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桂榛

内容提要： 伴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问题，已经成为了近年来民间媒体乃至官方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共十六大报告则更以专门的篇幅对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作了集中的论述。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几千年来民族发展的宝贵文化遗产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民族精神是极其丰富的且是开放而发展的；培育民族精神包括现有民族精神的传播、推广、扩展和崭新民族精神的催生、萌育、发展；国家领导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主张是新形势下对时代浪潮的积极回应。

关 键 词： 弘扬；培育；民族精神；国家意识；时代浪潮；继往开来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摘自中共十六大报告

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报告[1]，在该报告的第六部分第二条，江泽民同志以仅次于“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行文位置，论述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内容。将“民族精神”写入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并在重要位置予以论述，这在中共党史上还是第一次，表达了中央对“民族精神”问题的高度重视以及中央领导人对世界浪潮下国家发展、民族大义的深敏洞见和高瞻远瞩。正如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11月19日《光明日报》“理论周刊”头条位置撰文所指出：江泽民同志关于民族精神的论述“强调了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在要求弘扬民族精神的同时提出了培育民族精神的任务”[2]。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互为支持、互为生长的，两者协同构成社会的发展机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需要大力生产力，使经济实力和生活水平提升到“小康”，而且更需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所以，江泽民同志在报告第六部分的开头就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经济与政治的发展需要文化，而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这说明文化的最高形态存在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而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正是一种“民族精神”的最生动、最深刻的存在。

一、民族精神的地位。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江泽民更进一步地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4]精神理念是一种文化的深层性内容，相应的，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深层次内容。作为一种既存的文化因子，它能熏染、浸润、溶解人民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行为方式，甚至在必要时刻把民族的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动员起来，从而捍卫民族集体的尊严与利益，从而使一个民族历经艰难曲折但却能我自岿然屹立。因而，是否具有健康、优秀的民族精神，可以说是一个民族是否具有生存力、发展力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是否具有凝聚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此正如江泽民同志在有关谈话中所说：民族精神是激励和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民族精神也是衡量综合国力强弱的重要尺度。

放眼世界文明的发展历史，放眼近现代欧洲、北美以及日本等地区或国家的发展轨迹，再回首近两个世纪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道路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们的确能发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发展，往往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是分不开的。20世纪初德国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名著[5]，实际上是学者们上从一个侧面，来关注和探讨了资本主义之所以在欧洲萌芽、发展的精神因素（文化因素）。而20世纪初叶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等一批新文化“闯将”的重要工作，就是从中国的“国民性”这一角度探究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缺陷，并希望变革和建立新的民族精神以振兴国家，振兴民族。——这些中国新文化的建设者对民族精神的关注，无疑同样显示了民族精神于民族发展的重要意义。

二、民族精神的弘扬。  在宽泛意义上，“民族精神”作为抽象所指，当然不仅包括我们当前看来是健康、优秀的民族精神，也包括我们当前看来是不健康乃至是糟粕的民族精神。所以，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6]“……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7]而在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通常指前者——健康而优秀的民族精神。

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以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思想主张，同样适用于民族精神问题。关于民族精神的弘扬或建设，邓小平也非常重视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强调要“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他说：“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8]江泽民同志则在建党八十周年的讲话中说：“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9]在“5·31”讲话中更是明确地指出：“要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使广大人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征途上，始终保持奋发有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10]  

“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11]我们不应当割裂历史，也不能割裂我们的历史。毛泽东1938年10月就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精辟地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2]象我们中华民族这样源远流长、博大深阔的民族集体，民族精神是丰富而复杂的。毫无疑问，几千年来民族发展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不可多得的精神资源；继承和弘扬这笔民族的精神遗产，是我们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力量，也是我们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

三、民族精神的内容。  历史的这笔精神遗产是这么的丰富，那么我们应当弘扬什么样的民族精神呢？江泽民同志在十六报告中说：“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优秀的民族精神归纳起来，主要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二是我们这些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是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人民的热爱，谓之“爱国主义”；三是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变革与发展中不断地丰富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可以说是开放的体系。

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是极其丰富的，华夏成熟的历史真是《周易》所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3]从三代的《易》、《书》、《诗》、《礼》、《乐》到《春秋》，从先秦孔子、孟子到诸子百家，从独尊儒术到儒释道合流，流光溢彩，灿烂缤纷，真是煌煌然大哉。中国的民族精神盖以《周易》、《尚书》等为渊源：讲究厚德载物、自强不息，讲究利用厚生、协谐和合，讲究率性修道、日新变通，然后不断丰富和发展。而夏商周以来，贯穿中华民族众多民族精神的，则是“爱国主义”，所以孔子早就高度评价了为商或亡或奴或死的微子、箕子、比干，敬称“殷有三仁焉”[14]。鲁迅先生则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5]

