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目前中国社会广泛流布的哲学主潮大致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国哲学及西方哲学三大部分。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相互碰撞与激荡之后，三者必然会在一个崭新历史起点上实现有机整合，完成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的思想大融合。中国人始终是相信统一的，分之后必有合。时代生活及社会发展呼唤着一种富有原创精神的新哲学的诞生。在重新整合这三个部分的中国哲学重构过程中，西方现代哲学理性分析、批判创新的气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总结，传统中国哲学始终与生活世界、人生体验相联系的品格都将成为可充分利用的哲学资源。不可否认，重构中国哲学也将面临着来源于社会基础、主体内容承接、话语转换等方面的困难与挑战。在本质上，中西激荡、内外交汇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一个由现实实践、社会历史作出选择的自然过程。
[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哲学 西方哲学 哲学重构
什么是所谓的“中国哲学”？能不能提出“重构中国哲学”这样的问题，以及重构中国哲学究竟有什么意义，有没有可能及有没有必要去重构出一个或一类新的中国哲学？自从近代西学东浸以来，这些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无数富有责任心、具有强烈民族自觉意识的哲学家的脑海里，创立一种新的中国哲学构架已成为一代又一代哲学家们心目中的光荣与梦想。
这里，作为一种未来的新的中国哲学，它既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是中国的传统哲学（Chinese
philosophy）在现今时代的一次简单复活，也不应该只是流布于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来源于西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哲学派别（即通常所谓的“哲学在中国”，philosophy
of
China）的机械拼凑，而应该是一种在问题、内容、方法、思想形态、精神特质乃至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已实现了全面更新的原创哲学。在全球化的宏大视野下，这种哲学不应再是本土文化复活的一次挣扎，更不会成为西方哲学的一个例证或一个特殊，它毋宁是冲着人类精神的根本旨归而生成的。
一
在一个现代哲学横遭解构的时代里，如果要重构一种新的中国哲学，我们首先遭遇到的问题就是：哲学是否还是必须的、我们的人生及我们的社会来说是否真的还需要一种相对统一的哲学形态？在一个盛行解构主义的时代里，营造一种新的哲学体系、构架是否只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梦幻”？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们大多是形而上学、理性中心主义、本质主义或逻格斯中心主义的竭力反对者，而主张实现世界理解的多样性、边缘化或无中心化。这的确击中了传统西方哲学的要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如果希图籍此而消解掉整个哲学或者否定人心之中那种形上追求的本性，则显然是西方哲学在挣脱形而上学的长期霸权后的一种情感释放，甚至只是少数哲学家们的一时快语。后现代主义关于“非哲学”（non-philosophy）的主张只是要改变哲学问题的性质、方向与哲学的表现形态，而绝不可误读成真的是要取消哲学。因为，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发现基础、追求统一、寻找共同性的倾向，这不仅是认识论的基本需要，也应该是生存论的基本需要。人与世界接触，人要认识事物，其思想不可能在零乱不堪、绝对差异的状态中进行，更不可能在一切都无序的前提下达到对存在事物的理解。人总有把握对象、控制对象的欲望，而这种把握和控制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统一性、可通约性的获得。这是一切科学知识之所以可能的认识论前提。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需要似乎更是如此。汉代大哲学家董仲舒在记述汉初时代的思想领域状况时，就曾从“大一统”的角度指出了意识形态不专一所导致的种种弊端：“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度数变，下不知所守。”[2]
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管制是如此，一个人的精神寄托也是如此。哲学，作为一种精神寄托，作为一种对人生安身立命之所的观照，不应该是人生生活的花瓶式摆设，它一定为人们的心灵所必须，一定为人们的生存在世所需要，这是由人性的自然倾向所早已决定了的。同时，哲学也应该介入现实的社会生活，应该成为存在世界的一个部分。没有哲学的世界注定是一个残缺的世界，而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全的、完美的世界。所以，无论如何，哲学都是必要的。接下来，人们需要怎样的哲学、哲学以怎样的内容和怎样的方式去阐释、理解生活世界便又成了问题。提出重构中国哲学的问题，其实目的并不是要求将中国哲学定于一尊，形成一种新的独霸或新的权威，而是想通过对哲学作内容、形式的多重改造，完成哲学的新发展，并由此实现对人们精神灵魂的重新塑建。
