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功
一、引言
在20世纪的思想星空，海德格尔无疑是一颗耀眼的亮星。无论你在哪里，也无论你怎么看，你都无法回避其深邃的光芒。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读懂他。为什么呢？也许有人会说，海氏的语言过于艰深晦涩，它总与我们保持距离，而令人难以接近。不错，海氏的语言确实太过独特。然而，难道他愿意如此吗？当然不是，这是由其独特的思想进路和语言自身的局限共同造成的。
海氏自己曾说：“他最深具有的东西本身，思想家从来说不出，它必定总是未得言出的。”[1]这正与中国先哲“书不尽言，言不尽意”、[2]“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3]的思想遥相呼应，说明“言”与“意”、“说了的”和“想说的”之间存在巨大的距离。如果拘泥于其“言”，则难以领会其“意”；如果想要把握其“意”，则必须超越其“言”。这里就想透过海氏“说了的”，试图把握其“想说的”，超越海氏之“言”，力图领会其“意”。当然，这只是对海氏思想的一种尝试性诠释。
海氏思想的主题是此在(Dasein)，[4]这是其一生关注的焦点。而有的学者却认为，海氏思想曾有一次巨大的转向，即所谓“从此在转向了存在本身”，甚至以“海德格尔Ⅰ”和“海德格尔Ⅱ”来作区分。然而，诚如张祥龙先生所说：“海德格尔从来没有放弃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势态；否则，他到哪里去再找一个思想的源头？‘从缘在转向了存在本身’是个相当蹩脚的和‘离了谱’的说法。”实际上，海德格尔自己在《论人道主义的信》和《给里查森的信》等处都曾明确表示，被人们没完没了地议论的“转向”既不是思想立场的转变，也不是对《存在与时间》问题的放弃；而是对那本书的思想，首先是关于“缘－在”的思想的决定性的补充或实现，即从“存在与时间”的审视角度反转为“时间与存在”的角度；因此，这样一种反转在《存在与时间》一书就已经开始了。[5]
当然，海氏前后期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转向。我们也许可以说，他前期关注作为个体的此在，其“烦”、“怕”、“畏”、“沉沦”、“本真”、“生存”、“世界”、“死”……而后期则转向关注作为类的此在，其“技术”、“命运”、“语言”、“诗”、“思”、“大地”、“拯救”……
这种转向自然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独到的人生领悟和强势的时代机缘。这里先只谈后者。在海氏的早期，现代文明正凯歌高奏、风驰电掣地向前行进。但天生敏感的他已觉察到，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其异化倾向也日益突现；人类在享受现代文明福祉的同时，也得承受它的折磨甚至戕害；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在文明异化倾向尚未被人们注意之时，便以思想家独有的敏锐和深邃呼吁“拯救地球！”
二． 此在的本真生存
一切真正的哲学，须以对人生意义的独到领悟为核心内容，否则，便难免流于空洞无物、苍白无力的概念游戏，即使形式上再精制绝妙，也于事无补。
海德格尔之所以全面反叛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斥其为“无根”，并回到前柏拉图的思想源泉，倾其一生精力，试图建构其“基础存在论”，就是因为海氏不满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对人生意义的遗忘，对存在问题的漠然。
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存在与时间》的开篇，海氏就多次声明，“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这一意义问题”，“现在首先要重新唤醒对这个问题的意义之领悟”，[6]“但这里所提的问题如今已久被遗忘了”，“然而，这里提出的问题却绝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问题。它曾使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之思殚力竭。所以，从那时起，它作为实际探索的专门课题，当然就无人问津了”（3页），“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完全必要的”（6页），“应当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还有待提出”（7页）……
在此书的开篇题词中，他首先征引了柏拉图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然后明确宣称：“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而其初步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1页）而
要“探讨‘存在’意义的问题”，首先须要探讨能够提出这一问题的特殊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10页）——此在。而正是这此在，确切地说，是“此在的本真生存何以可能”，构成了海德格尔思想的核心线索和主体框架。
人作为此在
，他只能在此，他注定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虽然没人怀疑人存在时间的有限性，“没人怀疑人会死”（306页），但是他又不会甘于其有限，他不能忍受死亡这种他“最本己的、无所关联的、确知的、而作为其本身则不确定的、超不过的可能性”（310页），他无法接受他将会由活生生、沉甸甸的此在变为虚浮飘渺、了无着落的“曾在（das
Gewesen）”,化作无何有之乡的孤苦零丁的幽灵。他要充分发挥其天赋的卓越主体性，竭尽全力去超越有限以达至无限，超越此在以达至“能在（Seinkonnen）”,因为“存在地地道道是transcedens[超越]”（47页），因为“可朽者尽量设法追求不朽”，[7]因为人“这个存在者在超越中并且作为超越而存在。”[8]当他走在适合自己的超越有限之路时，他就处于本真的生存状态；否则，便处于非本真的生存状态。
此在是纯粹偶然的一种存在，他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从其存在的一开始，此在便拥有了一个丰富多彩、无限展开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现成地摆在此在面前的所谓客观世界，而是由此在在其自身先天可能和后天环境下建构起来的意义世界。“一块石头是无世界的。植物和动物也同样没有世界。”[9]唯有人，唯有此在拥有世界，“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性机制”（68页），“此在生存着就是它的世界”（430页），“如果没有此在生存，也就没有世界在‘此’”（431页）。因此，此在可以自豪地说：“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67页）而“绝没有一个叫做‘此在’的存在者同另一个叫做‘世界’的存在者‘比肩并列’那样一回事。”（68页）人之所以为人，此在之所以为此在，就在于他有能力为自己建构一个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一个能够挡风遮雨、休养生息的精神家园，一个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
