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京华
摘 要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辨派 考古学 辨伪学 上古史 出土简帛
引 言
关于古史辨学说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虽然从表面上看古史辨学说的提出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似乎走着对立的两途，尤其在简帛大量出土的7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界更有学者开始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意见，但是考古学界众多学者仍认为古史辨学说的兴起实际上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建立，同时也强化了中国考古学更多注意文献学的特点，这一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由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史的发展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在古史辨派方面，其主观目标并非仅对考古学给予批评性的刺激，就顾颉刚先生个人的学术历程而言，他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之初开始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中国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学术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关于顾颉刚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问题，以往学者曾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为许冠三先生提出的顾颉刚先生“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的观点。许先生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说到：“至于王国维，虽然顾氏曾一再表示爱慕之忱，但王氏对他的影响，其实是有极限的。例如早在1924年，他已在日记中称王是他‘学问上最佩服之人’。1922年七月，因马衡之荐初谒王国维于沪上。王对他的印象是‘沈静有学者气象’，‘能用功’，‘风气颇与日本之文学士略同’。1927年六月，王自沉于昆明湖后，他又在追悼文中以王氏对他的影响与康有为的相提并论，说王教他‘怯’，教他‘细针密缕’；康教他‘勇’，教他‘大刀阔斧’。又说王的古史学与崔述、康有为不同，‘崔、康们是破坏伪的古史，而他是建设真古史’。而死后才发表的晚年回忆录更宣称，在二十年代中，他‘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
而不是胡适’。又抱怨‘数十年来，大家都只知道’他‘和胡适的往来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他‘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之深’。细校此文有关王氏的其他陈述，颇疑此稿原文曾经改窜。除引王为导师一节外，言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在几年里’便‘写出几部民族史，疆域史等著作’等语，亦不似顾晚年应有之笔。按王氏在清华国学院任教先后仅两年一月有余（1925、4—1927、6），何以此处作‘几年’？又在这两年当中，王氏所撰史学论文可考者名为十二篇，实得十篇，其中最长的是《鞑靼考》，连《年表》在内，亦不过一万六千字左右。《金界壕考》，只七千五百字左右，何来几部之说？顾氏虽不以谨严称著，然晚年之作何能有此浅显错误。惟据此文中之其他误字推想，前述伪误亦可能出于手民误植或校对疏忽。不过细读顾氏述作的人都能指证，心仪虽为实事，引为导师之说却是虚言。他一生不走‘二重证据’路线，极少利用王氏赖以成名的文字遗迹与实物，便是显证；更不用说他甚少‘细针密缕’之作了。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在《尚书》研究领域。”〔1〕（P182）虽然许冠三先生此书专论顾颉刚的一节题名为《始于疑，终于信》，但由他对顾颉刚与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学理关系的分析，特别是怀疑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原文曾经改窜来看，似在强调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在隔膜。
另一代表性的观点为王煦华先生提出的顾颉刚先生用的是“三重论证”的观点。王先生在一篇论文中指出：“可见王国维用实物材料研究古史所取得的成就给予顾先生深刻的影响。他认为出土古物所透露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真古史；而它正好又反映出古书中所写的古史是幻相，所以又可以用来作为破坏伪古史的工具。”……“从上述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思想的由来和形成来看，他创立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的疑古辨伪思想无疑地是继承了历代学者，特别是清代学者的疑古辨伪工作的成果，用历史进化论、社会学、考古学等的科学知识联系成的一个系统。”〔2〕在为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一书所作的导读中，王先生又说：“所以顾先生的疑古辨伪用的是三重论证：历来相传的古书上的记载，考古发掘的实物材料和民俗学的材料，比王国维又多了一重。因此他的疑古辨伪是既大胆又严谨的。”〔3〕
（P5－6）则是确认顾颉刚对王国维及其“二重证据法”有所继承，而且疑古学说当中也包含了考古学的知识。
王煦华先生的说法实际上来自顾先生本人。顾先生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的自序中曾说：“中国的古史，为了糅杂了许多非历史的成分，弄成了一笔糊涂账。……我们现在受了时势的诱导，知道我们既可用了考古学的成绩作信史的建设，又可用了民俗学的方法作神话和传说的建设，这愈弄愈糊涂的一笔账，自今伊始，有渐渐整理清楚之望了。”〔4〕《自序一》（P1－2）据王煦华1992年为此书所写的重印后记，顾颉刚于1950年在日记中曾说：“我在燕大时，曾用‘嚼饭哺人’的方法，把史料融化了写出来，成了两部讲义：一是《中国古代史》，二是《汉代学术史》。……至于第一部，则是混合考古学与古籍研究写的。”〔4〕（《重印后记》）（P383）至建国后顾先生在所作学术笔记中仍说：“我懂得一点粗浅的考古学和社会学。”〔5〕（P249）抗战前后，顾先生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及“中国边疆学会”，在川陕甘云各省进行实地考查，成果撰成《浪口村随笔》。据《顾颉刚评传》附录《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顾先生1940年在成都还担任过齐鲁大学的“古物古迹调查实习”课程，1947年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担任过“考古学”课程。1945年顾先生在方诗铭、童书业二人协助下编写的《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编专门论述《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上编和下编论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和后期，又有分出的章节论述金石学和甲骨文。1966年顾先生为何启君讲述《中国史学入门》，也专有一节《史料学与考古学的结合》。足以证明王煦华及顾先生的这一说法不误。
本文认为，王煦华及顾先生本人的“三重论证”之说是可以成立的。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同样的文献材料或考古材料，各家仍可以有不同的论证方法，并得出不同的结论。在学术方向上，顾颉刚先生谙熟考古学的每一步发展状况，并借以为疑古之资。这一点与考古学者认为疑古学说促进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恰有一形式上的类同。