“中国的脊梁”——无数志士仁人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的就是国家的自强和民族的尊严；而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不懈而崇高的事业，为的就是“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16]。所以毛泽东曾说：“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17]一个人应有自己的脊梁方能站立起来，一个民族应有自己的民族脊梁方能站立起来；民族的脊梁，就是一个民族富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以及秉承这民族精神的民族之志士仁人。——建设小康社会，让人民富裕起来，需要充分挖掘、吸收我们先人的精神资源和构建、拓展民族的时代新精神。

四、民族精神的培育。  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18]曾子则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19]民族精神的“弘扬”，主要是指在实践中“发扬光大”已有的民族精神，包括中华民族在古代形成的传统精神和中华民族在近代形成的革命精神。而民族精神的“培育”，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已有的民族精神来教育、熏染、浸润青少年乃至是整个国民，二是孕育、培养、培植现所未有但又是现在或未来所需的新的民族精神。

如果说“弘扬”是侧重于现有民族精神的“实践”，强调的是在实践中弘扬民族精神或弘扬民族精神以实践；那么，“培育”则侧重于民族精神的文化—心理之“建构”。后者包括现有民族精神的传播、推广、扩展和崭新民族精神的催生、萌育、发展。故而民族精神的“培育”不仅指已有的民族精神，也指新生的民族精神；而“培育”的对象，就不仅仅指未有某民族精神或某民族精神欠不足的人民，更指整个民族的人民——新的民族精神是需要在时代大潮中催生、萌芽、发展后方能传播、渗透、扩展到民族的全体的。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强调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0]。

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历史性的，它带有过去的因质；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更是时代性的，它带有开放的向度。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恰恰是在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态势中丰富和发展着，完善和壮大着。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21]，拒绝开放、拒绝发展恰如完全割裂、抛弃历史一样，都是不健康的，也是非常有害的。而培育新的民族精神，应该对改革这一实践自身所产生的精神加以提升和总结，应该对开放中所碰撞的其他民族的优秀精神加以吸收，更应注意传统精神、革命精神和其他民族精神的交融与创新，以开放的视角和胸襟，迎接新的民族精神的生成。

五、回应时代的浪潮。  现在世界有两大趋势，一是全球化和全球意识；二是对全球化、全球意识进行回应的民族化和国家意识，后者学者谓之“本土化”。强化全球意识，是世界现代国民教育的一大趋势、一个维度；强化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以灌输本民族的理念和本国家的理念，则是世界现代国民教育的另一大趋势、另一维度。教育的这两种不同趋势以及背后不同文化的相异向度，已为众人所关注。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论[22][23]，某种程度上亦代表了一种忧思。

邓小平说：“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24]江泽民同志则在十六大报告中说：“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这一结论，的确是新形势下国家领导人对世界浪潮、时代浪潮的仔细、敏锐、高远观察所下的精确判断。当今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的冲突或问题，在深层次上无不与一个民族的或国家的观念、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包括法国、德国、美国以及亚太地区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在内的诸国家，都在积极推行民族精神或国家意识的国民教育，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可喜的是，据中国新闻社2004年3月24日报道，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当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代表政府表示中国已“准备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2004-03-25补案）  

把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以强化民族精神之教育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全球化的世界潮流和开放而合作的精神，但却意味着我们对民族自身之生存与定位的一种深刻反思和警醒。因而，把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崭新而重大的课题，应当引起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足够重视；教育部门和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互联网站等重要文化阵营，应该以严肃的态度和切实的行动落实中央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思想方针。而如何“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则现应当及时加以细致地研究，并把国外成功的经验吸取过来。

总之，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应如20世纪初鲁迅先生所说：“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5]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地秉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推陈出新”的原则，继承本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吸取他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批判扬弃（拿来主义），继往开来，综合创新，实现一百多年来振兴国家的夙愿，并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 新华社北京2002年11月17日电。

[ 2 ] 袁贵仁：《创新人文社会科学，培育中华民族精神》，载《光明日报》2002年11月19日“理论周刊”。

[ 3 ] 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新华社北京2002年11月17日电。

[ 4 ]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思想政治工作》，学习出版社，北京，2000，P42-43.

[ 5 ]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北京，1987.

[ 6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P708.  

[ 7 ]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载《毛泽东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P707~708.  

[ 8 ] 邓小平：《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载《邓小平文选》卷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P331.  

[ 9 ] 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1日电。

[10] 新华社北京2002年5月31日电。

[11] 江泽民：《增进相互了解，加强友好合作——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人民日报》1997年11月2日。  

[12]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卷二，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P533~534.  

[13] 《周易·系辞上》。

[14] 《论语·微子》。

[15]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载《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P118.  

[16] 毛泽东：《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载《毛泽东文集》卷五，人民出版社，北京，1996，P343.  

[17]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卷四，人民出版社，北京，1991，P1496.  

[18] 《论语·卫灵公》。  

[19] 《论语·泰伯》。  

[20] 新华社北京2001年7月1日电。  

[21]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载《邓小平文选》卷三，人民出版社，北京，1993，P373.  

[22]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3]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l996.  

[24]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载《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P369.  

[25]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P56.  

〖本文为应约代作的政论文，系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