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史：我觉得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是被利用的，政治领导者往往很善于利用儒家思想。我猜想，由于俄国转手进来的激进意识形态半个多世纪中没有给中国人带来实际的福利，现在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没有多少说服力，他们认为可以恢复传统的价值观来稳定自己的地位。正如你刚才所说，因为大家一切由利益驱动，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认识，道德力量不再有约束力，儒家思想才开始引起注意，因为儒家最强调道德。在领导者或某些权威人士看来，儒家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这里面也有被利用的危险。我在中国进行学术旅行和交流，所到之处，一提到现在应提倡儒家，别人就很反感，说现在儒家的价值是被利用的，不是真正的儒 家。

蒋：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确实被利用过，这是事实。但现在应当怎样来看这个“被利用”呢？我认为，一种思想，如果有利用价值，那么证明这种思想确实具有更深层次的价值内涵在里面；如果没有利用价值，那说明这种思想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首先要看什么叫“利用”，如果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或者政治家为了个人的私欲私利，比如袁世凯，他想当皇帝而利用儒家，这就叫“利用”。但是，如果是为了让社会有一个合理的秩序，让世俗的世界有一个神圣的价值源头，让人们的行为有一个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让政治能够长治久安给民众带来广泛的福利，如果是为了这些接受儒家思想，就不叫“利用”，也不叫控制，而是叫“复古更化，奉行正道”，所以汉武帝推崇儒家就不叫“被利用”，而叫做作出了正确的文化选择。现在许多推崇儒家的人都讳言儒家是意识形态，其实没有必要。意识形态也有其正面价值与正面功能，古代叫“王官学”。我们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法家不能成为意识形态或“王官学”？这是因为法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没有正面的价值与功能，即没有仁、义、礼、智、信等能长久安邦治国的王道思想，致使法家在中国政治上始终不能占据主导地位，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思想最终在中国历史中消失。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儒家就是具有意识形态的价值与功能，这正是儒家思想优于其它各种学说思想的地方，因为当今流行时髦的各种思想学说只能是永远处于民间地位的“百家言”，不能上升为指导国家大政方针的“王官学”。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被利用”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其实，“利用”是双向的：统治者可利用儒家，儒家也可以利用统治者。从中国儒家的历史来看，正是董仲舒利用了汉武帝才使儒家上升为“王官学”，完成了以礼乐刑政为核心的中国儒教政治格局的重建，影响中国政治两千多年。当然，儒家在被利用的过程中会在很大程度上异化为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政治意识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把这种异化的儒家称为“政治化的儒家”。这种思想学说的异化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常有的事，并不可怕（基督教也曾如此异化过），怕的是一种思想学说异化时其内部没有自我反省能力和自我纠错的力量，最后导致这一思想学说彻底死亡。从两千多年的儒学史来看，儒家内部一直持续地存在着一股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能力，一直都在努力克服儒学的异化与僵化，一直都在自我纠错，如今文经学之于古文经学、文中子之学之于魏晋玄学、濂洛关闽之学之于佛老之学、阳明学之于朱子学、顾黄王之学之学之于阳明后学，都是在儒学内部进行自我批评与自我反省，均能不断克服儒学的异化僵化而使儒学与日俱新，充满活力。我相信，就算儒学被利用，儒学也会发扬其自我批评自我反省的传统，保持住自己源自天道性理的批判能力，不会彻底异化为“政治化的儒学”。正因为有此历史经验作参照，我才敢说：儒家不怕被利用，儒家正是在利用与反利用的吊诡中落实其价值，完善其体系，丰富其内容，形成其历史。

