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史：科技可以让人不需要跟社会接触，有个例子：中国现在的聊天室可以让人不需要跟群体一起活动，而是以电脑代替原来的聊天活动。还有电话、电视也是这样。电视是比较个人性的活动，虽然看了以后你可以和别人交换意见，但基本上是单独活动，而不是鼓励你和周围的人有面对面的沟通。我觉得科技在把人带入不需要礼节的环境。儒家是讲礼节的，在家庭学习怎样做人，然后推广到社会。但现在可能因为埋在知识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怎么做一个儿子、做一个母亲等等，这也是对儒家的另外一个挑战：科技给人与人之间带来隔离，而且我觉得科学越发展，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越大。面对科技，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科技在推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马克思讲过宗教使我们与我们的本性异化，现在有很多人也因为新的科技出现了这种人与自己本性的异化。你会看到一些小孩缺乏社交能力，他们完全从电视上学习处理问题的方式，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学生的行动就像电视上那么傻、那么夸张。电视上有很多不聪明的东西让你去效仿，他们不是在群体中学习怎么做人，而是在电视上学，甚至以电视来代替他们与他人的沟通与接触。在国外有些电话，一分钟五美元，对方是异性对象，你可以和她谈，她会夸你，让你觉得很亲切，但这不正常。这虽不是科技的问题，但说明科技有改变人的能力。你看到一些小孩，与人交谈就在电话中、电脑上，如果他真有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上发生一些事情要处理，他就没有办法。我们的媒体不是让我们处在一个密切沟通的方式中，而是有种距离。儒家的伦理观最主要是从人与人之间密切的活动中来学习相处之道，很自然地从中学到对长辈的尊敬、对小辈的照顾，可是现在人们都不太参与家庭的活动，而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玩电脑，这就失去了从长辈那里学习的机会。
蒋：这个现象大家都看到了，媒体本身只是工具，电脑也好、电话也好、网络也好，这个工具应该是被人使用的，人应该是以主人的姿态来使用这些工具为人服务才对。但现在的问题是工具的力量强大起来了，客体的存在慢慢变成了主体的存在，人创造的事物反过来支配人控制人，人反而成了被动的客体存在。比如沟通，我们现在就是在沟通，对不对？你讲过来，我答过去，我们是在进行当下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沟通。但看电视就不能叫沟通了，你看电视，始终是被动的，只有它来没有你往，相互通不起来，最终你会被它影响，慢慢地你的沟通能力会下降，批判性思维与自主性判断也就渐渐不存在了。因为电视不是人，我不能反驳它，它怎么讲我就怎么看，我无法回应，慢慢地人就习惯于不回应了，这样人的批判思维能力能不下降吗？这就是媒体成了主人，人反而成了仆人，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儒家讲的沟通是直接的、当下的、活生生的、真实存在的沟通，刚才你讲的家庭的沟通就是这种沟通。这在儒家叫“五伦”的沟通，这种沟通的最高典范是孔子与其弟子间的沟通。在这种沟通中，双方互为主体，在当下的时机与境遇中两颗活生生的心灵激荡交融，有时一扬眉，一举手，或语或默或动或静，瞬间即可达到最深的默契与领悟。实际上不只儒家有这种沟通，释迦与其弟子的沟通、耶稣与其门徒的沟通、苏格拉底与其学生的沟通都是这种沟通。现在的沟通，在家庭中问题还不大，因为家庭成员一般都住在一个居所里，还可以直接沟通。但是朋友的沟通就不行了，现在很多人都到网络上去沟通，他们在聊天室里可以聊很长时间，但相互没有见过面。在这种沟通方式中没有活生生的人，没有真实的存在，没有时机，没有境遇，没有默契，没有领悟，没有深度，没有意义，是儒家所反对的。在儒家看来，相互在一起促进德行智慧才是朋友，就是说我们一旦在一起交朋友，就建立了一种特殊的沟通关系，朋友与路人不一样，路人与我没有沟通关系，但如果是朋友，相互之间就有了特殊的关系。朋友之间要通过沟通互相促进对方的德行，面对面地帮助批评，这在儒家叫“朋友相辅以仁，相规以义，相交以信，相与以道”。这样，朋友之交就有义务，这种义务就是互相促进向善的义务，这才是真正的沟通。为什么古代各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儒教，伊斯兰教的沟通方式都是面对面的直接沟通？为什么儒经、佛典、圣经、可兰经以及苏格拉底语录记载的都是这种面对面的沟通？我觉得这是真理的传播方式所决定的，宇宙人生的真理（道）只能通过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才能沟通，才能传播。