然而，此在却并不是总能成功地建构一个足以容身的“世界”。他建构“世界”须要以他对其他存在者的“领会”、“解释”为基础，而他的“领会”、“解释”常常会出错，从而导致他所建构的“世界”不太可靠，常常会导致他作出一些错误甚至愚蠢的事情或想法，以致于他有时会以结束生命的方式（自杀）去存在。
此在在世界之中，必然同时与其他此在共同在此，也与其他存在者共同存在。他会身不由己地投入到存在者的海洋，“沉沦”下去：“闲谈”、“好奇”、“两可”都是“沉沦”的基本方式，而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吞噬着此在的生命，消耗着他的超越能。
所幸的是，此在尚有“良知”。正当此在陶醉于沉沦的日常快乐中时，“良知”从内心深处发出强烈的呼声，“呼声的情绪来自畏”（331页）。
“畏”不是“怕”。“怕”是怕一个具体的对象，而“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么”，“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但‘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无”（226页）。
“畏之所畏者就是在世本身。”（225页）为什么？畏之所畏者实质上是死，确切的说，是死对自己价值的全面否定，是死后的那一种令人恐怖的空无寂静。而“死亡是一种此在刚一存在就承担起来的去存在的方式”（294页），此在从一开始就是“向死亡存在”（283页）。因此，在这样一种严峻的现实面前，此在须要作出“决断”，为自己的未来全面“筹划”。“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227页）
此在“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实质上是在筹划如何超越有限以达至无限，超越可朽以达至不朽，从而可以在死面前做到大无畏，可以镇定自若地走向自己的另一种存在状态。
此在超越有限的方式须由其自己去“筹划”，选择。而这并不是说此在可以任意选择一种方式。事实上，由于先天可能与后天环境的双重决定，他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种选择。而且不幸的是，他常常觉得，他所选择的是他不想选择的，他想选择的是他不能选择的，他的选择常常是万般无奈的，事实上常常是一种无法选择的选择。这是其无法选择的“天命”。此之谓“在世本质上就是烦”（233页）。
但是，此在却非一般的存在者，他拥有天赋的卓越主体性，他会慢慢熟悉世界，适应环境，进而逐渐实施其超越有限的宏伟计划。
此在在严峻的现实面前逐渐认识到，他作为极其有限的生命存在，却不得不向往并不断追求那可望而不可即的无限女神，于是被迫踏上了超越有限的悲壮征程。而其超越有限永远只能是有限的超越，他始终处于有限和无限、可朽和不朽构成的巨大钳子中，可怜地挣扎，痛苦地劳作，而难以自拔，欲求不得，欲罢不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么，他怎么才能摆脱这悲剧性的两难困境呢？
通过历史的审慎考察和现实的认真反思，此在逐渐认识到，只有以审美的方式，才能真正超越有限。因为美乃是在有限中“终于被表现出来的无限事物”，[10]“是永恒事物的启现”，“是瞬间的持续（永存）”。[11]加之人对“无限”、“永恒”有着极其强烈的本能渴望，因此，人在审美时便很容易被“美”这位在有限中漫游的无限女神吸引到他的怀抱中去，从而臻于永恒圣洁的人间天堂。正因为如此，海氏才说：“诗意创造真正使我们居住……正是诗意首先使人进入大地，使人属于大地，并因此使人进入居住……诗意，作为居住维度的本真测定，是居住的根本形式……当诗意适宜地出现时，那么人将人性地居于此大地上”。[12]也正因为如此，从柏拉图、庄子，康德、席勒、谢林、黑格尔，到尼采、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无数先哲，都对审美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殷切的希望，赋予审美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重任！
三． 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
《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在它发表后，海氏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了人类的命运。这是由于他以其思想家特有的敏锐发现，现代文明在为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正在戕害着人类，人性正受着异化文明日益无情的摧残；人类若不迅速迷途知返，后果将不堪设想。宋祖良先生说：“《存在与时间》在谈人生哲学，而从《论真理的本质》起，海德格尔的思想方向开始转向重视人的外在的基本生存条件，即对大地和自然的保护。”[13]
当人类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威胁时，当人类整体的生命存在成了严重问题时，个体的人生问题便只有退居二线。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也是极其自然而然的抉择。
于是，海氏对人类的文明作了全面而认真的审视，对人类的所作所为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在作了系统的技术批判之后，他急切地向人类发出强烈呼吁：“由拯救地球而更新世界！”[14]
而这种呼声似乎“早”了一些，因而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几十年后人们受到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尤其是环境问题）时，才掂量出其本不应被忽视的重量。同时，人类也为他的这种忽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更可怕的是，直到今天，人类尚未完全清醒。
《圣经》云：“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失了他的灵魂（或译生命），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去换回灵魂呢？”[15]但愿人类能悬崖勒马，早日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