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已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思想融合。第一次，是在秦汉之际，是继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一次大整合，涌现出《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之类的、充分汲取了百家之长的不朽经典。第二次，发生在宋明时代，其结果是儒学哲学对佛教思想成就的兼容与吸纳。如果还有第三次的话，则应该发生在当代或不远的将来。按照中国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思维进行推论，近代以来，中学、西学已经在中国的思想阵地上交汇、激荡、磨合了一百五十多年，也应该形成一种整合性的主导哲学思想了。几乎可以肯定，多元一定不是中国文化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哲学构架，对于政府、民众和哲学家来说，都是必要的。议论重构中国哲学，尽管都只是一定程度上的主观理解或前瞻预测，并没有足够的现实根据，但是哲学家们依然还在说，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且还都乐此不彼，这可能也是人性使然。
在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次大融合中，汉初的董仲舒哲学对重建今日之中国哲学的启迪作用，应该是由类似的历史背景所决定的。秦代的帝国统御所实行的是刑法之治，刑法的影响和作用极大，社会生活中，刑大于德、刑高于德是最基本的价值认同。汉兴之后，几乎在一开始就推行了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政治路线，德的建构从没有提上过君臣的议事日程。政治的无为而治，导致出学术领域的相对繁荣，黄老、道术、法、阴阳、儒、易等，诸学各与并行，相安无事，从而呈现出短暂的百家争鸣景象。董仲舒百科全书式的哲学体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董仲舒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对百家思想内容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他以阴阳五行为主干，以儒学为旨归，以黄老、刑名为补充，作精心的糅合与广泛的吸纳，从而完成了自孔子以后一代新儒学的重建使命。
而现时代，中国正处于逐步向市场化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正经历着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钱大于德、钱重于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价值取向，“一切向钱看”的观念，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道德颓废、信仰危机、精神空虚、思想真空，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在思想界，也已呈现出一种大汇合的基本格局。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传统国故的中国哲学（以儒学为主干）、作为引进思潮的西方哲学（包括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特征的一切流派），三大板块同时共存，并行不悖，形成了一个“思想大三角”。这三者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交融与汇合之后，可能仍将继续维持一段时期的并存共在局面。“当代中国思想的前途乃在于西方、马列以及新儒家三个思潮的健康互动。”[3]
古今之中国人是由衷地相信统一的，分之后必有合。“五百年必有王者出”，天才哲学家的涌现需要时间，更需要历史机缘。在经历过相互激荡、相互碰撞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三者必然会在一个崭新起点上实现有机整合，完成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三次的思想大融合。在今天，时代的课题应该在于：文化创新，即形成一种既继承中国哲学传统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更能够与世界文明相直接沟通的“新哲学”。时代生活需要一种新哲学，历史发展呼唤着一种新哲学的诞生。这种新哲学一定能够将古、今、中、西之学有效地“熔入一炉”，富有思想与理论的原创性，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哲学新品。在形式上，它可以是一个哲学，也可以是一类哲学，即具有同一种气质、风格的哲学思潮、流派。不难想象，能够担当如此重负的可以是某一个哲学家，也可以是分布在不同时代的一群哲学家。而从时间上看，则可以发生在今日，也可以发生在今后的一两百年内。
二
重构中国哲学，很有必要对可供利用的哲学资源作相关的检查与分析，从而在诸多的哲学资源中，厘清哪些成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利用的；哪些成分又是不可取的，是应该舍弃的。但值得强调的是，这项基础性工作，必须在经过理性自觉和历史现实的双重选择后，才算最后的完成。