一、《古史辨》第一册中的讨论
顾颉刚先生从1920年开始与胡适、钱玄同通信讨论古史问题，1923年正式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理论，1926年将讨论文章结集为《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了古史辨派的诞生。在古史辨派诞生前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30年间，也正值中国考古学的创立时期，其间的学术大事主要有：1、1899年，河南安阳甲骨文被发现。2、1900年，甘肃敦煌石窟文书壁画被发现。3、1899年以后，俄国人D·A·克列缅茨，瑞典人斯文·赫定、安特生，英国人斯坦因，德国人A·格林韦德尔，法国人伯希和、桑志华，日本人鸟居龙藏等先后到中国考察和发掘。4、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论述考古学。5、1920年，胡适预言“将来考古学发达以后”，要“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6、1921年，安特生在北京周口店发现“北京人”遗址，在河南渑池发现“仰韶文化”遗址。7、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考古学研究室，1924年又成立了考古学会。8、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袁复礼发掘出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为中国学者主持的第一次田野考古发掘。1930－1931年，李济、梁思成发掘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出版的《城子崖》为中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9、同年，梁启超做题为“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的讲演。10、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内设考古学组，汇集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自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小屯殷墟遗址进行了15次发掘。11、1929年，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分别设立了考古学组。12、同年，裴文中在北京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
前二个发现被学者称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前兆”〔6〕（《中国考古学简史》）。在安阳进行的中国学术机构的首次科学发掘以及一系列研究机构的成立，成为中国考古学诞生的“重要标志”〔7〕（P17）。
1920年11月－1923年2月，在《古史辨》第一册上编顾颉刚与胡适、钱玄同的讨论中，只有胡适说到了金石学、考古学。在著名的《自述古史观书》中，胡适说：“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8〕（P22）从“疑古”到“走出疑古”一条线索而言，胡适“先缩短、后拉长”的构想恰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末学术演进的完整概括。本文认为，胡适此语应当作为一种最优秀的指导性意见载入中国考古学史。
1923年2月，顾颉刚先生在其著名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由讨论《诗经·商颂》而引用了王国维《说商颂下》的意见。《说商颂下》后收入《观堂集林》（乌程蒋氏刊本始于1921年），其中使用了甲骨文的资料。这当是顾先生首次在自己的文章中间接地涉及到考古学的内容。
稍后，1923年5月刘掞藜在《读顾颉刚君〈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的疑问》中说到：“《尚书·尧典》所记‘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中星火’等，据日本天文学者所研究，西纪前二千四百年时确是如此。因此可证《尧典》最少应有一部分为尧舜时代之真书。”〔8〕（P89）1923年6月胡堇人在《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后》中说到：“司马迁在烧书以后，还能保全一部分史料，作成《史记》。他所叙商朝事实，和新近出土的甲骨文大致差不多相同。商代如此，夏代便也可知。”〔8〕（P95）二文均在1923年7月出版的《读书杂志》第11期上发表，至1926年顾颉刚又将二文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中编，也间接涉及到考古学内容。
1923年6月，顾颉刚先生在《论〈今文尚书〉著作时代书》中，说到他有用甲骨文比较《殷文存》的计划。〔8〕（P201）顾先生大概以为《殷文存》是一种传世古籍，实际上是罗振玉所作的商代青铜铭文汇编，1916年在《广仓学宭丛书》的《艺术丛编》中出版。同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先生引述了胡适1923年5月30日信中所说的“对于古史的大旨”，即商代：“应该向‘甲骨文字的系统的研究’里去寻史料”；夏代：“此时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只好置之‘神话’与‘传说’之间，以俟将来史料的发现”。顾先生并且认为胡适的意见“可以做我们建设信史的骨干”。〔8〕（P97－99）
从一手材料看，在提出“层累说”及编辑《古史辨》第一册时期，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的关系还较为间接。但到1926年为《古史辨》第一册作《自序》时，顾先生多次追述了他与考古学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事。
（一）1915年，在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以后，顾先生曾批评章太炎古文家派的不足，说：“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墟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8〕（《自序》）（P26－27）这段批评看来不是当时已有，可能是出于顾先生的追述。
（二）1920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时，与考古学的专门知识有较多的接触，关于当时“四壁排满了书架，看书比图书馆还要方便些”的情景，有一大段叙述：“最得到益处的是罗叔蕴先生（振玉）和王静安先生（国维）的著述。叔蕴先生在日本编印的图谱，静安先生在广仓学宭发表的篇章，为了价钱的昂贵，传布的寡少，我都没有见过。到这时，研究所中备齐了他们的著述的全分，我始见到商代的甲骨文字和他们的考释，我始见到这二十年中新发现的北邙明器，敦煌佚籍，新疆木简的图象，我始知道他们对于古史已在实物上作过种种的研究。我的眼界从此又得一广，更明白自己知识的浅陋。我知道要建设真实的古史，只有从实物上着手的一条路是大路，我的现在的研究仅仅在破坏伪古史的系统上面致力罢了。我很愿意向这一方面做些工作，使得破坏之后得有新建设，同时也可以用了建设的材料做破坏的工具。我读了他们的书，固然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例如静安先生《殷周制度论》据了《帝系姓》的话而说‘尧舜之禅天下以舜禹之功，然舜禹皆颛顼后，本可以有天下；汤武之代夏商固以其功与德，然汤武皆帝喾后，亦本可以有天下’，全本于秦汉间的伪史），但我原谅他们比我们长了二三十年，受这一点传统学说的包围是不应苛责的；至于他们的求真的精神，客观的态度，丰富的材料，博洽的论辨，这是以前的史学家所梦想不到的，他们正为我们开出一条研究的大路，我们只应对于他们表示尊敬和感谢。只恨我的学问的根柢打得太差了，考古学的素养也太缺乏了，我怎能把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都亲切地承受了呢！从此以后，我的心头永远顿着一笔债，觉得在考古学方面必须好好读几部书。但境遇的困厄，使得我只有摩挲了这些图籍而惆怅而已！”〔8〕（《自序》）（P50－51）这段话与《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所述大致相同，〔8〕（《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4）但后者补述了“在当代的学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国维先生”、“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一段话，以及他写信给胡适，请他见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延聘王国维到研究院任导师一事，其中引用了他1923年3月6日和1924年3月31日的日记及《悼王静安先生》一文。
