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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韩国社会的儒教讨论分析

 

【韩】成均馆大学部儒教东洋学部教授 崔英辰

对于我们,儒教是什么?现在我们为什么要把儒教作为一个问题?大约百年前,为使未开化的朝鲜开化所作的“近代化设计”启动以来,儒教被视为历史发展的障碍而遭到否定,而在公元两千年的今天,它却重新受到注目,其理由阿在?应该如何解释在对儒教的肯定和否定两个极端之间不断摇摆的韩国社会意识结构?为了对此疑问做出回答,探讨儒教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能够作为我们所追求的理念得以确立,本文将把主要目的放在分析“此时、此地的儒教”上。

九十年代将作为韩国现代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时期载入史册。这个时斯使大约百年前开始的“朝鲜近代化设计”告一段落。大约一个世纪前,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文明开化论者将西方文化作为新的“普遍文化”来接受,同时试图通过全面吸收西万文化来开化当时尚未开化的朝鲜。其后,韩国取得了令世界注目的经济增长。解放后的五十多年里,经过波澜壮阔的民主化斗争,1993年结束了军部统治,建立了文明政府。经济增长和民主化等两个近代化设计目标终于实现了。

但是,1997年冬天到来的金融危机,暴露了东亚发展摸式的极限,所谓“亚洲式价值”成为新的话题。此外,亚洲价值的实体——儒教成为社会上的争论对象。其中,《孔子亡,国方兴》与浅薄的商业主义相结合,引起了关于孔子的争论。儒教被指责为导致最近经济危机、使韩国社会陷入病态的病毒、爱滋,作为对此的反驳,有人提出了必须从儒教中寻找活路的“儒教代案论”。自朝鲜开始近代化设计以后,儒教曾被当作发展的绊脚石遭到否定,韩国的知识分子对其存亡毫不介意,而今天,作为一个话题,儒教又恢复了昔日的荣耀。

如上所述,对于我们,儒教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性。儒教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同时又是经济危机的主犯;既是权威主义等非民主的封建伦理,同时,又是能和民权、正义等现代民主主义并存的政治学;此外,还是完善自由民主主义弊端的替代方案;在传统社会,甚至现在,儒教是压抑女性的桎梏,但同时也提供了两性同伴者的伦理理论基础。

尽管存在这种双重的评价,在当今的韩国知识分子社会里,分明出现了试图把不但不可能并存、甚至曾经和儒教敌对的民主主义、资本丰义、女权运动与儒教嫁接在一起的现象。当然这个实验具有缺陷,现在还没有摆脱谈论的水平,作为“东亚论”、“亚洲的价值”、“儒教资本主义论”等从西欧引进的外来议论,也仅停留在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上。

但是,正如新罗的元晓、朝鲜朝的退溪、栗谷、茶山等所作的那样,接受外来思想、经过激烈的辩论过程,成功地使其扎根,这是我们的知识传统。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具备精致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力的第三替代方案会建立起来。为此,对现代社会科学的谈论,必须提供其哲学基础。本来,儒教的历史从政治、经济、伦理等现实问题出发,再深化为哲学,这能够成为一种参考。此外,在儒教思想史中,有必要对“共同体主义”进行重新解释。因为在亚洲价值、儒教资本丰义论等儒教谈论中,最成问题的就是这个问题。因为,以家族纽带感为基础的儒教共同体主义既是经济发展的动因,又是由于学缘、地缘、血缘等私人关系网导致经济衰落的“人情资本主义”的主犯,同时又被提示为克服西欧个人主义弊端的代替方案等等,这是儒教谈论的中心课题。笔者认为,特别是要具有超越人类的领域,将儒教共同体主义扩大到整个生态界的“生态学想像力”。

200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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