现在的媒体就不行了，有个中介，隔了一层，割断了人的真实存在，使人不能直接沟通。媒体作为工具具有两面性，它对人固然有用，但也不利于人的一面。我们运用的文字、语言以及电视、网络都是工具，这些东西可以带给人方便，但同时也会反过来控制人，使人不能达到真实的存在。一般来说，在世俗生活的层面问题还不是很大，比如我要做生意、要买东西、要了解信息，可以马上在电脑上了解搜索，这些方面问题不大，确实很快捷方便。但是在精神领域，比如我们说体道、传道、讲学，这就必须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通过媒体的方式就不行。因为精神性的活动不光要有思想，要有语言，还要有前面说过的时机、境遇、氛围、默契、神悟以及存在的真实性、当下性、直接性、互为主体性，而这些现代媒体都做不到。我觉得精神性的沟通活动还是传统方式好，传统方式没有现代社会那种使人隔阂的科技屏障，比较符合人性。别外，现代媒体常常迎合世俗的需要，为了经济利益严重“媚俗”，为追求收视率与利润日益商业化庸俗化，这样必然会带来媒体本身的腐败与社会人心的腐败，这也是现代媒体不能进行精神性沟通与传播的一个原因。因为方式的腐败必然会影响内容的圣洁，谁愿意用不干净的罐子装香酒呢？
史：应该说书院不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因为书院的讲学活动是相互的，学生老师之间互相学习，相互促进，相互提高，就像人有很多朋友，可以互相切磋学问，同共印证自己的学习心得。但是在大众社会里，在世俗的主流社会里，这种生活学习方式不一定被接受，人们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找这个麻烦?为什么要去认识其他人？为什么要和其他人一道学习？他宁可去过一种比较孤独的生活，在网络媒体上学习，网络媒体可以提供他所需要的刺激和带给他知识欲上的满足，这样他接触人就不会太深，而是很表面。在美国，生活流动很快，所以人们交谈都不深，我觉得中国也会走上这一天。
蒋：现在已经这样了，像深圳广州这些城市，已经走上这一步了。
史：我觉得香港跟广州还是有些区别，在香港你走在马路上，没有人看你。我去探望学者丁先生，他的观点和你很接近，他认为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是主流，现在对人们的行为还有潜在的影响，学者们还热衷于在谈学论道中得到乐趣。但他却说香港的学者们相互之间不谈学术，他们见面只谈别的问题，大陆学者之间才会谈学术。正如你所说，是漫谈，谈得很久很深。
蒋：因为香港学者受西方世俗文化的影响很深，他们心中有个效率观念，凡是他们做任何事都要计成本，算时间，看划算不划算。划算就做，不划算就不做，谈学术不会带来实际的功利效益，不划算，所以不做。就算心中想做，也舍不得时间做，因为时间在香港那样的社会是被换算为功利效益的。
史：深圳是学香港的一个城市，广州又在学深圳，慢慢地香港的影响就这样扩大了。除人们交谈时要计算成本和效益外，还有很多因素也会使人们不愿意花时间面对面交谈，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媒体可以让你独处，可以通过网络等方式最有效率地交谈。所谓最有效率地交谈，一是网络最省时间，一是可以利用网络直接选择想谈的内容和对象。现在人可以在家里用电脑上班，这就不用和别人接触了，也让人觉得很舒服。但这又带来另一个后果，你没有了社会的经验，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相处的实存感受，长时间生活在一个虚幻不实的世界里。这也是一个趋势，在中国还算好一点，因为科技不是很发达，人们还愿意用传统的交流方式在与他人的交谈中得到快乐，如互相聊天，互相谈问题，相互谈学术等。这在中国还有它的价值，还可以存在。可是在国外，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要请人到我家里去？我还要招待他吃饭？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同他交谈？这样，我宁可在家里看电视，玩电脑。
蒋：我想这也涉及我们刚才讲到的“现代性带来的世俗化”、“科技的影响”、“西方的思维观念”以及现代市场经济所具有的价值观——“效率至上”、“功利第一”等问题。比如，你说香港的学者不愿意漫谈，有事就讲，讲完就走，不会坐下来没有明确主题地聊天。确实，聊天是没有主题的，聊天者是在交流的过程得到相互理解与承认的乐趣，不在乎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具体结果。如果聊天有主题，那就叫解决问题，不叫聊天了。大陆现在还有聊天这种现象，人与人聚在一起，没有主题，大家漫谈，最后以无结果的快乐收场，这真有点令人神往。我想，聊天对中国人来说是件具有存在论意义的事情，是在交流过程中对人的实存的亲证，是哈贝马斯所说的“沟通理性”的生动体现。如果有一天中国完全变成了香港，变成了西方，只有谈问题而没有了聊天，那中国的社会将会成为一个由机器人组成的社会，因为机器人是只知道效率而不知道聊天的。其实，现代人不聊天并不是他心中真的不愿聊天，而是受了效率观念的影响捨不得时间聊天，花三个小时聊天和花三个小时去做有效率的事情，他会觉得聊天不划算，于是不聊了。他不聊天，但心中又有通过面对面交流亲证存在的愿望，又想与别人沟通，怎么办？那就到网上去聊，电脑上成本很低，又不用坐车，又不用请客吃饭，用键盘敲一下，就能满足他聊天的欲望了。