当时正值考古学兴起之际，有关研究成果传布不广，确是事实。虽然王国维等人关于甲骨文的研究已持续了很多年，王国维最富创见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都写于1917年，起初即收入上海仓圣明智大学《广仓学宭丛书》的《艺术丛编》内单印发行，并且在1925年4月起，王国维已在清华学校研究院担任导师，一到清华，就作了“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的公开讲演（1925年7月）。但考古学最初由古物收藏、古器物学、金石学转化而来，必定充满贵族气派，书价昂贵。可是在1920年，借助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便利条件，顾先生阅读了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并且还提出了批评意见。他可能还阅读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见下文）。
据上文，顾颉刚先生虽然表示要在考古学方面“好好读几部书”，但是考古学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并不仅是读书，而是暗示了一系列古代制度、古代现象的真实可信，如屈万里先生所说的：“甲骨文字虽然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而用它来证史则始于王国维。……他固然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不少的错误，可也证实了《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的世系大致正确可信。这告诉人们对于《史记》所记的古史，固然不能全盘相信，但也使疑古的人们对于《史记》增加了不少的信心。利用甲骨文的材料，重建殷代的信史，王国维的这两篇文章，无疑是开山之作。”〔9〕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刚一接触到罗、王的金石学、考古学成果时，顾颉刚先生已能对之进行批评，“不满意于他们的不能大胆辨伪，以致真史中杂有伪史”，范围包括了《殷周制度论》这样的名篇。批评都是围绕着顾先生自己“疑古辨伪”的思考进行的，反馈回来的结果就是为他疑古辨伪提供动力。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顾先生明确说到：“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得到了一些社会学和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和这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8〕（《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8）这样一种做法从一开始就确定为顾颉刚先生与考古学关系的“终生模式”。
（三）1922年，在为商务印书馆编写《中学本国史教科书》时，顾颉刚先生说：“上古史方面怎样办呢？三皇五帝的系统，当然是推翻的了。考古学上的中国上古史，现在刚才动头，远不能得到一个简单的结论。思索了好久，以为只有把《诗》《书》和《论语》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草成一篇《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为宜。我便把这三部书中的古史观念比较看着，忽然发见了一个大疑窦——尧舜禹的地位问题！……《诗经》和《尚书》（除首数篇）中全没有说到尧舜，似乎不曾知道有他们似的；《论语》中有他们了，但还没有清楚的事实；到《尧典》中，他们的德行政事才灿然大备了。因为得到了这一个指示，所以在我的意想中觉得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8〕（《自序》）（P51－52）这段话非常重要，它说明在顾颉刚先生本人看来，他之所以提出“层累说”的大胆假设，前提就是考古学的“刚才动头”，也就是说考古学还没有能力做上古史的研究。
（四）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以后，顾颉刚先生在考古学、辨证伪古史和民俗学三个方面同时开展研究，其中之一是考古学的研究。顾先生说到：“十二年秋间，我到北京来，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我进去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璧和瑗就是石环的变相，铜鼎和铜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变相。那时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见不久，灿然陈列，更使我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许多冥想。”……“就在这年八月，河南新郑县发见大批古物，江苏教育厅委托我和陈万里先生前往调查。我们在开封见到出土古物的全分。器物的丰富，雕镂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惊诧，心想掘到一个古墓就有这许多，若能再发见若干，从器物的铭文里漏出古代的事迹，从器物的图画里漏出古人的想像，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可以获得多少的裨益。我们又顺道游洛阳，到魏故城（通称金墉城）中，随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当。心想自周代建了东都以后，累代宅京于此，如果能作大规模的发掘，当可分出清楚的层次，发见整批的古物。去年，万里游敦煌归来，说起陕西甘肃一带有许多整个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们去发掘，使我更为神往。”……“近数年来，国立学校经费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学会在十分困难里勉强进行，时有创获，孟津出土的车饰数百种尤为巨观。我虽没有余力加入研究，但向往之情是极热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见了，我一定要沈溺在里边了。现在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一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些常识而已。在研究古代实物的人，我也希望他们肯涉猎到辨伪方面。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伪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锾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镠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这种见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像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迷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了。”〔8〕（《自序》）（P57－58）