传统的中国哲学在关涉人文精神、价值关怀等方面，似乎可以冲破西方现代性所引发的工具理性的霸权格局；而其与感性生活世界的密切连通，又能够为穷途末路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提供一个全新的参照坐标。而西方哲学（一般意义上），其严格的概念分析、清晰的理性逻辑，能够极为有效地撑开国故旧学中含混不清、微言大义的思想内容，有利于把问题说清楚，而不至于使丰富的哲学内涵始终无法进入当下人们思维深处和学术话语；其尖锐犀利的批判精神更能够对中国传统思想起到激浊扬清的作用；其丰富的原创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国哲学发扬光大的酵母。“中国哲学可以接受西方哲学的批评及分析，以求现代化及普及化。”[4]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近代西方思想的一次方法论总结，其科学的辩证法理念，中国的传统似乎早就为它准备了接受基础；其面向现实生活的精神态度，可以为“新外王”开辟出更加宽广的思路；其科学、严密的组织原则，也可以为新哲学进入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创造有利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想，与中国传统所追寻的大同世界有一定的相似性，它们都可以成为建构人们不断奋进的动力机制的有用成分。
在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思想大三角中，马克思主义原本来自于西方，是西方现代哲学体系中的一分子，因此它与西方哲学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抵触，还是可以坐到一起去的，这样似乎就可以将其与西方哲学归入一类，实现有机的糅合。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三角”的一边代替一边、一边吃掉一边或一边取消一边，而毋宁是两边在经历了思想本身的相互交融、历史与现实的交互激荡的基础上，在崭新起点上的整合和统一。于是乎，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两条边，在将来（这主要取决于未来的国家政权归落何主、政治统御选择何种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被合并为一条边。所以，目前中国的“思想大三角”蕴涵着归整合为中、西“两张皮”的可能。
而当此之时，最要紧而又最难办的问题无疑将是：如何及能否把中、西这两张皮扯到一起去？这一问题，似乎极具有挑战性，甚至还可能成为一个世纪难题、千年难题。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为这一问题付出过艰辛的努力，师夷与道统之争、中学与西学之争、体与用之争、维新与保皇之争、西化派与国粹派之争、情与法之争甚至还可包括“文化大革命”中所谓的“社会主义的草”与“资本主义的苗”之争，其实都是这一问题的变种，都可以折射出中、西“两张皮”之间的冲突与摩擦。
也许此间还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有没有把中、西这两张皮扯到一起去的必要，即所谓扯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对此，目前的中、西哲学研究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只强调西方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的一致性，从而出现了一些机械比附、直接粘贴的简单做法；另一种则是只强调中国与西方的异质性，而认为绝不可能将两者结合到一起去，中国的只能是中国的，西方的也只能是西方的，井水不犯河水，从而一切哲学研究只能在各自的领域里展开。这两种倾向都有害于我们吸纳一切外来文明的优秀成果，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在当前，尤其要反对只强调异质性的倾向。其实，无论如何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致或差异都只是相对的。我们能因为其一致性或异质性就放弃、排斥或拒绝西方文化了吗？佛教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与中国的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无疑也是巨大的，但自唐朝开始至宋明时代，不也成功地实现了汉化过程，并在中国的文学、诗歌、哲学、艺术、道德伦理等领域形成了大量不朽的文明成果吗？跳出当下的时空局限，透过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似乎可以看出，无论是传统的、今天的、本土的、外来的，还是现代的、后现代的，其实归根到底，作为哲学的真理一定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一定是单数的，一如牟宗三所说：“哲学只有一个，没有所谓中国哲学，也没有所谓西方哲学。”[5]其实，正是哲学真理的普遍意义才首先为中国哲学的重构提供了理论可能。
