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

离开台北以后，常常有种淡淡的留恋荦绕在心底，说它是城市风貌，不是，那厚重、敦实，灰黄色的城市建筑，似曾相识，远不能与今日的北京相比，像长安街那样宽广的数十里长街，在台北那是奢望，按小区建设的现代化程度也未必比北京先进。可它那种来自历史深处的气息，怎样也挥之不去。

台湾与大陆已分隔五十年，这五十年足以使少年变成老年，长期意识形态的分歧，也许连话语都有隔膜，可一踏上台北街头，那“信义大道”、“孔子大道”、“仁爱路”、“八德路”、“大忠楼”、“大孝馆”，扑面而来，别以为那是什么博物馆、纪念堂，就是普普通通的人行道、办公楼、学校，乍一看还有些不以为然，道德建设何必当成路牌，更何况这已是历史的概念，因此不免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看待台北的大街小巷。

要想在短短的时间作什么问题了解，也许不切实际，可街景也是人情风貌的窗口。漫步在人行道上，常常会看到每隔一程就有一座长椅供行人随意小憩，这再也普通不过的设置，给路人带来许多方便。老人要上公交车，不必担心跨不上门槛，低低的台阶，只用举足之劳就能安然就座。路程长的不用担心口渴，免费的饮水机和简易纸杯供你随时取用。残疾人似乎享有特殊的礼遇，凡是有高层的建筑几乎都有“残障人专用”的电梯，公园、展览馆、博物馆等公益场所，都向残疾人和老幼免费开放，更不用说遍布各地的残疾人专用道了。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参观，最先使我动心的不是陈列品，而是那些陈列文物的低矮橱窗。学历史的最关心的是文物，为什么丢下核桃，捡了芝麻? 不久前一名留学生对我说起，当他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时，看到小孩子很费劲地垫起脚尖才能看到橱窗中的文物，很感慨。他说博物馆的直观性和形象性对少年最有吸引力，这是对下一代进行历史教育最好的地方，在日本这类橱窗的设置都很低，充分考虑给孩子方便，为什么中国博物馆的设计就看不到孩子? 如今在台北却看到这一设施，又怎能不使我怦然心动哩! 在街头和寺庙常常看到穿灰色长袍的大娘们在转悠，这是为人消灾解难的“义工”，这种“义工”几乎遍布各种行业，一次大陆同来的朋友迷了路，是“义工”一直把她送到目的地。再看看街头排列有序的摩托车(台北很少有自行车) 居然没有看守人，当然还没有到不用锁的地步。从公共设施到人情风貌，处处给人方便，这些零碎散在的印象逐渐汇成一股爱意融融的街头小景。

这种感觉在一种“第六伦”的观念中得到了升华。这是台湾近几年出现的一种新词汇，骤一见这“第六伦”的提法，真有些摸不着头脑。自古以来只有“五伦”，这就是孟子所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这五种关系是封建社会基本的人际关系，五伦就是这五种社会关系和相应的道德操守，在中国已传衍数千年之久，从无旁议，在五伦以外岂有他论?

经过一再咨询才弄明白，“第六伦”是指素不相识的人之间关系，以及应持有的态度，这使我心中一亮。是呀!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不仅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变迁，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早已突破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五伦关系，在现代生活方式的发展中，家庭的小型化，使得人之间血缘关系日渐缩小，社会交往却日渐扩大。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打破地区的界限，使山南海北的人，都有可能邂逅相遇，网友、电话友的出现，倾心交谈的可能从未谋面。公共交往的频繁，人们接触不相识人的机会愈来愈多，怎样对待那些非亲非故的人? 又怎样对待那些不期而遇又遭遇困难的人们，难道不应该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吗? 想到这里又不仅暗暗叫好，中国以伦理立国数千年，助人为乐古已有之，但从没有上升到与五伦并立的高度，难得有彼岸的同胞率先提出了这一观念，在人际之间再树新风，这何尝不是华夏子孙的大业。

想到这里，再回顾那些以道德命名的路牌，顿然领悟爱意融融才是中华伦理的精随，想不到多年来对传统伦理的困惑，在台北街头获得了新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