陈万里曾亲身参与敦煌的考察，著有《西行日记》，对当时情况极为熟悉。章鸿钊的《石雅》末篇附录的《中国铜器铁器时代沿革考》论及铁的起源，是丁文江1924年2月11日《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转告顾颉刚先生的，信中同时提到的还有李济的人骨研究。按照顾颉刚所说的情况来看，当时考古学的重大事件和最新发现，他都有所了解，在新郑时，他还为出土器物“照了许多相”（见丁文江信〔8〕（P209））。特别是对考古学的“建设”性质表示明确的承认。但是，顾先生仍然对章鸿钊的《石雅》提出了批评，正像他对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批评一样。
1924年3月26日顾颉刚先生制定了一项《我的研究古史的计画》。计划从1925年开始，到1945年，共分为6个学程。其中第四学程，从1935年到1937年，是研究古器物学。计划中说：“古器物学的常识是前几年早应备的；到这时，书籍方面既经整理好，实物方面就更当着力研究。我觉得中国的古器物学虽已研究甚久，但所定的器物的时代还不可靠。例如商器，通常都将文字特异的，日干纪名的归入；其实文字在秦以前原未统一过，不妨有特异的字体，而日干的纪名在周代还是行用（如齐之丁公乙公）。所以我很想在研究的时候，把传世的古器的时代厘正一过，使得它们与经籍相印证时可以减少许多错误。”〔8〕（P214）此事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也有追述。从顾先生制定“研究学程”，以及自己有可能“沈溺”在考古学中的情况来看，他对当时考古学的发展动态是有把握的，只是态度上仍有所保留。
“层累说”提出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特别是考古学者的注意。1924年12月，李玄伯在《现代评论》一卷三期上发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把研究的材料分为二种，一种是“一切纸片的记载”，称为“载记”；一种是“直接出自古人”的考古实物，称为“遗作品”。文中说：“顾颉刚、刘掞藜两先生所争论的‘禹的存在’，两造所引的书籍皆是那两句，实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并且预言：“现地中藏品，除为商贾盗发者外，大半仍未发掘。设以科学的方法严密的去发掘，所得的结果必能与古史上甚重大的材料。这种是聚讼多久也不能得到的。”〔8〕（P269－270）李玄伯对考古学的肯定，以及他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乐观预见，今天看来基本不误。但到1925年2月，顾颉刚先生在《现代评论》一卷十期上发表《答李玄伯先生》，反对李玄伯的观点，前提是考古学材料“缺得太多”，因此提出“载记”是研究的基础，“遗作品”是研究的参考，说：“我们现在研究古史，所有的考古学上的材料只有彝器文字较为完备，其余真实缺得太多。……现在正应该从载记中研究出一个较可信的古代状况，以备将来从遗作品中整理出古史时的参考。若我们轻易跳过这个阶级，那就失去了研究的基础了。”〔8〕（P270－271）顾先生还提出：“从此以后，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不立一真，惟穷流变’。”〔8〕（P273）
值得注意的是，在1924年4月柳诒徵发表《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以后，1925年12月，钱玄同以“疑古玄同”的署名写了《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
1926年1月魏建功写了《新史料与旧心理》，容庚写了《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三篇反驳柳诒徵的文章都发表在1926年1月27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十五十六期合刊上。文中围绕许慎《说文》一书展开讨论，都引用了甲骨文和金文作为论证，提到了吴（大徵）、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的古文字学研究。〔8〕（P231－264）顾颉刚将三篇文章都收入了《古史辨》第一册的下编，同时于1926年1月27日，自己也写了反驳文章《答柳翼谋先生》，作为付印之后又临时增加的篇幅收入《古史辨》第一册（见《自序》P102）。文中引述钱玄同的话说：“《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提出：“要从文字研究古史，也应以甲骨文金文为正料，以《说文》等随便凑集的书为副料。”只有这样才符合二十世纪“学问界的水平线”。〔8〕（P227－228）（“二十世纪水平线”一语又见《自序》P94）“正料”、“副料”的术语来源于胡适的“原料”、“副料”（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但其注重甲骨金文的表述正与李玄伯十分相同。在此我们看到了顾先生以金石学、考古学助成疑古理论的又一处显例。
1926年在中国考古学史上正是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主持首次田野考古之年。然而在此后的学术研究中，顾颉刚先生并没有沿着以“正料”为主的“二十世纪水平线”的路径发展，而是走了“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道路，其主要原因仍然与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悲观预见相关。“因为古代文献可征的已很少，我们要否认伪史是可以比较各书而判定的，但要承认信史便没有实际的证明了。”〔8〕（《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59）既然夏代已是“所有的史料实在不够用”，〔8〕（P98）那么在他讨论尧舜禹等问题时，似乎就没有注意考古学研究的必要，自然就要“以古书论古书”〔10〕（P345）了。1923年7月在《答刘胡两先生书》中，顾颉刚先生将古史研究划分为“建设信史”与“推翻非信史”两个部分，隐含了他后来辨伪学与考古学“分工”的观点。他最终选择了“推翻非信史”的道路，是他一种自觉的选择。只是由后来的实际结果上看，顾先生的这一选择是越来越远离了考古学的研究，越来越限定为“以古书论古书”的模式。顾先生说：“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8〕（《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P59）“我的辨论古史的主要观点，在于传说的经历。”〔8〕（《答柳翼谋先生》）（P223）“我对历史的观点不在于它的真相而在于它的变化。”〔8〕（《答李玄伯先生》）（P273）这一点被胡适评价为“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8〕（P192）作为一种治学方法，这无疑是最为优秀的一个主张。但是，“层累造成”说、“惟穷流变”说是将成书年代与书中所载古史或古史观这两个序列相互比较，从形式上看它似乎是独立的，与金石学、考古学的研究无关。但它假设古书是历史事实的主要载体，又假设古书为后人造伪而成，并由推翻古书中的古史或古史观系统，否定历史事实的存在，从而走向了极端。
顾颉刚先生的治学模式是：《战国以前的古史观》——《战国时的古史观》——《战国以后的古史观，以及《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8〕（P60）——“某书中的古史”〔8〕（《答刘胡两先生书》）（P97）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样一种“以古书论古书”的模式，并不是脱离考古学参照的结果，而恰是对考古学极为了解的自觉选择。正是在对考古学极为了解的情况下，顾颉刚先生的治学态度有了三个倾向：（一）考古学中也存在真伪难分的不足；（二）考古学不但不对古籍辨伪构成冲击，甚至可以对古籍辨伪提出佐证；（三）辨伪学与考古学应当分工。
二、《古史辨》第二册中的讨论