其实，这一问题最终还是应该交给历史、社会去解决。中西激荡，内外交汇，其后会以怎样的形式、形成怎样的结果，这本应该是一个实践选择的过程，应该让历史、让社会来做出决定。在一切前瞻思考和理论预期面前，生活世界才具有真正的本体的决定意义，才最有发言权。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却不能没有自身的前瞻性和超越性，总不应该始终陷于具体事实的泥潭。理论与实践之间，总体上看是实践决定理论，但有时也可以互为前提，互作因果。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可预期性，往往使自己能够成为实践的先导，为实践开辟方向，甚至还可以为实践的飞跃提前做出精神准备。
以现时代为起点，借鉴于近代以来探讨中、西之学所积累下来的历史经验，完全有理由可以对未来的中国文化走向做出最基本的科学预测。中国民族具有极强的消化力，包容性、趋同性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人文传统。无论什么样的学术、思想、宗教进入中国后，最终都得被吸纳、被同化，至少也得以中国的方式重新出现。思想的百家争鸣之后，总会产生出新的融合。在思想精神的根本气质上，中国社会向来不接受也不欣赏分化、多元化，中国人习惯大一统，即使有分化、多元也是暂时的、局部的。所以，中与西这两张皮早晚是要扯到一起去的，抑或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必然性。
三
但是，新一轮思想大融合的困难之处就在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已经发生了结构变易的现代社会对接不上，无法直接过渡到当今的时代。这就颇有似于所谓的“牛唇对不上马嘴”。中、西两张皮如何能够扯到一起去？两个领域、两个体系里的东西，如何能够熔入一炉？中、西这两张皮，放大开来，还不止牵涉到中国与西方，其实也还应该包括发生在中国内部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不妨将1911年大清王朝的解体，视为传统与现代的一个临界点，它标志着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皇帝被废黜了，帝国的政制崩溃了，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也就瓦解了，千年积淀下来的一整套意识形态也已过时了。而以这一切为发生、发展基础的国故旧学将又生根何处？将以何种方式生存下来？便大成问题、成大问题。譬如，“儒学逐步从孕育、滋生它的社会母体中游离出来”，成为“魂不附体”的“游魂”[6]。新的时代、新的国家，重新选择了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建或直接援引西方的一套思想体系以适应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于是，便有“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对中国社会及整个思想领域的驾驭和统领。传统旧学根本无法成为现代社会的体制性因素，似乎只能在间隙夹缝中求得苟延残喘。四书、五经，因为以一种文化教育的补充形式才被引进了大学的课堂；老子、庄子、韩非、墨子等等，只是作为个人趣好而获得信奉与研究。离开传统文化的直接教诲，没有接受过任何经典性的熏陶培养，所有的国家机器依然可以正常运行，而且大部分的中国人也照样能够活得下去，甚至还能够活得很好。失去了发生、发展基础的国故旧学，似乎已逐步被世人所忘却、所抛弃，在慢慢品味着茕茕孑遗的苦酒，即使能够对现实社会发生某种作用往往也只是静悄悄的、躲藏在背后的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完成的。
冯友兰曾说过：“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7]现代化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遭遇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如何，清以后的中国社会，在存在形式、基本结构、发生原理及生产方式等一系列方面都已经发生了变易，有一些甚至还发生了质的更化，而这些几乎都大大超出了国故旧学主体内容的辐射能力，同样也超出了传统伦理的理解范围。譬如，关于孝的问题，随着19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的普遍推行以及核心家庭的逐步形成，孝已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解构。现代人如果还有孝，那么也是在以一种几乎不能为传统所理解的形式出现于世的。孔子要求“父母在，不远游”[8]，但现在社会里，几乎每一个人都得撇下父母，背井离乡，或读书上学，或经商贸易，或进城打工等。
又如，在家的问题中，传统哲学强调先修身再齐家，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一个连家都没有齐好的人是不可能治好国、平好天下的，甚至连治国平天下的基本资格都不可能有。但在现代社会，家庭有矛盾、家庭矛盾没解决好的人，并不妨碍取得事业的成功。同样，在个人品格方面，传统哲学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正心诚意、忠信敬恕，但眼前的现实往往是那些从不修身、在道德上很有问题的人，照样可以腰缠万贯或手持重权。传统社会的价值评估系统是道德型的、一元的，而现代社会的价值评估系统则已更多地趋向于功利型、多元化。
再如，现代的科学技术也会对传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量。离开以阴阳五行立学的传统中医中药学，人们照样可以治好病。现代医学及现代化的医疗器械所达到的医疗效果足以把传统的中医中药学推向医药临床实践的边缘。德治是传统社会管理的主要使用工具，而现代政治却发现德治是多么的靠不住，还应该用法治来约束个人和组织的行为。所以，一直为传统哲学所强调的道德性就不再是社会价值评估的唯一标准，还有比这更能够说明问题的标准，譬如才干、学问、能力、事业、成就等。在现代社会里，专、能、才、绩似乎都比德显得更为重要。