史：而且有的时候发电子邮件也写得很短，只是发一个信息。好多人现在讲话、写信的方式都跟发电子邮件似的，很短，没有什么修辞。这也正如你所说，媒体会改变我们思维的方式。
蒋：对，是媒体做主了。人的交流要通过语言，语言不只是表达意思的工具，即不只是功利效率的媒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是通过文化来体现人的存在，所以语言中有美感，有艺术，有实存，有文化，而不只是效率工具。《易经》说“修辞立其诚”，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就是从存在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中国古代有“家书”“尺牍”，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书信文体，具有非常高的艺术性与实存性，我们今天读起来仍会受到强烈的艺术感动与存在感动。如果人的交流象今天发电子邮件那样白水般的几个字，没有艺术与修辞，那将是人类存在的倒退，人回到了使用木棍求生的野蛮时代，因为用木棍打野兽时的交流是用不着对语言进行艺术修辞的。现在之所以语言变成了纯工具，是现代媒体成了我们的主人，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把我们变成猿人了！所以，我觉得应该捍卫语言的神圣性、实存性、艺术性和人文性，尽量少用现代媒体进行深层次的交流，抵制现代媒体的工具性、功效性、苍白性和虚拟性对语言的影响，这样也许语言才能真正成为人存在的家。
七
史：面对这些问题，我想了解儒家有什么想法？也就是说，儒家不只是要看出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些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佛教进入中国，对儒家文化构成了挑战，儒家能够成功回应。现在儒家也面临着西方世俗文化与科技文化的挑战，我想知道儒家用什么方法来回应。
蒋：西方的世俗文化与科技文化对儒家确实是一个挑战，我和张建建先生也经常在山上谈到这个问题。我们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复魅”。前面已说过，所谓“魅”就是神圣性，“复魅”就是重新恢复宇宙人生与世界的神圣性。因为现代社会是彻底的世俗化，即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除魅”，所以解决之道就只能是“复魅”。我们刚才讲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具体现象，其总根源则是世界丧失了神圣性。比如网络，是计算机技术引起的科技现象，它本身应该是中性的，应该是人能够控制的东西，但实际上现在的问题是它反过来控制了人。这并不是说科技本身有这么大的力量能够控制人，而是因为人自己把自己的力量抛弃了，自己已经没有力量来控制科技了。人类力量的总根源在哪里呢？就在神圣性，没有了神圣性，人类就没有力量来控制自己创造的世界——科技世界，科技世界就会异化成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也就是说，人把神圣性从历史中、文化中、生命中、政治中、经济中、科技中以及整个宇宙世界中抛弃了，人类存在没有了支撑点与立足点，人才会被自己创造的力量所压垮，所打败。神圣性被抛弃后，人类就通身是病，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科技有病，政治有病，经济有病，文化有病，生存有病以及整个世界都有病。对此儒家怎么办呢？儒家的解决之道就是恢复神圣性。儒家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经历过新教式的现代性洗礼，没有经过激进的世俗化改造，儒家文化中还保存了很多神圣性的成份，这些神圣性的成份正是对治西方世俗文化与科技文化的宝贵资源。我们今天正是要发掘儒家文化中的神圣性资源，来治疗当代世界极端世俗化的疾病。所以相对于西方“除魅”的文化而言，儒家文化是“魅”的文化，这种“魅”的文化正是对治人类世俗化弊病的最宝贵的财富。