《古史辨》第二册是顾颉刚先生认为“编得不好”〔8〕（《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2）的一册，该书上编讨论古史问题，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顾先生提到的他所写的篇目只有《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然而该书实际上仍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关于考古学内容的讨论较它书为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一文发表于1926年6月，文中提出“三代的国境只在黄河流域”，〔8〕（《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21）其中论述商代时引用了考古学的研究，说：“淇县北面的安阳县发现了商末的甲骨卜辞，在这上面，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国土是河南的中部，北部和山东的西部。近来考古学家从出土的铜器上研究，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的保定了。《孟子》上说，‘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商颂》上说，‘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可见他们的国土都是不大的。”〔11〕（P2）所说近来考古学家的研究，指王国维的《商三句兵跋》，中有“商之文化，时已沾溉北土矣”〔12〕（P884）等断语。
顾先生关于商及三代疆域的估计是过于保守了。不过，当时考古学界的估计也都偏于保守，甚至陈梦家在1956年出版的《殷墟卜辞综述》还认为：“盘庚以前的五迁，隞、邢滨大河，相、庇、奄皆在大河之南，它们的范围是河南之东部、西部、鲁南和皖北，当经度112°—118°之间，纬度35.5°—33.5°之间。传说上契至汤八迁中的蕃、商丘、相土之东都和亳也都在这个范围以内。”又说商殷的疆域北界为约纬度40°以南易水流域及其周围平原。但是，从方法上说，顾先生的推论也还存在问题，由此导致了张荫麟、傅斯年等人的批评。《古史辨》第二册上同时收录了傅斯年和张荫麟的批评性评论，张荫麟指出了“数大谬误”3条，并称顾先生的文章于《古书》“未能通其义”，“实乖历史常识”，“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11〕（P15－16）傅斯年指出了“小节之错误”12条，并非常细致地提出顾先生所说“知道他们已经游牧到直隶的保定了”一语的错误，“此句似应于‘他们’下加‘至少’二字，因为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11〕（P11）这二字之差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反映了二人勇于疑古与慎于阙疑二种方法的根本差异。与《古史辨》第一册中钱玄同对顾颉刚的支持策应形成反差，《古史辨》第二册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荫麟等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在1925年4月发表的《评近人对于中国古书之讨论》，张荫麟进一步指出顾先生超过限度尽用默证的“根本方法之谬误”。〔11〕（P271）
在被顾先生称为“仿佛是一个杂货铺”的这一册中，特别不同的是收入了一组考古学者的文章，马衡的《中国之铜器时代》和缪凤林的《评马衡〈中国之青铜时代〉》。马衡主张“书籍苟出自后世所追记，必非当时社会之真实状况，犹之汉画像中所图之三代故事皆为汉代衣冠也……是不得不征之于铜器之本身。”论定中国“始入铜器时代之时，至迟亦当在商初”、“中国之铜器时代，必数商周二代”。〔11〕（P35－37）这个估计比胡适曾经引用、顾颉刚间接引用的安特生的观点，认为商代还是石器时代的晚期，已有很大进步。（关于安特生的观点，同书收入的陆懋德的文章也有专门的反驳意见。见陆懋德《评顾颉刚〈古史辨〉》〔11〕（P372））缪凤林不同意马衡只依靠考古材料的观点，引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考古文物过于零散，还不足以单独描述出古代史，古书中的材料只要没有证明，就不能加以否定。
这一册中收入的曹养吾《辨伪学史——从过去说到最近的过去》，在考古方面也有很多涉及，其中节录了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序》、樊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陈万里的《西行日记》等著作。
这一册还收入了周予同和陆懋德的文章。周予同比较注意研究的方法和考古的成果，但是他将顾颉刚的失误归因于考古学的“幼稚”。他说：“《古史辨》一册，有方法，有意见，而未得确据。”〔11〕（《与顾颉刚书》）（P143）“我们要考证古书的真相，逃不了两个方法：一，实物考证法；二，记载考证法；而前者方法的价值实远胜于后者。……‘拿证据来！’这是研究古书真相的秘诀，也是治一切学术的惟一法门。”“颉刚……在这方面所用的方法并不见得十分的成功。但是这不能疵议颉刚的，因为这完全是受中国考古学过于幼稚的障碍。”他建议顾颉刚：“用研究故事转变的方式来研究古史……比较地容易有成绩。我并不以为考证古史的真相是永远不可能的事，我只以为在现在考古学这样幼稚的时候，所得的结论究竟不容易有力量。……在现在要考证古史真相，有时不免总要‘碰壁’；而研究古史的转变，则以颉刚的学力与眼识，自能轻车骏马款段而行。”〔11〕（《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P324－327）陆懋德的意见与周予同较为相似，说：“夫所谓尧舜禹者，实皆西人所谓‘历史前的’人物。此当属考古学之范围，并须发掘地下之证据以定真伪，非仅凭书本文字所能解决者也。及余披阅顾君之书一过，甚服其读书之细心及其疑古之勇气，然亦惜其惟知作故纸堆中之推求，而未能举出考古学上之证据，故辨论数十万言而未得结果也。”〔11〕（《评顾颉刚〈古史辨〉》）（P369）陆懋德预见考古发展的趋势说：“原书二二面引胡适之君曰，‘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此语亦非余所能赞成。……考古学之研究愈深，地下之发掘愈多，则文化之上溯亦愈远，故治古史只有延长之势，并无缩短之理。”〔11〕（P371）此语实为对胡适的误解。但是，他也将顾颉刚的问题归因于考古学的“不良”，建议他专门从事古书的研究。说：“在西国，凡研究上古史事，纯为考古学家之责任。历史学家不必皆是考古学家，故作上古史者必须借用考古学家所得之证据。今顾君仅作文字上之推求，故难得圆满之结果；然此因吾国考古学之成绩不良，不足以为顾君之资助故也。……顾君所标之治史方法虽极精确，然如尧舜禹等均为历史前的人物，终当待地下之发掘以定真伪，实不能凭借书本字面之推求而定其有无者也。余甚愿顾君能用其方法以治周以后之史事，则其廓清之功有益于学界者必大成于此矣。”〔11〕（P383－384）
《古史辨》第二册编辑出版的1930年前后，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已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和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北京人”遗址的发掘，有更多的学者参加到考古学的领域中来，或者对考古学有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胡适的弟子、顾颉刚的同学傅斯年。顾颉刚先生从一开始就对考古学的进展非常熟悉，胡适和傅斯年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在经过了更加频繁的讨论之后，顾先生看出了即使站在考古学的立场上进行分析结论也是很不一样的，这就使他可以从容地面对赞成与批评两种不同的意见。特别是顾颉刚先生的为人具有非常宽容的品质，可以包容各种不同意见，甚至包容反对他的意见。只是在他包容这些反对意见的同时，他基本上并不采纳这些意见。即使有些意见看起来非常合理，他也只是将其搁置在《古史辨》各册之中，而完全回避发表看法。这一“终生模式”也在主编《古史辨》第一、二册期间基本养成。
三、《古史新证附跋》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1925年12月22日，顾颉刚先生选编王国维在清华大学的讲义《古史新证》的第一章《总论》和第二章《禹》，收入《古史辨》第一册下编，并在文后加了一段《附跋》。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二文后于1925年9月被改编为清华学校研究院的“古史新证”课程讲义的第三章，讲义手稿共59页。讲义的第二章《禹》，举出《秦公敦》和《齐侯镈钟》二种金文证据，证明“知春秋之世东西二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8〕（P266－267）讲义的第一章《总论》是直接针对辨伪讨论而发的，其中说到“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文中正式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8〕（P265）（又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P2－3）文中开列的纸上的材料共10项：1、《尚书》；2、《诗经》；3、《周易》；4、《五帝德》及《帝系姓》；5、《春秋》；6、《左传》、《国语》；7、《世本》；8、《竹书纪年》；9、《战国策》及周秦诸子；10、《史记》。地下材料只列出了2项：1、甲骨文字；2、金文。对传世古书作了较多肯定。