中、西两张皮熔入一炉的困难还来源于语言学方面。千万不可把语言障碍只当作纯粹的形式而予以忽视。语言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一定牵带着复杂的生活内容。一方面，现代科学及现代化运动在发生发展方面完全排斥了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天、地、阴阳、五行、道、气、太极之类的概念、范畴在根本上就无法渗透到现代科学以及人们的现代生活中去。[9]另一方面，完全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的白话文革命，对国故旧学的打击是致命的。白话文的推行，客观上为传统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衔接设置了一道难以为普通百姓阶层所跨越的屏障。经典与民众之间、知识传统与当下生活之间出现了认知断层。这应该归咎于传统的、作为极富贵族化倾向文字的文言文自身。因为取法于西方语法结构的现代汉语，在社会交往和文化普及领域里，的确实有许多文言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西学东浸以来，“西方给予中国的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给予西方的是丰富了它的词汇。”[10]在白话文成为现代中国话语霸权的大背景下，传统要想获得新生，首先要完成的使命就是——话语系统的转换。此间也不应该完全排除用所谓“新坛装旧酒”的做法：一方面，经典必须走向民众，对于普通人群和非哲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来说，古代经典著作的新译新注新解新释，无论如何都是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经典必须能够在现代社会里生根。古代概念、范畴及观念在赋予一定的现时代理解之后的重新包装、重新阐释，同样也可以让传统的哲学内容焕发出青春。只有能够在当下社会生活中被理解、被接受的传统，才是活的、真正的传统。
四
中、西两张皮之间的结合，似乎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定位，这是能否将二者熔入一炉的决定性因素，是关键点所在。这里，仍然不能采取一张皮吃掉另一张皮、一张皮取代另一张皮或一张皮消解另一张皮的做法。能够被确立为本位的，不会是任何形式的理论本身，它既不是中学，也不是西学，而应该是真实的生活世界。理论的比较一定代替不了实践与历史的最终选择。在中学、西学面前，只有现实的社会需要和日常的人生生活才最有发言权，才可以决定理论的取舍。生活世界，应该成为中、西两张皮的接驳口，成为相切面。现实人生之生活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只有尊重历史、接受现实才是一种真正历史主义的思想态度。
必须强调的是，在现当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已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它已经并还将会对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必须正视的历史。哲学研究者不应该因之与现实政权的密切关连（指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而产生冷漠、抵触乃至逆反的心理，而一概予以否弃，或采取鄙夷、敌视的态度。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着力点有所不同，马克思主义所作用和影响的是实在的层面或物性的世界。现代的科学与现代的技术都脱胎于西方，与马克思主义同宗同祖，二者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的连通。于是，经由马克思主义而接受并掌握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在哲学本质上没有任何抵触，不会产生认识论上的矛盾和困难，同时具备着理论的可能性与实际的可操作性。这就为科学技术能够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的现实基础做出了必要的精神铺垫。
相反，作为古代中国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学的“外王”传统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旨趣意向和精神准备，在学理上也缺少必要的思维机制和主观气质，直接将之与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对口或接轨，恐怕有较大的难度，甚至就根本不可能。外王传统与科学技术并不搭界，本身就不是同一领域里的事情。儒学中的外王，更多的内容关涉于政治实践的指引，先天地就缺失了技术与科学层面的营养。新哲学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就难以立足于这个崭新的时代。梁漱溟曾说过：“西方化学术思想方面的科学方法，中国又是没有的”[11]。