史：自由主义认为人人平等，儒家接受这种思想吗？

蔣：儒家不接受这种思想。在儒家看来，生活世界中的人是不一样的，因而在现实的层面人是不平等的。儒家只是在形而上的超越层面认为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能成圣，人性普遍是善，人性在本源处平等，但在形而下的现实层面则认为人与人不同，人有上智下愚、君子小人、劳心劳力、贤不肖以及君臣士民之分；也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智慧、道德、能力、知识、地位、分工等方面的差别，人的现实存在是不平等的。每一个社群的人，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功能都不可能一样，比如，圣贤就应该有权利和权力去教化老百姓，因为圣贤有智慧、有德行，是人的最高楷模（人极），因而有权利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并有权得到权力去教化老百姓；而老百姓智慧不够高，也不太注重德行，是所谓“下愚”，所以老百姓有义务接受圣贤的教化，没有权利和权力拒绝圣贤的教化。圣贤与百姓的关系，孔子比作风与草的关系，“草上之风必偃”就是说圣贤象风一样处于主导地位教化百姓，百姓象草随风倒一样无条件接受圣贤教化。这种关系在古代没问题，是大家都接受的共识，老百姓不会想到要去与圣贤争平等，而是认为自己是凡人生来就该接受圣贤教化，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要求的问题。现在不同了，中国人受到自由主义平面平等观的影响，不认为自己同圣贤有什么区别，不承认自己在智慧道德上与圣贤存在着巨大差距，动不动就跟圣贤争平等，认为自己是具有独立理性的人，经过自己理性评判确定的才是真理，没有必要按照圣贤的教诲生活。他们问到：我为什么要按圣贤的教诲生活呢？我的回答是：你是凡人，凡人生来就必须按圣贤的教诲生活，先觉觉后觉、上智化下愚天经地义，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恒之道。这里没有什么理由好讲，除非你认为你比圣贤高明得多得多。也就是说，你必须承认你没有资格同圣贤争平等，套句尼采的话，你必须承认你与圣贤的差别比人和猿的差别还要大。承认了这些，才有与圣贤对话的余地。

也许自由主义者会争辩说，把人分成上智下愚圣贤凡人君子小人不对，违背了平等原则。这话也似是而非。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天地化生万物本来就是不一样不平等的，这是万物真实存在的状况，如果硬要把本来就不平等的事物一体拉平，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最大的不平等。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人在社会上各有各的分工，既有横向的分工又有纵向的分工，人与人不可能在分工中平等，不可能所有人都当管理者劳心者。虽然每个人都可以追求君子理想，但在现实中则不可能人人都是君子，总会有君子与老百姓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儒家通过礼乐制度，以一定的强制性，来促使老百姓接受圣贤价值，使这个社会具有源自天道性理的神圣秩序，使百姓向善，而百姓也自觉地乐于接受圣贤价值，我认为这是最好的社会分工。这种分工也可以说是一种平等，圣贤有权教化百姓相对于圣贤来说是平等的，百姓有义务接受圣贤教化相对于百姓来说是平等的，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分工怎么能说是对百姓的贬抑和控制呢？我觉得这不能叫贬抑控制，只能叫对百姓的尊重爱护，因为圣贤对百姓的教化正是在提升和完善百姓的人性。

自由主义认为，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没有人有权利教化另一个人，儒家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前面说过，儒家认为人有上智下愚之别，上智就有权教化下愚，君子就有权教化小人，这种权利也是一种圣贤的天赋人权，可以叫做“天赋圣权”。如果在现代社会，有儒家的教化制度，那么该由谁来教化呢？肯定是圣贤君子来教化老百姓。而圣贤君子有教化权的思想是从孔子那里来的，这当然不符合西方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实际上不是主张一种实质性的价值，它本身没有道德内容，只是给出一种追求实质价值的条件或形式。儒家并不完全反对这种形式意义上的自由，而是反对“人人平等”、“所有人都有平等权利”这样的抽象原则，因为实际上这些原则不可能真正落实，只是一种耸动人心的虚幻口号。从现实来看，社会上确实有一些人是需要教化的，如小孩就需要大人教化，小人就需要君子要教化，百姓就需要圣贤教化，一个没有教化的所谓平等社会是不可思议的，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智能平庸道德低下每个人都按本能行事的一模一样的工蚁社会。

史：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过去一直批评儒家思想是封建思想，比如在文化革命中批评孔子，怎么现在又说孔子是好人了。我的意思是，老百姓会看出儒家思想是被利用的，他们就会不相信这个思想。