王国维的《古史新证》在他去世以后，发表在1927年10月《国学月报》二卷八九十合刊的《王静安先生专号》上，1935年北京来薰阁书店曾出版了手稿影印本，印数只有200多册，所以一向难于见到。《古史新证》第二章所举出的二种金文，又见于1926年1月13日写就的容庚《论〈说文〉谊例代顾颉刚先生答柳翼谋先生》一文。陆懋德曾指出这二种铭文是王国维“已先言之”的，〔11〕（《评顾颉刚〈古史辨〉》）（P383）但是在排序上，王国维的讲义排在了容庚文章的后面。容庚当时正在清华学校研究院做研究生，是王国维的学生，后在燕京大学任教，所以这份讲义可能是由容庚介绍给顾颉刚先生的，顾先生作了标点整理。
王国维与顾颉刚二人同是以春秋时古器推论上古史事，但二人观点不同，前者倾向于肯定，后者倾向于否定。王国维所抱持的“肯定”的态度与顾颉刚先生完全不同，正如曹养吾所理解的，王国维是“他老先生不特知道辨伪，更进一步而向建设的路上猛跑”。〔11〕（《辨伪学史》）（P410）《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1926年八九月间，王国维在写给容庚的信中曾说：“此段议论前见《古史辨》中钱君玄同致顾颉刚书……今人勇于疑古，与昔人之勇于信古，其不合论理正复相同，此弟所不敢赞同者也。”〔13〕（P437）李学勤先生曾说：“王国维先生所以叫《古史新证》，就根《古史辨》之名有关。因为你是叫《古史辨》，我是叫《新证》，这正好是一个补充。”〔14〕从时间上说，王国维编写《古书新证》讲义在前，顾颉刚主编《古史辨》在后，《古史新证》的得名不会是由《古史辨》而来，但确与顾颉刚等人经常说起的“古书辨伪”一语相针对。
顾先生在讲义后面附加了跋语，说他“很快乐”，王国维先生证明了他“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的假设。《附跋》说：“颉刚案，读此，知道春秋时秦齐二国的器铭中都说到禹，而所说的正与宋鲁二国的颂诗中所举的词意相同。他们都看禹为最古的人，都看自己所在的地方是禹的地方，都看古代的名人（成汤与后稷）是承接着禹的。他们都不言尧舜，仿佛不知道有尧舜似的。可见春秋时人对于禹的观念，对于古史的观念，东自齐，西至秦，中经鲁宋，大部分很是一致。我前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那时（春秋）并没有黄帝虞舜，那时最古的人王只有禹。’我很快乐，我这个假设又从王静安先生的著作里得到了两个有力的证据！”〔8〕（P267）单从逻辑上说，顾先生确实可以把王国维的反驳意见反过来当作他的证据。
一年以后，顾颉刚先生开始写《〈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这是顾先生学术研究中具有较高的水准，同时也是当时甲骨文研究中起步较早的一篇重要论文。据顾颉刚先生自注，该文写于1926年12月至1929年11月3日。其中部分内容吸收在1928年的中山大学《中国上古史讲义》和1929年的燕京大学《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全文正式发表于1929年12月的《燕京学报》第6期。1930年11月修改收入1931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三册，为该册的首篇。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主要是以甲骨文核实《古本竹书纪年》和《山海经》，也兼及《史记》、《汉书》、《世本》、《吕氏春秋》、《楚辞》等书。顾先生的文章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目的是说明《易经》与《易传》为完全不同的二种书，《易传》晚出，《易经》早出而非儒家经典。“以前的人有说孔子作《卦爻辞》的，有说孔子作《易传》的，实在都是渺茫得很。”〔15〕（P153）为了证明这一反题，顾先生在卦爻辞中挖掘出了五个失传的故事：一、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故事；二、高宗伐鬼方的故事；三、帝乙归妹的故事；四、箕子明夷的故事；五、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说明“《易经》（原注：即《卦爻辞》）的著作时代在西周，那时没有儒家，没有他们的道统的故事。”〔15〕（P25）在第一个故事中，顾先生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首先列出王国维在《山海经》、《竹书纪年》和《楚辞》中的三条资料，然后以自己所发现的《易经》卦爻辞大壮六五“丧羊于易”和旅上九“丧牛于易”的两段资料相佐证，最后做出结论说：“但《卦爻辞》虽与孔子无关，却是一部古书。它里边称引的故事都是商代及周初的，可信为西周时的著作。”〔15〕（P153）文中引用了王国维指出的三处史料以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的两段原文，并有夹注说：“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在厦门草此文，甚快，欲质正静安先生，旋以校中发生风潮，生活不安而罢。今日重写，静安先生之墓已宿草矣，请益无由，思之悲叹。”
在《古史辨》第三册的自序中，顾先生曾说明“其编纂的次序，以性质属于破坏的居前，属于建设的居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在《古史辨》第三册为上编的第一篇，应当是“性质属于破坏”的一类。但是顾先生又说：“我们所以有破坏，正因求建设。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不是根本的歧异。”〔16〕（《顾序》）（P19）《〈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无疑正可谓这种“一事的两面”的最佳典型。顾先生的古籍辨伪有所谓“移置法”，就在刊载此文的《古史辨》第三册自序中，顾先生说：“许多伪材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15〕（《自序》）（P8）所说“移置”主要是通过挖掘其中的后世羼杂的部分而将这些经典“时代移后”，但是他对待《易经》的态度则是将这部书“移前”，上推到了西周的初叶。按照“东周以前无史”的标准，这是很特殊的。因此此文虽然做的是反题，结果却包含了积极肯定的一面。到1945年顾先生编写《当代中国史学》时，在最后部分用简短的篇幅说明古史辨派的成绩，其中便说此文有“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二种意义。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论及王亥时，引用了当时所见的10条甲骨文资料，但因当时对甲骨文“亥”字的释读没有疑问，所以只写出了释文，而没有摹出原来的字形。至建国以后，顾先生的研究仍在继续。在他经李学勤先生了解到甲骨文王亥的亥字有“亥”字上加“鸟”及加“鸟”加“爪”两种字形后，专门写有两条读书笔记，一条题名《甲骨文中之王亥》，另一条题为《〈山海经〉赖〈汲冢书〉而传》。〔5〕（P42、215）可见顾颉刚先生对先商王亥等史事的研究是贯穿一生的。与他对王国维《古史新证》的《附跋》相比较，前者借助王国维的研究论证了他的疑古辨伪理论，后者通过疑古辨伪而导致了建设先商古史的积极结果。
四、上古史的“真空”状态及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学术“分工”
在探讨顾颉刚先生与中国考古学的关系过程中，可以发现顾先生自觉地将治学领域定位在辨伪学、文献学的范围之内，且与考古学拉开距离，并不是由于他对考古学的隔膜，而正是出于他对于考古学的熟知以及对于其中一些关键因素的判断，这就是上古史的“茫昧无稽”。
上古史的茫昧无稽问题最初是由康有为提出的，顾颉刚先生在提出“层累说”之前，曾受到康有为的启发。顾先生说：“《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他的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极惬心厌理。”〔8〕（《自序》）（P26）又说：“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8〕（《自序》）（P43）