中国要实现并发展现代化，从精神准备上看，最急迫缺少的就是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几乎把西方哲学与科学的方法论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果说，科学技术是西方文明进化的一大结果，那么，马克思主义则应该是西方哲学方法论的精华所在。“中国人如果要以自觉、积极、有为的而不是盲目、被动甚至无可奈何的态度去接受西方的现代科学，目前看来，其方法论基础应当来自马克思主义。”[12]可以相信，只要现代化运动还在继续，只要科学技术在今后时代的发展还继续遵循着现代化所开辟的路径，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会失去它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国内的学者们常常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一致性去理解中国人之所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缘由，强调中国人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必然，而往往忽略作为外来文明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的异质性与不相融性。其实，正是二者之间的异质性与不相融性，才能凸现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人文化心理固有缺陷的纠正与弥合作用。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存活空间。可惜这一问题在目前中国学界还处于一种遮蔽着的状态。
而问题的另一面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世界里能够被中国的学界、政界和广大民众所理解、所接受，并且还能够站稳脚跟，就已经说明了这种理论自身不但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成分，而且还可能颇有与中国传统相统一、相对应的地方。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之间，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辩证法与经权常变、共产主义与大同理想、集体主义与道德自律、实践斗争与积极进取、理性精神与情感无执，等等，都是值得进行深入比较并极有现实意义的理论课题。在当前社会或稍后的历史时期里，马克思主义似乎还可以被当作一种扬弃了传统的“新外王”哲学来看待。无论它是否还将居于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它的科学方法，都会成为政治哲学的有用成分，都可以帮助执政者治理天下、管理社会、统领人民。这是由其理论本身的合理性所决定的。
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哲学，在目前的中国哲学界甚至整个思想界、文化界，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超级霸权主义，大有淹没中国传统哲学的势头，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首先，哲学内容及形式的划分，一直并还在通行着本体论、认识论、存在论、社会论、历史论、价值论的分类模式，传统中国哲学系统所具有的那种源始统一性、整全性、直觉性难以发挥影响力，更形不成气候。一批又一批的学者都试图用西方哲学史的方法来理解、编写与研究中国的哲学史。其次，在哲学的基本构件上，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乃至基础性的价值观念已大规模地浸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哲学的语言方式已经跳跃了传统中国哲学而直接实现了向西方哲学的迅速转换，甚至已到了不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就不足以表达自己思维观念的程度。传统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及一般观念，根本就难以进入学术理论的公共领域。第三，在思维方式上，分析的方法、实证的方法、逻辑的方法、理论理性的方法已经成为从事哲学学习与研究的必备素养。为中国哲学所倡导的那套直觉、体验、实践的方式方法，只在美学、艺术、宗教等局部领域里才有保留价值，已经逐渐被人们所淡忘。
近代以来，西方的哲学伴随西方的军事、经济和政治源源不断地向外输出。这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可回避的趋势。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故步自封，硬守着中国传统哲学的那一套显然是迂腐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适应这一历史转变的前提下，主动到西方哲学乃至整个外来文明的宝库里搜寻能够在中国土壤上成活下来的种子（广泛包括问题、内容、方法、形式、风格等），努力用能够与世界文明相沟通的、能够真正进入时代生活的思维方法、概念范畴、理论形式等去积极诠释、改造、更新中国的哲学传统，而谋求建造出一种能够熔中学、西学于一炉的新哲学构架。
五