蒋：对，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一个不按儒家道德来修身治国的人提倡儒家，别人肯定会认为儒家被利用，不会相信他说的儒家是真正的儒家。因为儒家教人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就是说统治者要求老百姓做的，自己要先做到，这才是儒家的真精神。要求别人做自己不做，绝不是儒家。统治者如果只要求老百姓做自己不做，那肯定是在利用儒家了。推广儒家价值的人，自己必须身体力行，先从我做起。你要大家克己奉公，要大家不搞贪污腐败，要大家遵守道德，你自己就要先做，这样才不是利用儒家，不是愚弄大家。儒家说“身教重于言教”，教化不是用嘴巴去教育人家。按儒家的话说，统治者是“风化之所出”，你自己带头去做，自己做好了，别人就会跟着你学，所以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所以，中国儒家的德治思想主要不是针对老百姓的，而是针对统治者的，古代是针对帝王将相，现在是针对各级领导人的。对老百姓，儒家的要求不很高，百姓没有权力，不是风教所出，民以食为天，他们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不要求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所以儒家这套学问是士大夫的学问，按现在的话说，是专门从事管理的知识分子的学问。古代士大夫的天职是从政治国，这套学问实际上是统治者的学问，而不是老百姓的学问。因为这套学问义理精微，深奥复杂，老百姓不大搞得懂，也没有必要去搞懂，老百姓只要接受有德有位者的教化、感染、熏陶就行了。按照儒家的要求，修身治国是士大夫的行为，士大夫在中国古代是专业的统治人才，所以有这种特殊要求。现在的政府，包括新加坡政府，对儒家都有所利用。其实这种利用不是现在才有，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就有了。皇帝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会利用儒家，儒家是要求皇帝自己修身的，结果皇帝自己不修身，却叫别人修身，在这个过程中，儒家确实被利用了。

史：这里有个问题，就像我们西方的宗教，老百姓对它的尊敬和信仰也是被利用了。而且还不是政治家利用，是宗教的领导，比如教宗、教父、神父在利用它，这就使西方人对宗教有一个不好的印象。目前中国也面临这个危险，儒家也会被看成一个木偶，被利用。       

蒋：像这种情况古今中外都有，中国有，西方也有。基督教也曾被利用，但不能因为基督教被利用就说它是坏的；儒家也曾被利用过，古时候被利用，近现代也被利用，你就说它不好吗?不是这样的。佛家有句话说得很在理，前面已经引过，这种情况是“人病”而不是“法病”。儒家被利用、被歪曲，这种现象的产生是人的问题，不是这个学说本身的问题；是利用者自身的问题，而不是孔孟之道固有的问题。任何大的宗教都有可能被利用，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包括现在。因为现在的社会很复杂，意识也很混乱，所以你说儒家存在这些问题，我认为都是可能的，但这不是儒家本身的问题，是利用者的问题，这一点要搞清楚。

史：其实我也不是说这是儒家本身有问题，而是说儒家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

蒋：对，这是一种对儒家的挑战，儒家应克服这种挑战，争取不被利用才行。这就对提倡儒家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即你必须从信仰的角度来提倡儒家，而不能只从工具或者功用的角度来提倡儒家。比如蒋介石在台湾，他自己在信仰上皈依基督教，在政治上信奉三民主义，他在台湾成立“中华文化复兴委员会”，提倡儒家思想，但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抗大陆正在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有是在政治上利用儒家了。三民主义是台湾官方意识形态，不是儒家思想，但他用三民主义来解释儒家，这肯定是在利用儒家了。我台湾的一些学界朋友提起来非常反感，因为他根本不相信儒家，却又在提倡儒家，这不仅是在利用儒家，而且把儒家的名声也搞臭了。再有，蒋介石在他的临终遗言中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一个基督徒”，在他的墓中放的是《荒漠甘泉》，他的遗言中没有一句话提到儒家，而他自称推崇儒家，特好阳明，这可能吗？所以蒋介石在台湾提倡儒家只能是工具性的，而工具性的提倡儒家就是利用。再如大陆，整个国家都不相信儒家，儒家处于儒门淡泊的边缘状态，在这个时候却又来推行儒家，你就会觉得，他明明不相信儒家，却又要推行，这就很奇怪了。你推行的东西必须是你自己相信的东西，比如你相信某种宗教，那你作为传教士来推行这种宗教就很自然，这就不叫利用，这是出于信仰的真诚。如何克服这种思想被利用的状况呢？中国的历史经验是划分官学与私学，并且以私学来批判官学，防止儒学的全面腐败异化。在中国历史上儒学有官学和私学之分，官学常常是被利用的，很容易僵化异化，是政治化了的意识形态。这种官学从秦汉时代就开始有了，如设博士官、备博士弟子、立太学以及科举考试，都是属于官学。对官学，国家有财政拨款维持其运作；对师生，皇帝有俸禄补贴养活他们，他们就必须为皇帝服务，官学怎么能不被利用不腐化呢？官学系统不管这个皇帝是否按照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治国，不管皇帝是否施行仁政，只要皇帝给他俸禄补贴他就为皇帝服务，这样儒学就变质了。而私学则是由孔子开创，生存于民间，不仅学术思想独立，经费来源独立，教学管理也独立。这种私学和政府无关，完全是民间大儒为继承弘扬儒家道统学脉发愿兴办，如孟子荀子文中子之民间讲学、宋明儒之兴建民间书院即是如此。由于私学财政与学术独立，不受制于政府，所以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与独立精神，真正能够担当儒家的学脉道统，克服儒家的异化腐败。在东汉随末宋明，敢于批评朝政具有政治抗议精神和社会正义感的士大夫多出于私学。所以，可以通过儒家民间私学的批判力量与独立精神来克服你刚才说的“儒家被利用的危险”。其实，在官学中，也不是所有的儒士都绝对服从皇帝和朝庭，有许多官学中的士大夫在个人立身处世上也表现出令人敬佩的政治抗议精神和批判独立精神，他们往往把服从自己的良知放在服从皇帝之先，虽身在官府也坚持“从道不从君”的出仕原则，如董仲舒为汉博士而敢于批评汉武帝与汉政权，许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也敢于批评皇帝，于此可见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但相比较而言，儒家的批判力量与抗议精神主要在民间私学，而不在政府官学。