甲骨文的发现在当时就引起了学界的极大震动，特别是在王国维等人对于商代世系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史记·殷本纪》的信史地位重新得到了肯定。但是，由于甲骨文的断代是在商代后期，加之它所记录的历史内容有极大局限，所以欢欣之余，也有不少学者对甲骨文持保守态度，其中包括留德时的傅斯年。尤其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人们所见的最早文字，那么对于《史记·夏本纪》等一系列传世文献中所记录的商以前历史，特别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历史，如果要取得直接材料的印证就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设想，即使发现了夏代的文字，但是在夏代之前还有五帝、三皇，总之在传世文献所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中，必有一个最早期是没有文字可以印证的，而以现代科学观念重新印证历史，正是现代史学得以确立的必备前提。这样，在上古史的研究中，就似乎遇到了一种“真空”的状态。真空状态是无法描述的，像夏禹其人，无论认为其为信史还是否定他的真实存在，要想获得直接的文字证据都是不可能的。最受学界瞩目、包括顾颉刚先生也表示最为钦敬的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也只能坦承：在证明古史上“地下之材料仅有二种”。由此，顾颉刚先生便可以推论说：“禹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从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见的材料而论，他确是一个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8〕（《自序》）（P65）从逻辑上说，顾先生这段话完全正确。即使持夏禹是历史人物观点的学者，也不能否认在西周以至春秋的文献记载中夏禹具有超常的神性，而在此之前夏禹是否真实存在则完全不能判断。
对顾颉刚先生持批评意见的陆懋德，在评论至此时，是同样因面临“真空”而难置一辞的。陆懋德说：“禹之有无的问题，顾君就此点与其友人刘藜掞、胡堇人二君往返辨论，凡数万言，可谓极诙诡之能事矣。余独惜其至终未有结论，此皆因两方面所根据之材料均不出故纸堆中之旧文字故也。夫禹为历史前的人物，自不待言，而诸君所据以为辨论之材料，如《商颂》，《论语》，《说文》，又皆东周以后之纪载，岂能得其结果乎？”〔11〕（《评顾颉刚〈古史辨〉》）（P375）在论及王国维的研究时，陆懋德以与顾先生同样的理由对王国维给予批评，等于在支持顾先生，他说：“王静安君常举秦公敦，齐侯镈钟铭文中之禹字以证禹有其人。然秦敦齐钟皆东周作品，非能代表夏禹时代之器物也。”〔11〕（P377）类似的意见后至1941年《古史辨》第七册出版时仍被反复讨论着。如顾颉刚提出：“商代的文化，我们从殷墟遗物里窥见一个大略了。夏，我们从种种方面知道商以前确有这一个大国，但究竟是怎样状况，因为没有得到他们的遗物，已经‘茫昧无稽’。三王尚且如此，何况三王以前的五帝，更何况五帝以前的三皇！”（《古史辨》第七册中编《三皇考·自序》P45）杨宽也提出：“述三皇五帝虞夏之事者，无非战国秦汉时书；以战国秦汉之人而侈谈三皇五帝虞夏之事，可信乎？不可信乎？”〔17〕（《中国上古史导论》）（P73）
实际上古史的真空状态不只是商代以前存在，在顾颉刚先生后来对春秋战国秦汉文献的研究中可以明显地发现，还有三处“真空”状态存在着。（一）关于先秦“成书”问题的真空：在历史传说中，儒家的五经以及部分子书的来源很早，但是无论它们早于何时，基本上都经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重新删订。在大规模的删订之后，这些历史文献原本是什么样子，完全不得而知。既可以认为它们保留着原貌，也可以认为经过了重新的改写。（二）关于汉初“隶定”问题的真空：现在人们所见先秦文献，从文字上说几乎全部都由汉初的“隶定”传写而来。那么在汉初“隶定”之前，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如何完全不得而知。（三）关于东汉“缮写中秘”问题的真空：古代文献经过“挟书令”与“时书不布”的阶段，到东汉后期才将中秘图书全部整理，缮写成为定本。顾先生曾说：“因为东汉学者是第一批整理中国历史资料的人，凡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和先秦各家学说的人们一定要先从汉人的基础上着手。”〔3〕（《序》）（P1）那么在东汉整理中秘图书之前，这些文献的原始面貌如何也已完全不得而知。
在对待古史的“真空”问题上，学者的做法各有不同。譬如王国维的做法是以商史推论夏史，顾先生的做法是“打碎乌盆问到底”的怀疑，傅斯年的做法则是阙疑。无论做法如何，总之毕竟主要由于顾先生的探讨，而使古史的“真空”问题突显出来，成为学界有待突破的“瓶颈”，这一点确是他的一大贡献。
从1924年1月到1926年10月，傅斯年在德国留学及在回国途中，写给顾先生一封长信，主要是评论顾先生的研究，顾先生将信分为几个部分，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后收入《古史辨》第二册。傅斯年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评论。他首先是在宏观上对“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理论表示极为支持，称赞它是史学和考据学的“大小总汇”，是史学的“中央题目”，说：“科学上一个理论的价值，决于他所施作的度量深不深，所施作的范围广不广，此外更没有什么有形的标准。你这个古史论，是使我们对于周汉的物事一切改观的，是使汉学的问题件件在他的支配之下的，我们可以到处找到他的施作的地域来。”“你这一个题目，乃是一切经传子家的总钥匙，一部中国古代方术思想史的真线索，一个周汉思想的摄镜，一个古史学的新大成。”“这个层累地的观念大体成后，可以转去分析各个经传子家的成籍。如此，则所得的效果，是一部总括以前文籍分析而启后来实地工作的一部古史，又是一部最体要的民间思想流变史，又立一个为后来证订一切古籍的标准。”〔11〕（《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P297－300）同时在微观上，傅斯年提出在“层累说”有了“大体之结构”之后，要注意的史料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对顾颉刚先生提出了批评，说：“应该充量用尚存的材料，而若干材料阙的地方即让他阙着。”“找出证据来者可断其为有，不曾找出证据来者亦不能断其为无。”指出《孟子》中的古史本是“层累”中之一层，顾颉刚以《孟子》为依据“甚悖你辨古史的原则”。〔11〕（《评〈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P11）“其有不能解决之问题，‘及史之阙文’而已。”〔11〕（《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P141）
在研究方法上，傅斯年不赞同顾先生。但是在考古学的进展方面，傅斯年明显持保守态度，因而给予了顾先生以最重要的支持。如傅斯年说：“前见《晨报》上有李玄伯兄一文，谓古史之定夺要待后来之掘地。诚然掘地是最要事，但这不是和你的古史论一个问题。掘地自然可以掘出些史前的物事，商周的物事，但这只是中国初期文化史。若关于文籍的发觉，恐怕不能很多。（殷墟是商社，故有如许文书的发现，这等事例岂是可以常希望的。）……岂特这样，你这古史论无待于后来的掘地，而后来的掘地却有待于你这古史论。”〔11〕（《谈两件〈努力周报〉上的物事》）（P297）这无疑更加增强了顾先生专守于古书辨伪一途的决心。
当时学术界对于中国考古学的保守态度，还可由1929年Arthur W.Hummel在《美国史学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的文章《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What Chinese Historic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见出一斑，该文曾在1928年12月的美国史学联合会上宣读。文中在论及中国考古学时说道：“偶然的发掘，并且很带商业性质的发掘，二千年来就已进行。不过那从地下发掘起来的骨上所刻的文字，现在可以了解的还是很少。若非这些文字将来可以完全了解，并且可以很明确地断定它们发生于什么文化的中心，就算在它们求得什么结论也是徒然。”（据王师韫译文，原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29年10月第101期，收入《古史辨》第二册）〔11〕（注三）（P454）