在当前，尤其要密切注视西方哲学的后现代转向。二十世纪中叶以后，西方哲学家渐渐开始批判自己的哲学传统，哲学的兴趣已逐步向人的生存状态转变、向生活世界转变。哲学家们的追求也有偏离甚或放弃形而上学的趋势，而向真实生活世界进发的呼声越来越高。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传统认识论的工具性偏向，而更加重视和强调人的价值关怀。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其实都有值得仔细研究和充分肯定的地方，不应该一概斥之为一时的哗众取宠。至少它们已经为传统哲学的批判和新思想的诞生，开辟了新的向度，提供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参照坐标。更不应该以中国社会连现代化都没有实现为借口，而拒绝、排斥后现代哲学。其实这种错误认识正是现代性思维的病毒在作祟，难道中国社会就一定非得要等到实现了现代化之后才去接受后现代的理论，才去医治现代化所留下的病弊与创伤吗？西方哲学在上个世纪所发生的转向及后现代主义的诞生，客观上为中国哲学的再生，为把思想大三角、中西两张皮有效地熔入一炉，创造了理论条件，哲学研究者没有理由将之放弃或予以忽略。后现代主义为中、西哲学的融合提供了契机，生活世界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交汇的最佳结合点。生活在现时代的中国哲学家们有责任抓住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深入分析，仔细研究，而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做出一定的精神贡献。
在重构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比较哲学应该扮演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可以为中、西哲学研究开启一道风景秀丽的地平线，可以充当哲学创新的上楼梯子。哲学界应该加强对中西哲学、东西哲学、传统与现代哲学、现代与后现代哲学的比较研究。因为在比较中才能开拓哲学的新视野，才能发现文化传统，才能寻找到能够为我所用的哲学精神与哲学形式。
哲学只有一个，哲学玩的就是精神的超越和思想的自由，所以哲学研究就应该打破领域、专业、方向、时代、国别和人物的藩篱。那种以一学、一派、一家定终生、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思想态度和研究方法，是抱残守缺、孤陋寡闻，注定要被历史所淘汰。另一方面，哲学比较应该进入本体领域，哲学比较只有在本体论层面上进行，才是透彻而深刻的，而不应该是认识内容、概念范畴、人物流派的机械比附。生活世界应当成为一切哲学比较的出发点和归宿地，要学会运用让实践世界来做选择、在历史中进行荡涤的方法来对一切哲学思想进行甄别。只有生活、实践、社会、历史，才是哲学比较的本体所在，而不是任何形式的教条理论。这一精神应该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始终，时刻都不应该忘记。在具体的哲学比较研究中，则应该以思想实质、思维方式的比较为立足点，而摈弃那种按时间序列，将传统中国哲学中的人物、流派与西方哲学中的人物、流派，罗列在一起，实行“拉郎配”的比较方法。这样的方法不是在进行哲学比较，而毋宁是在葬送比较哲学的生命。
最后，在中国哲学的重构过程中，值得进一步强调的似乎还有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中国传统哲学的许多概念、范畴、观点，都必须经由现代哲学话语的全新阐释，才能获得再生，展现出自己的旺盛生命力。“中国哲学要在后现代有出路，必须走诠释学的路线。”[13]解释不仅是一种再理解、再认识，而且更是一种历史延续，也更是一种文明创造。所以，必须充分重视西方现代哲学解释学在重构中国哲学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第二，应该面向生活世界去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的活的观念、活的思想。只有在国家政治生活、在现实社会生活里、在百姓民间生活里依然流行的传统，才是活的传统，而不是哲学家坐在书房里所制造出来的范畴演绎与体系构架。第三，重构中国哲学的基本路向在于：走出现代性的窠臼，扬弃哲学的理论化、知识化倾向，把哲学建立在日常生活世界的最底处。联系存在，关心民生，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具有的那种——学术与人生相联结、理论与生活不分离的品格发扬出来。同时，又能够从心性修养、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致力于全民族整体文明素质的建设。第四，哲学应该关注政治、涉入社会，培育天下情怀。中国文化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在市场社会的巨大变革背景下获得新的发展，哲学家们应当以哲学的、理论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宋明以来的所谓新儒学，只重视内圣心性，不强调外王事功的一套做法，根本不足为取。中国哲学，不但要为天地立心，还应该为万民立命。
注释：
[1]
本文系作者参加“全球化语境中的文明冲突与哲学对话：中哲、西哲、马哲专家论坛”（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主办，2003年9月，桂林）及“首届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青年学者专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2003年12月）的讲演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