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摘 要：疑古学派的治学范围不仅限于史学一门，其巨大影响更是渗透在文学史、哲学史、科技史等各个方面，进而涉及到对历史学本性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估价。由于其所涉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对于疑古学派及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均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学术界已有的讨论中，廖名春先生的长文《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观点和方法都比较颖出。但是廖先生用来论证顾颉刚先生的方法，又是他自己未能够超越的。反观廖文，发现在三个问题上并没有跳出古史辨派的圈子。
一
顾颉刚先生于1923年写下了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1926年收入由他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标志了疑古学派（又称古史辨派）的诞生。至1931年，顾颉刚先生又主编了《古史辨》二至三册。1933至1941年，由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几位学者主编了《古史辨》四至七册。自1923年至1941年，前后19年间，疑古思潮达到全盛。《古史辨》共出版了7大册，其中第一册到1937年已印行19版，并被翻译成英、日等文本。徐旭生先生曾说，建国前“近三十余年，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1]（P23－27）即使在建国以后，几十年来疑古学派的影响仍无处不在。在海外，疑古学派的影响更大，美国华裔学者许倬云说：现代史学研究“几乎无法避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受到《古史辨》这部学术巨著的影响。”[2]（《序》P4）
疑古学派的治学范围不仅限于史学一门，其巨大影响更是渗透在文学史、哲学史、科技史等各个方面，进而涉及到对历史学本性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华文化的全面估价。由于其所涉及内容的深度和广度，所以对于疑古学派及其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均已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从方法论的角度上说，大概可以认为，是疑古思潮作为一个主流影响了将近百年的史学研究。这里所说的史学是广义的，既包括史学史，也包括文学史和哲学史。民国时期大师辈出，
学者开宗立派，各有体系，议论宽泛，而近20余年来考古文献大量出土，所以，一一考察民国时期学者的学术观点，与现代学者的共识每每不合，这种情况是可以想见的，符合推陈出新、后出转精的治学规律。但是，对于方法论的分析就比较复杂，往往两种相反的结论，其所使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而如果确已证明某种方法存在缺陷，其影响有时并不易于去除。
疑古在中国有着久远的根源，而二三十年代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等人为代表的疑古学派，较之前代，成就尤其巨大。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说疑古学派“第一次有系统地体现了现代史学的观念，所以此说一出，无论当时史观如何不同的人都无法不承认它在史学上所占据的位置”。[3]德国学者吴素乐称古史辨是“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是把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和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结合成了中国历史学的崭新方法。[2]（P6）李学勤先生也说，谈疑古学派首先要看到它的巨大成绩，疑古思潮是对古书古史的第一次大反思，从思想上帮助人们冲决信古的、封建的罗网，有很大的进步意义。[4]（P9）
顾颉刚先生所创建的疑古学派在50年代初受到批判，“文革”中又受到不公正待遇。他一生留下200多册、40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晚年仍主持标点《二十四史》，整理《尚书》。他勤奋钻研的一生永远是学者学习的典范。在学术上，美国史学家施奈德评价说：“顾颉刚是现代中国最卓越的史学家之一，是儒家偶像的破坏者和主张史学改革的人。”“顾颉刚的反传统主义有革命的成分，而他对中国学术的贡献，也就是他对二十世纪中国革命过程的贡献。”[5]前苏联史学家越特金说：“顾颉刚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2]（P4）
疑古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有些成就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恐怕都是难以推翻的。但是，疑古思潮也有明显的缺点，其主要缺点即如李学勤先生近年所指出的：“疑古一派的辨伪，其根本缺点在于以古书论古书，不能跳出书本上学问的圈子，无法进行古史的重建。”疑古学派“也有副作用，在今天不能不平心而论，它对古书搞了很多‘冤假错案’。……过去很多书不能提。”[4]（P345、9）结果是否定的方面过度，建设的方面不足，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很大空白。
关于顾颉刚及疑古学派的评价，国外研究疑古学派的已达40家以上，各种文字的著述有100余种。[2]（P4）国内的研究专著虽然不多，但是自建国以来的各类论文也在百篇以上。[6]（《编选例言》）在此方面，可以说学术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而在这些讨论之中，廖名春先生的长文《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7]堪称观点和方法都比较颖出的一篇。