然而不久，顾先生和傅斯年的关系很快恶化。与此同时，胡适的思想开始转变，胡、顾关系也出现危机。1926年8月，顾先生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担任国学研究院教授。1927年，担任广州中山大学史学系教授。1928年，与傅斯年一起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久退出。1929年，担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员及历史学系教授。（据《顾颉刚评传·顾颉刚学术行年简表》〔17〕）傅斯年与顾先生是同学，二人共同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但却屡起分歧，导致关系破裂。（见《我的父亲顾颉刚》《向往北京》一节〔18〕（P125－130））其后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多年，长期从事殷墟遗址发掘，顾先生则专心在北京研究上古史。顾先生明显倾向于“破坏”与“建设”分开，辨伪学与考古学分开，傅、顾关系破裂再次成为不可忽视的动因。
1929年顾先生离开中山大学时，在上海见到胡适，胡适对他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8〕（《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P13）胡适转变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在1928年写《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时，说到“现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们向故纸堆里钻，这是最可悲叹的现状。我们希望他们及早回头，多学一点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技术，那条路是活路，这条故纸的路是死路”。顾颉刚先生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何定生对此不满，同时对顾先生表示极为推崇，汇集有关文章编成《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一书，由朴社出版后引起大哗，顾先生“见之大骇。恐小人藉此挑拨，或造谣言，即请朴社停止发行，且函告适之先生，请其勿疑及我。”当日即致信胡适，解释说：“他不该题这书名，使得旁人疑我们二人有分裂的趋势，而又在朴社出版，使人疑我有意向先生宣战。”〔18〕（P137）因此，有学者研究认为，在1929年9月，曾有“何著《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导致胡、顾关系危机”的背景。〔19〕（P130－141）
在这篇《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胡适说“故纸的路是死路”，是在正面倡导科学实验的情况下提出的。在这句颇存争议的话前面胡适有一段重要的话，重申了他用考古材料拉长古史的观点，他说：“几千年的古史传说禁不起三两个学者的批评指摘。然而河南发现了一地的龟甲兽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历史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之上。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万年。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了。”由今日的学术知识水准而言，胡适此语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
胡、顾关系的恶化，同样刺激着顾先生在辨伪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提出了辨伪学与考古学的分工问题。在1930年8月出版的《古史辨》第二册《自序》中，顾先生说：“我以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了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我不参加这个工作决不会使这个工作有所损失。至于辨伪方面，还没有许多人参加，头脑陈腐的人又正在施展他们的压力，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了建设的成就。”〔11〕（P4）……“书本上的材料诚然不足建设真实的古史，但伪古史的发展十之八九在已有了书本之后。用了书本上的话来考定尧舜禹的实有其人与否固然感觉材料的不够用，但若要考明尧舜禹的故事在战国秦汉间的发展的情状，书本上的材料还算得直接的材料，惟一的材料呢。我们先把书籍上的材料考明，徐待考古学上的发见，这不是应当有的事情吗？……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豫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既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那么，希望在考古学上证明古史的人怎么办呢？难道可以永远‘存而不论’吗？”〔11〕（P5）……“所有我的工作，在消极方面说，是希望替考古学家做扫除的工作，使得他们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在积极方面说，是希望替文籍考订学家恢复许多旧产业，替民俗学家闢出许多新园地。”〔11〕（P7）
很显然，在顾颉刚先生看来，辨伪学和考古学是非常不同的两个领域。考古学的研究是有局限的，在某些方面，例如三皇五帝的事迹，考古学就永远不可能找出证据。而辨伪学的研究是可以独立开展的，在某些方面，例如尧舜禹的事迹，辨伪学可以拿出唯一的证据。辨伪学是基础，而考古学是第二位的；辨伪学可以“无待于”考古学，而考古学却一定要“有待于”辨伪学；要先有辨伪学的成就，然后考古学才能获得成就。
参考文献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 (上册) [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2〕王煦华.试论顾颉刚的疑古辨伪思想[J].中国哲学（第十七辑）[C].长沙：岳麓书社，1996.
〔3〕王煦华.《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导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北京：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7〕知原.面向大地的求索——20世纪的中国考古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8〕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屈万里.中国传统古史说之破坏和古代信史的重建[C].第三届亚洲历史学家会议论文集.
〔10〕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修订本）[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11〕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2〕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3〕王国维.王国维全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李学勤.疑古思潮与重构古史[J].中国文化研究，1999（1）.
〔15〕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6〕罗根泽.古史辨（第四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7〕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18〕顾潮. 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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