史：这种精神官学里面也有。

蒋：是的，官学里面也有，但是相比较而言，主要还是在民间私学。宋明以后，专制加剧，批判专制的力量基本上都是在民间私学，东林党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史：之所以如此，肯定有一种重要的力量在私学中。

蒋：是的，这种力量是一种神圣的精神道德力量。你看西方基督教与政治分离，在政治中体现不出神圣的精神道德力量。中国古代传统“政”和“教”不是截然二分的，承担道统的士大夫通过出仕参与政治将“教”带入政治，从而用寓于“教”中的“道”转化政治，使政治具有某种神圣性，并且用自己的人格来体现独立的精神道德力量。中国没有西方宗教式的教会组织，但有民间讲学与书院制度，民间讲学与书院制度就是通过民间知识分子的独立道义力量来评议政治，使政治能按照天道性理的价值来运作，从而避免政治的异化腐败。当然，官学里面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正直的儒生，如果皇帝违背了儒家价值、违反了天道人道，他也会指责，也不是说官学就完全意识形态化了。不过，官学中的士大夫是以个人的人格来进行政治批评与政治抗议的，书院制度则多少使政治批评与政治抗议体制化，这种二者的区别。

五

史：另外，我也看到儒家面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多元化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人们首先会追求所谓个人自由。多元化是被肯定的，世界上应该有多种价值相互并存，中国也认为需要多元化，这样我们选择的空间就会大，就会有更多的自由。如果实现了多元化，人们就不会接受某一思想作为社会的主导思想，因为这样既防碍多元又防碍自由。我觉得在多元社会独尊某一思想不太可能，如独尊儒术不太可能。这种趋势对儒家无疑是一个挑战，因为儒家过去在中国社会中一直占据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现在，人们是讲开放，讲多元，讲个人自由，讲权利利益，不再在意儒家的那一套。因为儒家思想里面有一种与个人自由相对立的看法，那就是儒家推崇精神道德，而精神道德是一个很狭窄的观念，很难推广到社会。因为讲多元就不需要一统，讲自由就不想受约束，讲权利利益就不需要高尚的精神道德，所以经过现代化洗礼的人会非常讨厌儒家。就象母亲对小孩说，你的行为不对，应该这样或应该那样，他就会讨厌、会不高兴。昨天我在广州排队上飞机时，有一对中年人来插队，跑到我前面，当移动时我对他们说：“这样不好，我个人无所谓，但我后面有这么多人，应该替他们想想，你插队是在耽误他们的时间。”他们就是不接受，你跟他们讲这个道理，他们反而不高兴。

