗教育都是分离的，大学传授世俗的学问知识，教会陶养神圣的心性人格。但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教育是圣俗不分的，孔子私学既教“六艺”之世俗知识，又教“六经”之天道性理；官学虽是培养国家管理人才的场所，其教材《五经》《四书》也是圣俗不分的。但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时向西方世俗化潮流一边倒，大学只传授世俗的学问知识，中国圣俗不分的教育荡然无存了！西方大学不进行超越神圣的教育，大学之外尚有教会承担此责，社会上不致毫无神圣性教育，中国大学教育之外既无圣俗不二的私学传统，更无专负神圣教育的书院传统，中国这个最重神圣性教育的民族现在变成了世界上最无神圣性教育的民族。甚矣！久矣！中国人之心灵将何所归！中国人之生命将何以堪！

孔元二五五四年仲夏、西元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范必萱整理于阳明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