廖名春先生在近年处于前沿的简帛学中，颇居领先地位。第一次得知廖先生尚有关于疑古学派的文章，是在1998年北京召开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8]上。其时廖先生讨论顾颉刚的长文刚被《中华读书报》节选转载，而在场的老先生们便有反映，事后得知廖名春先生就是当时未曾指名的这篇论文的作者，于是很快便取得联系，与廖名春先生直接交换了看法。其后，我注意到廖先生还有另外一些有关疑古学派的文章，譬如最近发表的评价钱穆先生的《钱穆与疑古学派关系评述》[9]，看起来廖先生在此方面是有专门的注意，而非偶尔为之的。因此，笔者尝试写出本文，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
由于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廖先生文章所讨论的“方法论”问题，所以，本文对于顾颉刚先生的功过以及廖先生的具体结论不置可否，而希望就廖文中的三个问题提出一点方法论上的讨论，相信廖文中的方法论在当前学术研究中尚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中，廖名春先生明确认定顾颉刚与白鸟库吉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关系，说古史辨运动“引发对中国历史的怀疑，动摇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这正是侵略者想干而难以干成的事，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感情的古史辨学者却替侵略者干到了。”在1998年的“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述观点曾被一些学者称为“死也不敢相信”和“于心太不忍”。[8]但仔细阅读廖文，其文立论清晰细致，持之有故，从学术争鸣的意义上看，不失为一篇不错的文章。廖文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顾颉刚《自序》中自称其思想有四个来源，到50年代初批判胡适时不提胡适、80年代初作《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不提康有为，说明顾颉刚因时改变，不提白鸟库吉是有难言之隐。又从钱玄同与日本的密切关系，顾颉刚与钱玄同的密切关系，说明顾颉刚与日本的关系，都使人不能回避。但是，廖文要想站住脚是不容易的。古史辨派是由严谨得已近苛刻的方法论入手的，由此而反观廖文，就会发现在三个问题上，廖文并没有跳出古史辨派的圈子。
其一，廖文论述顾颉刚先生的几次改变和他与日本的关系，言之凿凿，到最后关键的结论上却是没有证据的。顾颉刚先生是位纤细而情绪化的学者，他记日记的习惯保持了60年之久，据其女顾潮和熟悉他的李学勤先生所见，无论是哪个年代，他都没有在日记上提到过白鸟库吉，那么这个证据是否存在呢？以廖先生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而反观廖先生自己的论证，廖文亦可谓“假设”有余而“求证”不足了。
其二，廖文最后说到古史辨运动本来是学术层面上的问题，但人们往往从政治层面上来肯定它，而廖文自身无疑也是从嵌入中日关系的政治背景来评价顾颉刚先生的，这自然会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中国近现代以来多灾多难，总不能把诸多战乱、内乱、动乱都按照亲者痛必仇者快的逻辑，说成是做了日本、俄国、美国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想做而没有做的事吧？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帝国主义都反封建，总不能说本国的反封建都是帮了外国列强的侵略的忙吧？
其三，在廖文之前出版的《顾颉刚读书笔记》[10]和廖文之后出版的《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11]中，发表了以前所未见的顾颉刚读书笔记，其中一篇说到1955年郭沫若访日，历史所副所长尹达同行，归来后对顾颉刚说：“日本人在封建社会中不敢疑古史，今在美帝卵翼之下乃敢疑古史，可见疑古运动有其科学的一面，亦有其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一面。”顾颉刚先生在笔记中说：“予闻此颇不服，姚际恒……其时尚未有帝国主义，安得为之服务乎？若谓其前欲为帝国主义服务而疑古，将谓其今日反帝国主义而遂信古乎？”[11]（P245－246）廖文的观点与尹达如此相似，那么现在廖文在力图证成顾颉刚与白鸟库吉有直接关系的同时，是否更转出了廖文与尹达有直接关系的疑问了呢？此处恰可借用庄子的一句话：“使同乎我者证之，既同乎我矣，恶能证之？”[12]（《庄子·齐物论》）
所以，《试论古史辨运动兴起的思想来源》一文的观点虽然比较尖锐，但是廖先生用来论证顾颉刚先生的方法，又是他自己未能够超越的。当然，这种情况不是仅在廖先生一人的文章中存在的。
三
后人对前人有所评价，本质上说，是对前人的一个制约。触类旁通，人虽不能预见百年后事，然而心中岂无一个良知。对于顾颉刚先生的评价，学者互有异同，无论如何都是允许的，并且实在说学术上稍有论争，也是应当鼓励的。从这样一种立场上看，我赞同廖文的发表，同时也认为对于顾颉刚先生的评价是不可回避的。因为顾颉刚先生是一个太重要的学者，对于这样的学者的评价决不能等上数十年再说。如果像顾颉刚先生这样的纯粹的历史学者也要回避评价，那么现代史学中的其他人物就无一不可以免于评价了。“文章千古事”，学者必要敬业，必要接受责任，必要有此“名节”。实际上，即使有人以为自己可以不受评价，这个评价其实也是逃不过去的。
中国的传统是重视人物的评价，鲁哀公对孔子可以“生而不用”，而不能不“死而诔之”
。[13]（《史记·孔子世家》）在此意义上，顾颉刚先生恰是一个经得住评价的典范。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有前辈学者忠告说，对于顾颉刚先生这样的人，评价到底是高了一分、还是低了一分，一接触到人的事情，很容易转生歧异。但是我们仍然要作一个评价，因为顾颉刚先生是创建中国现代史学的第一位奠基人，是第一个建立了中国现代史学方法与史学理论的人；也因为顾颉刚一生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早有定评，他为人胸怀宽大，倡导学术争鸣，原谅反对他的人，对评价古史辨派并不回避。
张岱年先生在评价胡适时说过，胡适在文化问题上倾向于“全盘西化论”，而在整理国故方面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14]（P30－31）张岱年先生此语其实可以反过来，用于对其他一些学者的评价上。有些现代学者虽不主张“全盘西化”，却又于国学无多贡献，甚或是从“西化”中得了好处，与胡适恰成一种对比。古人早有断言：“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未必能言。”[15]（P396）具体实践胡适“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16]（P22）的顾颉刚先生，可能也是这种情况。