蒋：这正好是说明自由主义有问题。刚才你举的这个例子，是因为自由主义不解决实质性的价值问题，它只是提供一种选择的机会和条件，至于应该选什么东西，它没有指出来，这正是自由主义的问题所在。自由主义有没有价值，我觉得还是有价值，最起码它给你某种选择的自由了，但它的缺陷是提不出实质性的价值内容，即它不告诉你什么是美丑善恶。人不光要有选择的自由，关键是人有了这种自由后，能否选择真正的善的价值、美的价值。你刚才说的那个插队的人，他是有自由的，没有人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主义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行为选择空间，他明明可以选择排队的行为，但自由主义没有告诉他排队是善的行为，他可以用自由主义给他提供的选择空间选择恶的行为。前面我们讲到的那些制造发行暴力软件的商人，他们认为生产销售暴力软件“是我的自由”，他人管不着，政府也管不着，管了你就侵犯了我的人权和我的自由。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只是形式意义上的自由，即选择空间的自由，而不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即选择道德的自由。所以他们在作选择时只考虑我的自由有多大，而不考虑我的选择是否道德是否正当。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选择自由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不道德后果，会影响到他人与社会。因此，对自由主义一定要改造，要增加进道德选择的实质性内容，这又是自由主义最反感的地方，因为他们认为在选择时确立道德内容就是强制，就是否定个人自由。他们不知道，对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是不能给予自由的，比如说，对那个插队的人和暴力软件出版商就不能给予自由，这就意味着要强制他去排队，要禁止他去生产销售。这不是侵犯你的人权，而是禁止你去做不道德的事情，使你的行为合乎道德。这就意味着实质性自由中存在着强制，这种“善的强制”或“道德的强制”是建立一个良好社会所必须的，也有其学理的基础，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法律的强制力量就具有使人向善的道德功能。而儒家所强调的正是这种实质性的自由，儒家认为不能将选择的自由交给人就了事，还应该指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且引导人促使人向善去恶。在这里，就涉及到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问题，儒家对善恶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在儒家看来，制造发行暴力软件是“诲暴”，好莱坞的不少电影是“诲淫”，许多警匪片是“诲盗”，这些绝对是恶，绝对应该禁止，但在美国，这些是娱乐，绝对是人选择的权利与自由。这涉及的就不仅仅是自由这个问题了，而是道德观、价值标准的问题了。儒家认为应该给儿童正面的影响，应给他们讲好的故事，做好的游戏，因为儿童的可塑性非常大，不道德的社会环境会影响儿童终生，所以中国有孟母三迁与墨子哭染丝的故事。自古以来，中国的士大夫都非常重视蒙学教育，如《礼记》的作者提出“胎教”，大儒朱子编辑《小学》等。我觉得人类的良知应该是一样的，价值上不可能有两个标准。所以，关于制造暴力软件毒害儿童的问题，关于西方所谓娱乐文化大量“诲暴”、“诲淫”、“诲盗”的问题，我相信只要是人，只要良知没有被障蔽，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阿拉伯人也好，看法是一样的，都应禁止。那些商人们也许会找借口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那是他们的良知被他们的私欲利润障蔽了，而不是说他们没有良知。在这一事情上，不是那些商人的人性有问题，而是他们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有问题，他们生的是“法病”。但是，“法病”病得久了，也会带来“人病”，如马克思所描绘的为了超额利润不惜上绞刑架的资本的本性（资本的本性就是资本家的本性），以及巴尔扎克笔下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所以，儒家实质性的自由观正可对治这种西方自由主义的缺陷。

再谈谈多元化的问题。多元化是充分尊重并包容各种价值，承认每一种价值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多元化绝不是价值的相对化与平面化，即绝不是认为不存在绝对的价值，也绝不是认为世间一切价值都是同等的，价值之间是没有高低主次之分的。实际上，世间存在着绝对的价值，价值之间是有高低主次之分的。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价值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以人为万物的尺度，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处士横议，一人一义，十人十义，道术为天下裂。价值相对主义盛行会带来所谓的学术繁荣，但其结果必然导致价值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又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分崩离析。因此，古今中外的大儒们都极力反对价值相对主义，极力寻求并宣扬绝对的价值，如柏拉图之在古希腊，孔子之在春秋，都极力宣扬绝对的道德价值。儒家是认为存在绝对价值的，天道性理就是绝对价值，绝对价值只有一个，不可能多元；绝对价值是世间其它价值的统摄和基础，是社会中的主导价值，其地位高于其它价值，其它价值不能违背此绝对价值。儒家并不反对多元，但主张一统中的多元，而不是平面化的无统摄的多元。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讲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勿使并进，是主张儒家价值是社会的主导价值，高于其它价值，并为其它价值之统，而“勿使并进”则是勿使其它学说价值成为“王官学”，但可在社会中与儒学并存。这种一统中的多元才是真实存在的多元，而平面化的多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以美国为例：自由民主思想是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即“王官学”，具有宪法规定的法律地位，其它价值是不能与其相比的，其它价值只能以“百家言”的地位存在，是地位较低的次要价值。西方社会的虚伪在于：明明社会中存在着主导价值，又要鼓吹价值的平面多元化，真是不可思议。

孔元二五五四年仲夏、西元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范必萱整理于阳明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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