现代世界没有了神圣性，人类被科技控制，怎么办？我们就要通过恢复神圣性来解决这些问题，使人的精神力量重新恢复起来，能够控制科技而不被科技控制。儒家不像道家，也不像西方一些反文明思潮，完全反对科技。儒家不反对科技，而是反对科技对人的控制支配和对人类心灵的障蔽腐蚀，即只是反对科技的异化。儒家对克服科技的异化充满信心，认为只要恢复了神圣性，就能挺立住我们的人性，调动我们自身的力量，让科技为我们服务而不被科技宰制。现在之所以出问题不是科技的原因，而是我们迷失了我们的本性，丧失了我们的能力，责任在我们自己。用阳明先生的话来说，是我们的良知被我们的私欲障蔽了迷失了，如果我们能以天理克制我们的私欲，从而能重新找回我们的良知，恢复我们的人性，我们就会看到希望，我们就有能力控制科技。我们一旦良知呈现，就会知道科技在什么意义上有利于人类，在什么意义上不利于人类，有利于人类的保存，不利于人类的去掉。当然，现在很多东西都还是未知数，比如克隆，还有刚才提到的媒体、网络，但只要凭着良知，就能看出它的问题，就可以着手解决。有人说现在评价科技的是非功过为时太早，因为它们出现才几年时间。我想，人类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我们以几千年文明所得到的经验来看这几年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对科技的是非功过进行评判。比如说网络、克隆，有很多专家说因为人类还不了解，先不要下判断，我们走一段再说。我认为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圣贤和智者，他们的智慧已经凝固成了人类的历史经验，凭借着他们的智慧和历史经验，我们完全可以知道网络和克隆确实存在着问题。比如克隆，按照儒家的观点，就存在问题。为什么？天地生物，阴阳和合，造物生物是天地之大德、是二气之大能，是天道之玄机，是人类小智不可窥测的神秘化源，现在克隆技术把天地创造万物的天机都打破了，把天机都泄露了，用西方人的话来说，是人想当上帝并且已经把自己当成上帝了。在儒家看来，这是人的僭越，没有处理好天人关系，是“以人僭天”了。你把天地之大德大能都据为己有，天地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你就是阴阳的总枢机，你就是万化之源，你就是天道了。这不是僭越是什么？你用自己的技术造物，你不要阴阳了，你可以独阳造物，独阴造物，你不要天地美妙的结合了，这不是打破天机，违背天道又是什么？因此，凡是新科技出现后我们凭着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历史经验和圣贤智慧就可以马上看出问题，因而就可以马上提出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不需要等待，不需要试验，不需要看到结果后再评判，只要本源处出问题结果肯定会出问题。只要我们凭借历史经验与圣贤智慧，我们就会知道新科技是否在本源处出了问题，而克隆就是在本源处出了问题。总之，要解决现代社会的世俗化与科技异化问题，按照儒家的办法，就是要回到本源处解决问题，而所谓本源处就是超越的神圣性。所以，一切问题都必须回到神圣性来解决，借佛家的话来说，神圣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大总持法门”。
史：我觉得中国儒家提倡的道德比较合理，它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生活中提升出来的一些价值观。可是我觉得西方传统的道德往往是一种迷信。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宗教来提倡一种道德，把道德变成信仰的教条，人们就不服从。天主教里面除了十诫还有许多其它命令要老百姓服从，比如说星期五不能吃肉，因为那一天耶酥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说宗教里面有一种非理性的力量，要用神圣的价值去规范现实的存在。我觉得在这方面还是中国比较好，中国重视“礼”，“礼”是出于人情之自然，如去见朋友送个礼，见了老人让个坐，晚辈给长辈或朋友倒茶等，都是很自然的态度，没有神圣的宗教教条要求他这样做。可你仔细去想，会觉得这些“礼”里面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原来这些看来自然的行为是有神圣性的。这也许就是儒家说的“既高明又道中庸”吧。由于这些“礼”出于人情之自然又具有神圣性，不象西方宗教的道德教条出于外在权威的强制，所以产生于“礼”的优良品质容易保存。这应该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色。
蒋：你说得很对，这确实是儒家文化的最大特色。儒家讲“道在伦常日用”，讲“即内在即超越”，讲“圣俗不二”，讲“天人合一”就是这个意思。“礼”缘人情为之节文，“缘人情”是出于人性之自然，“为之节文”则出于天理之秩序，所以“礼”是神圣性与人性结合的产物，是“中庸之道”的结果。当然，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极端世俗化的时代，世俗化成了世界的主导潮流，带来了许多弊病，所以儒家今天要特别强调神圣性，这是矫枉的需要。但儒家绝不否定人性，而是否定人性在失去神圣性后的异化。儒家追求的是神圣性与人性的和谐并存，调适上遂。
孔元二五五四年仲夏、西元二零零二年六月二十日范必萱整理于阳明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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