顾颉刚先生一生从没有去过日本，也不怎么看日文书籍，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众所周知他是首先受到日本侵略者通辑的学者。顾颉刚先生一生的爱国主义志操是日月可鉴的。当然，近现代以来直至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许多因素都无疑要受到外国的影响，日本的近代革命比中国早，日本近代史学的建立比中国早，日本近现代史学中疑古的“加上”思想比中国古史辨派“层累地造成”思想早，这一总体状况亦不容否认。但是简单的比较实不易有积极的意义。这里引用李学勤先生在“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回顾与前瞻”学术研讨会上的一句讲话：“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从日本的史学史上来看，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17]这样来看待白鸟库吉，境界就完全不同了，就是说中日两国的史学不是在许多具体情况上你比我早一点或我比你早一点的问题，而是在更为宏观的视野上有其相近的内在逻辑发展。李学勤先生这句话实是一个有益的点醒。
所以，关于对顾颉刚先生的评价问题，笔者仍认为首要问题不在具体结论，而在方法论上。譬如，在“实事求是”与“经世致用”问题上，顾颉刚先生24岁编《清代著述考》时说：“我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16]（《自序》P29）《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言其早年对“学术”的一段界说，还有一段详细的说明：
当我初下“学”的界说的时候，以为它是指导人生的。“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该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16]（《自序》P25）
初读这话着实使人惊奇，因为笔者所受的教诲从来都是讲经世致用。不意到35岁，顾颉刚先生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时，将这使人惊奇的话又说了一遍。他说：“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18]（P120）直到晚年、建国以后，顾颉刚先生虽不谈致用，但仍屡言历史学的“技术”，将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分开，说到底还是主张不要经世致用，大概他所闻所见了太多的种种“致用”。而人们都知道，最讲究经世致用的今文学派在晚清一度是如日中天的，顾颉刚先生早年师从今文学家崔适，晚年屡有追忆，有此渊源，那么我们就尤其惊服他的大胆了。实际上先生是兼通今古文，一方面得古文家的实事求是，舍弃其琐碎而建立体系，一方面是得今文家的怀疑批判，舍弃其微言大义而求其专门化。
这样明白表示不赞同经世致用的学者历来少有，我想如果称顾颉刚先生为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奠基人，基础就应该建在这里了。由此我们也知道顾颉刚先生一定是一个主张学术负责的人，而且为了这一句界说，无论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他都吃了太多的苦头。在1931年，顾颉刚先生致信给洪业说：“像我们这种人，个性太强，事业心太重，是天生的给人攻击的。”[18]（P141－142）对顾颉刚先生来说，此一句话真可成谶。
晚年作《颉刚自传》时，顾颉刚先生又说：“我的唯一目的是研究学问。”[18]（P242）这句话也可成谶。孔子涉猎史传，就曾说过“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13]（《史记·孔子史记》）中国历来是有讲究负责的传统的。顾颉刚先生说：“现在一般人不了解我，但将来必有真知余者。”[18]（P270）“疑古运动已经起了三次了，现在我们不知将来如何失败，也许这次可以成功了。”“四十年来，为余辩论古史，不知中了几多明枪暗箭。……‘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间经验在也。”“《古史辨》希望在我死后还继续出下去。”“《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书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11]（P241、248、249－250）顾颉刚先生甚至连后人要走的路以及后人对他的评价全都考虑到了。他的这些话可谓一种“负责的自觉”，这自觉实是耿耿于怀的。总之他是准备接受后人的品头论足了，而后人也实在不能回避对他的评价。
然而面对这样一位纯粹的历史学家，我们还要说，顾颉刚先生其实也是讲经世致用的。他早年开创民俗研究“颇有传道的冲动，我的道是‘打倒圣贤文化，表章民众文化’”[18]（P122）固然是经世致用的，他的纯学术研究与学术负责的典范从一个更宏观的层面上看仍然是起了经世致用的作用。甚至针对他的建国后所受的政治批判与近年学术史上的“走出疑古”也还是离不开致用，因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学说完全是涵盖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与学术发展的正反合的运转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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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顾潮.我的父亲顾颉刚[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作者说明：本文已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由责编更名为《论廖名春评价顾颉刚的方法论》，更改前未经通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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